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客家的前身今生

城客

香港客家文化节：
香港在英占之前，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地区，除了港岛有少量广府人，九龙和新界客家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香港由乡村演化为城市的过程中，广府人逐渐变为主要居民，客家人渐变为少数。但现在香港人口七百多万，客家人仍然有二百万。一百年间，土客互易，但客家人为香港的开发繁盛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却永远凝固在这片土地上。
香港本是宝安管辖的一块地方，英国人占领，是蚕食，先港岛，再九龙，后新界，因此现在的香港，便分成三块。新界是英国人的新界，却是中国人的老界。客家人最早进入的，便是今天的新界。
汉族先民进入香港，有史可查的，是在宋朝，据说第一个开埠的，是侯氏家族。侯氏始祖侯五郎，是北宋进士，文化人。到他儿子的时候，金兵就打过黄河，进占中原。汉人都往南跑，南方拥挤起来。侯氏最早举家迁往今天的新界，开始在新界的创业。侯氏之后，又有邓氏、彭氏、廖氏迁入。最值得一提的是文氏家族。新界文氏是文天祥之后。南宋末，文天祥在北京就义，因为无子，堂兄的三个儿子入继。为避元兵追杀，逃到今日新界的元朗，成为开发香港最早的家族之一。侯、邓、彭、廖、文五家，最先进入香港这片土地垦殖，子孙流播，各居一方，被称为新界五大族。按他们主要居住地，分别叫上水候氏、锦田邓氏、粉岭彭氏、上水廖氏、新田文氏。五大族，邓、彭、文、廖，祖籍都是江西，文氏属客家人，众所周知。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最早进入香港的客家先民。但由于他们到达香港的时间早，八百年前已经落地生根，后世再来的客家人，便将他们当做土户，尊为主人。后人计算客籍人口，并不把这五大族人口计入，而是把他们当土著看待。与客家人相反的是，在港岛占多数的广府人，并不把新界五大族看做同类，仍然把他们当成客家人，凡是新界居民，在后迁入的广府人看来，统统是客家，尽管他们会讲白话。
这种身份认知的差异，源于一个规矩。清朝实行科举，各府县科考录取时有名额的。土著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弟，便不愿意将名额与源源不断进入的客籍人分享，因此把界限划得很清楚。这等于把客籍人士进取功名的路给堵上。后来官府特意给客籍人士单独批了名额，可与客籍人口比较起来，差别太大，矛盾由此而生，百年不断。同样丁口，不一样待遇，使得后来的惠州、兴梅一带的客家人与先来的客家人区别开了。但更后来的广府人，大部是在清末民初，虽然来的更晚，却按土户对待，在他们眼里，新界人都是客家人。只有老客新客之分。
如果说宋末进入香港的客家人是第一波的话，清初复界进入的客家人口便是第二波。真正使香港成为客语区的，是清初复界之后。这个进程，和深圳一摸一样。复界的结果，是客家人大批迁入新界，一时间围屋林立，碉楼兴起，形成一批新村庄，五大族的格局迅速打破。客家人口大增的结果是，客家话在香港成为主要语言，九龙和新界基本客家化。这一格局，一百年后被打破。英占以后，英国人把港岛作为推进对华贸易的桥头堡，货物转运、仓储繁忙，码头扩大，港岛逐渐由一个小渔村演变为一个城市，大批广府人，特别是商人进入香港，人口比例再次发生转换，城市里的广府人口在不长时间便超过农村里的客家人。白话成为香港的强势语言。
但客家人迁移的步伐并未停止，近现代史上，有据可查的，至少还有三次。第一次是英占之后，香港开始都市化进程。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也需要大量技工，这一阶段，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均大量涌入，与第一、二波不同，这一波来的，不是农民了，而是以木工石匠等工匠和小商贩为主，地域上也脱离新界，进入九龙和港岛。
第二次是香港沦陷前后。香港沦陷前，相对于大陆涂炭，百业凋零，香港算是乐园，于是不少在港有亲属的客家人，纷纷到港谋生，客籍人口大增。香港沦陷，不少人又逃回老家，光复后才陆续迁回，不少亲属也随迁，香港的客家人口不但未减，还有增加。
第三次最具特点。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四十年代后半期和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败退，节节南逃，一些去不了台湾和不愿去台湾的就往香港跑。这里面包含两类人，一类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一类是怕共产党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和怕土改清算的地主。这其中，客籍人士不少，主要集中在军政人员。包括不少高官。客家学创建者罗香林，就是这一阶段迁入的。这批人，是历来迁居香港的客家人中身家最殷实，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批。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香港客家给人出身低微，大多操体力劳动的印象，为香港客家群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五十年代后，仍然有少数大陆侨属迁入香港定居，这部分人不多，但不乏有成就者，领带大王曾宪梓，就是代表。
一代代客家人走进香港，给香港打下深深的烙印。到现在，探访客家香港，可看的东西仍多。
一个是专为保留客家民俗而开辟的博物馆。三栋屋博物馆在新界荃湾，原来是迁界后迁来的客家人陈家的祖屋。陈家刚到香港，无地可耕，便填海造田，其中艰辛，自不必说。后来小有积蓄，便建起最初的房舍，房舍三栋，中间有厅相连。后世子孙渐多，围绕三栋屋又加盖不少屋舍，但因为祖上最初建屋就是三栋，所以还叫三栋屋。三栋屋后排正中是陈氏祠堂，加盖的房舍，又在后面和左右两侧将三栋屋围住，形成围屋，是典型的客家民居。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地铁，三栋屋所在的村庄正在地铁站位置。村子拆迁后，留下了这栋房子，改建成客家民俗博物馆。博物馆不大，但一是房屋本身就是客家民居，而且是清朝留下的古屋。二是馆中搜集了不少客家用具、厨具、寝具、工具，农具，完整地反映了过去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了解和对比内地与香港客家人生产生活的活教材。
一个是现在仍然是客家人聚落的吉庆围。吉庆围位于锦田，是典型的客家围村。这个围村，就是新界五大族中居第一位的锦田邓氏家族众多围村中的一个。因为保持较好，所以成了很多到香港探访客家民居遗存访客的目的地。这个围村出名，还与一个事件有关。英国人占据香港，是在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清政府与英国人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第一次展界，是在一八六零年，清军再次败于英法联军，将九龙割让。这两次，因为当地居民稀少，未发生大的冲突。第二次展界，已经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再次被迫签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英国人把爪子伸到新界，触犯了当地客家居民的切身利益。当英国人接管新界时，邓氏家族带头抵抗，不允许英国兵进围。双方打起来。邓家军不含糊，把围门一关，开打，英国兵洋枪齐射，围城固若金汤，打不进围，自己人倒死伤不少，最后调来洋炮，才把吉庆围铁门轰开。洋人占领吉庆围，洋洋得意，把吉庆围的铁门用军舰拉回伦敦，放到博物馆里，当战利品展览。这成了邓氏家族和新界百姓心里的疼。二十五年后，邓家族长邓伯裘出面，要求港英政府归还铁门，迫于无奈，英国人才将铁门运回，还给了邓家。就因为这一段，很多英国人知道了这个村庄，到香港，都要到吉庆围看看，看看这个当年敢跟英国洋枪洋炮对阵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
吉庆围的围墙还在，里面的街道，还保留了不少老屋，也有一些已改建成楼宇，成插花状。不过，即使只看看这围墙和大门，和身着当年客家服饰的阿姆阿爷照张相，也能感受到新界浓浓的客家风，也能体会到当年那些客家乡亲保家卫国的豪情。
邓氏家族在元朗屏山还有一片祖屋建筑群，包括邓氏宗祠、聚星楼、书室、洪圣宫、家塾、五桂堂等，已经开辟为屏山文物径，供游人参观，也是缅怀香港开埠先人的地方。
三栋屋和吉庆围、邓氏祖屋是老客风情，最能体现新客风貌的，是崇正新村。一般客家人居住，都聚族而居，一个村子里，大多是单一个姓氏，两三个姓的，就是多的了。崇正新村不是，一个村，三千多居民，七十多个姓。在新界，这是一个孤例。而且，这个村也是新界最大的客家村落。
崇正新村在元朗，原名并不叫崇正，叫红枣田，红枣田是自然村，还算不上是行政村，归邻近的水蕉老围村管辖。这个村庄也是复界的产物，立村大约在康乾之间。由于水源不足，种田不易，其后一百多年，人口增长缓慢。民国初年，才陆续有一些兴宁梅县的华侨海外归来，在此买地建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进入香港，一些兴梅籍的客籍人士因此关系投靠红枣田这个小村庄，使小村猛然膨胀。来者之中，有国民党大员，不乏将军高参，有地方小官小吏，比如乡长县大队长之类，更有不少地主商人。人口暴增的结果是不但种田无水，连人吃都快供不上了。村里有个新客，叫古贯郊的，是陈诚的秘书，没往台湾跑，跑到红枣田，以将军衔召集村民开会。说，咱们单独立村吧，自成一体，则自治有望，易于解决村政诸项问题。村民一致拥护。一九五七年，立村，名崇正。崇正一词，出于香港，以弘扬客家人崇尚正义美德，现在已成为全球一亿客家人的代称。一九二一年在香港成立了崇正总会，其后八十多年，世界各地客属组织大多冠崇正名。这崇正新村，也开了以崇正命名地方的先河。内地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放宽出国条件，凡海外有直系亲属者均可投靠，兴梅一带侨眷纷纷外迁，不少投靠到崇正新村，村庄人口再次暴涨，终于成为香港最大的客家村。
既是新村，便与老村不同，没有客家乡村都有的关帝庙、土地庙，七十多个姓氏，不可能建七十多个祠堂，崇正新村又与香港传统的客家村落有明显的区别。唯一留给这个村庄的客家遗风，是村里的“三喜堂花炮会”。但活动的日子，却和妈祖联系在一起，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三喜堂花炮会都舞龙舞狮，参加元朗十八乡的“天后诞”大游行，游行结束，全村大宴，吃盆菜，狂欢通宵。不过，如果平常到村，村子却平静如水，唯一不同的是，在香港一片粤语声中，这是可以听见一片悦耳的客家乡音。在香港客家人大都以粤语为第一方言的今天，崇正新村这一特点，弥足珍贵。
在有的人心目中，一直有两个香港，一个是高楼大厦，西装革履的香港，一个是小村小街，民风质朴的香港。在香港两天，钻小街吗，走小巷，看百姓生活，怎么看，都觉得，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硬是改变不了香港人的中国生活方式，更改变不了中国人爱乡敬祖的本性。即便在生活细节上，年轻一代稍有西化，但也是糅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西化，究其本质，还能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挑出儒家的文化因子。在小街道上看卖菜蔬，卖海鲜，卖肉蛋的摊位，与广州惠州盖无二样，在街头小吃摊吃饭，无论是菜式，还是老板用生硬普通话对话，都让我感到这就是在家，在中国人自己的家。
到香港，看香港，当然是了解香港的直接途径，但要真正了解香港，还要吃香港。不是去吃鲍翅大餐，而是到小巷子里，吃一吃普通香港人的小吃，那种粤菜、东江菜、潮菜融合而成的香港市民餐。就会对香港这百流合一，自成一体的餐饮风格有一个了解。盆菜是香港客家人认同的标志，可日常生活中，客家人早已和广府人、潮州人、江浙人混为一体，无可挑剔了。特别是回归以后，内地客大量涌入，香港的餐饮业又步入一个新的春天，为适应内地客的口味，新菜式不断涌现，新菜料日益丰富，在广东三大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中国八大系的因素，香港真的成了中国的美食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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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菜是围头人认同标志才对。如果把五族看作客家人，那方言学者要想一想能不能把围头话和东莞话看作客家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