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教授之客家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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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教授之客家学的形成

马楚坚（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一、前言

       近世学术形成之“显学”，莫不与地不爱宝有关，致学人得以据此新“有”以印证故“有”，或以故有之学以相稽推究而深探其本，遂发展成为所谓“甲骨学”、“敦煌学”者是，惟“客家学”则由“无”所据而由广东罗香林先生（1906-1978）触类旁通，于缺乏大量史料中别取蹊径创立建构而来。或曰自1930年先生始立“客家学”（Hakkaology）名辞后，客家学之研究遂为世人所重。自先生开此一门研究客家民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学科之风气至今，已演为国际“显学”之一。今世有承其说而说之论之，有承其绪而拓之，以探索历史人物之贡献，以探究其源流、语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血缘、风俗习惯、民系情感与意识诸渊源及发展外，并师之走入田野以资调查，汇合文献、家族谱牒，或用历史学、或社会学、或民族学、或人类学、或文化区域学、或历史人文地理学、或建筑学等学科之理论、方法，予以综合研究比较分析，以证“客家”为中华民族之一份子，及其对国族，甚至整体人类贡献所在。或有以某人类学或某派新理论与之所著《客家研究导论》或《客家渊流考》，或二者合之作比较，于以今视昔之透示主观中，其着不无捩手覆?，转喉触讳，形同为捭阖者以针挑令彻，甚至有抉剔其不知人类学、人种研究法，致有此谬者云云。

       学术研究，贵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致能以观点与角度之不同而发掘历史真相，而真相之本立于学人学术胸襟、方法及史料之结合上。若缺一而以其书某点不合此调，不符此理诲而若挑脓，或反驳如纠剔，或将之燔黍捭豚，或攘之剔之，固或为言之有所据其所见，或自圆以扬今搉古。惟先生为何而有二书之撰？其背后原委若何？其学之形成若何？其懂否人种、人类学？窃以为皆应予深探？使一代宗师建构此史无前例学说的形成者，揭其一二，或于今世有志于“客家学”者体会先达“钟鼓之音”的所在，学养高风之所溢，对未来拓展“客家学”或“君子挈其辨而同等者合矣”，承先启后，推陈出新而不朽共芬于中华文化之绵延也。为此不顾其拙以献曝，以兹引玉，以祈博雅君子今阖乎来，以扬搉斯学或以赐正之。

二、建构客家学之先声

       香林先生，广东省兴宁县东门高岭村（今侠坡乡）人，为士绅师杨第五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字元一，号乙堂。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入读清华大学，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史学嫡弟朱希祖、张烺诸明师，所谓明师出高徒，故先生习于上庠时代，已有论文发表，首篇与客家有关之作为《什么是粤东之风》，民国十六年发表于清华文学社《文艺汇刋》第二卷第三、四期。随之第一部客家文化著述与辑录之《粤东之风》订稿于民国十六年。此书乃其于十五（1926）秋搜罗客家歌谣而成，文分两篇，上篇为《讨论之部》，乃其专研究客家歌谣之背景、价值、分类、整理、采集、形质、诗人、考订诸问题之论文，凡六万余言；下篇为《歌谣之部》，编录五百零六篇。据《自序》称斯书不但可作“观察风俗的材料”，亦“可以供诗的变调的研究”，乃民国六年（1917）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研究以来，集中客家歌谣最完备，研究最有系统，虽歌谣论列部分，其中稍有些许待补充材之说，然朱自清教授为审其书稿而赠《序》评为“规模已具”，而其研究为“最可注意”，“颇有用”者，“罗先生的工作是极有分量的。”此《集》因于平民文学上有新时代标志，为客家文化开拓新境界之先声，故有朱湘先生将其中之《什么是粤东之风》刋于《文艺汇刊》，即掀起议论热潮，朱氏并以该着为其主编《友声丛书》之，借后因其投水拟没世，始改由北新书局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自是世始知客家历史研究与文化于此专集也。

       随之，跟进探索，于毕业前二月，成《客家源流》稿，呈陈寅恪先生批阅。寅公于其第二章批云：“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查考。”遂肇先生研究中应从中发掘谱牒以作历史探索互稽之取证。职是，先生即函请粤中前辈、友好征求与客家历史相关之族谱以资备用焉。此先生自言于民国五十九年《传记文学》第十卷第四期页13-20之《回忆陈寅恪师》一文中。自是谱学研究亦着先声，先生晚年遂有《客家族谱汇编》及《中国族谱研究》之回馈以弘扬客家学，并创立族谱学，为学术研究复辟一新径焉。

       据先生《先考幼山府君年谱》民国十九年条称旋奉父谕习学术于清华大学研究，虽以“百越源流与文化”为研究专题，然课外则以网罗客家文献为副题，遂为其客家学研究而备蓄待用之材料资源。

       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十五日忽接家电报父“自入春以来，手足麻木，百方医治，未见转机”。时方拟撰写硕士论文，既适父病危，即仓皇返粤，比抵家，父已于七日前之六月十八日辞世，乃请假一年为守制治丧养病[ii]。校中师长及同学为之致联幛及奠仪[iii]，中若陈寅恪先生闻讣亲撰挽联寄兴宁曰﹕

       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
       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

       斯联等之隆情厚意于先生哀病中起莫大之安慰与鼓励作用[iv]。 十二月，整理乃父遗稿兼为撰《年谱》，虽未完书，然以期届及顾师电催返进行“调查事”而辞母回研究院继续肄业。《三十五岁自述》及《在粤测验人种纪略》有载。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获燕大国学研究会委托赴粤进行华南民族测验及民系调查，并由洪业先生介绍协和医科大学学者受中研院委托拟南下考察人种之美国人史蒂芬生博士商议协往事宜，旋同晤中研院丁文江先生，征求意见；许之重之。惟何以能获委托，则久具体记载，然察之相关篇杂，自可窥前辈学人为追求学问与师棣交契掖进迈向之风范，及先生兼肄燕大之底蕴。

       所谓“硕士论文”，何名？诸相关著述未见明言，尝请问，得告升读清华大学研究院所拟题为《唐代民族渊源与文化之研究》，由寅公暨兼任导师顾公指导，二公皆着搜集资料先做研究报告而后取舍修正论文课题。因顾公命先治“古代越族源流”、寅公嘱发掘“唐皇室氏族流变及国家民族与文化渊源”。致是乃有温大雅《大唐起居注考证》、《吴越人种考》等之研究﹔燕大则拟《客家民族研究》，洪公命首搜客族史料及人种调查而后撰文。愿与人违，竟以家遭大故，及遽赴穗助筹“广东通志馆”事与北平陷倭寇手之变，而未竟其功，然以师之所期，己志之所在，虽烽烟弥漫，仍奋起与时阴相齐竞驾，遂奋力撰成《容家研究导论》、《中夏系统之百越》、《唐代文化史》以酬愿，并冀问世于祸乱之际，有所裨于起衰救弊之一二焉。

       至若所谓“调查事”，则个中经纬又有可述，以见人才奋兴，奇偶骈出，超出尘凡，间气而生之者，与名师爱才扶掖聚奎之泽也。

       二十一年一月赴粤调查民系之行，何来？《三十五岁自述》、《在粤测验人种纪略》二文皆无明文，何以自乡还平，即能获燕大委托，得奖学金南下？捡先生着《南行日记》始有记其事[v]，云﹕

       余病诚未痊愈，然受良心责备，不敢复恋家乡，听锐气之销磨，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四日扶病离兴宁，…‥十八日，余扺旧京，…‥十九日，入清华，…‥二十日访顾颉刚师于成对蒋家胡同三号。顾师尝于去年十月电余转学燕研，谓﹕待遇可较清研为优，且以经费充足之故，将来机会，正无限量。余虽曾覆电应允兼肄，然以此次北上以来，未尝去电报告顾师，意余或已改变计划，故于余来，深为讶！现闻余仍欲照前电进行一事，则又大喜！乃即作书，使?见洪煨莲先生，讨论转学燕研及筹款调查华南民族事。时顾师以学校纹寒假，已整行装，将南返苏省度岁，征车待发，不克与余畅谭，余遂?函匆匆告别去。

       是日下午三时，访洪先生于燕南园五十四号。洪先生殊热心提倡学术研，?余，且大喜，谓﹕“适有协和医科大学西人史蒂芬生博士（Dr.PaulHuston    Stevenson）将往广东、福建二省测验客家、畬民、蛋民、黎人、福老诸人种，甚欲得一熟悉华南民族情形之学者，以就询一切进行测验之事宜，经由彼介绍史氏与余合作，非余亲至者，亦将电粤请余出来协商也。”二十一日，与洪先生同乘汽车至六国饭店访史蒂芬生，…‥洪氏声明，谓﹕此次燕大派余协往调查华南诸部状之语言（尤注重客家）文化，实未尝希望其它私人予以津贴，关于余之用费，当由燕大国学研究调查费项下及余Scholorl Ship应得津贴内支给云云。下午三时，出六国饭店，驱汽车与史氏同往地质调查所访丁文江先生，畅谭多时，乃由丁氏作书与洪先生表示愿余与史氏同行，并愿燕大国学研究所能负担余之费用云云。

       此后数日，余遂忙于办理转学及注册诸事矣。…‥

       二十七日…‥下午三时，访陈寅恪师…‥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往访洪先生，滴?亦以事烦之故，有采薪之忧，余本不敢再为惊扰，顾洪已闻余声，使阍者挽余往病榻相见。余慰问语毕，乃先以注册事己经进行，且即将访史氏，决定南下日期。洪闻西喜。余遂别去。…‥二月一日，往燕京办注册事，历史系主任李瑞德（(Rrichord Litter)，态度甚好，于余南下詷查，甚表同情，并即作书与研究院主席高厚德（(Galt)，请彼批准余出校工作案。旋即往国学研究所访洪先生，据云明日将签好支票三张交余领款。

       二日上午，将名项表格交燕大注册部，名项手续完毕后，即往洪先生处领取支票。燕大取款手续颇烦，余经洪先生指示，转嘱容媛先生代余办理，得以少费周章。余向容致谢毕，即驱车进城，往协和医科访史蒂房生博士…‥

       此中述先生转学燕大及注册、获进行调查之委托始末，由此推知，洪业于此之前必然与先生有交往，深知其对南方民族研究有得，始有介经与史氏，并欲电粤请其来北平协商之举且以特式招揽其为门下士，以其直接接其声欬，兼特批款项予以南下，于先生之知遇，不言可喻矣！先生因尝在大学之初已有《粤东之风》之着，及相关文章之发表，深谙华南民族语言文化﹔升研究院又治唐代氏族，越民族源流，又曾请业于洪氏，质中国学术新研究之学，且尝从由英来华之人种学、人类学专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教授研习人种检验诸法于民国二十（1931）年初，因是被目为最佳人选，遂为洪氏所选。惟费出燕大，所予必须具燕大学生资格，此亦先生须转学燕大及补注册所然。惟其“转学”，谨为兼肄，?清华亦有其同时注册，却不消假[vi]，故有去年十月电覆顾公“应允兼肄”之为，由此可见先生念旧风节所在，无忘清华大学研究院“治学与做人并重”之旨[vii]，与师教庭训也。

       先生之受顾氏掖以“转学”，稽之函牍，二十年十月，乃燕大当局接纳先生申请哈佛资助研究经费，计顾氏电告先生及须“转学”以符资格。稽之事实，欲作氏族调查，非个人能力所能应付，先生辄欲为此以拓其研究而苦恼，陈、顾二师亦为设法筹措，亦以所需款项唯一途径，询之洪业氏能设法于哈佛资助中否？职是先生写计划书申请经援之事，遂始展开于十八年（1929）。洪氏看后，请顾氏嘱转告修正再递，顾有事，仍致函[viii]，曰﹕

       香林吾兄﹕

       昨日赴会，先晤洪煨莲先生，即以尊函交览，他细阅一过，说此计划太大，恐人误会，且第一集当如此条目，然则第三、四集将编什么？故劝兄不要想大规模之计划，只须将其真实文件，如家谱、歌谣、宣言、记事写之，收到即抄，俟将来收集约富了，再作系编之编纂，谋例略如罗振玉之《史料丛编》。请兄将此函重写一下，略述有若干材料（如此次广东争辨之文件等），再以送下。弟明晨赴房山，今日即须进城，约星期一可来。如兄拟与洪先生商量者，请到图书馆、或燕南园、或史学系访之。

                                                   颉刚拜启，
                                                  十月廿四日

       按：此编辑者即《客家研究丛书》，洪氏拟列为燕大史所丛书之一，以先生所拟内容未合其思，命修正，再呈，亦经顾公函示[ix]，云﹕

       香林吾兄﹕

       自房山归，约读留书，敬悉。煨莲先生处已去过，他说所拟       目录甚好，故已送博先生处矣。俟得回音，当再奉闻。

       吴越民族之材料，已着手搜否？

       弟
       顾颉刚拜启，
       十一月二日                                             
       据此知所修稿颇佳，得送经费批准指定之审查者作决。随之，洪公又谘除外尚有何鸿图？告以鹄的，命拟呈。览后，顾氏转告于函[x]，曰﹕

       香林吾兄﹕
       昨晤洪煨莲先生弟以尊拟调查计划交览，彼读后极赞成，惟说搜集材料一项内可添金石文字（如墓志等）一种。又询拟以何日开（始）工作？答拟以下学年（二十年至廿一年）全年为之。彼云甚好。因史禄国今年到清华，兄可从其研习人种捡验诸法以备用也。至经费出处，彼云可先在国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中提出，如不通过，再作别计。特此奉闻。


       本日本拟亲到清华，因初搬家，书籍乱甚，只得从事整理了，不得分身矣。匆上  即请
课安。

                                         弟
                                         顾颉刚敬上，
                                         一九年九月廿四日


       是先生所立新猷为南下调查人种，而顾公爱材，导其从史禄国氏学习西方新科学法，以增资测验人种运用能力，可谓远瞻矣。随之，公又致函[xi]，曰﹕

       香林吾兄﹕
       昨日失迎，为罪。借书权请求证，兹填好送上，乞检收。客家调查事，会议结果，委洪先生审查，并请兄开一详细用费计划（以四千元一年计，自己薪金亦在内），下次开会再行讨论，乞兄于本月二十日前开就送下是荷。匆上，即请课安。

                                            弟
                                            顾颉刚顿首。
       原计划书并奉返备考，乞与用费计划同送来。


       是知先生第二项计划亦赖二老良助，得以增订而符合该会要求，经费之得为期当不远矣，然而何以延至二十年十月始得结果？检之顾氏函牍[xii]，云﹕

       香林我兄﹕
       前日失迎，为罪。大作《吴越研究》已读毕，鄙见写在背面，请勘酌。注册部已通知矣。评《古史辩》一文，请勿为过情之誉，因为我理想中的成就，远在已出版诸文之上，不佳得吹嘘也。《半亩山序诗存》，俟读毕，再奉趟。哈佛方面，尚无消息，恐怕他们不是打电，而是邮寄，那么，来回便须三个月罢了。匆上，即请箸安。

                                           弟
                                           顾颉刚拜，
                                           二十、二、四


       顾公请先生为撰书评己着，则其对门生博洽之爱重不言可喻，此亦其为中介所然。《吴越》一文，全名为《古代吴越民族研究报告》，据该手稿第一节末附书“民国二十年一月卅一日草于清华研究院”，文分十六目，首册手稿今藏香港大学图书馆，稿背确有批见，是知为顾公所批者，亦证此稿完成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而呈正顾门。顾公此函所系时日，亦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期。所谓“哈佛”无信息者何？稽之洪氏于民国十九年、二十年间因哈佛燕京学社事而赴美，致先生待批及须经学社最后通过事遂有所拖延，故有顾氏致函先生言及此，惟《南行日记》有十月电告转学燕京大学研究所之笔，据此推知哈佛方面批准经费当在此函四日发出后，顾公接所方通知及附带条件“转学”，致有斯“电”，与先生之“复电”。所以“电”，斯时先生请假守丧摄养其病于乡故。此亦先生二十一年一月抵燕京，随即会晤史蒂芬生、丁文江先生时，洪公实时称先生南下“用费当由燕大国学研究所调查费项下及”先生“Schalor Ship 应得津贴内支给云云”者，先生申请已循程序批准在案，洪公可随时支付予应用，故有二项计划及今次南下交通费开出之“签好支票三张交”先生领款于数日间。

       先生与史氏讨论人种测验之样谱（Example）选择，共识挑选士兵为便，原拟于二月四日赴沪，先测验十九路军诸客家官佐，不意日军竟先于一月二十八日轰击松沪，十九路军奋起自卫，客家军士一致杀敌，喋血沙埸，先生遂主不复请彼等为学术上之测验。顾史氏以为不久战事即可平息，主仍取道京沪，经先生力加反对，始决定先生自行赴津，转海轮直于五羊，彼则仍由津而沪，转香港，送家眷下船返英，然后再转船往广州[xiii]，会合于中山大学。

       二月十四日，先生赴津，至十七日登太古船甘州号，二十日开航。于船上认识陈君一家，并从习广州话，以备测验人种时，不限于客家民系，冀拓至广州本地人及汉族以外之水上蜑民[xiv]。先生成行前，冯友兰、陈寅恪先生等已为请大学当局撰「致广东、福建、浙江各地学术机关公函一件，又致沿途军警、护照一张」，余则友好曾觉之、梁方仲、陈仲秀、陈绍勋、马祖圣、何春才诸氏为所作介绍各地亲友、以便其工作之展开焉。殆其之赴津，二月十六日《大公报》为刊其消息于第二页云﹕

（北平通信）闽粤二省，民族复杂，畬民、蛋民杂处，黎、猺、汉多族同居，而汉族又可分为客族、福老、广府（又称本地）、福州四系，而语言习俗各异，国人鲜为注意之者，西人虽间有记载，然皆有所锢蔽，非失之穿凿附会，即病于传闻失实…‥。
十七日，北平《晨报》亦刊有先生南下消息于第二页，云﹕

        （本报特讯）北平燕大国学研究所，以华南民族种类复杂，各有其不同    之习性，及特殊之语言文化，在学术研究上，已成为非常重要之问题，    非积极收集与彼有关之史料，及从事实地之调查，殊不足以引起国内外       诸学者之注意与努力，以促成华南语言文化人种，及其中国北、中二部     之关系诸问题之解决…‥。

       同日，《大公报》亦载先生南下日期，拟积极调查云云[xv]。自是于先生南下调查之展开，促进联络及宣传作用，大裨工作之速度，亦肇揭客家学正式有计划研究之序幕焉。诸报所刋，皆先生主动向有关者联系，获认同来访问后而后见报者，是先生之奋取，计之周矣。

       二月二十六日，先生抵广州中山大学陈子明氏宅，并晤该校教育系主任庄泽宣氏，知史氏已先十日抵此。是晚晤史氏，并赴该校校长邹鲁先生宴，及请其代约晋谒广东军事长官陈济棠，商议往燕塘军校测验客家军士事于二十九日[xvi]。殆访陈氏于其总指挥部时，史氏亦出孔祥熙介绍函。陈氏于二人之请，无不允之。

       三月一日、二日，二人赴沙河燕塘军校，得陈氏副参谋长杜益谦派军医科主任陈汝案接待，并召集全校3000余学员中属客藉约500人中挑30余名作抽样测验。鉴于影响其等须停课先生恐于彼等学业进度有所不便，议调适时段，适逢第一教导团团长罗策群以事至军校，罗团长为先生族人故交，乃向其商之，允于四日至八日改往其团测验，该团于军校隔壁，遂得测其七十余名客藉军士，合前所验，共计客籍105人，广府本地籍士兵又100名。其体态及头部特别可以注意者，均加以拍照。

       人种测验法，分量度、观察二部分，各有固定项目与程序而有所进行，第一部分﹕（一）体格之身高、坐着上身之高度、臂指张距、胸围﹔（二）头部之纵、广、高度﹔（三）面部之额鼻距、脸长、前头最狭度、面部最广度、下腔骨宽度﹔（四）鼻部之鼻高、鼻幅宽度﹔（五）手部之长、广度。第二部分﹕（一）皮肤之显露与不显露于外表颜色之观察、辨别﹔（二）毛发之性质与颜色之辨别，髭须胡髯之有无多少，体毛于胸部中线、乳头、腹部、阴部之有无疏密﹔（三）眼部之颜色、眼孔形状、折痕、眼窠以上之分界脊有无与隐显之辨别﹔（四）鼻部之鼻梁、鼻孔之辨别﹔（五）耳部之外?下部垂肉异同﹔（六）鄂部之方、圆辨别﹔（七）颔部，从侧、正面观其突状之显著、中状、次等、辨其方、圆、尖锐﹔（八）牙齿之上门牙铲形度数、辨其正中、两侧之有无深浅等，一一登于事先论定之表格中，综合统计，遂获“客籍”军人百余、“广府本地籍”军人百名，发现“灵山等县者籍在合浦，眼晴鼻子的表像，均与徭人相仿﹔而籍在广州附近的本地籍兵士，则每有与水上蜑人相似的特征”等结论[xvii]。

       三月十日，改测验蜑民。首途河南珠海警局，获局长魏任民之助，得召集珠江水上操舟为业之蜑民二十人允予测验，各酬以茶费二角。翌日乘电船往蜑家紫洞艇，得十余人允予测验。十二日，往维新路广州公安局，测验因罪囚牢蜑民八人。综计发现，蜑民血统有汉化，广州汉人，竟杂有蜑民特徽。经调查，前者两族不同种，但以其历受法津与社会诸方面之压制，执业卑微，而其风俗喜向育婴堂性质之机构以廉价领养汉人捐弃女孩，长大后，嫁与蜑男，遂便蜑汉混合，久而使人种产变化，而血统汉化﹔后者则因别之关系而有蜑族特征[xviii]。

       先生原拟以“客家、福老、本地三系，及蜑民、畬民、黎人三种”为考察对象，惜以史氏难以多延时间，合作仅客、本、蜑三项而止于史氏于十四日，乃自游猺山三日，返即独往海南岛设法测验黎人，使先生不得不“单做客家调查工作”以配合时空[xix]。人种测验之余，先生别作沙河访问客家调查于三月二日。故于沙河至柯木塱一带有客家人万余，名姓多徙兴宁、嘉应、惠州、潮州，中觅得《杨氏家谱》而读之，该《谱》称﹔沙河乡有范氏自兴宁搬来。番禺鹿步司亦为客家，约二万人。

       三月十二日，访方大玄氏，借摘钞《方氏家谱》。又访问沙河先觉山道堂，始知真空教[xx]，肇其后之探索《真空教》之基。至若客人风俗之寻求，与族谱之访求，亦孜孜不倦，所得甚多，遂有《客家各族谱乘?录》及《客家史料汇稿》之作。访问间，先生虽患“腹疾”[xxi]，仍于养恙中，读书于广州图书馆，得过目《兴宁乡土志》旧钞本、《高明县志》等书[xxii]。

       为开拓其计划，先生并“印客家调查计划贰佰张、征集客家史料启事参佰张”[xxiii]，随其足迹访问，散向客族相关人士手中，以资宣传招徕，乡闾互相传音所被，人心所何，欣闻赞羡，莫不予以方便，致所得特多于实际寻求之中，若其于四月一日跟进前未落实之出海往“福音艇”测验访问蜑家，至四月中旬，事始毕。

       十五日，离穗赴“曲江，游南华寺，考察六祖慧能遗迹﹔更溯浈水，至始兴、南雄、出珠玑巷，登大廋岭，访张文献公种梅故道。比返穗，复东游惠之丰湖。”[xxiv]先生虽云游，实无忘师教而就足迹所至而无时不访求古迹，搜集资料，调查人种[xxv]，以备为将来研究之用。若途中皆就所知所访所介绍而专程往考察、访问，遂有《韶州考察记》、《韶州访问记》、《新村考访记》、《顿冈考察与调查》、《南雄访问考察》、《珠机巷访问记》、《惠属民俗访问记》、《南华寺考察记》、《雄兴读书记》、《广州市立博物院考察记》、《三中访问记》等是，并《客家先民遗着叙录》[xxvi]之撰，亦有《韶始雄游访差》、《曹溪访古记》等之发表与汇为《大地胜游记》一书。

       既行健奋驰千里足，深识恢扩随之锐进而触发于博览周谘之中，遂有行有余力，就此所得，拟发为研究新向，若《胡晓岑先生年谱》、《华南民族研究」》、《蜑家概述》、《客家调查报告书》、《客家史料丛刊》等一册、《家家研究》、《粤东之风》第一集——客家之部，《上冢集》、《万觉罗公年谱》、《民俗学平常话》、《奉觞集》等[xxvii]。自是先生著作课题日拓，新义迭现，而无负其百年之心，盖所辟学径，足为来者所矜也。苏东坡有“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之吟，而先生《曹溪访古记》谓“余之欲游南华，盖自幼年读苏诗始。”则个中翰墨文字结缘，似又有其宿契而肇其学术之新生也。

       游访计划暂告毕，返抵中山大学陈宅，而顾先生赐函，召其事毕回旧都燕大选课[xxviii]，曰﹕

       香林吾兄足下﹕
       …‥欣悉兄长征调查所得甚多，惟在粤曾染腹疾，未识此后即未再发否？甚念哉！今治学，端赖实际寻求，兄对于民族问 题向感兴趣，此次得亲莅粤东诸地，从事于客家人种风俗之研究，他年伟大工作得于此次旅行中打好基础，无任欣幸。所不足者，美国经济恐慌使燕大基金（自注﹕公司股票）损失三份之一，因之校中裁员减政，大起踌躇，研究所之旅行费，下年即无法筹措，兄归来时为研究生，领奖学金固无问题，但要在短时期中再到南方调查事已不易，因此，弟望兄下年在此间研究院中选课读书，一方面从事于调查报告中之撰述，明年暑假毕业，得一硕士学位，以为他日留学时之方便，如明夏后不能即出洋，则可先与邹海滨先生约定到中大任教，一方面继续研究客家问题，且续编《民俗周刊》，以搜集此方面材料，如此则与兄将来学业甚为有益。吴敬轩系弟至交，兄可将此函与之一览，且与一商此后计划，想敬轩先生籍隶客家，当必慨允相助也。兄何日北归，如在假中来，则相晤匪统，远俟晤谈。…‥

       从上，知顾氏所作种种妥善安排，皆为培育先生为学术人材故。从中，亦推知先生尝有函致顾门咨询八月后能否再申请调查经费予其再发展事，致有复其“不易”者，并为安排可行之道。稽之先生二月十三日发《清华校刊·启事》中有“燕大筹给费用，言定以半年为期”之语，[xxix]，可知燕大所予费用，仅足半年运用而已，故有因病致函并及未来费用事。今既欲续无望，惟如谕持函谒中大文学院院长吴敬轩先生，吴氏为引见邹校长，辞别后即于八月返旧京，九月旋应中山大学电聘为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而离京上任，肇造其新人生。

三、  “有”与“无”之史法及撰书以化解“土客之争”壮举

       先生尝谓研究历史之法无他，在据史籍、其它资料以印证史实，从而发现新见以为正史纠谬补阙，或搜集新见资料以证明史实而已。然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之记载或追述，要证明其“有”者易，仅须发现一、二种别录，以作旁证即可﹔要证明其为“无”者难，或由“无”而证明其“有”更难，盖此非一二种史籍所能印证，即使就目睹资料全运用，安知地下或他处岂无更有力之资料存在，然而天下之大，非个人能力所能至，惟有尽己之视野而网罗之，就史学与史识作出连贯所得资料，予以考订而综合客观求取新理解、新见证发表于该时代之先以作资鉴，所谓但开气者，将来能力所达，资料有新发现时再予修补其中偶有不足者。吾《粤东之风》即前者证明其“有”者，《客家研究导论》则为后者由“无”证明其“有”者[xxx]。而其仅以费一暑假之功，据陈师所批《客家源流》一文扩充而成，凡调查所获资料，十之八九未遑运用，颇多人类学上专门课题亦未及讨论，陈师虽允赐《序》也以时代急需其作为指挥人事之归宿而令不必等候，即行付梓可也[xxxi]。

      其所谓时需者何？据记载﹕咸丰六年（1856），广东西路之高要、高明、鹤山、恩平、开平、新宁六邑发生土客械斗，持续12年，互相寻杀千百次，死伤流亡人数，共超五六十万之众，世视为奇祸，双方所奠仇恨死结，延至民初不息，至方志亦为仇者发泄之所，称参与械斗之客家人为“客贼”，《新会县志》进而书“客”字旁加“犬”，雍正《揭阳县志》亦作“狩”；《四会县志》尤贬客“乃犵之讹”，崇祯《东莞县志》作“犵獠”等，更引致反感，双方籍贯所系人士，遂于舆论、学术界展开讨论、自辨，期间亦有外国人士加入阵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顺德人黄节（1873-1935）所编教科书《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三十三年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中第十二课《人种》一章有“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者，而将客家排出汉族之外，与福狫、蜑族并列为“外来诸种”之语，掀起客属人士组识“客家源流研究会”、“客族源流调查会”，朝野知名人士黄遵宪、丘逢甲、锺同和诸先生皆预之，各有著述驳斥。民国九年（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乌耳葛德（R.D.Wolcott）出版英文版《世界地理》，其广东条有其山地多野蛮“部落，退化之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之语。导致客人组织“客系大同会”、“香港崇正总会”等群起抗议，而汕头《岭东日报》首于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即刊有《广东乡土历史客家福老非汉种辨》以抗议黄节之有意诬蔑失实；随之《大同日报》辄发表客家文化之舆论、及文章，香港赖际熙先生等为之编《崇正同人系谱》十五卷[xxxii]，先生则撰《自汉至唐中国与南洋事业》、《广东民族概论》[xxxiii]，力主广东历史上及现存民族可分：黄种、白种、未考实人种，客家族即黄种中汉族之一分子，亦为血统上纯粹者，以反击之，遂于团结群力，振奋精神之反对歧视运动下促使该书修正。

       此种土客之争，外人错误之报导，幼山、玉林先生以为不足取，屡着先生谋撰专书化解，以求和平，有利民族团结，共拥戴中山先生张其学说以瓦解军阀，以抗外侮，同为民权、民族、民生、法治努力而振兴中华。且土客械斗战况，先生幼年与兄玉林尝亲眺，于其七岁放学回家途中，“兄知不能骤逃，急挽余，跃身入毁冢，瑟缩者逾三小时”，殆晚而邻人罢战返，始出而返家。二人以“欣遇阴境，以逃匿毁家冢得不死。兄玉林并实时训曰﹕‘吾弟记之，他日读书，必为客俗，明利弊，辨得失，昭告于同群，不然则有负此次冢中不死矣！’”，[xxxiv]此事影响先生研究之自觉性，而师友智同，益以《客家源流》陈批之启示，获奖金南下考察人种，洪业先生令其负责编辑《客家丛刊》（即前拟《客家研究丛刊》者），遂促其使命感生而沛溢，并以父“垂老雄心当未灰，征颿频向九江来﹔东湖烟水茫茫里，日遂群鸥访将台”诗及“读书贵为国家谋学术独立，不有创获，胡以立世，吾儿其自奋发”之训[xxxv]为“自强不息”之座右铭，努力于所业文章学问，遂辟径树帜焉。

       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广东省府建设厅编刊《建设周刊》第三十七期发表介绍客家风俗文章，称“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之语以侮辱客家，遂引起客人愤懑，内外哗然，逼使省主席陈铭枢亲自调解而了事[xxxvi]。然学术界有识之士，因而醒悟非作出客家研究课题，无以彻底解决纠纷死结。

       先生则以为应“为客家明利弊，辨得失，昭告于同群。”[xxxvii]反对感情用事，“认为民族文野之决讼，在于广搜事实，暴露有众，以求公决，而不在直接交涉，徒伤感情。”于是乃有《客家述评考》[xxxviii]、《民族与民族的研究》[xxxix]、《粤氏源流与体系》[xl]，将客家置诸整体中华民族与汉民族体系之大背景上作探索，首橥“民系说”，用以解释各氏族自身发展之历史文化脉搏中出现“种种支派”现象，主张其出现应从各民系之文化中予以认识，及非本诸共同促进中国本位文化基础之形成路向中体认不可，否则无从知各民系文化进出之基础。且鉴于当时所见文人学者撰述，每就个人专长，或稍囿于门户，或以答辩式来证明客家属于纯粹之汉族等，未能以客观态度，超然以科学方法，将客家历史文化作一系统化研究、体认，恐《客家研究丛刊》收入此批作品，虽刊出亦难以正本清源，为此乃急将丛刊导言拓为《导论》，使已于汉族历史文化领域中渐消失之客家历史文化由“无”具体记载，因其研究印证而揭橥“有”，展现于世，而为诸著述作先锋，后问世者则可据此“有”之系统，作为其各方专题不足处之补充、旁证。故于暑假中匆匆本民族方志之例[xli]，将客家渊源、社会组识、生活习俗、文化模式、语言系统、客家族群分布、客家于历史中地位等问题作较严密科学研究，文分九章，凡二十五万字，遂为中国人种志辟一新纪元，为客家历史文化树立新里程碑，遂为世推为客家学奠基人。

       是书虽未将其调查所得大部分资料运用，然经其综揽故书新篇、谱牒、志书，条分缕析，全面深入探讨，乃得以“民系说”汇贯客家问题，明确为“客家”界定客家概念，以其渊源于历史上“给客制度”所形成充当佃客之中原南迁汉人，故客家为汉民族之一民系。

       其民系之形成，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徙所见，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聚居地﹔自赵宋以来文物及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以为客家文物或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活动之迹象。因而运用手上资料，证明此系主要为晋末中原人士迁徙中“司豫流人”一派，从而将其“民系”由中原迁移原因、经过、路线、分布区域、活动情形，叙其本末、析其终始，深造自得而提出晋末六朝、唐末五代、宋末元朝、明末清初、同治清末五次大迁移说，证明客家出自“中原衣冠旧族”。后并考订福建宁化石壁于汉族中客家民系南迁中作为跳板式之传承作用。

       并客观品评外国人所撰有关客家之著作，于英国传教士肯贝尔（George Campbell）《客家源流与迁移》，史禄国《中国东部及广东的人种》，韩廷敦《种族的品性》，中尤推崇肯、韩二氏，盖其等作品及数据不无可供引证也[xlii]。是先生之作，虽自称尚有不足，然其已集中外大成，突破正史之局限，史无前例为客家历史文化首次作出有系统撰述，遂为世人雅俗共赏，公认为权威著作，以此为指挥人事之归宿，使前此惯于将客家排斥于汉族之外，视为未开化之异族者消除历史误会，化解土客斗争族见之心墙，加强土客杂居地域同胞之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

       朱希袓先生评其末二章虽稍有史料不足致现主观，然其策励之“苦心孤恉”实有其意义！[xliii] 此苦心者何？曰﹕“闻寇欲利用土客之隙重燃其争以便其侵华也。”[xliv]是其所谓急于时需者在防患制先，明矣。学术以明理济世为常规，文章以达诚福群为正则，则先生达矣，可谓“道器相融”也。此《导论》仅为先生《自序》所谓应予研究十二项目中之首项而已，其它十一项虽云待觅机再研究，然其纲目之启迪于世，尤所重要，是其为客家学辟径奠基，筚路蓝缕之功伟矣，更为循序前征，发扬恢彉之步武者所敬仰。虽先生自称尚待补正，亦有缒深井之珠，而升之白昼之庭者，以凌忽长者于末世，岂有损其有所达而裨益人群之胸襟与贡献之大用者也。于是星嘉坡客属总会为之再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以作海外华侨之黄钟大吕﹔而日本人竟亦据之译为日文者二﹕一为日本参谋部译，一为台湾银行有元刚译[xlv]，中文则已重版数次，盖其为了解与研究客家问题者必读之经典著作也。

       日本《支那研究》、及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Prof. Ellsworth Huntington）、国人潘光旦教授、谢幼伟、袁飞翰、梁振东先生等皆重视而推为客家研究之权威，各有书评。

四、客家学之拓展

       香港报业大王、崇正总会理事长胡文虎素敬先生道器为归，故见其于一九四九年迁徙来港，即请其为《星岛日报》副刊开拓《南洋与华侨》双周刊，以光侨梓[xlvi]。又自拨万圆礼聘其为该会《卅周年纪念特刊》主编，内容、凡例皆权宜取决于先生。于是先生为其筹稿集文，穾破传统社团刊物范例，依崇正“先贤赖际熙翰林对客家文化之整理，加以发扬光大。”[xlvii]别出心裁，把《特刊》编成《客家学术文献》，乃将全书分为﹕照片、论著、地图、会史、祝词五部分，其中除照片及一篇论文、祝词外，全出其大手笔，此乃先生《客家研究导论》后扩展而成之大着，而此大著作竟于他迁港后之数月间完成，实可称之为奇绩。此书于一九五Ｏ年十二月出版，一纸风行。

       首篇为《客家源流考》，分四节﹕一、绪论，二、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三、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四、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于客家源流、系统、分布、语言特点，及五次迁徙原因与路线皆有所详论、印证，并削繁存菁，创制图表，以相互证阐明，若﹕《南宋客家各氏迁移表》、《客语韵类表第一》、《客语韵部阴阳声同入表第二》、《广韵韵部客语分合表第三》、《客语声纽表第四》、《客语音素表第五》、《客语声类发音状态略图》、《客语四声音程图》、《客家迁徙路线图》、《客家分布地图》等，无不与本之史料考证成文之内容相辅相成，而将中华民族中客家于一千六百余年以还播迁之史实、渊源、分布、民族特性、方言特色，予以重建还真，成为先生《客家研究导论》外之另一专著，全文约十万言。

       此文予《客家研究导论》稍有增订拓展其某些观点﹕若第二节“晋代汉民族的大迁移”说，则修正为“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明确称其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并以古代夏氏、羌氏、夷族、蛮氏集团分布各地，各有文化特质，演至夏代中华民族始有完整国家组识，故夏代实为中华民族发展之始，客家即渊源于此时。客家之迁移，即“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而非汉族之迁移。迁移五期相同，却补正《客家迁徙路线图》，增附“路线图说明”，此乃先生据族谱搜集考订所得而修补之显者，而其《客家分布地图》亦据谱而作增补，使客族于中国分布之状一目了然。至是遂成海内外研究客家学权威著作之一。

       次篇《客属海外各团体之组织与发展》、《海外各地客属侨胞之分布》、《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藉此数文将“客家人团结奋斗之精神”，表现于清初迁界、复界，迁入香港、马来亚、东印度、暹逻、美洲、欧洲上，以气谊相孚，事业相助，情感相通而组织为同乡会等客属社团。因之将香港、海外之会馆、社团之组织、发展、人口、功能、各地地理交通、社会情况，予以研究，并附图表以佐之[xlviii]。于崇正会史之述，犹阐发此社团有传承与开拓中国文化于海外，促使“轩辕胤胄，华夏宗风，合万姓一家，丕成世界大同之盛。”存古道，景前贤为后法，建义学，筹赈国内风灾难民，敦乡谊共济工商，联络海外同乡团体，以阐明客家源流、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以证崇正团体于中华文化之推播功用，促使客属人士应重视此使命，于工商之外，共为中国文化传播海外而努力。

       此又为《客家研究导论》乏论者，遂引起海外关心客家文化、国父源流、客家社团、客属华侨者竞为研究，其风演衍至今，进而重袭开放之门，并于崇正总会及客属人士之赞助，催生客家学之拓展，迈进新层面，诚文化之盛事，亦先生辟径导向之状绩，而其后者数篇，不单有筚路篮缕之功，且堪称为香港社团、世界客家华侨及社团研究之鼻祖。

       先生举全局以综合方式分析，并以考据论之，为学术持平之作，非如一般作家，自说自话，毫无史典思考，大做文章，致谬误时出者可此。杨峰先生读后，称“先生用功之勤，考证详明，搜罗广泛，分析精辟，为前所未见者。先生堪称当前论述‘客家’之权威。”[xlix]所评可谓笃矣。

       其后，又刊其避难致散逸遗存及再增补搜集之《客家史料汇篇》第一册，辑录有：孙、李、吴、郑、王、何、陈、张、华、邹、彭、薛、方、罗、傅、黄、萧、颜、林、郭、刁、丘、锺、刘、古、饶、巫、邓、黎、缪、曾、胡、徐、凌、洪、赖、涂、卢、廖、温四十姓八十六族谱中之史料，于客人血统之上溯、社会、经济、文化特色、价值观念、皆非根植尚薄之口头调查所能得者，史料价值之高，无价也。若广东和平《徐氏族谱》所附徐旭曾氏于清嘉庆戊辰（1808）年着有《丰湖杂记》一文，为寰宇首位研究客家学之作品，足资击破外国人为研究客家肇始之说者，亦可纠补《同人谱》轻率统授而修者水平参差不一者之不足者是。并附录《宁化石壁村考》、《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家世考》等专论以纪念其封翁一百周年诞辰[l]。

五、探索理论与方法

       香港大学庋有先生《民族生存论》初稿、《民族生存论》稿，二者乃先生受物理学观有所触而将之引入民族学中，以求民族与环境互动关系所在者。《初稿》有部份乃先生于三十年代于中山大学史学系开《华南民族史》油印讲义剪贴兼笔书相驳而成，《稿》则全书写，并多附一评论陈氏文稿。二者与其民系及民族融合论有莫大渊源。

       此《论》稿，本宇宙存在乃以占领空间，控制时间之质体与动作存在为首决条件，体质之存在则以各类形体之元子存在为首要，动作之存在以表现于各种动作机能为前提，而表现各种动作之机能，又以具有形质之元子之存在为相互条件，故宇宙之存在即为一种元子与机能存在与作用，此元子，“实体构成论”之基本单位，此机体，即“古书上所说的‘变化无穷，生生不息’的‘生的元素’或‘生的机能’，万事万物均是由元子构成”，生之机能，能“吸引，能结合，能化生，能滋长，能变化的基本的感应”，若干元子之均冲调适，由内外动作之维系或吸引，而成为整体齐集成单独整体之“活动”，构成另一发展而繁荣之状态，此即生命过程中之“成长”现象[li]。先生据此学说冥思会贯于民族融合论中，以力学原理中元子因素若人类，推出人类生存协与生存演进之新观点，进而演成民系与民族主体融和，民族与民系交流，民族本位文化新见，从而主张民族之绵延不绝，壮大繁荣，有赖文化存续而拓焉。所有民族文化皆须于己有传统文化上，时与周邻互动，吸收与融和外来文化。中华民族之“新运”，全凭如此，鸦片战后，已由周邻而向西方世界交流、学习与融贯，促使“新时代演变”现象出[lii]。民族生存为唯生机能之表现，人类为求生存协进，不得不与环境配合，或改造自然环境，演为一规律，进而创生一系列制度，由是研究民族历史发展，须首关注民族治乱相因，学术文化、武器、宗教思想、交通等不可。

       据此，先生于客家学中，强调人类社会上之所有言行举动，所有制度，皆因环境势力与人唯生机能所催生、故称“任何民族，任何民系，一切史实，一切特性，也是由环境势力和人们唯生机能所推荡而成”；环境势力可分自然及人为，而唯生机能可与环境势力互相作用，产生另一种“实际需要”，归纳而言：“客家是汉族里一个新兴民系，其唯生机能，大概不算弱”[liii]，客家民系为“除以环境势力及唯生机能得为分析说明外，另的方法好像都解释不了”，客家民系受人为环境所影响，又为受中国传文化、信仰、语言、习俗，“诸社会遗势所支配，便有一种团结思想，其等所居住环境，又多山岭盘结，交通不便，虽然生于困难，本易意志消沉”，然而“客家人众，却有一种特别优越的唯生机能，会因环境势力，认识自己的需要，更创行用唯生工具”，客家民系之生存意志及生活方式，全凭“唯生机能所发生潜力所折冲，所调节，结累果，遂生出详多为民族民系而奋斗的思想和行为。”[liv]

       据此论，将客家与汉民族合而一起研究，主张汉民族乃混合无数民系血统而成之东亚民族，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完成于秦汉。后因内演，战争所被，汉人南迁避难，于是留而不迁者与南徙者可分为南北二系统，北系逐与外族融合，南系则于南迁后受环境之异而分街为多个民系，若越海系、湘赣系、南汉系、闽海系、闽赣系五大系统。南系汉族分化，约酝酿于随唐，完成于宋初。[lv]

       有关“客家”源流，自来众说纷陈，皆排诸汉族之外。[lvi]为驳斥“客家非汉族说”或“客家是汉族与真他少数民族的混血种说”之非，先生以中华民族之构成与演进之全面探索，论证中华民族之人种发源于中土，受环境变迁而发展不少不同之民系，后以客家话言与古代中原汉族之语言，参伍考验，经以对迤转，纬以正纽旁纽，以穷声转之原，印证其本原相通所在，且于生活习惯上遗留几许古中原文化影子，证明客家人乃中原之后，非南蛮诸土种支流。

       鉴于迁徙，先生乃运用家谱所载，以互稽迁徙动机，大者凡五次，遂辗转至南方。其五次：首受五胡乱华而始徙于豫鄂南部，与颕淮汝汉诸水间；次遭黄巢之祸，后从河南、安徽迁至江西、闽南，或从赣北、赣中徙赣南、闽南、粤北；三遭蒙元之侵，再由赣南、闽南迁粤东、粤北；四遭明清鼎革，自粤东、粤北徙粤中、四川东部、中部，及广西、台湾，或自赣南、闽西徙赣西；五于同治间以人口澎胀，分迁广东中部与迁至广东全境、海南岛。

       探索族群历史，文献搜集为必须之首要功夫，然文献所载，不无因时、人为因素而有异同，须用科学理论与方法互稽参证不可。若语言为文化传承主要管导，为任何民族与民系区别之最佳证据，然语言因分布及自然环境而发展为不同地方语言——方言，故先生主张研究此者，须先调查与分析各方言词类，次辨证与考释方言流变[lvii]。因是用之以证明客家为中原一系。

       又主田野调查客家众落以印证迁徙路线；并试测体形、血型、智力，然后分析其异同，合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等文化、习俗、以见其与中原关系，及独特所在。于其研究之始，即陈列计划，其研究提纲，即尽现其客家学方法所在，曰：

       一、对客家问题的各个方面作统括叙述；
       二、测验客家人的形体，比较与别的种族或其它汉人的异同；
       三、从血型上检验客家人与别的种族或民系的异同；
       四、制定测量民系智力的仪器，用以测客家人与别的种族或民系的异同；
       五、对客家住地划分为若干区域，逐一加以考察访问；
       ……

       此十二项中，见于《客家研究导论·自序》，除首项外，余十一项，都需广泛走向全国相关区域，非得各地部门支持不可，所需人力、物力，皆非个人所能全面实践，故先生只能就己力及友侪相助，终于本《粤东之风》，而步入《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独力建成客家学。

六、结  语

       罗香林先生承家学、师教，及个人阅读、学习而以传统学术，结合西方汉学、人种人类学、为国族求学术独立，为天下开太平之胸襟，史无前例而立“客家学”，其着《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遂为此学问之促成者。

       先生研究客家，乃置客家于汉族发展史中作探索，发源于《民族生存论》，主民族融合论为主调，倡客家五次南迁，以行政区域分纯客家县与非纯客家县，客家人为正统汉人，其说成为日后客家研究之主流论述圭皐。《客家源流考》则复考客家源流外，并加以阐释其客属纯属汉血统之一。于方法论上，特重调查、走向田野、广罗族谱、资料互稽以求真。

       学术贵求真、求新与资鉴，先生于此无时不身体力行，每至一地，于地方史乘、谱牒之搜求、古迹遗石之考订，惟日孳孳，未尝怠忽，故虽于流离颠沛之中亦如有其勤而不忘所业，致资料多而学问亦独多，悉力研求所致，客家学遂为其独创于蹊径中，惟感个人力有不逮，及资料与中外理论难以兼而全顾，谦逊自谓所著尚有补充之余地，然于《自序》有所谓“客家研究”差不多已成一种新兴之“专学”者观之，俯视至今，其风气开扬揭橥所向，仍为中外学术界研究客家学术文化之主体，七十余年来仍为学术巨人而“独步天下”。

       学术研究贵创新者为即为研究生命之延续，此为古今学术发展之真理。先生口中则称此为“活学问”。客家学所以至今仍为来者奉为圭臬之学说基础，即其学有所创新及方法、理论示之于世，于来者有所启迪所然。

       先生尝考测人种，然皆不收入所著中，楚坚为之叩问，复以其著者在为急于时需，欲为汉客解纠纷，本融和共对外侮。[lviii]同时亦可本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探索中华民族之发展，客家民系之变迁，若不用传统上“中国”与“非中国”之文化观作主体，无以言其变，方法上则可用人种等方法以补不足，然若全用人种测验、血统检验诸法得而分析，则仅能就某小区域内探索，且走入跨科界别中，如要通古之变，恐非区区一○五人等测试可坐井观天，故姑存而备后用焉。[lix]

       就通古今之变言，先生究客家学上之变，本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之重要使命，客家源出汉族统绪等，遂成一家之言。不少人于先生对客家学之创，以为其过分重视地区主义，缺乏血统正确检验，及全用人类调查法等以评之。实则上，自二十世纪七十年开始，欧美各国始重视地域研究，何以无人道之，是先生之成立客家学，亦仍我国最早重视地域观念研究历史之先驱者。而人类学之传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始在中国名都大城学庠中始开课程，而血统观则在二十世纪中末叶始流入，则先生无用其学，或未全面运用，此又与其个人学问立场及方法上对历史研究之追求与判断上有其取舍，然却充份表现其先知先觉之精神与富于开拓史学领域于“无”中之开荒贤劳。以今论昔，若处于时代困难，人力、物力俱无，资料亦百无、研究取向为“无”者，欲“究天人之际”之旨，恐非每位史家所能者，而今先生能之而成一家之言。今藉其百年诞辰，研究客家学，不妨向前人望之、观之，看其如何从无数据、无前例，而从所搜资料中，觅点滴材料，走向田野调查，作为研究开拓之起点取向，体会前芬创学经世之胸襟，或于今面临文化继承与扬弃，批判与吸收，增用新理论、方法而开拓，使活学术更俱生命，于大者，则不无借鉴与启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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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网络来源：客家风情网 www.hakkaonline.com）
罗香林﹕《先考幼山府君年谱》，页56，民国二十年条。
[ii] 罗香林﹕＜三十五岁自述＞（《乙堂文存续编》，卷二，页75-82。香港：中国学社，民国六十八年）。
[iii] 罗香林﹕《南行日记》（手稿），页10，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晚，草一启事寄清华校刊发表条。
[iv]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传记文学》，第十卷，第四期，页13-20。民国五十九年）。
[v] 罗香林﹕《南行日记》，页2－7。
[vi] 先生尝谈及兼读于守丧及养病后，回故都曾访陈寅恪先生不遇，遂有电谈及兼肄燕大之事，以便取得资助南下调查经费之心愿。寅师极表同意，嘱前所请准假期，留用于华南之行，不必消假。返平日再撰硕士论文可也。
按：史禄国着有《中国东部及广东的人种》。
[vii] 蓝文征、陈哲三﹕＜清华研究院始末＞（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页56－70。民国五十九年三月）。
[viii] 顾颉刚﹕十月廿四日＜致罗香林先生书＞（《乙堂函牍》，第三十六册，第十六项第七通）。
[ix] 顾颉刚﹕＜致罗香林先生书＞（同上，第九通）。
[x] 顾颉刚﹕十九年九月廿四日，＜致罗香林先生书＞（同上，第二通）。
[xi] 顾颉刚﹕＜致罗香林先生书＞（同上，第八通）。
[xii] 顾颉刚﹕二十年二月四日，＜致罗香林先生书＞（同上，第十二通）。
[xiii] 罗香林﹕《南行日记》，页6，一月二十九日条。
[xiv] 罗香林﹕《民俗学论丛》（台北﹕文星书店，民国五十五年），页202－210，＜在粤测验人种纪略＞。
[xv] 罗香林﹕《南行日记》，页9－13，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条。
[xvi] 「史学方法」课堂，涉及调查检验法时带出。
[xvii] 罗香林﹕《在粤测验人种纪略》（《乙堂存稿》，第五册，第四种，页12－20。稿存冯平山图书馆）。
[xviii] 罗香林﹕《民俗学论丛?附录》（台北﹕文星书店，民国五十五年），页209－210，＜在粤测验人种纪略＞。
[xix] 罗香林﹕＜在粤测验人种纪略＞。
[xx] 罗香林﹕《南行日记》（手稿本），页23－50。
[xxi] 顾颉刚﹕六月廿九日＜致罗香林先生书＞（《乙堂函牍》，第三十六册，第十六项第十一通）。
[xxii] 罗香林﹕《乙堂札记》，第一册，第一项，＜广州读书记＞。
[xxiii] 罗香林﹕《乙堂札记》，第一册，第三项附贴「粤东编译公司」发票。
[xxiv] 罗香林﹕《大地胜游记?序》（香港﹕亚洲出版社，民国四十八年）。
[xxv] 同上注，页28－42，＜曲江曹溪访古记＞﹔页43－54，＜韶始雄游访记＞。
[xxvi] 罗香林﹕《乙堂札记》，第一册至第四册。
[xxvii] 罗香林﹕《乙堂札记》，第六册，第十一册。
[xxviii] 顾颉刚﹕六月廿九日＜致罗香林先生书＞（《乙堂函牍》，第三十六册，第十六项第十一通）。
[xxix] 罗香林﹕《南行日记》，页12，二月十三日条。
[xxx] 罗香林﹕「史学方法」课第一讲。
[xxxi] 一九七七年先生新刊《乙堂文存续编》名世，尝就中＜乙堂丛着八种＞何以不列《客家研究导论》叩问之？先生乃言此书有待修正之故，而陈寅恪先生以忧于时局不适，未能详观其稿，拟病后阅而序之，旋浏览以为可用于时，乃有函示即付梓也。
[xxxi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集文书局，一九七五年），页1－9，＜客家问题的发端＞。
罗香林﹕《梯航别集》（手稿。冯平山图书馆藏），第十六项，＜无题＞，「意外歧视视，同侨前辈赖际熙…‥等惄然忧之…‥」。
[xxxiii] 《清华周刊》，第四卷第四十九期。民国十九年。
《民俗》周刊，第六十三期。民国十八年。
[xxxiv] 罗香林﹕《南行日记》（手稿。冯平山图书馆藏），页1，＜一南行以前＞。
参见＜客家源流考序＞（《大祥献集》，页5。民国十八年）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之自序及第一章。
[xxxv] 同上，《南行日记》，页1。
罗香林：＜先府君行述＞（《大祥献集》，页32，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
[xxxv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10。
[xxxvii] 罗香林﹕《南行日记》，页1。
[xxxviii] 罗香林﹕＜客家对述评＞（《北平晨报》，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五日，第一卷第十六期。收入《历史之认识》，页170－179）。
[xxxix] 罗香林﹕《民族与民族研究》（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民国廿二年二月）。
[xl] 罗香林﹕＜粤氏源流体系＞（《广东政治》，第一卷第一期。后修正刊于《珠海学报》，第五期，民国六十一年。）
[xli] 吴敬轩﹕《客家研究导论?序》。
[xli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自序》（广州﹕希山书藏，民国二十二年）。
[xliii]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
[xliv] 先生「中国学术资料之新发现」课堂讲话。
[xlv] 参谋部译本，不售，尝见先生藏有一本﹔后者由台北市﹕吉村商会印刷所印于昭和十七年（1942）。
[xlvi] 陈礼颂﹕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六日，〈致罗香林先生函〉（《乙堂函牍》，册八十六，第五十三项第一通）。
[xlvii] 黄石华﹕＜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重印序言＞（罗香林《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卷首。香港崇正总会，一九九六年九月重印本）。
[xlviii] 罗香林﹕《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各篇各独立有页码，无总页码。
[xlix] 杨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致罗香林先生书＞（《乙堂函牍》，第九十二册，第四项第一通）。
[l]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香港﹕中国学社，民国五十四年），页1－31，＜序篇＞。
[li] 罗香林：《民族生存论》稿（手稿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无页码）。
[lii] 同上。
罗香林：＜民族与民族的研究＞（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月刋》第一卷第一期，页49-53。民国二十一年）。
[lii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23。
[liv] 罗香林：《民族生存论》。
[lv]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70-72。
[lv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12-14。
[lvi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125。
[lviii]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页272。
[lix] 罗香林：课堂上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