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居在川西地域文化中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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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客家民居在川西地域文化中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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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8 田　凯,陈　颖
17世纪中叶以来,明末清初的战争加之战乱期间的瘟疫等自然灾害,造成四川人口急剧锐减,土地抛荒严重。为了恢复生产,清廷发动了移民垦荒运动,百万客家人相继移民入川。四川作为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客家人的人数至今在200万以上,主要聚居在川西和川中的沱江流域。[1](P182)根据客家方言岛的分布来分析,川西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白江区、新都、金堂、彭州、温江、双流、新津及广汉、什邡一带。成都市东郊的龙泉山脉是蜀中面积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的文化,如客家语言、风俗习惯及建筑等。①这支生活在天府之国腹心地带的客家移民,大约在1680年至1800年左右从粤东、粤北、闽西、赣南等地迁入川西。探讨这支生活在川西平原周边地区的客家人的民居特点及其演变,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外来文化的客家居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的生存状态。阿尔多·罗西曾提出,建筑通过自身的生存过程,与它周围人为的或自然的环境融为一体,当其通过自己的本原建立起来一种逻辑关系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建筑就以各自的表情表现了某一地方的环境特性。[2]通过研究客家民居在川西的生存方式,可使我们看到客家民居是如何融入四川当地的地域环境,如何在融入地域文化的同时改造着地域文化,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过程。 一、川西客家民居的布局演变 四川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 1.小户客家的“二堂”住屋 “二堂”屋是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客家民居中常见的基本形态,也是晚期移民小家庭常采用的形式。其平面布局实为四面房屋围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筑以天井为中心,入口处的下房共三间,中间是下堂(兼出入大门),正房三间,中间为上堂,共有“二堂”,天井两侧厢房各一间,总共八间房屋,民间称其为“硬八间”。 移民到川西的客家人住屋,保持了粤东客家民居“二堂”的基本特点,以上、下厅堂为中心,围绕天井,房屋对称组合而成,四周外墙少窗。但在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习俗过程中,对原乡的聚居平面模式也作了一些改变。只保留了上、下“二堂”的核心,小家庭的生活单元对房屋数量的需求减少,一般家庭没有了广东门堂屋的两横;为利于室内的采光、通风,茶盘屋两侧的厢房面向天井敞开,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四面围合的“二堂”屋布局是川西乡间客家民居的核心,灵活性很大,可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多及所处地势,向横向或纵向发展。[1](P184)如有的“二堂屋”住宅堂屋的左右房间增为5间,也有在主体侧面横向发展加建横屋,形成二堂一横、二堂二横、二堂四横等布局。成都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广东籍廖氏宅,据族谱推算,始建时间距今约200年。以“二堂屋”为核心,向两侧横向发展建造四列横屋,形成“二堂四横”的布局。 2.大户客家的聚居建筑 早中期的移民,在家族发展后,仍保持聚族而居的习俗,将原乡的围垅、土楼等大型聚居住宅模式迁移至川西平原,继续发展。 在成都青白江区姚渡乡(原属金堂县)的“曾家老寨”系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客家移民所建的大型聚居住宅,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成。全宅占地40亩,大小房间数百间,庭院数十个,保持有客家原乡土楼风格。寨子的高大围墙的四角建有碉楼,碉楼高五层,寨内广厦连绵数百间,中部为“五房共有的许多公房”。各房共居而又各得天地,每房都有小院围墙相隔的庭院居室,各房之间又有曲径通向公房乃至大门。寨内高耸的“扶凤楼”高四层,登上楼阁一瞰全寨。由于川西平原的地方风俗,寨中设有两个戏台。此外寨内还有粉房、磨房、猪舍、鸡棚、厨房、仓库等设施。[3]由于曾氏人口增多,咸丰元年(1851年),曾家在距老寨150米和400米的位置先后修了两个新寨,作为曾氏四房“述经堂”的府第。[4] 钟家大瓦房是龙泉驿区境内现存不多的聚族而居的客家祖屋之一,祖屋背靠龙泉山脉,面向广袤的成都平原,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作为家族中枢的祖堂位于大院的正中,由上下堂和数个天井组成,建筑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其中,上堂屋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和长辈议事之地;下堂屋则是迎宾等的场所。最初在七间正房两侧建有六横屋,分别隶属于入川始祖荣昌公的六个儿子所居,是三堂六横的形式。随着人口的增多,又在东西两端各加建横屋,最终形成现有的三堂八横布局。各横屋院落内布局相同,都有大门直通室外敞坝———“禾坪”,全屋共有七道大门和二十个大小不等的天井,禾坪南面原还有半圆形月池,总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5]整个建筑附会了原乡“九厅十八井”的布局,既满足小家庭独立、私密———“分”的生活需求,同时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家族———“合”的完整整体,充分显示出聚族而居之功能。 二、客家民居顽强的延承性 在迁入四川的大量移民中,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大部分移民的民居原型最终消失在这片新土地上。但是客家民居仍然跨越着时空,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人与自己的家乡都会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6],但只有在与异质环境相对照的情况下,如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而客家人历史上不断迁徙的经历使这种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从而变得异常牢固。远离母体环境不仅不会使客家人淡化原乡记忆,反而会对母体文化的原始动力作出更强烈的反映。在四川客家移民的民居中,这种原乡认同表现为对原乡住宅的技术上、空间上、对外关系上的承袭。 1.技术上的延续性 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原乡土楼分布在红壤地带上,土质非常适合于用来夯制墙体,这种夯土墙坚固且有一定的防水能力。客家人制作夯土墙的复杂工艺,使用灵活巧妙的工具,比起其它地区的夯土技术来说,是相当先进的。这为川西客家民居的夯土楼提供了技术保障。成都东部的龙泉山脉的地形环境与本地特有的红色粘土与客家原乡接近,客家移民从原乡带来的发达夯土技术,对土木材料力学性能的充分利用为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2.空间秩序上的继承性 客家聚居建筑空间构成的最大要素是整体秩序法则,就建筑空间而言,它的公共特征远远大于居住特征。客家人在建造房屋时十分强调“明堂暗屋”的效果,堂为家族共享,屋为家庭私有。在川西客家民居常用的“二堂屋”布局中,仍继承了客家民居“重祖堂、轻住屋”的特点,四角封闭阴暗的房间为住屋,半开敞的房间为上、下堂和作为厨房、储间的左、右厢房。堂开敞明快、气势恢弘,屋因陋就简、封闭狭小,进一步强化了客家人的聚居生活方式和建筑的聚居完形特征。[7](P557) 此外,由于对宗法礼制秩序的严格遵守,客家民居的设计原则是所有居住房屋都面向建筑的几何中心或中轴线,逐次纵深递进或横向延展,形成有规律的、主次分明的空间序列。川西客家民居最基本的形态即是环绕天井四面布屋,对外封闭,突出几何中心的向心性。从其最简单的二堂屋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展,形成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座主次分明、均衡布局的住宅。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故土而敬祖法宗的心态。[8] 在住宅形态上,在广东客家民居中,一般都是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在粤东称为“太师椅”。这种建筑形态在川西二堂屋中得以延续,二堂屋正堂房正脊高于厢房,厢房高于下堂房,整个住宅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3.土楼的防御性得以承袭 由于客家原乡特有的社会环境,客家土楼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排他性。而在川西平原,清代移民时期五方杂处互有戒备,而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不断,民国匪乱横生。这使得成都地区客家民居中的防御性得以继承下来。 但如前所述,大型聚居土楼在川西平原生存空间有限,四川客家民居继承的原乡民居中的防御性表现为厚墙,封闭的外形,筑土楼等特征。(图4)民国年间,成都华阳龙潭寺(龙潭乡)碉楼民居增多,据统计有碉楼的民居达79宅82座,其中一宅一碉的76家,一宅双碉的3家。[1](P195)川西客家民居中的土楼向小型化发展,①体量大多为边长9米或3米的土楼,层高也低,最多三层。墙体与木构共同承重,墙体四周开有枪眼和窗户,二、三层有内向回廊,一般作为了望哨的作用与墙体连在一起,安置在房屋的周围,或房后,房侧。墙体用土夯或石砌,墙厚可达2米。 三、客家民居对成都平原地域环境的适应性 成都平原有着与客家移民原乡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为适应新的环境,客家民居必须发生改变。客家移民原乡的地理环境,一般山峦起伏,溪流纵横,地形变化多端,交通比较闭塞,生活困难,人们本能地依赖家族生存并尽力维护家族的统一和完整。成都平原是中国西部最殷实的丘陵平原,平原生活“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川西客家移民所择居的成都平原东部位于丘陵山地和四川盆地的接合部,是水陆枢纽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生存更加容易,小家庭得以发展。交通的发达、经济的发展使原有的客家民居的封闭性、内向性、聚居性得以改变,在营建中更加注重与周围建筑、城镇布局的关系。此外,适应小家庭的小规模住宅也出现更频繁。 1.为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变化 成都平原的气候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客家移民原乡气候有所区别,因少风雪,对建筑营造的荷载要求很低,所以成都平原传统乡镇建筑房架用料很薄,尤其是川西一带,房顶在椽上直接放瓦即可使用,或用麦草、稻草为屋顶。成都东部的二堂屋几乎清一色草顶,正立面上部有一条长披檐以衔接山墙处,草作工艺相当精湛,扎花饰脊,檐口平整,[7](P640)草层下是用本地竹子扎编成竹网,有效地控制了草的下滑,稳定了屋顶。 因为成都地处盆地,降水量大,多雨多雾,空气湿度极大,日照少,夏季闷热。这些都是来自闽粤的客家移民所不适应的,也是他们在民居建设中需要适应的。因此出现了增长房屋出檐,柱础改为川人常用的磉墩(长条石为柱础),用木板壁、夹泥墙壁做室内隔断,卧房上部架阁楼以隔热等做法。此外,住宅中两侧厢房不作墙壁,直接面对天井敞开,一侧为厨房,另一侧作为室内劳作场所。既改善了室内采光,又利于空气流通,驱潮散热。 2.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住宅小规模化 大规模家族的形成是在闽粤客家聚居地的客家大型集合住宅的存在基础。但在清代,四川人口条件使大规模家庭无法存在,战争的冲击,移民的动荡使家庭在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大家族在移民社会的早期恶劣环境中是难以存在的。“大分散、小集中”是四川移民在新环境中的一种新的聚居方式,家庭单位变小,居住空间变小。而小家庭制度也是川西本土特有的传统,“父子异居自昔即然”(《隋书地理志》)。在肥沃的川西平原,移民的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小块土地上的农耕种植,不需要大规模的家族之间的合作劳动,小家庭的独立性得以长期保持,聚族而居的住居形态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再是普遍而且稳定的居住模式。 二堂屋的小巧便宜解决了分家分灶的空间需要,同时保持了客家人始终以供奉祖先的堂屋作为中心空间的传统。而且搭建方便,适宜本地气候,对建筑技术要求不高。这种结构在今天的成都东郊农村民居中仍然在延用。 3.为适应社会环境客家宗祠发生的变化 对于以“敬宗法祖”为传统的客家人来说,对祖先的敬奉是迁移生活中主题。①客家人宗支大都建有祠堂,是祭祀祖先、执行祖训家法和族人聚会的场所。 成都龙潭乡客家移民范氏有宗祠8处,来自广东客家的廖氏总计有祖祠、支祠30座,分别建于华阳、简州、省城、金堂各地。[1](P165-169)在客家移民集中的成都市龙泉驿区,区内凡较大的宗族均建有祠堂,计有22姓建祠33座。[9]大族祠堂多有财产,祠中有一般皆供奉列祖列宗牌位,并按辈份置于神龛上,逢清明、冬至等节令行祭祀,议事活动。② 在客家移民的原乡地,宗祠大多是大型聚居住宅的一部分,作为祖屋群中的一个特殊建筑单元存在。而四川客家的宗祠则分两大类:一类继承原乡住宅的特点,宗祠坐落于祖屋之中的一个祖堂,由于川西客家住宅的规模小型化,这类祖堂规模不大,建筑面积通常在数十至上百平方米之间(少数可达数百平方米),且与祖屋有机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如龙泉驿区柏合镇钟家大瓦房等;另一类是独立成祠者,与住宅分立,不允许族人长期定居之祠堂,独立于祖屋或其他建筑群之外。这类宗祠在清中叶以后成为宗祠发展的主要方向。 随着客家移民力量不断增大,一些家族开始进入毗邻的城市发展,将其宗祠,或总祠设在城市之中,方便散布在各地的家族成员集中拜祀。如来自广东兴宁的客家移民廖氏,“家口数千”分布在全川成都、华阳、简州、金堂等14个县市,家族在成都城内石马巷建廖家祠供敬宗收祖。①来自广东龙川县的叶氏移民,在成都东郊仁里乡置田宅居。将叶家祠堂设在成都城内红庙子。②先籍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的周氏客家移民,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经散居四川32个县的各支入蜀先祖提倡,照人口捐资,在成都省城内正府街华阳县署左侧修总祠,以为裔孙祭祀崇拜之所。③ 四川客家移民在城市中建造专祠的现象在清代即有所记载:“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来拜祖公。”[10]这些集中在城市的宗祠,使分布在各州县的各支子孙在城市置业购屋,并定时到成都宗祠拜祭举行节礼,无形中使城市的凝聚力更强了。宗祠从四川客家民居中分离出来,淡化民居的的功能,使住宅内的宗祠转化为住宅外的公共建筑。同时,客家人也参与了场镇建设,用会馆等公共建筑发展他们家族外的关系网络。 在社会层面上,入川客家移民也经过了一个由分到合,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认同到转向新家乡的过程。[11]一般认为,至迟在嘉道时期,这一过程已大致完成。但是这一过程绝非移民融入土著社会的单向流动,而是移民与土著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表现在民居上双方的互相影响。 参考文献: [1]　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2]　[意]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M].成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绪论.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建筑志(第1版)[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4]　孙晓芬.曾家寨与铭贤学院[J].四川文物, 1999(5). [5]　周密.成都东山地区客家乡土建筑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002. [6]　Edward Shild.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Ties[D].Chicago: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Studies,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Chicago, 1970: 39-40. [7]　陆元鼎.中国民居建筑[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8]　黄崇岳,杨耀林.客家围屋[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9]　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龙泉驿区志(第1版)[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5: 213. [10]　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48. [11]　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J].历史研究, 2008(2). 作者简介:田凯,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颖,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
来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一期		网站编辑：钱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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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四川概！

曾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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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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