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廖氏族谱资料-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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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少将
廖明（1911-1988），江西省安福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队侦察员、中队长，红6军团18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湘鄂川黔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6军团16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6军团18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组织干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独立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第359旅717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团副政治委员，第359旅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4大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359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2军5师副政委。参加了中原突围和澄邰、荔北、扶□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直工部部长、直属政治部主任，伊犁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伊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5月15日因病逝世，终年77岁。

廖仲符少将
廖仲符（1913-2001），辽宁省铁岭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冀豫独立第2师参谋主任，129师冀鲁第1支队副支队长，青年抗日游击队第3团副团长，中共中央党校干部科秘书。1940年起，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龙江军区第3支队支队长，东北民主联军龙江军区警备第3旅旅长，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独立第9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42军155师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参谋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司令部工程兵处处长兼国防工程处处长，海南国防工程指挥部副主任，广州军区工程兵部主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4月1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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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成美少将
廖成美（1916-2001），福建省龙岩县人。1934年参加游击队。1935年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组织干事，龙岩游击队支队政治委员。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西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参加和指挥了南洋坝、马鞍山、新祠守、黄畲、溪口镇等数十次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2支队4团1营教导员，江北游击纵队新7团政治委员，找第2团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2师6旅18团政治委员。率部转战苏皖、淮南抗战前线，沉重打击日军，并积极投入对日伪进行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乌江镇、含山、和县、永康镇、定合、杨家祠堂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开辟和巩固了皖东、苏南、淮南和津浦铁路以西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6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34旅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0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津浦路阻击战和苏北敌后斗争，随后率部转战淮南、淮北，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第二炮兵基地司令员，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为我军高技术部队的组建和发展壮大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12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廖运周少将
廖运周（1903-1995），安徽省淮南市人。河南中州大学肄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南昌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5团参谋、连长，后受党派遣做兵运工作，任寿县学兵团教育副官。参加阜阳和正阳关武装暴动，任鲍刚师的连长、参谋，参加发动芜湖兵变，任抗日同盟军第2师9团团长，国民党军独立第46旅738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110师656团团长、第330旅旅长、第三者10师副师长、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二野战军14军42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5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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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步云少将
廖步云（1914-——）。福建省武平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2军第36师政治部宣传员，红1军团1师3团3连文书。参加中央苏区第叁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2师第4团连指导员、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3营连指导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40年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后任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西北考察团团员，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5团营政治教导员，清太徐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第1支队副支队长，第16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15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郴县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重庆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廖述云少将
廖述云（1915-1994），湖北省石首市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卫生部司药、总支书记、卫生队队长、所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司令部队列参谋、科长，第385旅8团参谋长，晋绥野战军独立2旅参谋长，西北野战军3纵旅参谋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到西南军区工兵纵队任副司令员。1952年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侧重抓正规化训练准备工作和实施工作。1953年，工程兵展开了以专业基础技术战术为主的正规训练，系统学习地雷、爆破、渡河、军用桥梁、军用道路、筑城、伪装知识和技能。1954年，工程兵按照工兵、舟桥、建筑专业进行编组，舟桥部队着重学习构筑门桥、浮桥渡场，架设低水桥、水面下桥；工兵部队侧重学习构筑指挥所、构筑和抢修道路、急造桥梁等。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1975年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主持训练工作。组织了全军工程兵伪装技术集训，1976年召开全军工程兵构筑野战指挥工事训练现场会，1978年和1979年，举办了两期全军工程兵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战役集训，1982年主持召开了全军工程兵开辟道路训练现场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9月6日因病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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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昌金少将
廖昌金（1906-1972），江西省上犹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家乡的农民暴动，任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1931年7月参加上犹游击队，任宣传员、班长。后编入湘赣苏区红军部队，任红8军23师副排长、排长，红6军团17师50团连长、16师48团副营长、营长、红6军团司令部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2团营长，第一支队司令部通讯参谋兼教导队队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2团参谋长，第1师3旅9团团长，抗大九分校参谋长，苏中军区独立团团长，浙西军分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1纵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苏南军区松江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黄桥、鲁南、莱芜、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公安总队总队长，兵役局局长，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2年10月31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66岁。

廖政国少将
廖政国（1913-1972），曾用名廖广庆、廖光清，河南省息县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团副连长、连长，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12师36团营政治教导员，军委补充团营长、副团长、代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卢沟桥抗战爆发后，1937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2营副营长、营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2路2支队支队长，新四军挺进纵队第1团参谋长，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4团团长，新四军第1师1旅2团团长，第1师教导1旅旅长，苏浙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夜袭上海虹桥机场，参加郭村、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1旅旅长，华东野战军师长，第3野战军20军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副军长。1952年回国后，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军长，1956年入文化速成学校学习，1957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任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70年5月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59岁。许世友当时仰天长叹：“好人为什么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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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冠贤少将
廖冠贤（1914-1983），江西省宁都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2军第35师103团连政治指导员，军委教导连政治委员，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政治委员，第386旅772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13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10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13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上党、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政治委员。同年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降兵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3年11月15日因病逝世，终年69岁。

廖海光少将
廖海光（1915-1993），湖南省酃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8军22师青年干事，红军学校湘赣4分校指导员，红6军团随营学校指导员，红2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第4师11团总支书记、团副政治委员，第6师17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在过雪山时冻掉了10个指甲。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3队指导员、抗大一分校大队政治委员。率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部分干部和学员进入胶东，任抗大胶东分校政治委员。抗战中期，任胶东军区16团政治委员，在一次战斗中指挥部队取得歼灭伪顽军1个团又8个连的胜利。后任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熟悉胶东部队，熟悉地方工作。为人坦诚、善良、热心，善于团结人，在部队有“廖菩萨”的美称。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5师政治委员。带队伍有着丰富的经验，5师成立后，先打了个胜仗，接着在营上、小李村作战失利，部队情绪不高，他认为，一个部队，只能要求它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常胜军是没有的。一个部队，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他和师长周志坚在平度县大朱毛地区构筑了营上、小李村守敌模拟工事，组织部队反复演练了一个月。训练结束，5师在齐家埠攻坚战中，全歼守敌一个团。1947年，胶东军区原来的5师、6师和警备3旅组建为华东野战军9纵，2月另由胶东军区特务团、滨北军分区独立1团和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编成新的5师，周志坚任师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8月成立华东野战军13纵，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成立24军时，任军政治委员。参加了潍县、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政治委员，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2月20日因病逝世，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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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鼎祥少将
廖鼎祥（1918-1995），江西省广昌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广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员，红5军团第9团连政治指导员，红31军直属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在红军长征的土城战斗，朱德、刘伯承指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与敌刘湘部血战，时任红5军团39团3营7连指导员红，第39团做为红5军团第一梯队，在刀壁山展开，3营为左翼。按照上级要求，把敌人放近来打。39团与敌郭勋祺的一个团打成拉锯式的消耗战，一度以大刀迎敌。在第3次反冲击中，7连连长牺牲，两小时后，新任连长又受重伤。廖鼎祥向上级吴克华请求派个连长来，吴克华说：“我手头没有连长储备了，你自己当吧。”“我不是那个料。”吴克华只好给他派了一个犯了错误被撤职的连长。廖鼎祥后来担任红31军直属政治处青年干事、股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特务营副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第19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独立5旅副旅长，第20兵团第68军202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副参谋长、炮兵副军长、志愿军炮兵副司令员。回国后，任炮兵副参谋长兼后勤部砍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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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廖姓当代将军生平简介】

廖锡龙上将
廖锡龙（1940-——），贵州省思南县人，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上将军衔。1940年6月出生于一个贫困山村。195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刻苦磨砺，参加军事比武屡摘桂冠，1979年出任陆军第11军31师团长，并与当年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廖锡龙所在部队从金平向封上发动进攻，3月3日攻克封土。在指挥战斗中，廖锡龙讲求“战斗效应”，做到了伤亡小、消耗少、战果大，受到军委表扬。1984年4月，升任师长的他率部收复者阴山，他在事前反复修订作战方案，实际发起进攻时又力排众议、灵活指挥部队，于4月13日以较小伤亡攻克者阴山，歼敌56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而且他本人被媒体评为当年“中国十大风云人物”之一。由于他表现突出的指挥才能，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任命他为抗越前线的军长。1995年，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1999年9月-2001年9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专业社会经济发展与管理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学习。2002年11月-2003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2003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廖文海少将
廖文海（1934.5.6-——），女，上海市人。1950年12月在成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任内科军医。1964年8月调入“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由主治军医先后提升为科室副主任、南楼临床部副主任。1983年12月被任命为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廖文海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父亲曾在上海一家商行供职，在廖文海5岁时去世。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回到父亲家乡四川成都，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起母女三人的生活，还坚持让廖文海和妹妹一起上学受教育。1950年，16岁的廖文海报名参军，军队把她和战友一起送进沈阳医科大学。廖文海深知军医职责是神圣的，她把全夕心血都用在工作上。对病人的爱和对事业的投入，使她很快冒尖，28岁就升任主治军医，36岁成为所在科副主任，她的勤勉认真是全院公认的，当时她的家在医院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但廖文海却经常顾不上回家，一次病房里，下予有七个病人，病情危重，日夜抢救，廖文海20天没进家门。廖文海升任副院长后，依然常年巡视在病房，仔细了解每个患者的情况。一位海军干部被确诊为林癌，送到总医院抢救。廖文海在细致观察之后产生了怀疑，她详细询问了病情，并仔细研究病人半尺多犀的病案，最后推翻了原诊断，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之后，病人康复出院。1989年，上级领导又把院长的重担交给了她。廖文海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人才是事业腾飞的翅膀”。在她的倡导下，医院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旧习，形成了人才竞争的局面。她支持专家们的建议，率先推出在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和破格晋升中实行公开答辨的形式，设插求贷。几年来，总医院有60多名才华出从的青年医学人才，通过公开答辨，获得破格晋升的机遇，在军内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劝廖文海不要大劳累了，廖文海说：“我这样工作换来 的是心情愉快，我想，一个人是不会为他在事业上付出多而叫苦的。”
1988年9月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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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渲（Prachai Leophairatana），

祖籍广东省潮阳司马铺，泰国石油化工工业公司（Thai P-etrochemical Industry Ltd，简称TPI）及TPI Polene公司的创办人。这两家公司的值达35亿美元，若计算家族控制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国泰金融证券公司及曼谷联合保险公司， 家族所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达38亿美元。

    廖氏家族已在泰国定居了4代。廖汉渲的祖父为廖增溢，父亲曾为廖锡奎，共育有4子2女，本人排行第二，是长子。家族事业旗舰鸿益成又以经营大米及布匹起家，其后进军纺织业及饲料业。 及至廖汉渲接管家业后，更进一步发展，进军石化业，终成为泰国最大的石化下游产品生产商。 目前泰石化集团正在泰东南的罗勇府兴建炼油厂以配合TPI向垂直整合方向迈进的部置， 既进军石化业的上游工序，也发展下游工业。这些计划完 成后，集团的资产将增至800亿铢，而营业额估计可达400亿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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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兄弟三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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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兄弟
    在安徽省凤台县的廖家湾，廖氏堂兄弟中出了三个国民党军的将级军官，他们是廖运泽、廖运周、廖运升。

廖运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曾为国民党军中将。在解放战争中，他积极支持并和廖运升共同策划了第二个一一○师在浙江义乌起义。

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解放后，廖运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运升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49年5月4日，率第二个一一○师在浙江义乌起义。

国民党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二师。中共在第二师中设有地下党组织，该组织受山西省汾阳地委的领导。担任副营长的廖运周，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廖运周遵照党对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进步军官中积极发展党员。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后，他奉命长期隐蔽，只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单线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运周迫切要求回到党内，党组织也十分理解廖运周的心情和愿望。1946年6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敌军工作部，派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靖任秋跟驻防河南新乡的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取得联系，计划一一○师在豫北举行起义。1946年底，一一○师成立了起义工作组，但蒋介石突然命令一一○师所在的第八十五军全部开赴山东，起义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在廖运周率部起义、部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师后，廖运泽、廖运升即派亲信人员前去同廖运周联系，请共产党派人到暂编第一师协助起义。廖运周立刻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陈赓和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叫廖运周马上写回信，“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并派第四十二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杨振海携信前往暂编第一师，传达陈赓欢迎他们起义的口信。所以，廖运泽在离职时，一再要求廖运升掌握好部队，起义的决心不可动摇。不久，暂编第一师改编为一一○师，奉汤恩伯的命令开往浙江归建制于第八十五军。一路上，起义的工作在杨振海的指导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作为在军统混了十几年的老牌特务，刘惠生面对败局已定的战争形势，内心十分矛盾。他跟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好朋友张公侠谈了自己的处境。张公侠立即向中共华东局芜湖工作组组长方向明汇报了情况，方向明要张公侠做刘惠生的工作，要求刘惠生通过和廖氏兄弟的关系，促使廖部尽快起义。并且表示，只要刘惠生能弃暗投明，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可立功受奖。于是，刘惠生便把保密局的密电拿给廖氏兄弟看，证明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再跟蒋介石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双方这么一沟通，对举行起义简直就是不谋而合了。

1949年5月2日早上，一一○师开抵浙江义乌。司令部机关刚刚安顿完毕，第八十五军高参李英伯即带一个连的部队，押着一列火车来到义乌火车站。李英伯向廖运升宣读军长吴求剑的命令，要一一○师的全部军官家属，立刻集中乘火车转移到后方。

廖运升知道，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人质战术”。他以需做准备为由，坚持不肯叫家属马上上车。吴求剑亲自打电话催促了几次，都被廖运升顶住了。僵持到下午，第九兵团司令李延年从金华发来电报，命令一一○师迅速开往金华。廖运升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一去金华即处在各路敌军的包围之中，若不执行命令就必须在义乌就地举行起义。

5月3日天一亮，已闻到起义气息的国民党军派出飞机在义乌城的上空盘旋。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第八十五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就驻扎在金华，在东阳、诸暨两地也有敌人的两个师，另外还有一个师尾随一一○师，一一○师若久留义乌极不安全。廖运升和杨振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部队开往义乌西北方向的黄宅山区。他们在共产党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连夜向黄宅开拔。

5月4日凌晨，部队开到了黄宅，在黄宅召开了全师官兵大会。廖运升宣布：“我们决定起义了，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光明的大道！”杨振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他们起义。会后，一一○师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

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师占领了义乌城。5月12日，一一○师开回义乌接受改编，三个团被分别编入解放军第十二军的三个师，一一○师直属部队也编入了第十二军的直属部队。

一一○师举行起义时，因时间是临时决定的，一时来不及通知在广州的廖运泽。5月5日，广州各报同时刊登了《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的新闻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着即缉拿归案”的通缉令。廖运泽在振奋之中立即潜往香港，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为党做统战工作。1952年，周恩来电召廖运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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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宝珊 手创廖创兴银行
　　廖宝珊没读几年书，却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商人。38岁到香港，短短几年，炒金炒得盘满钵满。然后又办起廖创兴银行，只为老乡做生意方便，由于经营有为，廖银逐渐兴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挤提风潮袭来，廖银虽最终勉强保住，无奈廖氏却成了牺牲品。
　　
　　四十创业
　　
　　中资银行在香港已有80多年历史。1917年，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950年归新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1983年正式建立的中银集团，统一领导港澳地区
　　 14家中资银行。
　　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到1964年之间。华资银行虽资本较小，但分支行数量较多，在香港华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华资银行在1965年以后逐步走向衰落。到1988年底，在香港注册的华资银行还有27家，其中被港府全面接管的有2家，被外资大银行及其他机构收购参股、控股的多达20家。
　　潮汕藉商人廖宝珊于1948年开办的廖创兴储蓄银行， (于1955年改为廖创兴银行)也名列上述20家华资银行中。与廖氏家族共同参股并占25％廖银股权的是日本三菱银行。
　　廖创兴银行是第一间潮汕籍商人在香港个人独资办的银行。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是如何由独资发展到合股的呢?
　　 1903年，廖宝珊出生于广东潮阳一个农户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941年，38岁的廖宝珊携妻儿来到香港，在—间油庄做伙计。
　　潮汕人素来勤劳，由于生活所迫，凭借临海之便，潮汕人漂泊异地他乡，自近代以来，不计其数。在这些移民中，成功者有之，但更大多数人仍是平平常常地为着生计奔波操劳，早期的潮汕移民最大的特点是多以从事体力活、小商小贩为主。他们埋头做工，不忘积极进取，有发展机会便抓住不放。
　　廖宝珊从小没读几年书，加之其母乃是廖家的小妾，身份的低微使得廖宝珊性格内向，但却相当坚毅，不达目标不罢休。
　　 1941年，香港沦陷，油庄老板躲避战火逃到澳门，廖宝珊失业了。看着一家人愁眉不展，廖宝珊找到几位同乡，开始商量做点生意。
　　此时日本人统治香港，日常供应物资紧张，廖宝珊回到内地，将一些日常用品、生活用品偷偷运到香港，从中赚取利润。
　　由于处事谨慎，判断准确，廖宝珊很快赚了一笔钱，他立即盘下一个店铺，作为经营点，同时开始做布匹生意。
　　廖宝珊做生意算是半道出家，但他除了能吃苦外，还非常勤奋，身上带有记事簿，随时记下点滴想法。不仅如此，家中也到处都挂有小本，以供记录。廖氏这—做法，多年如一日，所以积累甚多，常常会有高招妙棋产生。
　　比如报纸电台刚一报道日本投降、香港收复，敏锐的廖宝珊立即意识到香港的房产业发展在即，房价、地价将会—路飚升。
　　廖宝珊捷足先登，买地建楼再卖楼，几个来回，就令廖氏笑逐颜开，地产这棵摇钱树为廖氏带来滚滚财源。
　　炒了地，廖宝珊还看好炒金。40年代中期，内地战火四起，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巨大的军费开支，大量发行金银券，并禁止民间私藏金银。一时间，民间的金银交易异常活跃，香港则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金银市场。
　　廖宝珊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时机，买进卖出，都是大手笔，不久就成为炒金大赢家，赚了个盘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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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银开业
　　
　　早在40年代中期，廖宝珊就认识了东亚银行的创始人简东浦，两人交往甚密。后来廖宝珊起念办银行不能不说与简东浦有关。
　　简东浦作为朋友曾就廖宝珊的咨询给过忠告。廖宝珊不是冲动的人，他有自己办银行的理由，首先是眼前自己的生意红火，办了自家银行，放进拿出皆是自己的，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再者，在港的潮人同乡甚多，如有一间专为他们而开的银行，岂不是既方便同乡又有相对稳定的储户?
　　 1947年，廖宝珊开了一间廖创兴银行，一年之后，便在中环永乐街挂牌——廖创兴储蓄银行。银行服务对象明确，专为升斗小民提供高息服务。
　　廖宝珊确实有过人的经商天赋。他分析形势：通常情况下，银行是靠贷款来盈利的，也就是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如果有大宗储户存钱，又有巨额贷款客户，自然是再好不过；然而，如果银行存款数有限，那么贷款过多也会造成困难。相对来说，大宗存钱的多半是生意人和企业。那些升斗小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存钱的数目虽小，却是真正的存钱，压根就是吃利息。
　　廖宝珊穷苦人家出身，他了解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廖创兴储蓄银行在创办初期便借宣传媒体，大肆宣传“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吸引大批普通市民存钱。同时，廖宝珊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并首创“高息”。
　　所谓“高息小额存款”，是指只要百元港币便可开户，存款数量越小，利息越高，在100—1 000元这个档次的，月息高达6厘。
　　廖宝珊此招一出，即在平民百姓中掀起轩然大波。那些家庭主妇、低收人家庭、女佣、工人趋之若鹜，一时间廖银门前人气急升。
　　除了市民，潮汕老乡更是纷纷前来帮衬，廖宝珊坐在永乐街的办公室里，看着哗哗进账的银子心花怒放。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廖宝珊的“家底”由此奠定了基础。
　　稳步发展到1955年，廖创兴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实收资本400万港元。廖宝珊成为舆论追逐的“鼎新革故”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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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西环
　　
　　 1842年2月，香港开始修建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英国正式占领香港岛。
　　香港开埠几年后，以皇后大道中和德辅道中自然形成所谓中环的商业中心区，中环成为黄金地段，老大洋行怡和所拥有的最大地产公司置地公司坐拥中环的主要商厦，成为中区的地头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进入长足发展阶段，人口急剧增加，中区日渐饱和，商业区逐渐东移，带动了东区的湾仔、铜锣湾的兴旺，而盘踞东区的利氏世家，一时成为东区的象征。
　　惟独西区即西环一带，历年来一直是下层人居住的地方，聚集着木棚户、货仓，被香港人视为脏乱差的落后区。
　　廖宝珊在廖银大获成功，并且炒地炒金日进千金时，不为眼前利益所惑，一反常人的视角，看中了西区未来发展的前景。
　　商场成功者大多有相似的经验，其中有一条至为重要，即先知先觉的商业敏感。倘若始终跟着别人的脚印走，哪就怎么也走不出别人的身影，弄不好商海翻船还不知遭遇了哪股风。
　　廖宝珊独具慧眼，难怪日后权威人士惊叹廖氏出手不凡。舆论界刚刚欣赏完廖氏的银行家风采，又赞其是港岛西区的“先行者”，是“眼光敏锐的潮籍大企业家”，“高瞻远瞩”，“益己利民”。
　　也有记者问廖宝珊的经商秘诀，廖氏一脸认真地说：“经商没有什么秘诀，我只知勤劳苦作。”
　　廖氏不肯公开秘诀，但不等于他没有。要知道1955年在他已将廖氏创业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时，未来的华人首富李嘉诚还在生产塑胶花，尚未崭
　　露头角。
　　但廖氏的作风是稳健的，稳健中有开拓，冒险里有谨慎，看中西区便是如此。
　　 50年代后期，廖宝珊大刀阔斧，将位于西环的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货仓以及昆仑电器厂厂房统统买下，夷为平地，一口气建成18座高楼。令廖氏得意的是，所有楼宇均被抢购一空，此时正碰上香港房荒。
　　尝到了发展西区的甜头，廖宝珊的第二次大动作是将均金、均利、祥发、永发、泗合、成昌等货仓再次魔术般变成了一大片高楼大厦。
　　廖氏的推波助澜加快了西区的建设，马路在扩建，商铺在开张，人气在上升，巴士线路在延伸，投资者接踵而来，物业的价格也飞速上涨。
　　这一切都在廖氏的头脑里，他早在几年前就看到了。
　　说廖氏是西区的地头龙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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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测风云
　　
　　买地建楼，廖宝珊感到物业是一个企业实力最好的说明。为了使廖银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可靠，廖宝珊亲自选址，在德埔道西动工兴建10层高的廖创兴大厦，并将银行迁入大厦首层。
　　廖银在市民中的信誉果然大增，储户络绎不绝。
　　为了更好地服务储户，廖宝珊再改革银行，推出每日午间及节假日照常营业的措施，深得储户好感。
　　时间到了1961年6月，在廖宝珊主持下的廖银一切正常。然而，直至十几天之后的一场香港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发生的一刻，廖氏却浑然不觉。这一次，廖氏在劫难逃。
　　 6月14日，星期三，一大早像往常一样，廖银准点开门营业，不曾想呼啦涌进一大批提款储户，这些储户多是市井百姓，大呼小叫，惊乍乍，说是廖宝珊已将银行钱提光，而且人也已逃离香港。传言如风一般迅速刮向港岛每个角落，这些小户人家的女佣、工人、职员等等都视钱如命，一听银行已掏空，岂有不拚命取回钱的?
　　一时间，营业厅里乱成一团，银行职员们更是招架不住，使出浑身解数想安抚情绪激动的储户，但哪里管用。
　　第一天好不容易过去了。第二天，更大的挤提风潮向廖银席卷而来，廖创兴中环德辅道西总行、湾仔轩尼诗道分行、九龙弥敦道分行、旺角分行、太子道分行、深水涉分行，所有的分行门前都挤满了人。
　　廖宝珊自听说有人挤提存款开始，便血脉贲张，他来不及细想这场风波是如何掀起的，只想着尽快平息风波。他向其他银行求救，但均遭拒绝，廖宝珊绝望而归。
　　孤立无援、独自面对挤提风潮的廖宝珊确实感到了商场如战场，平日的朋友此时都为了自身利益，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借口推脱。那么，廖宝珊到底为何会落人挤提漩涡的呢?
　　原来，在6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还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没有制定官方利率。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却自行一套，创立“高息小额存款”，一时笼络众多升斗小民，令同业无奈，包括汇丰、渣打也对之奈何不得，但大家却是颇有微词，认为廖创兴名为银行，实是银号。
　　挤提风潮突兀而至，同业自是隔岸观火。
　　三日之后，警方在报端发表声明：
　　 “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警方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挤提人群的情绪；汇丰、渣打作为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以及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此时也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可透支3 000万支持廖创兴银行。
　　挤提风潮至此才慢慢平息。
　　据统计，三天内廖银接待挤提存户2万人，流失存款3 000万港元。
　　望着终于安静下来的银行营业厅，廖宝珊欲哭无泪，他尚未从强烈的刺激中缓过神来，另一场风波又来了。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挺清楚的英文原稿，等在报章上刊登出来时，
　　中文却成了“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到底是出于笔误，还是蓄意而为，事情真相终不得而知。可怜的廖宝珊完全崩溃，他双眼充血，大骂汇丰渣打卑鄙。
　　律师一再告诉廖宝珊，这纯属误会，不必较真。廖宝珊将信将疑。自己一手建起的银行摇摇欲坠，这边又有妄图鲸吞者，廖宝珊终因刺激过度，在挤提风潮一个月后，脑血管破裂而身亡，享年58岁。
　　一代银行家终成了挤提风潮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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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后代
　　
　　 1961年对于廖氏家族来说是个多事之年。挤提风潮差点挤垮廖银，而一家之主廖宝珊又壮年早逝。
　　好在廖宝珊在去世前一个月，急电召回在英国读书的长子烈文和二子烈科，在家族事业危急关头，廖氏兄弟仓促上任，接替父亲，收拾残局。
　　廖宝珊平日教子严厉，也有意让子女们参与家族生意，在耳濡目染下，廖家七兄弟二姐妹十分懂事、识大体，对于生意也不陌生。
　　尽管父亲意外身亡，来不及做过多过细的安排，长子烈文担任廖企董事会主席，烈科任廖银董事会主席，三子烈武任廖企董事总经理，诸兄弟皆为董事。
　　廖家第二代基本上平稳接管了家族事业。在最危急的时侯，即挤提风潮过后，为还清债务，廖氏兄弟变卖了大批物业土地，总算避免了家族事业的倒闭。经过这番动荡，廖家元气大伤，但这也促使廖氏兄弟从接任开始，便形成了谨慎从事的风格。
　　教训变成了经历，几年后香港再度爆发挤提风潮，多家银行受重创或倒闭，而廖银却安然渡过风潮。
　　除了廖银之外，廖氏兄弟也涉足房产、保险、建筑、货仓等。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兄弟俩以谨慎、稳重为第一。
　　廖氏第二代也是受现代教育的，对西方现代企业的科学之处以及华人家族企业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为了淡化家族企业的色彩，廖氏兄弟看中了日本三菱银行，欲与其合股，共同经营银行。
　　双方一拍即合，日本三菱银行占廖银行25％股份，成为其股东。至此，廖宝珊一手独资建起的家族银行正式成为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一改过去传统家族
　　式的作风，更具现代商业银行色彩，因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恐怕是廖银创始人廖宝珊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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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因公幹到古田，一路上山路險要，沒想到祖先是在如此的土地上生活。車經過上杭時見有上杭火車站，但沒有見到火車，不知開通了沒有？是從哪裡來的？如何乘坐？上杭有沒有酒店？今次是宿在龍岩。這次因公幹不便，沒有到花公墓前拜祭，日後有空我定會到上杭看看。

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溪背與五龍之間，古田鎮社下山西麓有一座頗具閩西地方特色的古代建築───廖氏宗祠萬源祠。萬源祠建於清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是一座一進二廳和左右廂房的院落式平房，磚木土牆結構，面積８２０多平方米。祠的外大門是精美的青條石門框，上鐫刻著“萬福攸同祥錦世綵，源原有本派衍叉溪”的楹聯，橫批用“北郭風清”四字。１９１７年經全面整修，在這裹開設了古田鎮第一所正規新式學堂───和聲小學，並在外大門原楹聯兩邊增寫了一副新聯：“學術仿西歐開弟子新知識，文章宗北郭振先生舊家風。”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２日原來的和聲小學更名為“曙光小學”。 現在是「古田會議」會址，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本帖最后由 liaohk 于 2006-8-16 16: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