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客家土楼的历史文化背景 客家土楼，作为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建筑师和文史工作者愈来愈强烈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土楼热已经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慕名而往，跋涉于昔日鲜闻闭寨的客家山乡。流连在那壮观无比的土楼面前，人们禁不住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土楼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建军筑师们看到了土楼的材料经济结构强度、轴线布局、夯土技术、物理性能以及造型艺方面的特性。方史工作者注重于社会经济、宗教意识、政治投射、风水观念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近年来为发表的若干论著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是很明显，土楼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倘若仅仅着眼于片面，研究工作势必陷入困惑。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茂要计一郎教授曾于教授1985年率队实地考察漳州土楼，返日后发表报告。茂要教授特别关注圆寨 ，将其描绘“天上落下的飞碟”、“地上冒出的蘑菇”，夸张的词汇说明他对土楼的外部形象极感兴趣。茂木教授又称，南靖圆寨内部用房无主次之分，我们便可以推断，他没有注意到汉族民系文化间的差别，不了解客家土楼和闽南土楼的貌合神离。一般说，客家圆寨平面布局中隐藏着三堂屋轴线意识，因为客家物别强调聚族而居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尊卑秩序。闽南圆寨与此大异闽南圆寨 从不同五凤楼和方楼比肩而立。虽然社会动乱迫使闽南人建造圆寨，但不存在象客家人那样强烈的宗族意识，他们多姓杂居，从而圆寨中没有单一祖堂，不需要尊卑秩序。 分析可知，土楼的材料经、济，即以地产谦价的黄土竹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山区商业经济有欠发达所致。土楼的结构强度，即其在御风防雨抗震以及抵制进攻方面的效用，是居住建筑的一般功能要求。土楼的轴线布局，即其尊卑有序的三堂屋制度，直接产生于汉民族的伦理观念。土楼的夯土技术，即其采用低级材料完成的良好效果，来源于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人的要骨泥墙。土楼的艺主造型，即其方圆体态，在世界各个文明遗直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大家关注一圆形，是自然界基本形态之一，无论在观念意识还是在物质功用上，圆形都有极大的优越性，从而可以自发产生。 从上述各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土楼中的五凤楼、方楼和圆寨，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服从于一般的建筑规律，都没有脱离汉民族源远流长的土木传统。但是毕竟客家土楼，特别是圆寨的土楼，特别是圆寨的材料结构和艺术精神不同凡响，它那秩序井然、规模庞大而雄浑天然的纯粹形态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居住建筑所望尘莫及的。 既然上述各点分析本身不能解释客家土楼的存在本质，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着眼。人类文明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产生绝无仅有的建筑成果。从土楼的分布区域来看圆寨扩散延伸的范围来看，又与汉族闽南民系息息相关。如此看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客家闽南两在民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尤为重要的是客家民系的源及发展。 据著名客家史学家罗香林教授考证，客家民系自黄河中游南迁定居的过程大体分4大阶段： 1、晋末五胡乱华，自山西、河南2省移至长江北岸。2、唐末黄巢起义，自河南、安微2省渡江达鄱阳湖区，前锋深入江西中、南部，最远抵福建西部和广东北部。3、宋末元兵南侵，自鄱阳湖区聚集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4、清初人口拥塞，自3省交界地区迁往6粤中、桂及四川、台湾、海南岛等地。 罗教授全面叙述客家移民史，但是考虑到客家聚居地和土楼集中在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这一事实，同时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打算撇开晋末移民不计。因为此期移民成份复杂，与中国南方汉族6大民系均有关联。黄巢起义所引起的移民运动值得注意，因为此期客家先民已经到达今天的客家人大本营。晚近有些学者认为黄巢之乱呈南北回旋之势，故不及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仅及北方而迫使北人南迁来得重要。但无论如何，起义队曾周旋闽、赣之间，并且“黄巢所刊山道，自浙东趋建州约七百里”。极大加强了这一带的交通便利，给后代移民提供了良好条件。客家人中间盛传的“葛藤抗”故事，就与黄巢有关。第三期移民运动最为重要，因为当今客家人的大本营于此期限形成，同时可以肯定，系统的客家文化业已定型。第四期迁移运动从汉族民史总体来看，已属尾声此期限中原汉人基本安定，客家聚居地不再受到北方的压力，只是由于自身人口的膨胀而向外扩散。从结果看，移民方向迁赣北以至皖、豫2省。 关于客家移民的4大阶段，罗香林教授在细致研究方言特点后，自己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赵宋之后”罗教授的观点获得当代许多学者的赞同。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中心的吴福文在其《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指出：“第二次迁徙可看作是形成期。这时接随于第一次南迁的中原汉人已正式大量迁入客家大本营——闽粤赣地区，开始从第一次迁徙时的身分中蜕变开来，并且还引起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而登记大量的‘客籍’户口。他们的特性由此不仅自身开始形成，并且也被外部所确认。第三次迁徙则可看作是壮大期。这时不仅第一、第二次迁徙的中原汉人继续不断进入闽粤赣山区，并且当地人口迅速膨胀。我们从《元史·地理志》和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中可以看出，这时客家人口已大大超过土著，基本取得反客为主的地位”这一观点可以得到另外一介重要史实的旁证，那就是被客军用人挤迫出去的畲族人迁移史。据《民族辞典·畲族》记载：“畲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微五省八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368832人（1982年），其中福建浙江两省就有34万人……七世纪初就已居住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十四世纪起，部分迁到闽东、浙南等山……99%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一定到迟在宋元时期已经系统形成，并且处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否则十四世纪被挤出的畲族人不可能抛弃语言而接受客家方言，客家方言的定型当然意味着客家文化已经成熟而同其他民系文化比肩而立。 然而典型客家土楼的形成一定晚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因为从建筑发展规律看，一种系统的风格形成，需要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渐进演化的技术手段，需要深厚充分的经济基础。以目前羊定年代最早的永定湖雷乡下寨村馥馨楼辚例，遗址表明其材料、结构和布局堪称后代方楼的模范，但整体略嫌粗糙，而且此类遗址在客家地区十分罕见。据馥馨楼的二手楼主孔氏族谱记载，该楼初建于北宋。应该认为，这是土楼草创时期的尝试。在永喧，土楼发展的速度甚缓，历南宋、元明初，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置县以后，社会动乱大不减轻，科举人仕的乡人渐增，土楼量有所增加。但是直是到清代康乾年间，永定土楼才得以大量建造并臻于系统成熟。此时全县广植烟草，所产“条丝烟”因质地精良而销路日广，以至被称为“烟魁”而作入朝贡品，烟业带来的源源白银奠定了永定土楼的经济基础。至于当地所谓末永定籍余娘娘入宫受庞，皇上特准其客乡建造高楼的传说，由于无可查证，只能认为是巧妙附会。 明未清初是客家土楼的全面繁荣时期。再看龙岩适中情形，造中明代设驿，从而成为闽西、闽南、闽北3大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尔后同样在清代康乾2朝，烟草业大盛，造中经济骤然兴旺。前述现存加上被毁有迹可查共约380座大型方楼，几乎全部建于此期。 南靖县土楼的建造年代统计得最为详细。以数量合占全县绝大部份的奎洋、梅林、书洋3乡计，方楼圆寨共480座中，建于吸代的35座，建于清代的97座，余下多建于民国以后。 平和县有少量方楼圆寨建于近百年内，但前述280座几乎全部建于清代初中叶。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2个重要史实。1、客家土楼，特别是防御性极强的方楼圆寨集中分布在闽西客家人同闽南漳州人居住的交界地区。2、客家土楼大量建造并臻成熟的时间在清代初期。就此两点，下面再作深入讨论。 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之四、中国与远东》一书关于中国历代人口的统计：汉代末年（200）2800万唐代安史之乱前（726）4150万、清代初期（1664）8900万、清代中叶（1743）15000万、民中初年（1911）33000万分析可知，由于晋末五胡乱华，汉唐之间人口增长不大。由于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后辽、金、元南侵，唐明之间人口长缓慢。清代安定以后，人口骤增，1644~1743年100年间，人口增加68%。 必须注意的是，人口增长并非全国均匀，而集中在客家大本营及近邻相关地区。 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示意图表，显而易见，汉代人口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尔后开始南移。迄唐代安史之乱以前，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和四川盆地出现人口聚集。迄北宋末年，汉地人口基本分布均匀，早年几乎空白的江西中晚期，汉族南移动大体终止，各地分布基本定局，此期，长江以南人口已大大超过长江以北，而最为密集的地区的太湖平原和赣江流域，同时福建沿海从口呈增长势头。 再据《中国文化地理》中关于中国历代进士籍贯统计示意力，可以明显看出，汉代的三公九卿几乎全部出身于黄河中下游，唐宋两代读书仕族南移，到了明代，南北重心完全颠倒，进士籍贯集中在长江下游、赣江中游、福建沿海。 结合全中国地理情况，上述关于人口迁移和进士籍贯的的统计资料明确告诉我们，在汉族文化南移过程中，客家和闽南2支民系挺进最力，他们中间带在大量读书仕族，因而极有生气。时至今日，无论从客家闽南两地轴线对称的民居，还是从尊师重教的习俗中，都可以隐约发现历史痕迹。 在中国南方汉族6大民系中， 闽南人和家家人安定较晚。而当闽南人于唐宋时期扎根于泉漳一带时，客家人仍受到北方移民的不断冲击。清初，由于地少人多，客家人还在迁移。在向西北、西南2方向挺进途中，所受阴力不大。东北是连绵的崇山峻岭，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东南是漳州平原，这里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无疑最具吸引力。在接近漳州平原的艰难路途中，在博平岭南脉，客家人遭遇到早先定居的闽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是一种必定发挥人类最大潜能的殊死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使客家人将居住房屋渐渐演化成坚固堡垒。 在客家移民研究史中，存在一个被表面结果所掩盖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客家人千里迢迢地迁往粤、桂、川、台、琼等环境未必优越的地方，而不就近拥入肥沃的漳州平原！关于这个问题，只有闽南人的殊死抵抗才能解答。 从方楼圆寨最集中的3县历史建置情况，可以发现昔日冲突的端倪。南靖县设治于元至正十六（1356），以其“地处福建之南，取安定之义曰南靖”。永定县设治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为长治久安计，曰永定”。平和县设治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取意“寇平民和”。 当然，仅仅从民系冲突，从建筑的防御功能着眼，并不能完全解释客家土楼的形成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特的背景才能产生独特的结果。土楼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一文中，吴福文谈到“原始住宅经验的复苏”，观点极有见地。他认为，“当客家人所处环境与祖先在中原的居住环境相似时，中原祖先的住宅模式就自然会被潜意识地搬用”。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一推论。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客家土楼并非早先中原土屋的搬用，而是其极大发展，极大完善。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史进程在各个地区先后不一。从建筑方面说，当发达国家竟相建造令人眩晕的玻璃摩天楼时，不少未开化的落后部落仍居住在原始房舍中。如南非黑人的土砖草屋、婆罗州伊班人的水上长屋、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冰室、英国吉普赛人的大篷车等。 按照英国建筑史家佛雷治（B.fletcher）的权威分析,建筑有6大根源:地质、地理、气候、社会、历史、宗教。归纳起来就是自然与人文2大要素。在生产工具粗劣、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期，自然条件在建筑中发挥支配作用。随时代发展，自然作用渐渐减弱，人文作用慢慢加强。到科技发达的现代，可以明显看到，2大因素的消长对比已达极端，“国际式”方盒子完全不分地区地到处存在。 一般说，人类文明的进步一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建筑方面，则应是意识内容与材料结构同步。以中国为例，宋代以后，汉族的文化形态趋于细腻婉约，汉族的木构殿堂则达到工整精巧。 客家地区独出例外。在这里，人文与科技形成极大分裂。一方面是骄傲而高度发达的仕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十分落后的生产工具。正是二者的奇妙结合，产生使客家土楼得以最终形成的关键条件。 关于这种奇妙结合，笔者可用另一现象作旁证。在永定古竹乡金山半腰处，现存一座加工简略的石神龛，它尺度很小，结构仅由2立1横共3块石头组成。在世界建筑史上，这种类型被称为“巨石建筑”，现存实例如我国山东半岛的石棚、黄国大石环、德国石桌等。一般认为，这种类型流行于新石器时代。从古竹乡的居住历史看，金山石龛建于清代初期。这个石龛表明，十七世纪的客家人不得不采用距今约3000年的建造方式。另在接近金山顶峰的一处人工土台上，有一处居室残迹。它以小块石垒筑而成。其构料、构造及布置方式均与公元前3000年时西亚苏美尔人的石室几乎完全一致。 至此，导致客家土楼产生的3大要素似乎已经明了，这就是：高度发达的宗族精神、原始落后的技术手段、极其激烈的民系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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