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内容简介

夏荷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
（1）由明成仕年间开始，自闽西、粤东，沿五岭山脉，进入到了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贵、川，这条迁徙路线，一直持续到了清代。
（2）因抗清斗争，追随郑成功于东南沿海转战，最后迁徙到了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其时间的跨度，也是从明末到清初，且再往后延伸。
（3）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乱，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老客”。其迁徙的时间，也同样在明清之间。
（4）沿海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允许沿海部分地区复界。除开原沿海居民所剩无几者外，大都是动员闽粤赣的客家农民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以致导致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或“仇客分声”。
（5）“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由于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廷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其间，客家农民亦汇入了这一批移民之中，在四川形成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当然，也有不同的描绘，或四条、或六条，但都差距不大。所以，还是用这约定俗成的“一枝散五叶”的提法，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叙述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这次大迁徙，其分布之面广、迁出人口之众多，在南方造成的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于日后客家人的“六次崛起”，更是影响之巨！

［之五］

夏荷

　　下面，我们分线路一一阐释。
　　第一条线路，当是由明中叶成仕年前后，由梅州及其边缘地区开始迁出的客家人。应该说，此期间，是有入有出，有时入大于出，有时出大于入，或者说，前期以入为主，后期以出为主。
　　如今，粤北，如韶关、南雄、始兴、曲江直至英德的客家人，大多称其是于明代自福建上杭、粤东兴宁等地迁徙来的，乃至湘东一带的客家人，也是这么说的，这自然有大量的族谱为证。重提这一事实，是想纠正罗香林的漏误，尤为重要的是，将广府人与客家人的先来后到分清楚，不至于把“珠玑巷事件”也混同为客家人——一部15集的客家专题片，竟然把“珠玑巷事件”也列入了客家人的序列之中，实在是大谬也。“珠玑巷事件”的内涵，我已在《广府寻根》一书中加以发掘了，它与“葛藤坑传说”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重商、一个重伦理准则，这本是两大民系之根本分水岭。
　　为此，务必在这里重申，正是明初，朱元璋灭了在南方称帝的陈友谅之际，对支持陈的地域，实施了残暴的灭绝政策。这才使淞东、粤东地区，留下了一条“无人地带”，珠玑巷及韶关原兴旺的人丁——广府人及土著被灭绝后，才由后到的客家人所填补，以此不难解释，为何被视为广府人的圣地珠玑巷，后来竟无广府人所居住。其实，这一现象，在移民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而沿着五岭山脉，客家人依其本能——“有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亦由粤北向桂东北迁移。所以，广西各县，如今客家人分布已相当之广，其大多数则为清初迁入。清代桂林人龙启端撰写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中就有：“外郡（指广西）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德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的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这段话，说明客家人迁入已“数世”，时间不短了，而以“西洋天主教”即基督教“蛊民”，当是指太平天国运动了，也就是指响应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号召发动起义的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的客家人。可见这一条线路迁徙的客家人，对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何等之深。为此，把这一线路放在第一条。而该线路亦延伸至云贵川一带。太平天国被内外反动派合击后失败，左宗棠称其“兴于嘉应，灭于嘉应”，亦突出了梅州在这一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是把祖籍梅县的洪秀全算作是梅县走出来的。而太平军最后一支队伍，则于梅县被歼。

［之六］

夏荷

　　第二条线路，则是客家人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军，割据台湾，成为台湾最早的第一批客籍移民。
　　明代遗臣郑成功，建立金厦基地，以抗清复明。其第一功，则是率部渡过台湾海峡，从殖民者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而后，以台湾及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光复各县，甚至打到南京。
　　其实，早在郑成功之父郑荛龙，便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1636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则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础，使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根基的“海上帝国”得以形成。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氏海上帝国”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人，其最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都是客家人。
　　而梅州镇平（蕉岭）人赖其肖，聚义抗清，“誓以死报明”，人称他“大清之顽民，前明之义士”，战败后不知所终，亦有传闻入郑部。不过大埔江龙、罗大力等，则都成了郑成功所部的名将。如今台湾新竹、基隆等县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江、罗二名将之后，在台湾，以大埔命名的村庄有好几处。
　　早期已有客家人来台，这在德国史学家里斯（Ludwing Riess）博士、魏斯（Albrecht Formosa）博士在荷兰查阅档案得知：“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余年。”所以，日后来台的客家人，亦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亦先后偷渡到达。由于清政府严禁粤人入台，所以，福建客家人到台的要早一些，这便是漳州府龙溪、南靖、平和、诏安，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以及邻近漳州的广东饶平的客家人。在长达34年的渡台三禁令（1684—1790年）之后，广东客家人亦大批渡海来台了。这有潮州府的丰顺、揭阳、大埔，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博罗，以及嘉应府的梅县、镇平、兴宁、平远、长乐的客家人。
　　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更记有：“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不许带家室，亦是当时客家人悲惨命运之一。
　　关于渡海住台的客家人，当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之七］

夏荷

　　第三条线路，则是由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
　　这同样是清初为对付郑成功而发布的“迁海令”与“禁海令”的直接后果。由于朝廷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沿海50里内不得有生民，迫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压挤，于是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亦一般“地窄人稠”，生存环境极度恶化，除开一部分冒险渡海赴台外，大部分客家人唯有拖家带口，又一次远徙，以求生存。他们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又沿着当年南下的路线，回迁到了赣南，与原先留在那里不走的“老客”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并获得“新客”之名，于是便有了“老客”、“新客”之别，有了赣南后来客家人不同成分的新格局。
　　如以河东片为例，其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为多，他们则为“老客”，其中，以宁都、石城为代表，宁都全县有4500多个村庄，“老客”始建与扩建的就有3700多个，占总数的85%；而石城，“老客”后代遍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
　　而河西片则不一样，由于明末清初回迁的新客居多，像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等县，竟占去70%～90%，比例是相当之大。回流者，亦不仅仅限于赣南。
　　从目前客家人在淞赣布局上看，他们中不少人，又从赣南出发，沿路北上，到了赣中的吉安、临川，尤其是赣西的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与之相邻的湘东雷县（今炎陵县）、茶陵、济阳、醴陵、平江等，再往北，则是赣东北的铜鼓、修水等县，从而拓展了整个客家人的分布区域。
　　回流的客家人，主要是拓垦者居多。如《于都县志》中称：“于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拓闽广来耕，其党日多。”由于官府多次颁布募垦令，清前期回流入赣的闽粤客户——即“新客”，终于远远超过了“老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赣南又成为了客家人的“大后方”，由摇篮演绎为后方。
      
［之八］

夏荷

　　第四条线路，则是复界迁出，填补了沿海“迁海令”后巨大的空白带。
　　 顺治年间，清朝廷以“坚壁清野”为策略，以沿海30里到50里为界，严令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逾期不从者，以军法处死，且尽焚界外所有居所，其笨重者不能迁，亦一律限期烧毁；凡私自出界的，一律处以极刑。其界，始于福建，往北延到浙江、江苏、山东，往南则及广东。广东先于潮、惠二州沿海，后延至广州及南路各县，直至钦州、防城。一时间，悲声四起，尸横遍野。沿海界外地区，顷刻间一片荒芜。
　　这一来，民变骤起，商贸委顿，清王朝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增加赋税，不得不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广东巡抚王来住的复界请求，准许部分地区复界。而康熙之年（1662年）迁界的50里之内的广大地区，则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宣布复界，允许被迁百姓恢复原籍，并出海捕鱼。从顺治年间至康熙二十二年，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迁界暴政，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能返回原籍的，已所剩无几。于是各省封疆大吏，只好奏请招募各地游民、山民，与还迁的农民一道，上沿海地带重新垦殖。这一来，粤东、粤北，乃至闽西、赣南的客家人，也就逐渐向沿海迁移。史载，这批移民，填充了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其规模相当浩大。
　　从此，客属地有了自己的出海口——原宝安县，今深圳与香港新界，则均为客家人所据。
　　然而，由于客家人大量进入沿海一带，终于引发了100多年后于粤西的“西路土客大械斗”，死伤50万之众。

［之九］

夏荷

　　第五条线路，便是“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
　　其实，“湖广”并不含广东，而是西湖，即湖南、湖北当时只是一个省，被称之为“湖广省”，湖广填四川，自是以湖广为主，但也有广东、福建、江西的移民，后者，则大多为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只是随这个大移民浪潮进入四川的，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他们是“跟着西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的。他们迁徙的时间，从康熙到乾隆，前后超过半个世纪。广东入粤客家人，有梅县、五华、兴宁、龙川、韶关等地。像国际上著名的作家韩素音，就说祖上来自梅县，辗转到的四川；而朱德的祖籍，则是韶关；郭沫若的祖先，是宁化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祖上居武平……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直至今天，尽管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在缩小，但客方言在四川方言中仍占第二位，人口在100万以上。分布在四川境内20多个县市的山区与丘陵地带。在那里，他们被称之为“土广东”。
　　 第20届世界客属大会，也因此在四川成都召开。
　　综上所述，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一枝散五叶”，其“枝”，当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属地，主要是梅州及邻近的韶关、汀州等地，而“五叶”，则是指西线至桂东及云贵，东线至台海，北线回流至赣南，西南线则是粤西沿海地区，还有西北线至四川。
　　无论是赣南之“新客”、四川的“土广东”，还是粤西、桂东与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大都是以梅州及周遭为又一次起锚之地，因此，这一次迁徙，对梅州的认同，作为客属地中心的认同当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次的聚与散，也就没有梅州成为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的基础，更没有在后来成为“世界客都”的可能。因此，研究梅州如何成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中心，直至“世界客都”当从这第四次大迁徙入手，追根溯源，方可得出可靠的结论。
　　其实，第四次大迁徙，对于客家人来说，同样是一部苦难史与奋斗史。他们正是在这次迁徙中，由蛰伏走向了崛起，没有这样一个过渡，他们是难以形成气候并铸造日后之辉煌的。
　　“风檐展书读 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这一结语，当是对这次大迁徙的一个伟大的预言。
      
［之十］

2005-12-26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夏荷

《梅州·世界客都论》摘登
第二章 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本章由谭元亨、肖文评执笔）

一、 从客家腹地到文化中心及世界客都
      
（一）
　　
　　腹地、文化中心、客都（或都会），当属三个不同的概念。
　　腹地，通常会理解为内地，或可退后的回旋之地，它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概念，是基于所描绘地方的地理环境而言。一个地方的腹地，通常受其周遭的山脉的位置、走向与高度的影响，也包括所在的地域的水路联系及水网覆盖的影响。客家的腹地，当指客家地域中可以退守、聚拢的重心所在。
　　而文化中心，这应该完全是人文历史上的概念。构成文化中心的条件有很多，其中主要指的是文化、教育集聚的程度、尤其是重大的文化条件及文化名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指其教化的力度，是否能强于周边的地域。由于客属地文化的不平衡，这一中心当不同于地理上的腹地，是会发生转移与更替的；而造成这种转移与更替，则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
　　都会、都市以及客都，这些提法当有着各自相近却又相异的内容，但“都”一词，不仅仅是文化的集聚，更有广阔的范围。如都会，每每指一个地方的行政治所；都市，每每指的是商业贸易的所在。不过，在使用时，也常有混淆或交互影响。至于“客都”之都，亦不乏首要的意思。如同一个“国际大都市”，构成其都市的要素，则有很多，不仅仅是发达的经济条件，活跃的商业流通，还需有文化上的知名度，至于金融业等以及第三产业，则更不用说了。当然，人们的心理认同，当是最重要的条件。
　　“客都”一词，有太复杂的内涵，需要我们加以相应阐释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不可以简单界定为一个行政的中心，同样，也不可以随意证实它为商贸中心及文化中心，远远比这要厚重得多、丰富得多。事实上，作为“都”之要素，它还要有所扩充、有所补缺，而且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但作为其基本形态，却应当承认，这已经是具备了的。
　　毕竟，梅州作为客家腹地，走向了文化中心，这已是一百年为人所共知的了，而被视为“客都”，也绝非近年来的事。如何揭示这一历史的演变过程，当认真加以考察。

夏荷

（二）
      
　　梅州，亦古嘉应州，成为客家腹地，当在元代及明初之际。
　　这与梅州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有关描述如下。梅州地区“属五岭山脉以南丘陵山地，地势北高南低，中有阴那山脉斜亘。全区85%的面积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土层泽厚肥沃，有51条河流奔流其间……全区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为兴宁盆地，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其次为梅城平地，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蕉岭的蕉城、新铺平地，丰顺的汤坑盆地，面积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
　　正因为有地缘上的优势，宋末元初，文天祥率军民抗击南下的元军，辗转于闽、粤、赣边界。元军一度攻陷梅州，蔡蒙吉兵败被害，尔后，文天祥又收复梅州，大批客家人自愿参加勤王，如众所周知的卓姓800壮士，一直追随到厦门全军覆没。“与宋元末之间死难者数万人”（王力《汉语言音韵学》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梅州客家人。
　　梅州经历兵变后，元军只顾追剿宋兵，这一带由于地理上的特殊，三省顾及不到，于是，“大埔居粤省之东，与福建之上杭、永定、平和接壤，实为粤闽交通之孔道。自宋元之际，涂氏筑城于此……三饶、程乡之地，割据二十余市，始归于元”。（转引自《梅州客家人》所据民国之《大埔县志》）。
　　这期间，梅州人口有了不少增长，到嘉靖年间，即1532年左右，程乡人口又恢复到了38366人。
　　被视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杂记》中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湖、粤边境，毗联千数百里之地，常有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该地焉。西起大庆，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客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客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客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客属，是也。所居即安，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
　　这是从大范围而言的。
　　具体到梅州，一如黄遵宪所言：“客人来州，多在元时……”（《己亥杂诗》自注），而明取元而代之，“潮、梅而州归顺明朝”（引自《梅州市志》），也就是说，未曾有过战祸，是和平光复的，所以，百姓能安居乐业，本来，恪守汉民族传统的客家人，本就坚持着不愿臣服于元朝的。明初，这里自是大兴土木、救济灾民、屯田兴学、筑堤修坝，兴水利之便，更是吸引了大批外来的客家人。
　　光绪《嘉应州志》称，客人来州，多在元末明初。以此为据，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论定，梅州作为客家大本营之“腹地”，是早已在元末明初所形成的。

夏荷

（三）
      
　　成为腹地，未必便是中心，更难说是文化中心。地缘上的优势，固然对其形成文化中心有重大作用，但并不等于说，腹地之形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中心。
　　 宋代，赣州与汀州，即赣南与闽西，先后成为文化中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荫庇，当一直延伸到了元、明二朝乃至清初。据吴永章教授论证，此期间的客家文化中心有三处：一是赣南地区，有“三魏”与“易堂九子”的古文最负盛名。理学王、湛二派在赣南皆有传人。一是汀州府，以文史成就为著，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弘、上杭刘坊等人。再便是广东的惠州，是明代的理学中心，有杨传芳、叶时、叶素芳、叶天佑、叶萼、杨起元等人。惠州客家的理学，是与整个广东的理学同步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学语》中有“白沙之学”条中，称“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这一说，脉络就很清晰了，濂溪之学，宋在赣南；而白沙之学，则昌于东粤。人称客家人的主流意识是儒学，当亢之不屈，所以，惠州客家人对“白沙之学”的迅速接受，是有历史因缘的。
　　人们不难发现，其时，梅州纵然作为客家腹地，但文化的浸润却在“客家大本营”的源发地及边缘地区，也就是赣南、闽西及惠州（位于粤东南部），还不曾向腹地渗透，所以，已经作为客家腹地的梅州，在元、明二朝，不曾有较多的文化上的出色表现。所以，腹地未必等于文化中心。当然，并不是说梅州当时的文化差了，其实，明代脍炙人口的李二何的故事已经流传开了。李二何，即李士淳，其文章亦为时人所重。而进士亦已有不少。只是从总量及影响而言，仍逊色于赣州、汀州与惠州罢了。这也是合乎历史演进规律的，不可以苛求于梅州。
　　只是进入了清代，梅州才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客家文化的中心。而这个时间段，当在康乾时期了。

［之一］

夏荷

　　明清之交，有李楩、何南凤等人的诗义，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及《曲江竹枝词》。及至清代初期，即康熙年间，有李象元，其学问文章，“为粤东最”，他本人为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进士，史志中称“本朝洲属登第者，自象元始”。尔后，则是“三代皆进士，一门四翰林”，传为佳话。李象元有诗文集《赐书堂集》。在他之后，则有黄岩，他的《岭南逸史》，当可称客家小说的开先河者，时人评其“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及至乾隆之后，梅州更推出了在岭南最富盛名的大诗人宋湘。著名学者钱仲联有“南邦屈宋来无前辈”。屈，即屈大均，宋，则宋湘也。钱仲联还进一步称：“清初岭南诗人，屈翁山为冠，中期无有出宋芷湾上者。”可见评价之高。他被客家人视为当之无愧的“文曲星”。《清史刘传》中说他“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否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
　　宋湘不仅诗韵上有成就，诗论也相当出名，且为官清正廉明，鞠躬尽瘁，最后更劳累成疾卒于任上。至清末，更形成了岭东诗派，享誉寰中。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如今妇孺皆知的黄遵宪、丘逢甲，其阵容蔚为壮观。黄遵宪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论诗，他被视为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之一，同样，也是近代“诗界革命”的旗手，衔接古今。他的“吾手写吾口”，把客家山歌引入到诗中，把现代科技及物事当作诗歌素材，也是一个创新者。作为外交家，他折冲樽俎，为维护国家和华侨的权利，人所称颂。他更是“湖南新政”中的领军人物，最早引入西方先进体制的先行者，并展示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风姿。新政夭折，他差点身陷囹圄，最后解甲归田，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以百年树人。
　　与他齐名的丘逢甲，祖籍镇平（今蕉岭县），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895年，他率领义军抗御日寇占台失败，“奉旨回粤”回到了祖籍地，辛亥革命的胜利，组织临时政府，丘逢甲作为广东代表上南京，英年早逝，1912年死于任上，年仅48岁。但他留下大量的诗文，尤其是表现其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诗篇。其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寓意于“岭云”之中，心往“海日”，思念台湾。他的墓地朝向东方，一直盼望着台湾的回归。
　　客家大诗人中，还有温仲和，他也同样热心于教育，被丘逢甲称为“旧学界之经济家，新学界之教育家”。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则在于编出了“有迹可查，功不可没”的《嘉应州志》。我们还可以举出范夷香、叶璧华等几位客家女诗人。正因为有这么一批在历史上遐迩闻名的诗人、作家及文化人的涌现，一改梅州的文化风貌，使得这个瘴疠之乡、贬谪之乡、避乱之乡，变成了文化之乡。“人文秀区”的美名，也就在清时获得。
　　而作为客属地的文化中心，也应是在清代的中、后期于梅州最后得以确认。也就是说，梅州文化上的成就以及其辐射力，已经越过了早年赣州、汀州、惠州等地，后来居上了。

［之二］

夏荷

（四）
　　由客家文化中心至“客都”，同样有一个相应的历史演变过程。
　　 “都”字，在古文中一般为城市，如通都大邑，有时，则特指首都。都会，则与都市相通，乃人众及货物汇集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中称：“商贾大者积储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其赢，曰游都市。”而客都，当有更多重的意义。不仅是通都大邑，众人、货物汇集之地，还应包括一种历史地位、文化名望，尤其是如今常称的大都市，则有更多的要素，包括城市的形象、格局，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信息等高新科技的积聚，人口的素质，文化设施，等等，甚至社会保障、生态循环、能源结构，都应包括在内。
　　梅州如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还有应该努力的地方，这是作为未来指向而言。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在历史上，它是如何逐渐被视为客都的，这与今天的标准当然不相一致。如果说，清末的梅州，确立了其作为客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并赢得了“人文秀区”的美名，但是，除文化之外，它在整个客属地的影响，包括在客家第一大省广东的影响，毕竟还是不够的。
　　这一情形，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于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客家人，追随他参加革命的，也就有不少客家人，这当是人才上的“群体激发效应”吧。黄花岗72烈士中，有20多位客家人，仅梅州籍的便有8位。该起义的主事之一姚雨平，也就是梅州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正是由他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亲率大军，打到了固州、宿州、徐州三大战役，从而声援了武汉，巩固了南京，逼使宣统皇帝退位，宣布千年帝制之终结。而孙中山最得力的军事将领邓仲元，也是梅县丙村人，当年蒋介石仅是他的手下，他被誉为“南州铁汉”，迭立奇勋。
　　同样，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最后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也是梅县人。当年，陈炯明叛变，卫护孙中山有他；南昌起义前夕，及时密报军情，使起义及早发动有他；长征途中，让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摆脱张国焘之阴谋，也有他；粉碎“四人帮”更有他主要功劳，每每在关键时刻，他总能力挽狂澜。
　　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重大的历史进程中，都少不了梅州客家人。如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便有“客家三英烈”——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远征印缅，则有罗卓英，梅州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这期间，梅州文化人同样有不俗表现，在国内外堪称大师，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中国画现代大师林风眠；还有作家黄药眠、碧野、张资平、蒲风、黑婴、丘东平、楼栖、杜埃、自危，等等。此外，还出了亚洲球王李惠堂。
　　对于“客家大本营”而言，这100年间，梅州的历史地位相对凸显出来了，不仅仅是在客家人中，在整个中国20世纪的演变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一］

夏荷

　　当我们放眼于全球，则可以看到，自19世纪中末叶，也正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际，广东处于开放的“国门”当中，梅州位于客家大本营南部，更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有着比闽西、赣南客家人更多的向海外发展的机会。一个小小的松口镇，海外的华侨与本地人不相上下。490多万人口的梅州市，海外的侨胞也有300万，占了海外客侨的一半还多。如今，梅州出去的华人华侨，遍及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客籍侨胞对梅州的“客都”地位的心理认同，与他们大部分是从梅州走出去是分不开的。客家人本就有这种大迁徙的传统，梅州成为他们外出前的聚散地，当牵挂于万里之外。
　　即便非梅州籍的海外客侨，也一般有对客都梅州的心理认同，其原因是他们的祖上大多也是从梅州迁徙到他们的居住地的。在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中，“一枝散五叶”，正是元代明初已聚居于梅州的客家人，再度扩散到了整个广东及南方各省，包括“湖广填四川”之际，远至云贵川一带。所以，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祖居地的认识，也大多在梅州而非其他地方。他们回到中国，也免不了有梅州一行，视梅州为海外客侨的“都”。
　　而在“一枝散五叶”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从梅州倒迁回了赣南，成了与“老客”相比照的“新客”。而新客之客家文化的情结，较之老客要大得多也紧密得多，这一来，连作为客家摇篮的赣南，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客，也都把梅州视为原乡了。笔者甚至到了井冈山一带，问及那里的客家人，他们大多说自己来自梅县、兴宁等地。
　　因此，长期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采用的客语，是以梅县话为标准音的，因为这易为海外的500万客侨听懂并接受，也易为“一枝散五叶”之际遍布南方各大省的客家人所接受。
　　海外的认同，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中更显得重要了。因为，海外的客家经济，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今日“反哺”客属地的重要资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自南向北开放的程度，梅州当先于其他地方，这对“客都效应”毋庸置疑是一个强化，而梅州作为粤东北一个重镇，其都市要素也在日趋增加与完善。这一来，梅州在整个“客家大本营”中，能否起到龙头的作用，也就至关重要了，因为，这对整个客家大本营的经济、文化的整合，是极具意义的。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作为客家大本营的重心，梅州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海外联系诸方面是全方位推进并走在了前面。
　　客都，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了。
　　郭沫若于1965年考察梅州，即兴挥毫，写下了“文物由来第一流”的赞誉。当以此为契机，作为“客都”确认的时刻——“第一流”当有首要之义。
　　考证“客都”之名与客都形成之实，也均在20世纪，这应是没有争议的了。
  
［之二］

夏荷

（五）
      
　　平心而论，梅州今日发展的现状，较之广东几个发达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在执政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四个梅州”——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其意义在于完善与增强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各个要素。而其中的“三馆一节”——中国客家博物馆、叶剑英纪念公园、黄遵宪纪念公园与客家文化旅游节，则是这些都市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成分。可以预期，上述目标的实现，对强化客都的历史地位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一句话，提升与巩固“世界客都”的地位，擦亮客都的文化品牌，已时不我待了。
　　的确，作为千年宋城的赣州，近年发展势头十分喜人，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的召开，让世界上的客侨看到这么一座宋城复兴的大希望，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上也有过相当辉煌的时刻，所以，它对于梅州地位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打造好“世界客都”这块品牌，当有更开阔的思路，当更具创新的锐志！
　　我们期盼“世界客都”在不久的将来，有更长远的发展，有更具规模的都市格局，创造出文化上、经济上更大的奇迹！
   　　
2005-12-28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夏荷

《梅州·世界客都论》摘登
第三章 名人效应与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确立
（本章由吴雁、吴招胜、黄伟宗、吴永章执笔）
      
一、 从客家文化名人看客家文化中心的转移
　　众所周知，客家民系得以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最主要包括漂泊基因、文化意识和民族自尊三大历史文化动因。同样，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移民运动、地理环境以及当地的土著文化的影响，等等。那么，作为客家文化中心，其形成、发展以及转移则更为复杂。
　　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客家大规模迁移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客家大规模迁移，客家文化中心也相应地发生迁移，但并非完全同步。纵观客家文化的孕育与发展，其中心的形成始终与当地的客家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客家文化名人对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历史上，各文化中心常为文人荟萃、名人辈出之宝地，可谓文人名家的摇篮，而文人名家对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分析和研究客家文化名人对了解客家文化以及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迁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换言之，通过解读客家文化名人，便可窥见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学界目前对于客家文化中心的研究，往往是从客家民系的形成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的。这虽具有很多可取之处，但由于客家文化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其孕育、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非一朝一夕之事，若单从民系形成的历程来谈论其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转移问题，未免有失偏颇，难以自圆其说。本文则从客家文化名人的视角来讨论客家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相信会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创新意义。
　　客家文化的孕育与发展，其中心的形成始终与当地的客家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中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叶剑英、丘逢甲、黄遵宪、丁日昌。）

夏荷

（一） 宋朝客家文化中心——赣南
　　
　　赣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第一个大本营。尤其宋代，这里文人蔚起，产生了一批对客家文化乃至整个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出现使赣南成为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含了其他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的第一个中心。
　　千百年来，客家人才辈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层出不穷，络绎不绝。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巩，以及民族英雄文天祥，近代有宋湘、黄遵宪，现代有陈寅恪、郭沫若等。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令世人瞩目。不可否认，这些名家名人对于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转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宋代全国的文化重心自北向南开始迁移，主要是移向江西。正如谭元亨教授在《客家圣典》中指出：“这个重心，可以说是在江西（笔者注：主要指赣南）——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这个“重心”也是当时的客家文化中心。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如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吴永章教授认为，宋代客家文化中心有两个：一是福建的汀州，另一个是广东的韶州。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从客家先民迁入南方的历程看，客家移民进入赣州的时间也要比进入汀州的时间早，如罗勇教授指出：“从地理上和移民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纳北来汉族移民的第一站；许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显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从名人情况看，宋代，汀州确有几位出众的人物，如宁化郑文宝、张达观、张良裔父子以及长汀的杨方等人。其中，郑文宝擅长于诗歌，杨方以理学著称；而韶州最早有唐代名相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氏，文学造诣很深，著有《曲江集》等，其诗精炼质朴，洗尽六朝铅华，对其后的王维、孟浩然诗派颇有影响。之后有宋代名臣余靖，亦为曲江人氏，官至兵部尚书，其史学、诗歌和古词成就颇高，为时人所重。但是，汀州和韶州，其客家名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比不上江西。如《宋史》所载，宋代江西进士共达5442人（其中赣南为234人），而汀州只有168人，梅州更少，只有10人；此外，宋代江西状元居全国第二；名人219名，居全国第一。因此，从名人数量的多寡以及其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就高低来衡量的话，宋代客家文化中心非江西（赣南）莫属。更准确地说，赣南是客家文化中心的第一站。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