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上将之子黄敬先回忆曾祖父——清朝山东曹州总兵黄凤山

一路繁花相送

黄百韬上将之子黄敬先回忆曾祖父——清朝山东曹州总兵黄凤山往事

曾祖父黄凤山（有些史书写为「周凤山」；字鸣阶，1825-1891）是广东省嘉应州梅县攀桂坊人。梅县是属于客家人的县份，所以凤山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他出生于满清道光五年（乙酉年）十月初二（公元1825年11月11日）。自幼喜爱武学，并且身手不凡，故而在十七岁那年（道光廿一年，1841，辛丑年），便考上了家乡嘉应州的武庠生。未几，也就是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6月－1842年8月）结束之后，两广的民变层出叠见，朝廷暂止两广的科举考试。黄凤山因而常常居家，闲时就精研及勤练拳法棍棒，增进武艺。

晚清名臣曾国藩

廿三岁的那年（道光廿七年，1847，丁未年），广东花县客家人冯云山（1822-1852，太平天国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及钱东平慕名登门来访，热诚地吸收黄凤山一同前往广西的紫荆山，参加天主教传教士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客家人）及冯云山两人设立的「拜上帝会」组织。当时，拜上帝会正积极筹划建立太平军，预备武装起义反清。当时，太平军治军极有规划和组织。黄凤山去到广西后的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于广西浔州府桂平县金田村起事反清。次年（咸丰元年，辛亥年）闰八月初一日（公元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破永安（今广西蒙山县），遂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秦日昌为天官丞相，且规定诸王皆受东王的节制。咸丰二年（1852，壬子年）年初一，黄凤山与秉性骄傲兼颟顸的东王杨秀清（约1820-1856，广西桂平客家人）发生肢体冲突。盛怒之下，便立即带着百余人离开了太平军，前往广西的柳州。在此，黄凤山及其随众投靠了清廷驻广西的提督向荣（字欣然，约1788-1856，四川大宁［今巫溪县］人）。此后，黄凤山便与洪杨的太平军兵戎交战不息。

最初，黄凤山在向荣麾下担任哨官。咸丰二年二月，擢升为把总。同年十月，擢升为千总。咸丰三年初，再擢陞至守备。从咸丰二年元月到咸丰三年年初的期间，黄凤山率清兵攻打太平军，先后克复了广西的新宁州、永安（洪秀全于咸丰元年在此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及全州（位于广西东北，靠近湖南的零陵）。接着再与同乡张国梁（？－1860，广东梅县客家人）联合出兵攻击太平军，解救了当时湖南的军政中心长沙（今湖南省省会）之围、夺回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城陵几、及武昌（今湖北武汉市的一个市辖区）的洪山等地。当黄凤山最初在提督向荣麾下任职时，发生了两次重要的事件或遭遇。第一次发生在咸丰二年的二、三月之间，清军与太平军正在桂林鏖战之际，黄凤山患病。向荣立即把黄凤山从粤西送往湖南长沙治疗和调养。在此，他遇到了贫病交迫的鲍超（字春亭，后改春霆，1828-1886）.鲍超是四川夔府（今重庆奉节）人，体格魁梧，言不轻发，事无苟且，忠诚朴实，但不识字。黄凤山赠生活费白银四十六两给鲍超，并且经常主动及悉心地帮助他求医治病和调养。当黄凤山自己病愈，于咸丰二年八月回到向荣营地之前，还力荐鲍超于塔齐布（字智亭，1817-1855，满洲镶黄旗人），后又隶属杨载福部。黄、鲍两人从此结为刎颈之交。第二次事件或遭遇始自咸丰三年（1853，癸丑年）的大年初一。这天，向荣率清兵尾追太平军，从广西桂林，越过湖南，来到了湖北的武昌。当天，黄凤山出战时，左背被敌人击伤。向荣立即派船送黄凤山南下，再次去到湖南长沙就医。不久，太平军放弃武昌，却发动了号称五十万的兵力，一万余艘船舰，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直指金陵。正月初八，清两江总督陆建瀛帅清兵至湖北，迎战太平军于广济县（今武穴市，长江中游的港口城市），大败。陆建瀛逃回江宁后不久，惊悸而死。太平军则势如破竹，一路攻下九江，安庆，直达金陵（江宁，今之南京）。

天王洪秀全便把金陵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称「天京」，时为咸丰三年的二月初十（公元1853年3月19日），距离金田起兵仅短短的两年半。太平军从武昌东下至金陵的期间，向荣率清军自武昌沿长江一路在后追赶，常隔一二百里，不能逼近交锋。最后，向荣闻金陵城破，便率领清军至金陵城郊，在城东孝陵卫驻扎，号称「江南大营」。此时，长江的水路被太平军控制，也就是从大冶至江宁的水路不通。同年的五月，留在长沙的黄凤山伤愈。但是因为水路不通，不能来到向荣的江南大营。当此进退无据之际，鲍超极力向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1872，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推举黄凤山，言道：「黄凤山自广西至湖南、湖，克复数城，所向无敌，武术超群。同时又赋性仗义疏财，忠信朴诚。我得此人之恩惠非浅，有再生之德。如今落难于此，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曾国藩听后，立即亲自前往其住所相邀，请黄凤山加入长沙的团练，言道：「如今遍地敌兵，陆水两路不通，究竟是回不去的。我们都是给朝廷出力，何不留此帮助训练湘勇武术。等将来陆水两路打通后，我定派人送你回到向荣的驻地。」黄凤山慨然答应，遂留在长沙。

稍早（咸丰二年十二月），清廷为镇压太平军，下诏命吏部侍郎曾国藩在长沙办地方武装「团练」，曾国藩借此机会筹创湘军（或称湘勇）。招募的兵勇集训于长沙。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咸丰三年五月，黄凤山经鲍超之推荐，入团练为陆军统领，积极传授士卒各种拳法，再教刀枪棍棒等武功。是年九月，太平军自天京西征，陷湖北黄州、汉阳；清朝的湖北按察使李卿谷死难。十二月，太平军攻下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守庐州的安徽巡抚兼军门提督江忠源兵败自杀。接着，江西又失陷十余县。朝廷谕下，命曾国藩及早从湖南出兵征剿太平军，策应各省军务。当其时，曾国藩派员正在监造战船，备练水师，并令黄凤山等统领，在长沙连夜加紧教练陆军士卒，预备明年陆、水师齐出，抵御西征的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甲寅年），曾国藩于正月廿四日（公元1854年2月21日）发布《讨粤匪檄》，旋率湘军团练的陆、水两路计一万七千余人齐出，征讨西征的太平军。是年三月，曾国藩的陆师失利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市），水师继又被太平军击败于湖南湘江西岸的靖港。陆、水两路共死亡八百余人。曾羞愧不欲生，投水自杀，左右救之。回兵长沙后，忽报太平军陷湘潭。曾国藩命塔齐布与黄凤山引兵五千出战。塔齐布与黄凤山于四月一日（公元1854年4月27日）杀太平军五百余人，克复湘潭。湘军方才重振军心。值得指出的是，湘潭之役是湘勇成军后的第一次大捷。六月，湘军第二次兴师，陆、水齐出。鲍超与黄凤山担任陆师先锋，再次攻打岳州。此役，黄凤山踪身跃上了岳阳楼，杀敌官兵三十余人，旋插旗楼顶，大振军心，随克岳州。

湘军接着驱兵东北，出省作战，直指湖北武昌。咸丰四年八月廿三日（公元1854年10月14日）到达武昌。是夜，黄凤山挑选出一百五十健儿，每人头缠白布为记号，于三更时候爬上武昌府的城楼，乘敌无备，杀其守城士兵数十名，及守城天将李元彪，活捉敌将姚镇南。接着夺开城门，放湘兵入城，一举克复了武昌。是日，黄凤山使力过度，周身疼痛，养十余日，始能行动。武昌被湘军攻克后，太平军退守鄂东的田家镇。同年十月，湘军陆、水两路进兵，攻克了田家镇要塞；太平军退向江西九江。捷报进京，朝廷旨下，陞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兼督各省军务；并陞黄凤山为都司，兼提标职。接着，湘军的兵锋指向九江。咸丰五年（1855，乙卯年）初，在两湖战场上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遭遇到太平军翼王石达开（1831-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所率的西征部队。双方在鄱阳湖的湖口及九江江面鏖战。湘军水师被太平军腰斩，溃不成军。受挫的曾国藩投水自尽，旋被救起。此后，曾率败军退至江西南昌。到了南昌后，曾国藩命黄凤山攻取江西广昌，拒战二日，斩杀敌方丞相刘阿红，克复广昌。后又克复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斩杀了敌方丞相文焕章，生擒敌方天将雷鸣升。在湖口获胜后的石达开，先领军沿长江西上，攻陷湖北武昌。接着，石达开挥军南下，攻打江西的临江府。

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公元1856年3月24日），石达开的部队在樟树镇（今江西省樟树市樟树镇）大败湘军黄凤山部；黄凤山败走建昌固守。至此，太平军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曾国藩被困在驻地南昌，成了瓮中之鳖，孤立地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包围。然而适于此时，天京（即南京）外围告急，石达开被东王杨秀清调回天京去攻打清军的江南大营，目的在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曾国藩的三位弟弟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及黄凤山乘石达开被调回天京的时机，联合进攻南昌，大破留守的太平军。六月初五日，坐困在南昌三个半月的曾国藩终于绝路逢生。曾国藩出险后，清廷擢陞黄凤山为游击，加「武勇巴图鲁」名号，赏戴花翎。是年，黄凤山统率的湘军旋被调守江西抚州。未几，太平军甘万众来犯，鏖战五日夜。曾国荃引兵来救方脱险。咸丰六年（1856，丙辰年）七月，久攻江宁四年不下的向荣，被太平军的石达开、秦日纲、陈玉成等夹击。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客家人），常被清军将领鄙笑，称之为「四眼狗」。这是因为他的皮肤极白，长得眉清目秀，而两眼下有紫色的痣，远望犹如四眼。未几，江南大营被石、秦、陈击溃，钦差大臣向荣逃至丹阳，愧愤交加，自缢身亡。向荣是黄凤山最早的上司。清廷改派满洲人和春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张国梁陞提督，帮办军务。接着，陈玉成拥众指向安徽省的桐城及皖北。当时，曾国藩在九江与胡林翼正在策划如何出兵反攻武昌及迎战西征的「四眼狗」。曾戏言道：「黄凤山与鲍超是一虎一豹，吾有此二人，还有何惧哉！［四眼狗］早晚喂吾虎豹。」十一月，胡林翼收复武昌、汉阳。这年年底，忽报陈玉成已陷安徽桐城及北十余县，正向湖北推进。

咸丰七年（1857，丁巳年）正月，鲍超在湖北黄梅的亿生寺与陈玉成军作战时，左膝负伤。黄凤山及时引兵援救，将陈玉成击退，并生擒伪丞相王文祥。黄凤山因功被擢升为参将。是年二月，曾国藩丁父忧，回籍奔丧，湘军水陆师交由湖北巡抚胡林翼、福建水师由提督杨岳斌掌管。胡林翼命鲍超与黄凤山引兵袭取安徽宿松。攻克后，清廷补黄凤山副将衔。

咸丰八年（1858，戊午年），湘军水陆并进，攻克安徽铜陵。太平天国的天京告急。八月，太平军的李秀成（1823-1864，广西藤县客家人）和陈玉成回援天京。陈玉成首先攻占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接着，会同李秀成又击溃清军江北大营。太平军陆续占领了江埔、仪征、扬州、六合。曾国藩太平军东下，派李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攻庐州，一路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近围三河镇（今安徽肥西县的三河镇，位于庐州西南五十里），逼近庐州。洪秀全急命陈玉成、李秀成回师驰援。十月，太平军和湘军战于庐州南路屏障的三河镇。经过三天的激战，太平军之陈玉成在李秀成的配合下，将李续宾围困营中，旋攻破湘军营盘。湘军的提督李续宾及副将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藩的二弟；曾家五兄弟是：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等五千余人被歼。取得三河大捷的陈玉成、李秀成于隔年(1859）被洪秀全先后封为英王、忠王。

咸丰十年（1860，庚申年）闰三月，围困天京长达八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刘官芳等五路太平军攻破，彻底粉碎。主帅钦差大臣和春惧敌，带走官军五万，夜遁逃走。江南提督张国梁孤军难撑，仍力战太平军，最后被童容海（李秀成部属）手刃于丹阳（今江苏省镇江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钦差大臣和春逃到无锡后，在浒墅关（在今江苏苏州的一个镇）自杀身亡。江南大营自此被消灭。早年黄凤山在向荣麾下任职时，会经与张国梁比肩作战。听到他战死的消息时，不胜哀悼。写道：「国梁字殿臣，初名嘉祥，与余同乡，貌美如女子，素有胆量。每战时，身先士卒，以少击多，纪律严明，心有奇谋，与士卒同甘苦。俸银救济难民，分给伤兵。宦囊积蓄，身后萧然，遗留襁褓一子。·····余以招魂，遥祭国梁。」

自从江南大营被消灭后，曾国藩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首要的敌人，而曾国藩本人也因而被授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此时，曾国藩决定发动湘军，三路进攻安庆。安庆当时是安徽省城，乃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也是太平军坚守天京的重要门户。湘军首先攻陷安徽枞阳。咸丰十年五月起，湘军开始围攻安庆。同时，清军多隆阿(1818-1864）的部队配合湘军，负责攻打太平军的解围部队。次年（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年）七月，清军及湘军再破陈玉成、杨辅清等援军。此时，安庆已被湘军包围年余，城内军民终因粮尽而陷入绝境。八月初一（公元1861年9月5日）凌晨，曾国荃的部队以地雷轰塌北门城墙后，蜂拥而入，攻陷安庆。城内太平军的一万六千余官兵及无数百姓的肉身皆灰飞烟灭。安庆被湘军攻破，对太平天国的天京而言，遂失去了屏障。陈玉成及其所率的援军旋败走庐州（今安徽合肥）。此时，陈玉成的精锐已损失殆尽。当湘军攻克安庆的捷报尚未到达北京之前，清文宗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驾崩于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辛酉政变随之发生。年仅六岁的载淳(1856-1875）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同治」，朝廷大权遂落入载淳生母慈禧太后那拉氏之手。

同治元年（1862，壬戌年）正月，多隆阿的部队开始进攻坐镇于庐州的陈玉成。五月，陈玉成不敌弃城，率数百骑从庐州突围，北上寿州（今安徽寿县），投奔曾受太平天国封爵（奏王）的团练首领苗沛霖（1798-1863，安徽凤台人）。此时，苗沛霖已暗投清军的将领胜保。当陈玉成到达寿州时，立即被苗沛霖诱捕，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陈玉成当面怒骂苗沛霖，道：「无赖小人！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陈玉成旋被苗沛霖解往颍州（今安徽阜阳）之清军胜保的军营，以示对清廷的忠诚。接着，当陈玉成被槛送前往北京的途中，行至河南延津时，胜保借口怕被西北太平军拦劫囚车，将陈玉成处以凌迟酷刑，被割千刀，时为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公元1862年6月4日）。陈玉成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同治元年，清廷诏补黄凤山实缺副将。当时，曾国藩之行辕设在位于安徽长江下游北岸的安庆，以此作为进取金陵之军事指挥基地，居中调度，分布诸将之任务。例如，曾氏令杨岳斌、彭玉麟各引水师战船，大小一千二百只，水路攻取金陵。令幼弟贞干（又名国葆，1829-1862）率军从陆路进取金陵。黄凤山被命名为先锋，领六千余兵卒，及四员武将，即王吉、胡俊友、邬桂芳、朱洪章。黄凤山的任务是：率官兵部属夜袭芜湖。芜湖的太平军无备溃败，降四百余人。黄军移兵克大胜关、三汊河、拨头。又与贞干的部队会师，攻打秣陵关、蒲色州、江心州，皆克复之。接着又大破敌垒二十余处。同年十月，在攻打距金陵城下仅四里的雨花台时，贞干积劳成伤，卒于湘军大营。「包围天京」的战略遂改由兄长国荃主持。

同治二年（1863，癸亥年）四月十二日，黄凤山率朱洪章等，攻克雨花台。随之攻下九洑洲，生擒太平天国天将刘守义，但手下的胡俊友和邬桂芳不幸战殁。接着就攻打下关，血战三日，黄凤山使洋枪击毙太平天国协王李天鹏后，终于占领了下关。捷报进京，朝廷诏补黄凤山总兵衔，恩赐二品顶戴。是年闰八月，金陵一带瘟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是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李秀成的堂弟）率领太平军由江西来救，李秀成也自苏州拥众杀来，两军号称四十万众。曾国藩连夜派人抽调各处官兵，前来助战。太平军与湘军鏖战十昼夜不休。双方得瘟疫而病死者及作战战死者不记其数。接着，天京一带缺乏粮食，李世贤最后不支，带军溃逃；李秀成则带兵潜入金陵，这时金陵城内的官兵已受重创，伤亡甚众。

同治三年（1864,甲子年）正月，湘军攻克钟山。曾国藩遂令弟国荃会诸将，合围金陵。黄凤山率朱洪章攻破上方门，接着再率王吉攻向高桥门。斯时，看见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正在卸粮袋到小船上，预备趁夜色运往中关城内。黄凤山的部队立即与接粮的万余人展开战斗，太平军败走，粮道遂断。从此，金陵城内开始缺粮。四月，湘军攻克天保城，破神策、太平二门。五月，黄凤山率王吉、朱洪章攻龙膊子，用火药轰陷地保城（即太平天国之皇城）。黄凤山一骑当先，冒着矢石，率兵涌进。在追杀中，人马掉入一道深沟中，坐骑立即摔死，而黄凤山竟然无恙，只一玉手镯毁坏。

同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午刻，金陵城墙被上万斤的炸药轰塌二十余丈，曾国荃立即率湘军蜂拥而入，金陵城遂被攻下。曾国荃的部队进城后，立即展开大屠杀和抢掠。城内几十万的军民，特别是老者，饱受灾难，或被杀、或受伤、或被俘，哀号之声达于四方。但是，无人求饶，也无人投降。当时，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64年6月1日）服毒而死。曾国荃令发其尸，戮之。洪秀全的二哥勇王洪仁达被官军生擒，后被凌迟处死。李秀成、林绍璋等保护着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及其随员突围。出北门缺口后，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与幼天王骑乘，自己改骑劣马断后。旋因受伤迷路，马不能行，遂藏乡间农户人家。六月十八日（阳历7月21日），李秀成被捕获。斯时，幼天王等已逃离金陵。但是，后来洪天贵福辗转逃到江西广新时，被席宝田部捉住，磔于南昌（磔刑又称凌迟），时为十月二十日（公元1864年11月18日）。

当李秀成于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公元1864年7月22日）被押解至金陵城内受审时，正好另一个俘虏松王陈得风也刚刚提到，一见忠王，便立即长跪问安，不敢仰视。可见忠王深得其部属之尊敬与拥戴。当时，心狠手辣的曾国荃手握一利锥，「叱勇割其臂股（白话文：曾国荃用利锥割他臂膀及屁股上的肌肉），皆流血。」李秀成面不改色，冷冷地道：「老九（注：曾国荃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何为如此？汝为满人之臣，我为天国之臣，各尽其忠，各行其事，何须生气？我无应辱之罪，汝何识见小也？」李秀成被曾老九整整折磨了五天后，曾国藩于六月廿四日（阳历7月27日）自安庆赶来南京，于当日午后单独亲审李秀成。当曾国藩首次看到站笼中的忠王李秀成时，只见他满脸风尘，衣衫凌乱，遍体鳞伤；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色稳凝端重。平易厚道的曾国藩瞧在眼里，忍不住叹息道：「好汉！好汉！可惜！可惜！」然后，立刻把他从站笼中释出，善待之。亲审后，又命李秀成手书供状。六月廿七日，李秀成开始亲自写下供状，主要写了他多年军旅生涯和战争经过的记忆，七月初六日完成，凡十日。

曾国藩命人把李秀成的供状誊写了一份抄写本（Copy),上报给北京的军机处，该誊写的抄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行世，名《李秀成亲供》，世称「九如堂本」，约二万七千多字。人们都一致认为：这九如堂的刊本是曾国藩删减涂改原稿后的供状抄本。另外，供状的真迹手写原稿（Original),名《李秀成亲供手迹》，一直收藏在曾国藩的家中，外人从来没见过。到了中华民国五十一年（1962)九月，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先生（1893-1986)将曾氏家中秘藏了九十八年的供状手迹原稿，即《李秀成亲供手迹》，交给台湾的世界书局影印发行。此一亲供手迹的原稿约有三万六千余字，共74页，第74页以后的部份早被撕去。随后，曾约农先生更将此74页手写的真迹原稿，捐赠给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题名为《李秀成亲笔供词》。在本文结束之前的最后几段，笔者将会再谈到曾约农先生。

李秀成写完供状后的当天，曾国荃想立即将他解京献俘。曾国藩认为路途遥远，恐途中有变。于是，将李秀成就地处死。行刑前，曾国藩心中不忍，特派幕僚李眉生去对李秀成说：「国法难绾（音wǎn,宽缓），不能开脱。」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英雄惜英雄，爱惜李秀成是一条好汉，格外开恩，免了凌迟酷刑（注：太平天国中的名将如石达开、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等都是被凌迟处死的），而是把他斩首示众，然后棺殓其躯。时为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公元1864年8月7日）。李秀成在临死前言道：「中堂（指曾国藩）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李秀成被斩时，年四十二岁。紧跟着李秀成的正法，太平天国也随之灭亡，立国仅十四年（1851-1864).曾国藩指挥的湘军于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克复金陵（南京）。早先，咸丰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但是，当曾国藩克复南京的捷报进京后，朝廷旨下，凡参与金陵战役者之文武官员各加陞一级；而曾国藩仅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换言之，曾国藩没有被封为郡王。这又是清政府种族歧视之一明例！克复金陵后的同年十月，清廷即命曾国藩离开金陵，前赴皖、鄂剿捻。离开金陵前，曾国藩上折保举黄凤山诏补山东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部偏南，府治在今山东菏泽市）曹州镇总兵、加一级、提督衔、赠授骑都尉世职、赐一品顶戴、双眼花翎、赏黄马褂。是年八月，黄凤山赴曹州府上任。临别时，曾执黄手，不舍垂泪。这年，曾国藩五十四岁，黄凤山四十。

同治三年九月，总兵黄凤山带着湘军的庆字营曹州府到任。次年（1865,乙丑年）四月，捻军甘万众在张宗禹、苗沛霖、陈大喜的率领下，进犯曹州南境（注：「捻军」是1853年至1867年间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组织。清廷称「捻匪」。「捻」原是淮北方言。一「捻」即为一伙或一帮的意思。捻军的行动飘忽不定，常利用游击战术对抗清军）。黄凤山率领的官军，不足万人；此抵御廿万的捻军，怎能胜算？更何况除了湘军庆字营外，其他官军皆乌合之众。双方肉搏五日六夜后，独剩庆字营随黄凤山总兵与捻军周旋，最后，官军不支溃败。黄凤山率所带官兵（基本上是庆字营）退二十余里，至解元集地区，收容残兵，休息整顿，企图再战。

是时，曹州官府来报，言忠亲王僧格林沁（1811-1865,嘉庆帝的外孙，也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大军尾追捻军，穷追不舍，由河南境内来到了山东。而且捻军以避实击虚、盘旋飘忽的战术对付追兵，将僧格林沁所部拖得疲惫不堪。值得在此指出的是：僧格林沁是亲王，比曾国藩的毅勇侯的爵位高，而且僧格林沁禀性鲁莽，盲目轻敌，不自量力。当他快到山东时，便挑选出千余骑兵，自己一马当先，倍道而行，昼夜追逐，驰驱三百余里，最后带着精疲力竭的骑兵来到了曹州。不久，僧格林沁及其骑兵就来到了黄凤山收容残兵之处的解元集地区。黄凤山手下的残兵加上僧格林沁的兵疲马困的骑兵，合兵复战二十万捻军，肉搏了一日夜。忽然，一支小部队的捻军见官军杀至，且战且退。亲王立即命黄总兵率队急追这支捻军。黄凤山叩谏，言敌势正盛之时，不至如此之败，内必有诈，想必是诱我等入瓮。恳求容我等休息数日，俟大军来齐，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消灭强寇。刻下官军兵疲马困，且敌我众寡悬殊，官军的区区几千人，万万抵抗不住二十万群寇。黄凤山还继续进一步慎重地叩谏，言臣死不足惜，怕有碍我王，臣吃罪不起。王若不在此，臣是一死报国。心高气傲又瞧不起汉人的亲王，根本听不进，言捻匪小丑有何策略？接着，亲王倏地变色，措辞强烈而冷冷地说道：「汝怯战也，如不战贼，斩汝之头！」并令黄总兵率官军即刻追敌，刻不容缓。黄率官兵追敌至一碉堡（叫「高楼寨」［今高庄集］），群敌据之。亲王再命黄率兵夺下堡垒。捻军不战，呼啸离去。亲王又命黄引兵进碉堡。黄总兵先派人进堡伺探，言是一座空堡，内无军民。这时天色将黑，忽闻埋伏在外的敌众从四面八方喊杀而来。黄总兵无奈，只能带兵进入碉堡，以避捻军之炮轰。张宗禹等指挥的捻军立即围堡数重，又连夜挖掘沟堑，困住官军。堡中井水，也早被泥土填塞。士兵饥渴迨死。黄总兵遂向亲王请示，愿率领官兵从「高楼寨」冒死突围杀出。亲王允许。二更时刻，黄总兵率庆字营的五百弟兄在前开路，其余的保护亲王随后，乘夜突围。当黄总兵及其五百弟兄潜行出堡至沟边后，黄率先纵身跃过。相随过沟者，一百数十弟兄。开路的弟兄们旋与敌众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拼死开路。黄总兵下令，用死者之尸体填沟，以备保护亲王的大队跟进。饥渴时饮血。血战一日二夜，终于杀出重围。接着，僧格林沁的一部分后续步兵部队，在总兵陈国瑞（字庆云，？－1882)的率领下，也引兵到达。然后，黄、陈合兵鏖战，终于杀退敌众。

这时，众人找不到突围后的僧格林沁亲王，都不知他的下落。不久，当众人路过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的一片麦田时，看见亲王的一位扈从正倒在麦田旁边，身受重伤，不能行动。这个扈从吊着一口气，不安地以手指比画道：「亲王就在前面的麦稭垛子下面！」果然，众人在麦稭垛子的下面发现了亲王。此刻，僧格林沁已被击毙，周身受八创而殁，时为同治四年（乙丑年）四月廿日（公元1865年5月14日。这是黄凤山亲自记下的日子。若按照胡礼忠／戴鞍钢·《晚清史·二十五史新编》所载，当为同治四年四月廿四日，或公元1865年5月18日），卒年五十五岁。

亲王战死后，他手下的总兵张曜才引兵赶到。黄、陈、张合兵击溃贼寇张宗禹于曹南。战役结束后，黄凤山收点本部残兵，只剩下一千四百余人。高楼寨一仗，陈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但郭宝昌及后翼翼长成保等迟迟未到。郭宝昌、成保为了避罪，不惜牺牲地方官员曹州总兵黄凤山；他们先上奏折，参劾黄凤山养贼贻患，不尽忠杀贼，至误亲王殉难。清廷震怒，一面指责曾国藩滥举渎职，一面将黄凤山撤职拿办，并命陈国瑞将黄押解进京议罪。这押解进京的命令难到是要将黄凤山定罪处斩吗？黄凤山一生有着虎跃龙腾般的英雄战迹，竟遭此不白之冤，内心愤慨痛恨！同时，又深感自己辜负了曾公的错爱，非常内疚，意欲自戕！是时，曾国藩的行辕设于徐州府。当曾国藩得知清廷将押解黄凤山进京时，连夜送信给陈国瑞，信中恳请国瑞留黄凤山暂住彼处，并请国瑞等候曾本人上呈的奏折批回后，方押解黄凤山进京。同时又给黄凤山去信，安慰有加。曾国藩在上呈的保奏折内，写下数千文字，陈述黄凤山出生入死，随臣（指曾国藩本人）驰驱十四年之久，参与大小一百五十余战役，身负奇技，素有胆略，杀敌无数，安庆之役黄凤山部更大破敌军英王陈玉成的解围部队，实有伟功于朝廷。臣在奏折中还强调其深知道黄凤山的个性，绝非贪生怕死之徒。此役之败，因寡众不敌，又兼僧格林沁亲王性暴缺谋，至有此失。郭宝昌、成保等避罪诬奏，移祸于人。臣若有妄保虚奏，请治臣欺君之罪。又将黄凤山的功簿附在上奏的摺本之中。总之，曾国藩的奏折很坦率、正直、尖锐，直指僧格林沁亲王的牺牲乃咎由自取，绝非黄凤山之过。此外，鲍超也有摺本保奏。

僧格林沁阵亡后十二天（即公元1865年5月26日），朝廷下令，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改任「剿捻」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遗缺则由李鸿章代任。僧格林沁亲王死后约一个月，朝廷又赦免了黄凤山，以前功抵罪，但永不录用，并降为庶民，发回原籍（广东梅县），兵权交于陈国瑞。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僧格林沁亲王是清朝最后一位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僧格林沁之死，导致清廷最精锐的北方满蒙骑兵，全部消灭殆尽。从此，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势力得以扩展到北方。晚清的政局为之一变。

黄凤山交出兵权后，至徐州与曾国藩相见。黄凤山感叹自己在外舍身半世，名利无存，无颜回广东梅县故里。而且故里仍有太平军之余孽，回广东梅县也很危险。曾国藩再上奏，不令前往梅县。曾国藩更赠黄凤山三千两白银，以供其眷属在徐州定居。

同治五年（1866,丙寅年）正月，曾国藩驻军在徐州。这时，他向山东巡抚阎敬铭推荐黄凤山补德州参将兼千总。黄凤山因有数口之累，不得已，要此官职。二月，黄凤山由徐州府携眷北上，至济南府见巡抚请示。接任后，诸事顺意，名利之心，却早抛云外矣！

同治十一年（壬申年）二月初四（公元1872年3月12日），一代名臣曾国藩溘然长逝于金陵总督辕门，享寿六十二，谥「文正」。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黄凤山接到讣告的噩耗后，不停地働哭数日，并且几夜无眠，更设奠遥祭曾文正公的在天之灵。

上段写了黄凤山对曾国藩逝世的哀痛，接下来写一段与黄凤山生平无关的事件；但是，此事却发生在曾国藩去世后不久。原来早一年，也即同治十年七月初三（公元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曾联名上疏，建议清廷派我国幼童公费赴美（当时称花旗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次年一月十九日（阳历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及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这一建议很快被批准。清廷便于同年开始实施，这是中国有留学生的开始，史称「幼童出洋」。首批获官费赴美的学童包括詹天佑（英文名字：Jeme Tien Yow 1861-1919)、吴仰曾（英文姓名：Woo Yang Tsang 1861-1939)等三十人。他们由陈兰彬、容闳率领，从上海启程，乘船越过太平洋，前往美国。从上海出海的那天是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公元1872年8月11日），乃推助人曾国藩逝世之后五个月。这个「幼童出洋」的计划及其实施，乃晚清教育史上的一椿划时代的大事，为中国近代建设、矿业工程、铁路工程、海军、外交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此，便能窥豹一斑，足见曾国藩是个有远见的一代名臣，对国家开创新局面的关注至深、至善、至远！

现在言归正传。话说光绪元年（1875,乙亥年）八月，曾公子纪泽（字惠敏，1839-1890)遶道来德州探望黄凤山，微服进城，以不敢惊动地方官员，言遵父命之遗言，送公所穿之狐皮袍一件，系火狐皮，给凤山穿；言北方天气寒冷，而凤山已经上了年纪。凤山听毕，放声働哭，泣道：「公临终还挂念卑职，此恩此德，今生难报，唯待来生矣！」

光绪六年（1880,庚辰年），黄凤山接到老友春霆（鲍超的字）的来信。说他奉旨去北京觐见，正途经天津，盼鸣阶（黄凤山的字）能与之一聚。凤山接到信后，立即动身，搭船至苍州。两人久别重逢时，执手相看泪眼，细细叙谈了十余年的想念。接着，鸣阶还谈了「高楼寨」之役、僧格林沁之死、及随后自己所受到的种种委屈。当然，春霆也有说不完的苦楚和满腹牢骚。最后分手时，春霆义不容辞地解囊相助，把身边携带的所有银票全都赠予鸣阶，以补老友家中之用度。鲍超进京觐见后，朝廷命他驻防直隶乐亭（今属河北），旋交印裁归，超便回返故乡四川。

光绪十七年（辛卯年）六月十二日（公元1891年7月17日），黄凤山病逝，享年六十七。纵观他的一生，有幸，有不幸，也有不幸之幸。幸运的是他早年遇到了鲍超，进而能在曾国藩的手下展现其军事才干。此后十四年，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到金陵，攻城略地，出生入死，讨伐太平军，最后官至总兵。他的不幸是遇到了性暴、恣睢、缺谋的亲王僧格林沁。亲王在山东曹州抵抗捻军时，中伏兵败。突围后，身中八而亡。这令黄凤山的命运翻天覆地，几乎一命呜呼，何其不幸。他的不幸之幸是曾国藩挺身而出，为他喊冤，令黄凤山得以保命生还。此后，黄凤山平安但默默无闻地渡过了晚年。这一时期，他已深知汉人在满清异族的歧视统治下，居官艰险，对当时的官场也就完全失望了。最后，在临终之前，黄凤山遗言给独子宗骏，言道：「愿后辈为良民，不为忠臣良吏，百行都可做，最不可做官。余倍尝官场滋味，不愿后人再入此途。余所望者，我之后人，是恶勿做，遇善勇为，只能教人负汝，勿要汝去负人。」

黄公凤山于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年）去世后，经历了六十四个年头，便是中华民国四十四年（1955,乙未年）。这年，曾国藩（曾文正公）的嫡系曾孙曾约农先生（1893-1986)出任中华民国台湾台中私立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笔者乃黄公凤山的嫡系曾孙，也于同年考进了东海大学，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一天，曾校长想要抽阅新生的作文簿看看。国文系的孙克宽教授就把我的作文簿呈上。曾校长阅读后，约笔者面谈。在这次的因缘际会中，笔者提及曾文正公所说的戏言：「黄凤山与鲍超是一虎一豹！」曾校长马上惊讶地意识到：原来他的曾祖父，便是笔者曾祖父的上司；而他自己又是笔者的校长。此时此刻，曾校长非常高兴，立即起身，走到我的身前，伸出双手握着我，和蔼地说道：「真想不到曾文正公和黄凤山的嫡系后人，竟然能够在台中大度山上的东海校园邂逅，彼此还巧结师生缘。这真是不可思议，太难得了！」从此，我心中就把平易近人的校长视为一位慈详的长辈了。

1961年，笔者结束了预备军官役后。在即将离台赴美深造之前夕，曾打电话向业已退休的曾校长辞行。当时曾校长正在忙着，不能接电话。但没隔多久，我就收到曾校长亲自打回来的电话。他再三嘱咐笔者，出国之后，身体一定要谨慎保重，头脑还要加倍努力学习。听后，深受感动。当下在电话中也再三地言谢。此刻，心里突然想到了曾校长的曾祖父。于是在电话中接着说；「多谢校长在百忙之中，抽空回我的电话。这份情意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想当年（公元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洋学童离国去美之前夕，他们都没能得到曾文正公的叮咛和嘱咐。相比之下，今天我何其幸运啊！」曾校长思索片刻后，在电话中回答道：「那是因为曾文正公已经病故。如果他健在的话，一定也会想到那批最早出洋的留学生的。」唉！这通电是曾校长和笔者最后一次直接相互的对话。多年后，曾校长以九十四岁的高寿，病故于台湾台北，时为中华民国七十五年（1986)十二三十一日凌晨。而今（2018年夏），笔者年登耄耋，搬进了美国北加州联合城的老人院，已经两年矣！

最后，笔者要写下：自己一生对曾祖父的遗训都谨记在心，那就是「百行都可做，最不可做官。余倍尝官场滋味，不愿后人再入此途……」。职是之故，笔者一生从未涉足官场。那么，我这一生都在做些什么呢？笔者早年获得博士学位及完成博士后研究（Post doctoral Research)之时，年三十二岁。此后，便开始了学术生涯，一直在美国夏洛丝维尔（Charlottesville)城的维吉尼亚大学之医学院（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担任生化教授，认真教书，及献身于磷脂分子结构及特性之科研，坚持不懈，直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前后共三十三年（1967-2000).最后几年的科研总结，曾摘要地发表于下文：Huang, Ching-hsien,Mixed-Chain Phospholipids:Structures and Chain-Melting Behavior,Lipids[2001]36,1077-1097.总而言之：笔者亹亹不倦的在国外授课，教授生物化学，及在实验室专做磷脂的科研，一生从未做过官。这应当是无愧于黄氏先人的遗训吧！

（完）

黄敬先书。本文的初稿定于维州夏城（Charlottesville,VA),时为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甲午】闰九月初九）。次年的11月2日，笔者与妻子沈錡搬离了夏城，来到内华达州的La Vegas城暂居。2016年9月21日再搬进加州联合城（Union City, CA)的养老院（Acacia

Creek).此其间，笔者经受了不少次的外科手术和医疗程序。好在都平安渡过，依然活在人间。但是，衰老的现象，特别是记忆、听觉、和行动，越来越明显。于是强烈的要求自己全心全力地投入写作，希望把过去未完成的一些作品结束，出一本书，让它在我死后，留在人间，继续向亲友们讲述我所知道的「故事」。于是，我首先把过去在2014年11月1日写下的本文初稿，在停笔约四年之后，重新继续修改和补正。终于，本文在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戊戌】六月初一）定稿。此时，笔者已年逾八十二岁，老迈龙钟矣！最后，笔者要感谢义弟王欧文对本文之指正、建议、与改进。

黄百韬上将

一路繁花相送

我的父亲黄百韬将军——黄敬先回忆其父

民国卅七年（1948)十一月廿二日，父亲黄百韬将军在徐州东侧约四十公里的碾庄附近自戕殉国。韶光易逝，先父溘然作古距今（1986)已三十八个寒暑。这其间，许多报章书刊登载过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战场上，因父亲在最前线与士卒共同英勇地反击敌人，所造成的以弱克强，以寡胜众的战绩，及最后在徐蚌会战中，以大义凛然的气节，维护了军人视死如归的崇高尊严诸节，最常见于记载。然而，父亲与我们至亲家人共同生活的一面，鲜有报导。诚然，父亲一生戎马倥偬，绝大部份时间，是以军为家的。与妻子儿女共同相处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尽管短暂，父亲与我们这些子女在一起的生活片断，也足以反映出他人格的全貌。职是之故，我以深厚怀念的心情，将父亲与家人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记述下来。
每次读到纪念父亲的文字时，总是非常感慨。近年来，自己的岁数大了，在海外又侨居了大半生，对记述他的文字，反应显得益见强烈。正像陆游唱过苏东坡的词一样：「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其实，这压迫感是由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来是因为父亲英年早逝而热泪满襟，私以为他的舍己是许多外在的行径促使的。二来是自己无才，气愤自己无能写些父亲生前的事迹来。往昔，总因为自己是个在实验室做研究兼在教室授业的科学家，对文学既欠修养又全无写作经验，所以不能也不敢献丑写文章。更何况，身在异乡为异客。日常的工作、思考、撰著及教学全是用英文。想拿笔用中文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字，实在没有勇气！
近一年，得悉许多过去与父亲共同纵横驰骋于沙场的生死患难战友，以七十或更高的耄耋之年，在李世镜伯的热心联络下，正积极地筹备父亲逝世卅八周年的纪念文册。感激与惭愧之余，也就不再计较文墨之粗陋，将记忆之所及，有关父亲与我们共同生活的片断，和盘托出。
记得民国卅三年（1944)初，全家搬去了江西省南城，我们在那儿连续住了将近两年，一直到卅四年九月底或十月初，在抗日胜利后约一个月左右，才举家迁去了杭州。这段住在南城的日子，是全家人最常相聚的期间。其实，每当回忆起童年生活，除了经常逃难外，记的就是在南城的点点滴滴。那时候，父亲是国军第廿五军的军长，而第廿五军军部就驻扎在南城近郊。初到南城时，那儿最大的事情是在赶筑军用飞机场。这个机场大概是抗日尾期，属于第三战区下的一个极重要的空军基地。在机场兴建中的四、五个月，父亲隔三两天总会回家一趟。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段较长时间，爸爸和孩子们常常相聚一堂，也是我童年中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我们父子一起唱京戏（如：「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评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的业，鼎足三分……」）；唱歌曲（如：「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困十九年。渴饮血，飢吞毡，牧羊北海边。……」）；爸爸参加孩子们的象棋比赛；爸爸带着我们跑步和打拳；他看着我们踢毽子，砸铜板。


黄百韬


南城原是个很古朴的县城。不幸在日军入侵江西时，曾被占领而遭荼毒。沦陷期间，大多数的居民都潜逃到附近的山区，而鳞次栉比的古老民宅多被日军的重砲狂轰乱射过。最令人愤恨切齿的是，在日军撤退时，纵火将这原已千疮百孔的小城，烧得面目全非。民国卅三年初，我们刚搬去南城时，侵略者留下的诸多疮疤罪迹，仍比比皆是。记得许多古老的宅第，都被砲火夷为石堆，荒草杂生其间。便是全城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教堂，也难逃劫数，沦为残垣废墟。唯一没有被轰倒的大建筑，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但它一面的墙壁，仍留有一个砲弹击中的大创痕。这次史无前例的浩劫，带来的不仅是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对幸免生还者，也留下了无比的心理恐惧。最明显的例子是，大家对流行病－特别是鼠疫，恐惧万分。斯时，风声鹤唳，全城谈鼠色变。于是乎，家家户户捕鼠，烧鼠，一时蔚为风气。有一天，我们七兄弟姐妹中最年幼的绍先弟，看到了一只老鼠，经过一阵捕打后，他以为这只老鼠死了，便将洋油泼到牠身上，然后用火柴点燃烧牠。结果这只正在燃烧的老鼠乱窜，跑到绍先身上。因为有煤油的原故，立即将绍先的衣服引燃了，七岁大的四弟一声嚎叫之后，就昏厥过去。当众人把火打灭时，四弟的脖子及臂膀已经烧得血肉模糊。父亲得悉这意外后，特请廿五军军医处的赵处长，给四弟治疗。在大量消炎片及外用药的治疗后，才逐渐康复。但这次火烧给绍先留下了终身的伤痕！
等四弟火伤好了以后，父亲带着他、二哥（振先）和我一起到城外爬山。离南城西郊约十公里的地方，有座福地洞天的麻姑山。山下有蜿蜒小径，逆着山涧流水上延。走到半山不远处，隐隐可以看见一个宁静的庙宇，幽藏在一片葱葱的林木之间。大概倭寇没有占领过这山头，所以这座古老的麻姑庙没有被骚扰及破坏。虽然这不是什麽家喻户晓的名山胜刹，但在兵燹当前的彼时彼地，能有这麽一座完整的庙宇供信徒膜拜，已经难能可贵了。当我们走进麻姑庙，站在雕梁画栋，香烟缭绕的主殿里，肃穆之情，便不自禁地油然而生。三个孩子先给麻姑神像上香，然后跪在蒲团上磕头，为四弟的复健叩谢。我们在后厅进过素食后，便在各处游玩。记得庙的后面有个小院子，种植了不少花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簇簇盛开的白牡丹。庙里的主持好像岁数不大，全不是想象中的白发老僧。父亲和他谈谈各处的名胜古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所说的「三游洞」。关于「三游洞」的著名处，父亲是从游人说起的。
一般人赞朋友相知的可贵时，常常用管仲与鲍叔牙做例子。同样地，唐朝的白居易和元稹的交谊也是脍炙人口的。他们两人都是元和年间的进士，也都做过左拾遗（谏官）的官位。两位的诗句通俗晓畅，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他们的诗韵，以平易近人见称，虽乡村幼童，也能习唱。他俩被合称为「元白」。彼此的私交是极深厚的。试看，当白乐天被贬，任江州（即九江）司马职务的时候，元微之曾寄赠诗道：「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可见他为友而难受的程度了。白居易被贬去江州司马职务之后，旋被调往四川的忠州做刺史。在赴任的途中，经过湖北宜昌附近时，与好友元稹相遇了。两位乍逢又将握别的知己，在宜昌的水路上徘徊上下多日。一天，听见了远方潺潺的泉水声，便舍舟登岸，在峰回路转处，发现了一个山洞。斯时，白居易的胞弟白行简同行。三人一起同游洞中。「元白」通宵不寐，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一首，书于洞内的石壁之上。自此，这个山洞被称为「三游洞」，名噪一时。其实，这个「三游洞」虽然幽静清凉，但谈不上千奇百怪或姿态万千。只是因为有「元白」的题诗及白乐天作的「三游洞序」，它的名望，就远远地胜过其他的山洞了。更因为有「元白」的深厚友谊，这个位于西陵峡峡口北岸的「三游洞」，便成为许多文人及好友相偕共游之处了。
现在记下当年在麻姑山上的往事，又翻出旧照相簿中父亲在「三游洞」的留影。年前与丁治磐伯谈起父亲的往事。他聊到曾与父亲一起去游过「三游洞」。那时丁伯伯正在读陆军大学，前来劝父亲也去考陆大。游罢「三游洞」，父亲下定了决心去进修。后来果然考取陆大，遂离开了宜昌。手边的这些「三游洞」前的照片，已经褪色了，大约是在民国廿三年（1934)摄的。看看照片，使我感到，丁伯伯与父亲在过去一定是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所以写下这段在南城麻姑山上听来的故事，在说出父亲虽然是军人，但在难得的闲暇中，他的言谈是多麽的儒雅。
现在让我再记下一些琐碎的往事，先说出父亲对忠臣及爱国战士的敬佩。再用父亲的书法，引出母亲（黄金恕勤）对他的情深与缅怀。民国卅六年（1947)初，廿五军在苏北江都驻防。那年农历年关的时候，二姐（述明）、二哥和我从上海去扬州，与父亲共渡春节。大年三十，我们吃饺子，守岁。第二天是正月初一，父亲带着我们三人乘吉普车出城北，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些像庙宇的祠堂。进去后，才知道这是纪念史可法的忠烈祠。祠堂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和汽车司机。父亲令我们姐弟三人双膝下跪，向史可法的塑像行三拜三叩首之大礼。紧接着，父亲自己很严肃恭敬地行了军礼。站在一旁的汽车驾驶兵，看完了我们的学动后，也毕恭毕敬地给史可法鞠了三个躬。我们接着又去祠堂后面，在史可法的衣冠冢前停留了一会儿；我依稀记得衣冠冢前面有石桌和石香炉。
时值隆冬，墓地一片枯黄。之后，我们才回到双井巷一号的军长住所。其实，扬州及其附近一有不少的名胜古迹值得参观，但父亲只亲自带我们去史可法的忠烈祠瞻仰和行礼。这说明父亲对忠义之先贤，有着无比的崇敬。
较早，大约是卅四年（1945)年底，我们兄弟姐妹从杭州去上海探望父亲。他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百忙中甚至抽空带着我们大家去当地的大华戏院看电影。我们几个年幼的小孩子是在八年抗日的砲火中长大，从没看过电影。此时真是太兴奋了。到了戏院入座后，父亲又给我们买冰淇淋吃。我这个小老土连冰淇淋是什麽都不知道，也不知如何吃它，引得其他观众哄然大笑。电影是美国片叫「血溅巴丹岛」。当时头戴戏院的耳译器，可以明白外国电影之剧情。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为背景的战争片。描述少数美军在菲律宾的巴丹岛上，与大批登陆的日本军队浴血作战的经过。电影的结尾是守土的美军全都牺牲了。但这些英勇的美军官兵，在日本强大的兵力、战舰和飞机的猛攻下，抵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父亲看完后，对那些孤军战士，前仆后继地进行最后顽硬的抵抗一节，十分叹赏。他告诉我们，这种忠贞不屈的殊死战斗精神，正是守土军人应有的典范。次日，父亲派人与戏院商量，安排那时驻防在上海附近的廿五军官兵，轮流去大华戏院，共同欣赏这部发挥军人魂的电影。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并且喜爱书法。自己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深的功夫。年轻时。勤于临摩名家书法，便是中年以后，仍不断精益求精。记得我们全家住在四川重庆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每夜于阅读或批改公文后，一定继续伏案练字。兴致好的时候，每每写到深夜不休。他之所以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虽然是兴趣促使，但主要仍归溯于勤励自修。记得有一件过去父子闲谈的小事，可以反映出父亲对名书法家王右军之推崇。那时大约是民国卅四年十月，全家刚搬去杭州不久。父亲从驻地回来看望母亲和孩子。一次，大哥（效先）与父亲闲聊，谈到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书法的文章。该文论及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从他的书体形态中寻出蛛丝马迹。进而分析王羲之的字体，特别是那著名的《兰亭集序》，推算王羲之可能有花柳病。那时，我虽然还小，不完全懂大哥的谈话内容，但大意是记得不错的。大哥说完后，父亲很明显地动怒了。父亲满脸通红的说道：「这篇文章太诬蔑古人了！」接着，他很快地分析出为什麽这文章是不可信的。首先，王羲之是东晋人士；斯时，中外跨洋海航尚未发展。花柳病根本尚未传到欧洲，更未传到中国。王羲之因而绝不可能有花柳病。其次，王右军的《兰亭集序》手迹乃乘着酒兴疾书而成。其中每一个字都飘若游云。唐太宗以后，虽仅存摹本，但其字体之精逸，堪称尽善尽美。我们后人，仅能说王右军的《兰亭集序》是一时神来之笔，而绝不可把它与花柳病扯上任何关系！
父亲虽然在气头上，但言谈间仍极清晰而有条理。言之凿凿，使聆听的子女们无不钦服。如今回忆起这段往事，特别是父亲的神采与谈吐，依旧历历在目。父亲很爱收集名家的碑帖。在他收藏的作品中，以岳武穆的翰墨最多。可惜的是这些碑帖与其他收藏的字画，几乎全部都在我们匆匆迁去台湾时，遗留在上海了。这些父亲生前的心爱之物，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小时候，我对岳飞书写的「飞」字印象最为深刻。总觉得它栩栩如生，灵活得像蛟龙一般。观之良久，会产生一种立体的幻觉。好像那「飞」字正在试着跃出纸面，即将腾空而去似的。民国五十年（1961),我负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母亲将手边仅存的一幅岳飞手迹的黑底白字碑帖，给了我这重洋远渡的游子。碑帖题的乃是八个大字「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我在国外极慎重地将它镜框为长方形的匾额，悬挂在寓所最显眼的墙壁上。如今，它随我寄居海外也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过去求学及迄今从事科学研究的诸多历程中，这八个笔力豪迈而结体端庄的大字，曾给予我无限的鼓励与启示。父亲溘然作古已经三十八年，但他的精神，以及他喜爱的遗物，一直与我同在！
母亲在民国七十二年（1983)一月廿日于台北谢世。她遗留了一块象牙雕刻的小牌片。这原是父亲生前的爱物。它大约有三寸长，一寸半宽，三公厘厚。这块小小的象牙牌的正反面，雕满了密密麻麻的精细文字。若仔细观看，可以认出两面雕刻的是岳飞所书的「前后出师表」。这块象牙牌的珍贵处，除了那工艺精湛的雕刻以及岳武穆手书的「前后出师表」外，最难能可贵的是，它记载了岳飞在挥泪手书两表时的实情实景。这些手迹原存于河南南阳的武侯祠内。江都人黄清侯将全文誊拓缩小后，雕刻在这块象牙牌上，然后又刻上「百韬军座法家指正」诸字样。父亲将这块象牙牌送给了母亲。母亲一直很珍惜它。自从父亲去逝后，不论我们迁移到何处，母亲总是将这块雕刻品与父亲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一同安置在她卧房的梳妆柜上。彼此朝朝夕夕相视，互相陪伴了三十四个寒暑。它看着母亲的华发随着无情的岁月变为白发；妈妈也叹息它的光泽随着日月之浸蚀变为黯淡。若说万物皆有灵性，那麽，这块象牙牌应当知道它虽然随着物主流离颠沛，但父母都一直珍惜它。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割爱。往昔，每当我从海外返台探望母亲时，总会很仔细地轻轻地拿起这块象牙牌，前后反覆地望着它。在妈妈的卧室里，我们母子二人相对默默，共同沉抑于缅怀父亲的思维之中。良久，总是母亲打破这沉寂，把我从追思中唤醒。她忍悲含笑地说道：「小三儿，真想不到你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泪眼中蓦见母亲那饱经风霜的额头又多了几条皱纹，含辛茹苦的寡母益显苍老了。然后，她又说道：「我们出去和大家聊聊，你把那块象牙牌儿放回去吧！」
为什麽母亲如此珍惜这块象牙牌呢？是因为她深知父亲极敬佩岳飞，而这块牌子上刻有武穆手迹的原故吗？不是！母亲把这块牌上拓镌的字迹，化为历史舞台之重演。读到它的记述，就像似听见了父亲未曾讲出之心声！妈和我们子女的心底，都隐隐约约有件不言的憾事。那就是在父亲生命最后的过程中，没有给家人留下只字词组。碾庄战役结束时，仅在一张名片上书下「黄百韬尽忠报国」七个字，然后便毅然地自杀成仁而去。父亲或许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遂不言而终。但对生还的家人，这无声比那重砲的隆隆巨响，更震脑锥心！母亲深深地觉得，父亲与岳飞在许多地方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通晓韬略和英勇善战的将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喜爱书法的嗜好；他们又共同的怀有满腔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这片小小的象牙牌上，在表文后面雕刻了岳飞感时挥泪而书的文字（称为「跋」）。
在母亲心中，总直觉的感到，父亲也必定与岳飞一样，对他们那矛盾的不幸时代，怀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抱负，但是在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后，都悲愤地失败了！看见这块象牙牌上所记载的「跋」文，虽然没有父亲的遗言，也不难体会到父亲在壮烈殉国前的复杂心情。
现在让我写下这块象牙牌上所记述的史实。时间是宋·绍兴八年（1138)农历八月十四日那个晚上。岳飞途经河南南阳，就近去拜谒了诸葛武侯的祠堂。是夜，秋雨淅沥不停，岳飞便留宿在武侯祠内。夜深人静时，岳飞在烛光下仔细观赏祠内各先贤留下的文词诗赋以及石刻的「前后出师表」文。想当时，岳飞读到那碑文中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必定深为感动。再想到南宋内部无法克服之矛盾，不禁感慨万千。心中可能预见到自己「还我河山」的生平抱负终将落空。斯时，岳飞在「跋」中写道：「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于是，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问世了！当岳飞在悲愤感慨的时际，其心情必定随着他的书法表露无遗。今日观其所书二表及「跋」文，苍劲雄厚之中隐隐含有叹息之意。特别是将它缩小，雕刻在一片小小的象牙牌上，真象是眼泪与秋雨相对哭泣！
父亲对我们子女是很慈祥疼爱的。这儿，让我追述他与家人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团聚。此时，父亲刚升任国军第七兵团的司令官不久。这次团聚于民国卅七年（1948)九月的一个晚上。担当司令官的父亲从前方经南京回来了。因为很久不见面，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当时天气炎热，儿女们都围着爸爸坐在院子里。孩子争先恐后地告诉他各自的学业进度及趣闻。
有说有笑，一直聊个不停。斯时，微风星辰为伴，全家人都融化在这天伦之乐的欢笑之中。
夜深后，母亲注意到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孩子已经喊叫不动了，就去浴室把洗澡水放好，然后要大家散了。并催着父亲去洗澡。爸爸很亲切地看着我，莞尔说道：「小三儿，你睏了，先去洗澡吧！你妈已经把水放好了。洗完后，不要放走水，我可以用你的剩水洗。」于是，父亲利用我洗澡的这段时间，继续和姐姐们再谈了一阵子。父亲然后去用我洗过的剩水洗澡，大家才分别去睡了。想想，父亲是多麽的慈祥，对子女又是多麽的疼爱。两天后，他离开上海时，妈妈和我们子女到火车站去送行。父亲叮咛再三，要我们好好孝顺妈妈。火车开动以后，才依依不舍地跳上车厢，然后转过身，对着我们微笑挥手。火车驶出月台后，父亲仍然站在车厢门口，虽然笑容看不真，但他很清晰地挥着手，挥着手……
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年仅四十九岁！他再也没有回过家，再也没回来过！
不及一年，寡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坐上一艘机帆船，从上海出发，越过江浙沿海及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历时近三周，飘流到了台湾。从此，南城、杭州、上海都成为梦幻中偶见的旧游之地了。
父亲早已去了。他没有来过台湾，但这儿有他敬仰的长官，还有一些与他曾经共患难的部属，以及至亲的骨肉。此外，政府将台湾宜兰县大同乡的一座桥，命名为「百韬桥」。民国六十七年（1978)底，我与妻携子回台探望母亲时，黄氏一家已有三代，老老少少增加到了廿九人。我们廿九人会合，一同前去「百韬桥」凭吊。光阴荏苒，这时距离父亲去世的时日，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凭吊时，想到海峡彼方的碾庄战场，再低头俯视「百韬桥」下的滚滚流水，令人兴起「逝者如斯夫！」的感叹。
唉！三十年前那场徐蚌会战的碾庄璧兵，怎堪回首！国军第七兵团的战士被包围在无险可守的碾庄长达十二天，他们死伤相藉，但赴蹈恐后；然而，待援无望，弹尽粮绝。最后，也就是民国卅七年（1948)十一月廿二日，第七兵团被共军华野击溃歼灭；身为司令官的父亲，在部队溃败后，随即举枪自杀。脑中砰訇的一声枪响，把我从回忆中猛然惊醒。这时刻，默默地站在寒风习习的「百韬桥」上，两行热泪不知不觉地滚滚流下！
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在碾庄吴村自戕殉国后，他的遗体不久被潜运到首都南京。母亲带着子女前往南京，参加了政府为父亲举行的隆重国葬大典，时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元月二十六日。此行，我曾亲眼看见父亲的遗体。因为是严冬，遗体还能辨认清楚。我要在此郑重地特别强调，遗体头部的太阳穴上，有一颗手枪子弹从右方贯穿脑子，而由左方出来的自杀枪痕。后来有人传说父亲是被共军枪弹击中而身亡的；这个传说纯属谎言，绝非事实！国葬后，父亲遗体被埋在南京郊外的国葬区。墓地距离明朝徐达冢不远。不幸地，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祸乱初期，父亲的坟墓被红卫兵彻底破坏，尸骨无存。民国七十一年（1982)底，母亲病重，政府安排她住进台北三军总医院。政府旋又在五指山上的国军示范公墓中筹建父亲的衣冠冢。母亲于民国七十二年（1983)元月廿日病逝台北。随后，与父亲的衣冠共穴于五指山上。母亲逝世三周年的忌日那天，我们兄弟姐妹怀着春晖寸草之心，又分别飞返台湾，在双亲的墓碑前叩首跪祭。据说，秦桧有个后人曾在岳武穆的坟前，看见自己的先祖先妣的铸铁跪像，感慨叹息道：「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我们跪在父母的坟前，虽然心情极其沉甸与涩重，但又不自禁地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1986年5月6日清晨黄敬先手书。2009年
10月30日用汉语拼音法将手稿修正后，存入计算机。2011年7月25日转为PDF档案）

一路繁花相送

黄百韬之子黄敬先回忆往事

看京剧《四郎探母》忆陈年往事

日前收到老友黄宁生于今年（2010）7月24日寄出的《四郎探母》光盘和短函。来函中说他在看这齣《四郎探母》时，「非常感动，也非常伤感，不知不觉老泪纵横。」我猜想七十好几的宁生兄大概是被其曲折之剧情和凄恻的唱词，感动得老泪纵横吧。于是我把寄来的光盘放进硬盘驱动器中，在电视荧幕前静静地观看《四郎探母》之播出。当我欣赏时，不自觉地感到时光倒流，回忆起许多陈年往事，和一位过世的故人与寡母，进而伤感万分，随之泪流满面。请细听我说明，为甚麽这齣京剧会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抗日八年（1937-1945）的艰苦日子中度过，抗战前期，全家人先住在四川重庆的城区，每天几乎都是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下偷生。如今回想起来，我能够回忆到的最早往事，便是民国廿八年（1939）发生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当重庆空袭警报响起的那一刹那，母亲（黄金恕勤）便急忙带着我们几个幼小的子女躲在饭桌下，大家身上披着厚厚的棉被。当时我还不满四岁，亲眼从窗口看见天上有大批漆着火红太阳的日本飞机来临。接着，无数的炸弹横着从天而降。同时，还听到桌下母亲喃喃唸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与外面炸弹爆炸的声音相互共鸣。警报解除后，母亲双手合什，感谢上苍保佑了我们一家人幸免伤亡。但是，家宅附近满目疮痍，死伤相藉，真是惨不忍睹。母亲悲愤不已，破口大骂日本鬼子。从「五三」、「五四」开始，我对轰炸便深怀恐怖，也对战争深痛恶绝。

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在重庆军令部工作的父亲（黄百韬，字焕然）被调到第三战区司令部，担任参谋长。父亲到任后的次年孟春，母亲带着七个子女乘上一辆破旧的柴油大卡车，颠簸辘辘上道，从四川重庆出发，跋涉千里，翻山越岭，途经贵阳、柳州、桂林、衡阳，最后来到第三战区（江西和福建一带）的江西上饶。那时期，第三战区的国军常被日军强大的砲火及先进的武器逼得节节败退。许多老百姓包括妇孺老弱及尚在襁褓的婴儿，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掩杀和蹂躏，都在枪林弹雨之中，随着国军部队撤退。我们一家人到达上饶未及一月，日军便从浙江入寇江西。我们书夜徒步西走，行色匆匆的逃往铅山。最初，在逃往铅山的路上，还能隐隐约约听见国军与后面追蹑的日军交战的枪炮声。所幸在国军的戮力抵抗下，入侵的日军不能急进，故而日本鬼子始终没能追上我们。移时，日本大军压境铅山，其势必破。母亲带着子女再仓促向南逃遁，这次大家爬上一辆柴油卡车，颠簸着开过崎岖峻险的武夷山区，驶向福建省的建阳县。一路上，颠沛流离的平民百姓无数。像我们一样，大家都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忍饥受饿、悲痛伤心。

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之后，日军就积极的向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1942年开始，日本从中国各战区内陆陆续续抽出一部分陆、海军的部队和飞机，调往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地区支援当地的日军作战。职是之故，日军在第三战区的凌属攻势逐渐转为零星战斗。此后的抗日战争可说是抗战后期。这时期，军人及老百姓的生活虽然仍旧十分艰苦，但是比往昔安定得多了。例如，1942年年底，我们从建阳逃到南平后再转回建阳时，就较少听到空袭警报的声音。当时，第三战区的军人和眷属们，偶而还能安下心来，享受一下劳军剧团演出的京戏，暂时忘记抗日战争的苦难。斯时，京戏是唯一老幼咸宜的大众娱乐。

因为我是第三战区的军人子弟，所以住在建阳时，有机会去露天剧场席地而坐听戏，其实也是看戏。看了几场京戏演出，就发现许多戏目（特别是武打戏）精采绝伦，令人屏气凝神，如痴如醉。很快我就变成了戏迷，常常自哼自唱，并且乐此不倦。那时期，我只是一个甚麽也不懂的小孩子，心目中的偶像就是京剧舞台上具有英雄气派的老生和武生。大人若问我将来长大后想做甚麽，我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想做一个戏子！」

话说民国三十二年（1943）初夏，我尚未满八岁。这时，父亲从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职位，调任为国军第廿五军军长。父亲先行赴任。不久，家眷随之搬到廿五军军部驻地，即江西省东部的南城县。全家居住在该县的天翼路七号。此后直到抗日胜利，是我童年岁月中最安定的两年。此其间，没有日本飞机的轰炸，也没有被日军追逐而逃难的颠沛流离。安定中，我终于进到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

初到江西南城时，廿五军在当地刚刚成立了一个小型京剧剧团。我常在傍晚随着家里的大人，带着小板凳，前去附近的露天剧场，坐在小板凳上听戏。不久，便痴迷上军中剧团的一位年逾弱冠的演员，即官阶准尉的贾慕超先生。虽然贾慕超在菊坛默默无闻，然而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却是名角，实在钦佩莫名。当他在舞台上亮相及演唱时，我感觉他不仅双眸炯炯照人，嗓门也挺拔嘹亮。此外，我又觉得贾慕超的扮相、气派、做工、台步及武功等等都令人倾倒。每次看戏时，都陶醉于他的唱腔和演技之中。看完戏的当晚，上床后入睡之前，脑子还想慕着他在舞台上潇洒淋漓的演出。不知不觉中，我成了贾慕超的「粉丝」。

当贾慕超辗转得知我是黄军长的三少爷又是他的「粉丝」后，偶尔乘我不上学时，便邀我去军营食堂，边吃边聊；主要是他用最简单浅显的语词，平易的给我这小孩子说些京剧的剧情背景和梨园的轶闻趣事。一知半解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才明白，原来他有如时雨春风，借京戏的内容，给我灌注中国固有忠、孝、节、义的观念。相识未几，我便觉得他见闻广博、直率坦诚、笑颜可亲，遂改口以「贾大哥」称呼他。不久，在我一再的请求下，他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到我家，探望我这个小戏迷，并且娓娓不倦的教我重覆唱《四郎探母·坐宫》中的「西皮慢板」：「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我学了足足一个小时，方始背诵无误，但唱声仍是荒腔走调。

母亲（黄金恕勤）听到「西皮慢板」唱声，十分高兴，便现身与贾慕超相见叙话。母亲除了很和霭地向他表示竭诚欢迎之外，还恳切地约他有空时常来我们家走动走动，并且指着我，请贾慕超把我当作一个小兄弟看待，多多照顾一二。贾慕超很谦恭的双脚立正说道：「夫人，卑职不敢当。小三少爷称呼在下为『贾大哥』；其实，我心中也早把小三少爷当作自己的小兄弟了。我们彼此很投缘。卑职自然会倾心关注和眷顾小三少爷的！」

母亲立即回答道：「太谢谢了！」紧接着又说：「贾先生，你太客气了。以后别再称呼我『夫人』。喊声伯母就行了。也不用在家里行军礼，快请坐，用茶。」

从此，只要贾大哥有空，他总会在我放学时，来到南城啓迪小学的校门口，笑容满面地接下我的书包，陪着我一起走回家。有时，我们比赛，看谁先跑到家的大门口。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行人稀少的小路上，携手缓步而行。他边走边纵声高唱，也就是吊嗓子；我则踢着脚前的小石头，心中思索着鸡兔赛跑的算题。日子久了，我们两人联成忘年知己，契若金兰。

当然，那时战火仍然不断。例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2月，日军分别从湖南、广东进犯赣南。黄军长率领第廿五军迎头痛击，于敌重创。同年7月，第廿五军收复了赣州。

每当部队从南城开往前线时，贾慕超必定随军同行。职此，我和贾慕超相见的时候并不太多。记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孟春的一天，也就是他随军开往赣南之前，来到我家辞行，我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九岁孩子，用两只手紧紧抱住贾慕超的双腿不放，同时号啕大哭道：「贾大哥，你不要走！不要走！」

贾慕超便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杓，款款宽慰道：「小三少爷，不要哭。我很快就会回来。下次回来时，再教你唱一齣新戏，好吗？」然后，把我抱住他的双手轻轻地拉开，再弯着腰，把我的泪水擦干后，不忍而去。贾慕超走后，有时我非常想他，就一个人来到空荡荡的露天剧场，面对着舞台，幻想着贾大哥正在演唱。他头上戴着插有雉鸡翎的头盔，身穿金线和银丝所绣的长袍，腰系一珮玉圆环，着一双白色厚底的皂靴。我独自在台下不停地大声拍手和高声喝彩。

话说中国在蒋中正（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历经抵抗日本侵略者之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赢得抗战的胜利。这年的8月14日，日皇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的9月2日，日本正式向中、美等同盟国递上降书，抗日结束。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战区各地的军民开始纷纷迁移或复原；第三战区的名称也很快被取消了。

再说这年（1945）10月中旬，江西南城的天气已经微寒，透着一丝丝凉意。一天下午，我冒着阵阵秋风，从南城的家门口，一路奔跑到露天剧场。然后孤零零的站在空旷的舞台前，低声喘息道：「贾大哥，我好想你，你快点回来呀！」没人回答，只有秋风扫落叶的飒飒细声。转念一想，如今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贾大哥此时随着廿五军部队，已经离开了江西去到了江苏。彼此相隔千里，他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又想到不知将来何时才能与之共聚一堂，再度听到他那嘹亮的京戏唱声？想着想着，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哭了起来。收了泪后，才撅着嘴，搭拉着头，踽踽悻悻而归。从此，再也没去过南城的露天剧场了。很快，在落叶窸簌的秋风中，我们一家人离开了南城。这次不是行色匆匆的逃难，而是兴致勃勃的前往山明水秀的杭州。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觉已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1946）夏。我刚刚从小学毕业，时年十一岁。毕业后不多时，举家从杭州搬迁到了上海，定居在巨福路202号。暑假完，我开始读初中，终于告别了幼小无知的童年，迈到了少年时期。

话说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月中下旬之交，巨福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在晚秋一抹残阳的映照下，闪耀出金黄色的光芒。这一天，贾慕超因公来到上海。公事毕，傍晚来到了巨福路202号。进了大门后，在迈进客厅前，我尚未看见他，就听到他那独具的响亮嗓门儿，朗声喊道：「小三少爷，我来看你了！」见面时，贾慕超笑容可掬，亲切地问道：「小三少爷，你好吗？还爱听戏吗？」我和贾大哥已经相隔了三年多，没有见过面。这时他容光焕发，已经是中尉军官了。此刻久别重逢，真的惊喜万分。但是我太高兴了，兴奋得不知如何回答他的问话，只是不停的摇头和点头。静下来后，不知何故，竟然嘤嘤地抽泣起来。贾慕超立即伸出左手拍拍我的右肩膀，右手摸摸我的后脑杓，笑着说道：「小三少爷，如今我们哥儿俩旧雨重逢，他乡遇故知，应该高兴和欣慰才对！别哭，给旁人瞧了笑话。你挺直，让我看看你长高了多少？」然后，惊讶地说道：「哎哟！已经高到我的下巴了！是初中生了吧！以后贾大哥不能称呼你小三少爷了，应当改称三少爷。你好久没听过戏了，是吗？那麽我再唱一次《四郎探母·坐宫》的『西皮慢板』给你和伯母听听。快坐下来。」说完，向走进客厅的母亲恭敬地行了一鞠躬。

接着，他站着喝了口茶润喉，然后就精神抖擞的唱起「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一直唱到「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老娘啊！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方才停了下来。唱毕，母亲和我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我随之站了起来，说道：「贾大哥，在没有胡琴的伴奏之下，你的唱腔愈显嘹亮美，同时你又唱得情真意切，把杨延辉内心的悲伤感慨完全表现了出来。贾大哥，现在我已经会背诵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了。《前赤壁赋》中有一位客人善吹洞箫，他吹的声调『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具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的深厚感动力。你如今也是客人，唱的《四郎探母·坐宫》也有同样的深厚感动力，令人为困坐宫院的杨延辉哀叹不已。但愿以后能常在一起，让我们多听些你唱的京戏。」贾慕超听罢，非常高兴，哈哈大笑，且道：「小三少爷，你这番议论叫我很不好意思，实在是太过奖了！然而，这世上你可真是我唯一的知音呀！」少间，母亲留他吃晚饭。饭后，贾慕超说要赶夜车去南京，再渡江转车，北上回徐州，不得不马上离开。

临别时，我的心情过于激动而无语凝噎。贾大哥则伸出他的右手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右手；又伸出左手拍了一下我的右肩膀；缓缓说道：「小三少爷，务必保重。」他犹豫了一下，神情有些低落，继续敦嘱道：「现在国共内战正是方兴未艾，徐州前线更是风云诡谲，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将来时局有变，你可千万要善自保重。以后只要有机会，贾大哥一定会再来上海探望你，也会再给你唱京戏！」当时我虽然不懂要「保重」甚麽，却点点头，表示我会保重。最后，贾大哥拍下我的后脑杓，嗓门变得沙哑地说道：「小三少爷，再···（咳嗽一下）···再···见了！」我热泪盈眶的望着他，也说了一声再见；马上又激动地补上一句：「贾大哥，以后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常常惦记着你！」说完，忍不住簌簌泪下。他望着我，眼圈红了，一切尽在不言中。旋转身出门，踩着枯萎的梧桐落叶，匆匆悄然而去。

唉！世事无常，人世沧桑，真是作梦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然是永诀；贾大哥演唱《四郎探母·坐宫》的优美唱腔也成了绝响！贾慕超回到徐州的军事驻地后不久，也就是民国三十七年11月下旬，一场决定中华民国命运的国共内战（徐蚌会战，又称淮海战役）爆发。父亲（黄百韬，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在这场抗共血战中战到弹尽粮绝，最后兵败自杀。自戕时，年仅五十。第七兵团绝大多数的袍泽也都在疆场牺牲，廿六岁的贾慕超正是其中一人。咳！光阴荏苒，转瞬间以上所叙述的往事和徐蚌会战已积尘六十二年了！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今天我在电视荧幕前欣赏及聆听《四郎探母》时，最先观赏到的是主角杨延辉（「杨家将」中的四郎）在第一场《坐宫》中所念的引子，日：「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听到这两句引子时，立即想到王昌龄写的诗句「金井梧桐秋叶黄」和美国俚语「Gone with thewind（事情已随风飘逝而去矣）」。我把这两句引子解释为：因秋景而想到不堪回顾的往年，同时又感叹年华和岁月的一去不复返。

却说当我听完「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一阵风」的时候，往昔抗日时期的许多陈年旧事立即涌现于脑际；此外，贾慕超与我在上海最后相逢和离别的情景，发生在六十二年前（1948）「金井锁梧桐」的那天，也清清楚楚的全都浮现在眼前。随之，热泪滚滚而下，并且沛然莫遏！咳！从前是小孩子，悲欢离合都会流泪，不足为过。如今垂垂老矣，想到与故人相逢和分离的往事时，依然哭泣，这岂非老少不分吗？是！但我总是坚信：除了婴儿不算，人们哭泣多半是「情」的流露，而「情」是不分老幼的，并且「情」能够穿越时空而无损无减！其实，有时我甚至于迷信今世的「情」会穿越生死而延绵到来世。列位看官不要笑我迷信！请看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新旧党的激烈政治斗争中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在牢中给胞弟苏辙写的绝命诗中言道：「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译文：你我这辈子结为亲兄弟，然而因缘未了，来生会再结下亲爱的手足情。）可见苏轼也是迷信「情」能穿越生死而延绵到来世的。所以这迷信并非我独自一人的想法。谈及今世和来世「情」，未免有些离题。闲话休叙，让我再回到《四郎探母》的主题吧。

现在首先让我转换到另一时空。两年前（2008）10月11日是个星期六假日，又是个晴朗秋日。朋友和我开车前往维吉尼亚州的Shenandoah Park，去看秋山的枫叶景色。当我们来到天线山路（The Skyline Drive）上的「阁楼山Loft Mountain」休憩站时，便下车徒步登山。无意间，走入了山顶中的一座露天剧场。当时，发现这儿空无一人，万籁俱寂，而且空气清爽，枫叶金黄烂熳，恍如置身仙境！面对这座空荡的露天剧场时，马上想到六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独自孤零零地站在江西南城的露天剧场前，低声喘息道：「贾大哥，我好想你，你快点回来呀！」接着，我脑中又幻想起眼前的山顶舞台上，有嘹亮的京戏唱声，和拍板、胡琴、锣鼓的伴奏声，原来幻想到贾慕超正在演唱《四郎探母·坐宫》中的「西皮慢板」；耳间彷彿听到他扮演的杨延辉正在凄恻地唱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这「西皮慢板」不仅是贾慕超在江西南城再三教我的京戏，它也是贾慕超在上海与我重逢那天演唱的一折京戏。那天分别后，我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嘹亮声腔了。

我之所以提及两年前郊游时所产生的幻想，是在表露我对《四郎探母·坐宫》的感情，不因时空的穿越而有改变或过滤；同时，也道出自从我和故人贾慕超永别后，心中一直把《四郎探母·坐宫》当作了他的化身！今天观赏《四郎探母》光盘时，首先看到杨延辉念引子。我在前段文字中已经说过，自己忍不住泪流满面。当荧幕紧接着播出杨延辉那「···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的唱词时，江西南城、上海及美国维州Shenandoah Park的点点滴滴，全都涌上心头。这时，我再度激动起来，不自禁的又泪流满面。

话说《四郎探母》中的第七场是《见娘》。这折戏和《坐宫》一样，也是全剧的高潮之一。《见娘》的情节是：杨延辉的老母佘太君以为她的四儿（即四郎，杨延辉）于十五年前的一场沙滩会战被擒后，早已不在人世了。没想到四郎突然出现在眼前，令佘太君惊喜得「泪满腮」，又悲痛得「点点珠泪洒下来」。母子二人重逢之初，四郎跪在老母身边，含泪细听老母站着唱「西皮流水板」，也就是细听老母哀伤地追述她的七个儿子，在十五年前沙滩会战时，分别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事迹。接着，四郎转跪在老母膝前，向老母磕了三个响头。起身后，四郎用「西皮二六板」及「西皮快板」唱道：「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来。孩儿被困在番邦外，隐姓埋名躲祸灾。······儿在番邦一十五载，常把我的老娘挂在儿的心怀。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闻听得老娘征北塞，乔装改扮回营来。见母一面愁眉解，愿老娘福寿康宁，永和谐无灾。」这段唱词把杨延辉自己这十五年的遭遇，及对老母的想念和祝福，表达得淋漓尽致。

观赏《四郎探母·见娘》时，那骨肉重聚的剧情、凄恻的唱词、和三叩首的演技深深地感动了我，以致潸然泪下。同时，我也想起自己在国外飘蓬了十三年后，方与老母重逢的往事。

话说父亲黄百韬（1899-1948）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徐蚌会战中为国捐躯后，中华民国国势随之日蹙。次年（1949）五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攻打到上海外围真如的时候，寡母（黄金恕勤）带着子女六人，惶惶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我们仓仓皇皇乘上一艘机帆船，离开了上海。一家人在江浙沿海及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中飘流及呕吐了十几天后，才昏昏沉沉地来到了残山剩水的台湾。

寡母在台湾台北含辛茹苦的生活着，所指望的就是：我们这几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将来长大后能够独立自主及安居乐业。民国四十八年（1959），当我从台中的东海大学毕业之时，幸运地获得了东大颁发的留美旅费奖金，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一年全额奖学金。寡母乍听之下，非常兴奋，鼓励我出国；接着，她又担心如果我在国外有个三长两短，家人鞭长莫及，岂不太可怕。我对妈说：你不是指望我们孩子们独立自主吗？这正是时候呀！母亲终于同意我赴美闯荡天下。

当我结束了预备军官的训练后，便于民国五十年（1961）只身离台，来到美国进修。母亲笃信佛教，她在我出国后，整整一年都吃素和念经，祈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在国外平安，无灾无难。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去德国深造了两年。然后再来美国。从1967年起，直到2000年底退休止，我都是在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任教和做科研。此其间，我带着妻子沈錡于1974年春首次回到台湾，探望居住在台北的老母和兄弟姐姐。这距离我于1961年只身离台，相隔了十三个春秋。

正像《四郎探母·见娘》中的剧情一样，我与睽违十三年的老母重逢时，先是母子抱头痛哭，然后老母悲痛地追叙先父于1948年在徐蚌会战中自戕的往事，又细述我的三个兄弟在台湾的生活情形。当提到大哥效先的不幸遭遇时，老母又忍不住悲痛哭泣，正是「点点珠泪洒下来」。我只能安慰她，又自责没有克尽孝道，守在老母身边为她分忧。良久，我们才转移话题。我向老母说些国外的生活情形，和工作的性质。以上所写的往事和《四郎探母·见娘》的剧情多麽相似啊！如今，母亲已经作古二十八年，三个兄弟也都逝世多年，而我自己正似「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垂垂老矣。现在，年逾七十五岁的我，在观赏《四郎探母·见娘》时，不仅思母之情油然而生，而且懐念三个兄弟的深情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唉！我怎能不在电视荧幕前泪流满面？​​​​

一路繁花相送

略论黄百韬家属情况兼纠正错误说法


一、黄百韬其人简介

黄百韬（1900/1899～1948），字焕然，号寒玉，初名黄新，西元30年代初以字为名，称黄焕然，1936年改名为黄百韬。毕业于直隶工业专门学校中学部（现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后入北洋军，入江西第九旅学兵队、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于安徽第二混成旅少校营长任上参与北伐战争。后历任参谋长、团附、团长、副旅长、旅长等职务，1934年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受训，1936年入陆大特三期。全面抗战时期历任冀察战区中将参谋长、军令部中将高参、第三战区中将参谋长，1943年任25军中将军长。1948年11月22日殁于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后被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仍叫黄新的黄百韬

摄于抗战胜利后换装初




与他有关的流传说法中，谬误或不准确的说法甚多，笔者将一一辨伪，并将不够详细的地方尽可能详细讲述，此篇文章主要有关其家属相关说法而作。

二、有关其家属的常见流传的错误说法辨伪及详细介绍

1.其妻子

在中文网站（包括大部分大陆网站及一部分台湾网站）上搜索，以及翻看大陆出版的许多有关历史的杂志，很多文章中都写着，黄百韬的妻子名叫柳碧云，二人育有一男一女分别为黄效先及黄丽珍，这是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错误说法。


某百科上的介绍


翻阅老报纸、老电报、台湾方面出版的官方书刊、家属回忆文章以及黄百韬夫妇合葬的墓碑，都可以看到，黄百韬的妻子为金氏，名字的写法有金恕勤及金素勤两种。


“黄百韬遗妻金恕勤报告”

五指山黄百韬墓，图源水印


有一篇报纸提到他的妻子为林氏[1]，应为讹传（林、金，某些方言中可能音相似，这篇报纸中还写出了“黄述尧”这个不存在的名字）。


“夫人林氏”
没有一篇正式资料提到“柳碧云”这个名字，有关这个名字的最早出处，笔者目前找到的最早一篇文章为2003年大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明显带有文学演义色彩的文章，其内容似源于《邳县文史资料》上的一篇文章，此文章本身可信度即存疑[2]，并且此文章亦并未提到黄百韬妻子的名氏。

有关黄百韬是否有再娶、妾室或婚外情等，未找到任何相关信息可以支持其存在。

根据资料，金氏因肝癌病逝于民国七十二年（1983年）1月20日，享年83岁[3]。


黄百韬与妻子的合影


2.其子女

流传广泛的说法里，称黄百韬与妻子育有一男一女分别为黄效先及黄丽珍。实际上，黄百韬与妻子金氏共有7个孩子，四男三女，分别为黄效先，黄振先，黄敬先，黄绍先，黄述文，黄述明，黄述苓。（偶有一些报纸等资料有不同写法[4]）不只一男一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叫作黄丽珍。


黄百韬子女合影


长子黄效先，毕业于海军学校，抗美援朝时期任翻译文书，后来犯下杀人焚尸的重罪，在台湾轰动一时。很多说法称，他最后未被判死刑，是黄百韬的青天白日勋章发挥了免死金牌的作用，此说法不确。本案系前行政院长俞鸿钧（1898-1960）于 1957 年时，依据司法行政部呈，为判处死刑的已故陆军上将黄百韬之子黄效先请命，呈请俯念黄百韬死事之哀烈，恩及遗雏，方依《赦免法》之规定，特免黄效先一死。


黄效先受审时的照片


次子黄振先，毕业于台湾大学。

第三子黄敬先，东海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又在德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科研工作，后来在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化学系任教至2000年退休。


黄敬先教授


幼子黄绍先，曾就读于台北工专。

有关黄百韬的三个女儿，目前未找到多少资料。报纸上曾有刊登，黄百韬次女黄述文与金瑞昺的结婚启事。

有说法称，2006年黄效先曾回大陆为黄百韬扫墓，该说法不确。黄效先，黄振先，黄绍先均于2005年前逝世[5]，实际是2005年，黄敬先曾与妻子及两个儿子回大陆为黄百韬扫墓。

3.其父辈、祖父辈

黄百韬的父亲名曰黄宗骏，为李鸿章淮军之旧部，晚年定居天津，1904年病逝。黄百韬的母亲封氏，独自辛苦将他养大，1941年，封氏无疾而终，享年78岁。

黄百韬的祖父为黄凤山（1825～1891），字鸣阶，在某些资料上被写作“周凤山”，广东梅县客家人。为曾国藩部下大将，官至曹州总兵，有“大虎”之称[6]。临终有遗言给独子黄宗骏，言道：「愿后辈为良民，不为忠臣良吏，百行都可做，最不可做官。余倍尝官场滋味，不愿后人再入此途。余所望者，我之后人，是恶勿做，遇善勇为，只能教人负汝，勿要汝去负人。」

三、相关争议说法

1.黄百韬三个女儿的顺序：

在《百战黄沙》及碾庄战后的国府官方调查文件中，以及《黄百韬上将纪念集》中，都认为黄百韬长女为黄述明，次女为黄述文，三女为黄述苓，而在黄敬先的文章中，则称“二姐”为黄述明，“三姐”为黄述文。推测有可能为笔误，在他后来的一篇同时提到三个姐姐的文章中，亦是按照述明，述文，述苓的顺序写的。

黄百韬子女的年龄排序，应是如下：

述明，述文，效先，述苓，振先，敬先，绍先。

2.黄百韬妻子金氏的出身：

很多文章中称，黄百韬妻子为李纯的婢女，黄百韬也正是因为妻子的关系才得以进入江苏军官教育团。


某百科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某网络文章


该说法出自文史资料陈士章《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该文章发表于1961年，可能因为特殊历史时期，而对历史人物的某些事件有一定的扭曲。有资料记载，黄百韬来到李纯手下，是由于其父亲黄宗骏的老友杨镜江先生的推荐。在杨镜江的推荐下，黄百韬进入江西第九旅学兵队，后来又任江西都督府卫队营第一连中尉排长。也有资料称，是由于他母亲曾作女仆的苏家方面的关系，他才进入李纯部队。在他进入学兵营之前，就已经与同乡的金氏成婚。除了陈士章的文章以外，并没有找到能证明黄百韬是李纯的传令兵以及李纯将婢女嫁给黄百韬的资料。

四、全文总结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黄百韬的家属如妻子，子女，父辈祖父辈，以及对一些常见错误说法进行了纠正，如“柳碧云”“独子黄效先”“黄丽珍”等。但是，有关黄百韬的家属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未找到准确资料。如黄敬先之子黄天卫先生在文章中称其父亲黄敬先“是九个孩子中的一个”，不确定是笔误，还是黄天卫认知错误[7]，或是黄百韬确实有另外的两个孩子。笔者曾向黄天卫发过电子邮件询问，但未得到回复。有关黄百韬的父亲黄宗骏以及祖父黄凤山，笔者简单的翻阅了一下晚清史料，包括清史稿，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不过笔者对湘军淮军了解并不多，只是简单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公开资料，等有空闲时，有可能会仔细查找，争取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五、参考文献、资料及笔者注释

[1]《黄百韬之家》西西

[2]这篇文章将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写为“军长杨彦俊”，将黄百韬突围的时间由22日改为了20日，并杜撰了少校副官李文正。以及有很多其他的不合史实的文字描述。

[3]《黄百韬上将纪念集》中有一篇关于金氏的文章，谢树楠《教忠教孝 悼念黄故上将百韬夫人金素勤女士》

[4]有报纸将几个儿子名字中的“先”均写作“元”，述苓的名字有时候被写作“述玲”，在国史馆的黄百韬个人档案中，他的几个女儿又被写作“淑明”“淑英”“淑玲”

[5]黄敬先写他2005年回大陆为父亲扫墓的文章中提到，“如今，二哥不幸已经作古，但他的子女在美国均已成家立业。此外，大哥、毛姐和四弟也不幸都已去世。”

[6]《黄百韬上将纪念集》第一篇《家世经历》；《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传记》（下册）黄百韬传，杨群奋著

[7]黄百韬的后代，因为黄效先犯罪的原因，后来都去了美国，既然黄敬先一度能将几个姐姐的名字顺序弄错，黄天卫记错人数，也并非不可能，黄敬先曾有文章说他一家9口人，不过是算上了他兄弟姐妹7个加上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