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客家

五、文化与渊源：客家形成于粤东、粤北，主要来源于闽西?

说“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相当笼统。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南宋末以前粤北、赣南已使用客方言。相反，这一地区处于交通要道，人口一直不甚稳定，不太具备语言整合所需要的环境封闭和人口稳定性两大要素。而粤东地区宋元之交也曾有过很大的人口耗减。相比之下，闽西作为“客方言群”至少是核心群的孕育地，条件更为具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个地区的具体情况：?

粤东片，南宋以前地旷人稀，有史为证。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

……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其于梅州引图经有云：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的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环宇记》载梅州户主1210，客367；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户主5824，客6548，则是宋初至元丰，不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由上面记载，可知宋初以后，梅州人口一度增长。但到了宋元之交，梅州经历兵乱，人口耗减甚巨，今梅县居民大都是后来从福建迁入的：?

《光绪嘉应州志》卷32：“……元世祖时，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从者极众，至兵败后，所余遗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

待到明初，《乾隆嘉应州志》卷三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人户一千七百八十六户，人口六千九百八十九口。”几乎回到北宋初期的状态。又如兴宁，据县志记载，明初时人口寥寥。可见“地为之墟”乃不争之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自元末到明中叶，汀、赣地区(主要是汀州)大批向粤东移民，填补空白。今日粤东客家族姓多数是这一时期由闽西迁入的，由《客家姓氏渊源》一、二集所载族谱统计，约占70%——80%。?

其次说到赣南、粤北，这两个地方经历宋元之惨劫，情况较粤东更为严重。文天祥及其领导下的抗元势力，在这一带与元军反复争战，时间长达七年，居民走避一空，南雄珠玑巷以下交通道两侧，几乎成为地人区。目前已查明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有141姓族谱记载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时间大多在咸淳末。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高峰期移民日以万计 。由此可见宋末粤北人口减耗之大。值得指出的是，宋末赣南粤北向粤中的大规模移民并未在粤中地区留下客方言岛，而且移民后裔的风俗习惯与客家人绝不相同，直至清末民初，甚至不相通婚。即此一端，就足以令人怀疑南宋以前赣南、粤北是“客家地区”，的提法。?

不独南雄，当时的整个粤北都如此。例如英德，《广东通志》卷93引《英德县志》说：

“明初地无居人，至成化年间，居民皆自闽之上杭来立籍，间有江右入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

现在粤北地区各县只有极少部分是南宋以前的“老客”，其语言与后来的“新客”有极大差别，不能交接，人口十之七八是明初至明中叶由闽西迁入的，另有一部分是明末以后由粤东迁入的。笔者在南雄、始兴、曲江、翁源的调查发现，当地客家民间口传和多数族姓的家谱都记载其先人明代来自福建上杭的“瓦子街”。

关于赣南，罗勇先生有《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 一文，引列如下：

……明前期以往，赣南居民的迁入是零散的，其居住住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

据他估算：

“现今赣、闽、粤入迁客民后裔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是：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70-9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约占50-70%。”

由之可知宋元战乱之后，这一带的人口耗减情况，其“地广人稀”达到何种程度!?宋元之交的战祸，使粤东、粤北，赣南人口大量耗减，同时也就为蛰伏于闽西山区，受害较轻，经过多年生息繁衍，已经面临人多地少，急需向外发展的“客方言群”腾出了移民空间。根据有关史料，福建人口，宋初有46万户，到南宋已大160万户，约5、6百万人；汀州地区两宋时人口急剧膨胀，到南宋宝佑年间已达223432户。 入元以后，事变扰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到处流亡。当这些人走出闽西，在粤东、粤北开始拓荒创业之时，“客家”开始形成!?

必须指出，“客方言群”在闽西并不叫“客”，“客家”这个称呼是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规模移民时取得的。此时他们才是“客”，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客家”对于他们才适用，这个称呼才可能为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共同认可。

元代有严格的里社制度，限制了移民规模。元末明初至明成化前这段时间，是闽西向粤东、粤北移民的高峰期，中间还有官府招徕的作用，如洪武间南雄官员招俫客户、正统年间韶州同知许客户占籍等等。说“客家”形成于此时，有可靠的历史证据：

琼州府（今海南省海口市）天宁寺原存有明代麻江型铜鼓，上有铭文：

“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府番禺客人李福通铸造。”

铭文中铜鼓的制造者李福通自称“客人”，成化12年为1476年，此时明朝建国108年，可见明前期广州府已经存在这种称谓，而且“客人”自己也接受、认同这个族群身份标签。这种自称，可以看作“客家”成形的标志。

明嘉靖27年（1584）《香山县志》[风俗]记：

其调十里而殊，故有客话，有东话。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

此则材料可以为李福通铜鼓铭文旁证。

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则有：

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同，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此则记载可并为以上两则材料注脚。

而其中“客家”这个称谓，据有关方志记载，出现于明朝隆庆年间的惠州府。

《永安县志》次志卷1《地理五•风俗》记:

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

永安即今紫金县，建县于明隆庆3年。《永安县志》次志作于康熙26年，其“客家”的外延，已将来自江、闽、潮、惠的移民包囊在内。但同时建县的长宁县，却留下了“客家”来自福建的记载。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

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

长宁即今新丰县，与永安同时建县。《长宁县志》虽然作于清初，但记载的口传材料不能忽视。有学者据此认为“客家”是移民从闽西带过来的名字，理由是来自江右的没有被称为“客家”。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理解：过去人们的自觉单位是“江”，客家人是“外江人”，所以被称为“客家”，而来自东江水源头的江右人却是同一条江的自己人，故此分别。

说“客家”的主要来源在闽西，除了现在广东客家多数来源于闽西并认同闽西之外，还有人类学调查的确凿证据。田野作业发现：有一个由闽西向粤东、粤北、赣南和其他客地的文化传播过程。?

为了有说服力，我们选取民间文化层面作对象，因为这个层面的文化传播可排除政治推广的因素而纯然地伴随民间的人口迁徙过程。?

佛教方面：现在三边地区普遍存在的定光、伏虎崇拜来源于闽西。?

道教方面：天妃崇拜源自闽省是大家所熟知的。近年的田野作业表明，盛行于三边客地的闾山派来自闽西。赣南、粤北、粤东同有闾山派陈、林、李三奶夫人及其属下五伤五郎的故事流传及道派信仰。笔者在粤北乐昌老坪石和九峰等地发现道教师爷佬神图都有三奶夫人及五伤五郎的神像。其经书明确记载着“福州古田县陈、林、李三奶夫人。”根据福建方面的资料，以陈靖姑为首的三奶夫的祖庙在古田临水。除此之外，源于上杭的三仙公爹崇拜，也习见于粤东、粤北……     一些个案表明，从民间宗教入手不但可以上溯到闽省，还可以寻源到江浙：?

粤北地区发现的“五谷”，其底层为女性农业神“禾花小姊”，与闽西为同一形态；始兴隘子白马庙之“白马三圣”，原型是闽中古老的“白马三郎”祖先神；该地高桥庙、河溪庙的“太保公”源自上杭盛行的“太保公王”，而上杭白砂的“太保公王”及其赛猪会，又源自江浙民间。?

民间宗教的分布研究及人口迁徙研究比较结果显示：二者由闽西向外扩散的过程是一致的。由于来自闽西，客家人对故居有着深深的眷恋，表现为著名的石壁情结：大部分粤东客家人的族谱都记载着祖先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村”，并且通过口耳相传遗留给下一代人。这令人想起中原文化的一个十分古老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同一人群的墓葬，尸骨有同一头向。迟至战国，《楚辞》中亦有“狐死必首丘”的记载，说的是同样的习俗观念。粤北地区客家人多数认同上杭“瓦子街”，始兴，翁源一带的客家老人，将死亡叫做“转福建”——“无用嘞，爱转福建嘞！”灵魂的归宿，是宗教崇拜关心的最重要内容。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见到客家来自闽西的确凿证据。?

除了宗教方面以外，客家人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闽西找到原型，例如妇女不缠脚，除了操持家务外，还是田间的主要劳力；福建盛行母亲崇拜、女神崇拜，由之产生的客家特别重视祖婆墓葬的习俗观念等等。 这些方面的材料都显示着移民迁徙的轨迹。?

六、集结与认同：客家的壮大发展?

上文指出“客家”最早指原居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中迁居粤东、粤北者，换言之，“客家”最早与今日我们所称之“客方言群”外延并不一致，只是其中一部分。“客家”从出现，到今天成为“客方言群”的标志，有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漫长过程：?

1、粤东、粤北：客家的初步整合。?

农业时代的移民，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空间的占有过程。客家族群在粤东、粤北的形成，与这一过程有关。?

闽西移民元末至明中叶大规模进入粤东、粤北。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与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争夺。其争夺的主要对象首先是畲、瑶等少数民族。必须指出，汉人的所谓“主、客”关系是有民族界面的，从历史事实来看，一部汉人南迁史，从未承认过少数民族的“主”地位，而将他们排除在主客关系之外。对土著的少数民族，采取弱肉强食的态度，征服、剿灭、驱逐是常见的手段。所谓“融合”，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同化；同化不了者加以剿灭，剿灭不了者则以驱逐。宋代广东仍有的“八百瑶山”，大体上通过上述手段发展到今天所剩无几。封建时代的民族关系史，通常是血淋淋的，无须我们去美化。

——关于此点，有认为：“客家”之客不是主客之客，而是“畲客”、“山客”之客，这个称呼“客方言群”在闽西时已经拥有，所以到广东以后沿袭此名。 此说不符情理之处在于：如果真如其说“客”、“畲”一体，而“客家”又是被歧视的族称，那么客家人有什么道理接受和认同这样的侮辱性称呼？据笔者调查，广东英德的广府人有自称讲“蛇（畲？）声”；广东宝安观澜章阁村杨姓，族谱记载来自珠玑巷，讲本地土白话，也自称讲“蛇（畲？）话”，岂非也成了客家？事实上，南中国的三个汉族族群，包括广府、潮汕、客家都曾经鄙视“畲客”，在处于对立关系时，都曾把对方称为“畲”。“客”自“客”，“畲”自“畲”；“客家”称谓，不必牵混“畲”、“客”关系，是很显然的。

应当说，闽、粤、赣三边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从两宋开始就日趋严重，自两宋到清代前期，三边地区“事变”此起彼伏，无日无之，两宋间狄青、岳飞等名将都曾到这一地区“平乱”。特别南宋时期，三边地区更是动乱频仍。抗元斗争只是其中短时期的插曲，大量移民进入而引发的生存空间争夺是冲突主因。进入明代，当闽西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量移民之时，更激化了这一矛盾。移民的站稳脚跟，不仅靠自己家族的力量，更依赖作客同侪的群体功能，还仰仗官府的政治势力撑腰。斗争的结果，三边地区的畲、瑶力量基本被压制下去。一部分远遁，进入粤北深山，也有飘泊外省者，如浙江丽水的畲民即明中叶由广东北迁者。一部分归附，成为“新民”，由政府择地安插，融化于“客方言群”中，他们中的一些族姓后来通过修谱，编造了自己纯正汉族血统的“悠久历史”。今天有些学者抓住这些例子便认为客家中少数民族居多，实在是一种误会。更多的，在征剿中被“犁庭扫穴”杀戮干净。明中叶王阳明的“平瑶”，用血腥的手段达致了三边地区民族问题的一时解决，于客家的壮大有颇大的影响。有分学者以为，客家形成于此时，这种看法也许还可以商榷，但通过“平瑶”壮大了“客家”队伍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主客”关系不包括少数民族，因而“主”，更多地是指“先到”而成为“土著”的移民而言。

根据历史的记载，早至秦汉还有后来的晋代、唐初都有北方汉人迁入这一地区，但他们或者不久流徙他地，进入粤中或闽省的其他地区，如赵佗原驻龙川，后移番禺，义招营因流人徙去而废，陈元光入漳州为闽南系等等，留在三边地区的，因来自不同的方言区，也未必能形成“客方言群”。

唐末五代进入闽西的北方移民，经过两宋时代的补充和整合，形成了客方言核心群，在元末明初时期开始向广东北部和东北部大规模移民。由于后到，面对先在的广府人和闽南人，于是有了“客家”之名。其站稳脚跟，接着与地主们分庭抗礼，进而压倒或驱逐了原来的主户，这个发展过程，需要与主户、客户融合，也发生许多碰撞，于是留下不少“甥舅故事”，而在“甥舅故事”之外，正不知上演过多少全武行。外来的“客家”与根深柢固的主户斗争，一家一户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在共同身分、共同方言，共同来源，共同迁移历史，共同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客家”意识萌生了，一种基于需要而产生的群体认同，是一个族群成立的标志。可以说，只有到这时，才开始有所谓“客家”！

2、土客之争：客家的凝聚集结：?

客家的发展，在地旷人稀的粤东、粤北很快占据绝对优势，排除了畲、瑶之后，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山区毕竟空间有限，通过一段时间的繁衍以后，人满为患，不得不向外谋求发展。例如宋元之交，“地为之墟”的粤东，到了温仲和先生眼中就绝然两样：、

由今言之，嘉应之为州，山多而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行贾于四方，与《图经》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患无田之事哉?

但是，向外发展在此时又谈何容易。明末后，特别是清康熙以降，客家向粤中、粤西地区的发展，到清代咸同年间终于引起了震动朝野的“土客之争”——客家在粤东、粤北“反客为主”的历史在粤中西片地区没能重演，因为此时“客家人”面临的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与他们有一脉同源的南迁史、先他们直接进入粤中，粤西地区的北方移民后裔。例如，粤中地区的广府族姓，多为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他们自南宋末大规模南迁粤中，至明清时，已发展数百年，较之客家人，他们文化同样先进，根基更是深固，斗争起来，势力尤有过之。于是十数年间，大规模的冲突械斗，导致了数十万人的伤亡，双方两败俱伤，最后只好在政府的介入协调下另建赤溪县，让客家人避地而居，以保相安无事!?

这场大规模冲突，客观上对“客家族群”起了宏观凝聚与集结的作用。粤中西片地区的客家与粤中、粤东沿海地区的客家一脉同源，都来自以嘉应州为中心的地区，客家人联合起来，互相声援，甚至派人参战。 “客”与“主”的整体对立在宏观上第一次被如此清楚地表现出来，并且使波及地区的人面临无可避免同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归属选择之中。冲突的双方，有如此清楚的语言、历史和身份界面区别，正是这样的情景，使两个族群的特质一下子凸现出来，深入人心。如果说，正是有这一契机，才使客家族群最后得以成熟，哪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客家族群本身表现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取得与广府、潮汕族群鼎立的地位，也从此而始。?

3. 客家族群意识的建构和强化

应当说，明初“客方言群”的粤北、粤东移民获得和接受“客人”的标签，只是“客家”作为文化群体被识别出来，其族群意识还是很淡薄的。我们迄今没有发现清初以前有关客家族群意识的记述。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今所知，最早的是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徐旭曾的《丰湖杂记》。

自明中叶至清初，因生存环境所迫，在河源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边界械斗。这些争斗被地方史志及民间文书称为“土客斗案”。清乾嘉年间，博罗、东莞等县的土客之争有激化之势，徐旭曾当时主持丰湖书院，以师生答问的形式第一次对“客家”作出系统描述，指出分布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客人”，“本自中原”，“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在两宋末年随朝廷南迁，其文化、习俗、语言同于中原，是“忠义之后”。后来客家的族群想像基本上没有越出这个范围。

客家族群意识的强化自清末开始。20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生了黄节《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地理》（1920），广东省府建设厅《建设周报》（1930）等事件，谓客家人“非汉种”、“野蛮部落”、“不甚开化”。这种文化歧视引起客家精英的激烈反弹。导致了客家运动的兴起、客家组织的成立、客家研究论著的出版和客家学的兴起。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利用族谱奠定了客家“本自中原”血统和迁徙学说的基础，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后来的《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等书，完成了“五次大迁徙”说和客家族群想像的构建，标志客家学的诞生。大量的客家研究成果涌现，加上客籍人士的不断鼓吹，使客家的族群意识不断强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4.客家的壮大：客家与“客方言群”的合一?

应当指出，“客方言群”认同“客家”这个称呼是相当晚的事，“客家”的壮大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是客家本身的人口增殖和扩散。自明末开始，粤东客家又向赣南大规模移民，如今赣南的大部分还有粤北的一部分客家人都是此期迁入的。除了赣南外，清初开始，粤东、粤北客家向四川，向粤东、粤中和粤西沿海，向海外移民，进一步扩大了客家的分布。?

二是“客方言群”的认同。清中叶以后，客家人才辈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共双方都有不少客籍政要，在近、现代政坛上有重要影响；由于长期的注重文化教育，粤东客家在专业人才方面更是翁翁郁郁，蔚然成林，拥有盛名；梅州之成为“客都”，主要由于以上两个原因。

由于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现代许多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家成为第一个受到中外学者特殊关注的南方汉族族群。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在探索客家的历史与特性，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发表与宣传又反过来影响客家族群，使这些特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同时也使更多的“客方言群”人士认同客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更助长了这种认同势头。为客海外的老一辈“客方言群”人士怀有深沉的“恋根情结”，而他们的后代则需要一种文化归属的确认，反过来促进了大陆的客家族群认同。面临改革开放形势的不同地区的“客方言群”在这种自外而来的认同推动下，很快地认识到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文化以致经济价值，积极地响应了这种认同趋势。“客家”，在2000年前后已经被“客方言群”的上层社会认同。?

与此同时，各地“客方言群”对“客家”的民间认同，借助现代媒体的影响也在加速进行。20世纪90年代，讲客家话的闽西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李如龙1994)；赣南人讲客家话，但认为只有明清以后由闽西和粤东迁来者才是客家(谢庐明1997)；还有靠近赣南的南雄不少地方讲客家话或接近客家话的语言，但并不认同客家，明清以后迁入的客家人被称为“阿二古”，即次等人(张双庆1997)。进入21世纪，客家运动不断发展，除了三边地区的客家大本营不断推动之外，广西、四川以至河南等地也响应此一趋势，社会上层人士的鼓吹，客家学研究者的“扰动”，媒体的渲染，对民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加速了这一认同进程，使赣南、闽西的“客方言群”也接受了“客家”的身份标签。时至今日，“客方言群”对“客家”的认同在民间已渐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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