何谓客家

七、理论与方法：客家研究的反思

叙述完客家的历史，还有必要对客家研究的方法做些反思。

早期的客家研究普遍缺乏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大量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正在改变这种状况。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法的导入，为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在客家史研究方面，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故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粱肇庭博士将族群理论导入客家研究，用施雅坚的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客家的形成、迁徙和族群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族群理论于客家研究是有用的工具，1997年笔者写作《试论“客家”》 时，已经运用，如果当时能读到梁先生的论著，相信会做得更好一些。

但用区域经济周期来解释客家的迁徙、形成和族群关系，就值得商榷了。梁先生试图为客家的迁徙、形成、发展作出理论解释，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必须能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一段时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在中国大陆的学界被滥用，许多历史现象甚至历史事件都被简单化地与经济基础挂起钩来，用经济原因来加以解释。梁先生的问题大约与之相仿。

在研究中，尽管他意识到了移民运动的复杂性，“移民流动可以有很多原因，不单是和经济周期有关，也不限于个别地区” ；也意识到了他所探索的只是客家流动的一个模式：“我只是要说明客家流动的一个模式，就是从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这和核心的经济有关。” 但仍然坚持根据其中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模式作出全面的结论：

“我认为客家的移民、客家集团与别的汉人的矛盾，种族集团自觉的出现，可以用有关地区的发展周期来解释。”

客家的移民运动，决定于经济周期：

“这里有两个重要方面。(1)成为客家的老家的闽粤赣边区是由三个巨区(即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外缘组成的，(2)伴随着地区性的商业繁荣和衰落，出现人口流动。这是一种核心和边缘的相互作用，核心的经济发展吸引外缘的移民寻找新的机会，经济萧条造成相反方向的移动。”

客家的形成决定于经济周期：

“成为客家的老家的闽粤赣边区是由3个巨区(即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外缘组成的…… 在13、14两个世纪中，发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这三个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萧条。我认为，这就是客家的酝酿期。在这段期间，他们演化了自己共有的特点，如果此时核心的经济是繁荣的，他们就有可能向下移动，在未形成自已的文化、社会特点以前就被同化。但不是如此，经过二百年的独立，孤立在山区，没有下山往核心移动的可能，便演化成有文化社会特点的集团。但不是如此，经过二百年的独立，孤立在山区，没有下山往核心移动的可能，便演化成有文化社会特点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某个时候，因经济核心的繁荣，他们便下山顺河流向核心移动。在同别的汉人接触，并在经济社会、政治上发生竞争时，自觉感便发生了。”

土客的关系，也决定于经济周期：

“由于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由于本地人需要客家的劳力，种族集团之间的紧张状态在18世纪没有发展为公开对抗。但到了19世纪，岭南开始衰落之时，种族集团的械斗又爆发了，首先是东莞和博罗，规模较小，后来就在广州以西的县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客土械斗。” 

怎么看梁先生的这些论断呢？

1.客家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农业族群，多数在中国南方丘陵小水源地区从事水稻种植。自然经济中的农户，自给自足程度很高而消费力很低。需要仰给于市场的，往往只有盐和铁，而这两种商品，又是官营的，它的供给，与区域经济周期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这种族群，对外围经济周期的敏感度非常低。用大区域的经济周期解释他们的活动，必须非常谨慎。

2.农业族群的最大特点是安土重迁，迁徙往往是出于无奈，例如战乱，或者人口太多，生存空间不足。留在一地，是因为此处的空间还能够提供生存的需要；迁出去是因为彼处有空间可以拓展生存。因此，以周边经济中心的萧条来断定聚集与三边地区的客家先人不能外迁，并以之解释客家的成形，失之迂阔，不足为训。

3.对于农业族群，大规模的移民只在以下几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发生：

一是迁出地人口众多，生存空间不足；

二是迁入地有生存空间，可以拓展；

三是在传统时代的户籍管理之下，移民的迁徙还需要官方的支持。

这几个条件在地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都不可能具备。

4.在当时的经济分工水平下，经济繁荣年代的核心区恰恰也是生存空间比较紧张的地区，不具备大的空间来容纳大批移民，如果不同族群的移民零散进入，则很容易被融化，恰恰不可能酝酿引起族群水平的对抗。

5.事实上，岭南历史上的族群迁移和对抗也很难跟经济周期挂上钩！

1682－1696是康熙21年至康熙35年，第二次客家向广州核心的移民，绝不是因为岭南的经济周期上升，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招垦军田），因为迁海腾开了生存空间——从某种角度说，是经济衰败的结果；而康熙雍正时广州府西片地区的客家移民是因为安置矿工保持治安和政府财政的需要。这些地区的移民进入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而非繁荣的结果。

清咸同年间粤中西路发生“土客械斗”的原因根本与区域经济周期无关，而与“洪兵”之乱和官府的利用有关！而土客的对抗是地区经济衰败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之前没有公开对抗也与经济繁荣无关，而是因为客家出来，人数尚少，尚未需要、也无力抗衡土著，争夺生存空间。

客观的说：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家成因，失之简单、迂阔；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家迁徙，不符事实；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土对抗，过于牵强。

因此，对于客家史，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这也是本文的方法。

                                                                        201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