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文化的话语建构 在闽粤赣三边的崇山峻岭间，生活着被人们称为“客家人”的广大民众。他们几乎操相同的口音，讲述着几乎相同的家族迁徙故事，在族谱上都几乎相同地记载着，在中古的某一个时候，家族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从现在的中原一带往南迁移，经过江西一带，或开基，或继续南奔，东迁福建，千百年来，子孙绵延不绝，播撒广东、福建乃至海外。在漫长的客家迁徙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广东嘉应州、福建汀州、江西赣州等客家文明中心。自客家入迁闽粤赣地区以后，汉族的文化在族群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挟政治、经济上的优势，迫使一部分畲族闽东、浙南等地，形成新的聚居区，原住地畲民有相当一部分则同化于当地的汉族或客家之中。[5]客家民系独特的迁徙历史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华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客家关于自身历史的叙述却是首先由他人书写，成为他人叙述自身汉民族正统的“他者”。这种尴尬的文化境遇明显地发生在广东的客家人身上，在与周边的粤方言、潮州方言群体的长期历史互动中，其所占空间地理位置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处于政治、经济的劣势。由于客家所处的地域属于边远山区，经济相对落后，所操持的方言与附近的广府方言、潮州方言形成较大区别，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争夺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族群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对其他族群进行文化的分类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在与周边的其他族群相比，自然而然地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 崇祯（1639年）《东莞县志》称客家人为“獠”，[6]乾隆（1754年）《增城县志》的编撰者从自身族群的利益出发，对客家人日益开发和占据当地的土地表达了不满。[7]十九世纪中后期，土客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土客械斗之风不可遏止，在许多发生土客械斗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中，客家被称为“匪”、“贼”[8]。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促使客家人从文化的一些方面来阐明自身的一些渊源。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 ，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习俗，学生将其记录成文，刊于《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徐旭曾讲述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长期以来粤省广、惠二属土客之间因生存资源的争夺和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这一事实，“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士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以客者对土者而言，寄庄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他认为：“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者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之今日也。”[9]这可以说是客家人自己的宣言书，是客家民系高度自觉的表现。此后不久，镇平（今广东省蕉岭县）黄钊著《石窟一征》──《镇平志稿》，对镇平一带的地理环境、客家的源流、生存状况、教育、信仰、礼俗、岁时制度、语言等均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嘉应州籍人士温仲和编撰的《嘉应州志》也探讨了客家的源流，“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 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其语音多合中原之音韵。”第一次将客家之名追溯到宋代的“主客”编户制度，指出“唐以前之土著，盖无有存者矣。今所谓土著，既多由汀、赣而来，其语言声音又与相近。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其中关于客家主流为“中原衣冠之遗”的说法对后来的客家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风起云涌，人们开始注意客家民系，[10]那么，清咸丰年间波及广东恩平、开平、增城、新宁、鹤山、高明、阳春、新会等地，死伤五、六十万人之众，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便使土客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客家源流的讨论。[11]此后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客家问题。[12] 由于外界学者对客家文化的隔膜，无意或有意地在出版物中出现伤害客家民系情感的言论，促使海内外学者对客家的源流、民系特征、民俗文化等进行研究。[13]罗香林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作了如下总结：（1）、关于客家族派系属及来源问题，有苗蛮别支说、古越族之苗裔说、非与汉族同种说、纯汉族说等；（2）、关于客家方言，未能作一系统全面之论述；（3）、关于客家界说问题，指出学者们对于客家民系自整个汉族分化成形的年代及分布地域的认识多不明确；（4）、关于客家民系特征的理解，多注重血统、语言及自然环境，而甚少涉及客家之固有文化的影响；（5）、关于客家风俗，零星记载的多，而对迷信、仪式、生活、好尚、岁时、礼俗等鲜有详实的民俗志之记录。 1933年，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导论》，奠定了客家学研究的基础。对客家的源流 、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与血缘、分布及自然环境、语言、文教、民系特性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客家源流问题，提出了三支五期说（三支即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形成三大支派，播迁于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五期即东晋至隋唐为第一期，唐末黄巢起义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闽赣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东、粤北为第三期，清初粤赣客家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惠、韶、嘉及赣州诸属之客民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嘉应各属客家向台湾迁移，此为第四期，咸丰六年──同治六年之土客大械斗，客家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远至海南岛崖县、定安等地，为第五期）。该书比较客观地涉及了客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客家与畲族之间可能有文化与血缘上的交融。从爱国保族思想、一般信仰与特殊宗教、气骨与体面观念、屋宇与祖坟之建筑、技术与械斗、理学、经训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文艺等方面论述客家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罗香林认为，兼顾各业、并蓄人才，妇女能力的广泛与地位的提高、好动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简朴质直、刚愎自用等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特征。作者还分析了客家人在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4] 表面看来，客家问题的提出与争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似乎是客家与粤、潮等民系互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其实，无论是客家民系自身的学者，抑或其他民系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对客家民系的文化建构，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都应该考虑到西方“种族”概念的引进与客家话语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15]朱希祖先生指出：“地方之分土客，本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江湖焉，广东之客家则异是。”[16]客家人极力与广府人、潮州人相比较、相区分，是由于“自己”的觉醒，然后把“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客家民系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建立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文化认同上，进而产生共同的族群意识，这一建构过程是客家学者与非客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外学者关于客家民系的话语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地域、语言、文化、族群性格等方面进行建构，希望创造一个以“客家”为中心的完整的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以此形成一个具有“中原文化”渊源，与广府、潮州文化具有同等文化地位的文化相对独立体系。 1950年，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发表《客家源流考》的长篇论文，将客家民系的迁徙和系统的形成，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前后历五次大迁移。在这篇论文中，罗香林先生试图就“客家”的概念进行界定： 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届，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 ，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和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之迹象。 这篇论文奠定了学术界对“客家”概念的界定基础，后来的客家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罗香林先生所界定的对象范围。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客家的居住地域、语言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客家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客家民系特点优越性的突出和强调，这恰恰构成了外界对客家民系的深刻印象。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也有一定的篇幅论证客家民系的性格特征，朴实、富有进取精神、重视教育、女性的吃苦耐劳精神等等大而无当、可以用来宽泛地界定中华民族“国民性”特点的修辞策略，[17]也被中外学者用以描述客家民系的性格特征。 在许多外国学者的眼中，客家人是中国最优秀族群，而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中国人相比较基础上的。[18]恰恰是这些来自于异域的文化研究者（大多为传教士）的印象与本土客家学者之间形成了文化理念上的共谋，这些人将客家描述为中华民族的最优秀族群，在这一点上与本土客家学者的论证与研究不谋而合。本土客家研究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政治上的诉求正是以证明本族群文化具有正宗的汉族血统和文化渊源为指归，确立其作为汉民族一支的身份认同。确实也是如此，无论其语言、迁徙路线、文化象征符号，还是其民系特征，到目前为止，从主流的学术话语来看，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从某种意义而言，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客家民系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想象”（imaged）的共同体。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广东梅州一带，赣南、闽西、粤北、粤西乃至四川等地区的客家研究也渐趋深入。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客家也越来越服务于调动海内外客家籍人士的族群认同意识，期望以此推动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社会动员，各种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化被客家地区的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重新发明（invent）出来。本来，在赣南和闽西一带——至少在赣南——除了语言与风俗的认同之外（因为人们与其他方言民系之间的关系不似广东地区紧张），人们的族群认同意识也相应地不如广东客家人强烈，但是，现在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闽西被发明为“客家祖地”，赣南则为“客家大本营”，很多地域性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也被冠于“客家”的品牌。就客家文化资源的不断发掘、重新发明而言，我们看到了新时期民族主义的地域性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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