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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方言 - 民族 - 国家 (希望能对客家话的提升有所启迪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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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3-14 23:41: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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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 民族 - 国家  
葛兆光  

  通常,处于强势的文化/国家/民族,总是倾向于提倡“普遍主义”或“世界主
义”,这里面当然有强者应该有的自信,不过也有对弱者的不自觉歧视。比如当年
秦始皇,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之外,甚至连钱币也得用我的,秤
砣轻重都要一律,这倒不关秦始皇个人的野心和气魄,也未必是有意的要修理六
国,强势的侵略,如果“侵略”两字不含褒贬意,也不带有铁马金戈,刀光剑影,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换了个时髦的名称,好像叫作“文化帝国主义”,通常,强
者对于弱者、中心对于边缘的权力压迫,就是通过“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
的。语言文学似乎特别能够显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有人说,处于强势的英文
总是无处不在地“侵略”各种语言文字的地盘。法国人对于英语渗透的忧虑,用了
“捍卫纯洁法语”的口号,“捍卫”二字,虽然表明法国人的坚定信心,但也让人
看到英语(美国式的英语)在法国大兵压境的势头;中国年轻一代在“托福”和“
GRE”中的杰出表现,虽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也着实让人忧虑国语的位
置;至于日本,日语中大量涌入的英文词,被一些发音不大标准的日本人用片假名
原封不动地音译,不要说我这种老外看不懂,通日语的英国人也不懂,问一个日本教
授,他苦笑笑,说他也不能完全明白,其实不是他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世界变化真是太快,语言的传播,从口耳相传到用笔抄写,从用笔抄写到刻版印
刷,从刻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铅字印刷到用电脑排版,每一次变化都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有革命性。特别是当Internet在电脑上普及开来以后,不认得英文就几乎成了
睁眼瞎,仿佛面对着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却是一个色盲。以前不开放,是别人把你
锁闭起来,如今开放了却不能借了光电走向世界,是自己把自己反锁起来。于是学
习英文,英文学习,英文挟裹了一种价值判断渗透进了每一个用户家中,这比过去用
坚船利炮的侵略还要彻底。

  这时,各种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就仿佛是这个民族的面孔、肤色和服装,它不仅
仅是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文化,在这种语言中搀入了“抵抗普遍主义与世界主
义”的文化意义。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在对“普世化”欢呼雀跃,其实真的大家伙儿
都吃麦当劳,天下人一起穿牛仔裤,爱看的都是好莱坞,说的话都是“好肚油
肚”,都把头发染成金黄,让后面人一看以为是“有朋自西方来”,其实真的会让
人发腻。语言常常是民族的徽章,是一种互相认同也是互相划清界限的象征符号,它
抵御着外来的入侵,也巩固着自己的营垒,仿佛旧时戏文说的“腰牌”和“口
令”。它也保护着传统的延续,唐诗宋词在汉语中才能保持它的韵味,日本式的表
达方式,也必须凭着它那些附着了好多助词、动词和敬语的语言才能细致入微。因
此,提倡“语言文字的本土化”常常意味着民族主义的高扬,甚至暗示着“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的排外主义。不过也难怪,人们只有在可以沟通的语言中,才能获
得安全感、自信心,因为这个时候仿佛有民族/文化在支撑着个人,个人在集体的文
化的认同之中。

  有一次,我在听关于抗战时期提倡民族语言与民族气派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很
精彩,可是我从这个报告的题目想到了另一些事情,以至于报告讲什么,后来的讨
论是什么都没有在意,我只是想,既然语言就是文化,而文化背后就有政治意识形
态,那么,在那种危亡时期谈民族语言与民族气派,大概也是在抵抗那种挟裹了大
东亚共荣之类的“普世主义”真理话语吧。现在,英文符号挟裹着通信网络,垄断
着话语的权力,是否也有人要提倡网络上的民族话语和民族气象呢?再往下想,觉得
事情又不那么简单。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很不一样,日本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各
地方言差别似乎没有中国大,欧洲各国倒是不同的语言,可听说只仿佛我们的方
言,彼此差不太多,捍卫民族语言仿佛我们保护方言,提倡共同语言也不过就如我
们推广普通话。可中国挺不好办,晚清那个时候还好,那时中国人以为自己是在世界
的“中心”,于是把各国当成了“四夷”或“乡下”,教习外语的学校就叫“方言
馆”,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反正强调汉语就成,蕞尔藩邦,当然应当学我天朝大国
的语言而弃其重译之鸟语,小小四夷,自然在朝贡之外要接受我中朝的文明。

  时过境迁,现在却有些麻烦,十九、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与政治中心他移,面对
着西方的话语权力与文化影响,中国仿佛处在一个夹心层里。当中国人想要和世界
大方向保持一致的时候,“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成了溶入世界的口号;可当
它力图提倡在世界中保持自己民族存在的时候,话就得反过来说“越是民族的,越
是世界的”,这时“民族形式与民族气派”就常常是凸显民族主义精神的一种招
牌。可是,在世界越来越小的时代中,世界中的中国又只是一个区域,从世界的角度
来看,中国用的也是一种“方言”。特别是台湾、香港多制性的分立,“少数民
族”的存在,与“边缘文化”的强大,又在瓦解与抵抗着“中国”/“中国语”/
“国语”或“普通话”的中心位置,使它仅仅成为“大陆”/“汉语”/“北京话”。
如果说,过去汉字的存在与书写语言的一致,是维系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大的纽带,
形成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多少消解了“方言”的离心力,只要使用汉字,那么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沟通与交流,那么港台坚持使用的繁体字书写,香港报纸特意用广
东特有的一些文字书写广东话,港台一些政治领导人特意使用地方话演讲,就使得
中国不再是地图上的一种颜色。我到香港常常看报纸,而看报纸特别是看《苹果日报
》和《东方日报》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慨,就是我这个自认为汉语水准不错的中文系
教师,差不多要成为文盲了,有时面对满纸汉字,愣是不解其意,其实,在这种语
言文字的现象背后,一直在显示着另一种文化取向。

  于是,这里在理路上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说要以民族语言和民族形式抵抗普世
语言和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反过来就会遇到另一层问题,地方方言反
抗普通话的一统天下是否也是合理的选择?或者换一个方式追问:强势语言凭什么如
此拥有权力,而方言为什么缺乏存在的价值?甚至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关于“普
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孰是孰非,“中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的问题上来。

  据说,直到清代中叶,明代流行的南京官话还是官场上的“普通话”,不过,毕
竟清代的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稍后满人习惯的京话渐渐又取代了南京官话的“国
语”地位。定都南京的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太短,不足以改变这种传统,南京也没法
取代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选择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确立“国语”/
“普通话”,可能一半是沿习了清朝的有形旧例,一半也依托了北京作为文化中心
的无形权力。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国家里推行标准语,多少是在这个国家内推行划一标准的
“普遍主义”,这背后有相当深刻的背景。从五四以来,激进的世界主义依托着进
化论,背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形成了一种思潮,就是觉得天底下真的是有一种人
类共同的真理与价值,人们都应当向着那个目的地前去,这种思潮中形成后来支配中
国的一套意识形态。后来陆续发生的白话文、拼音文字、简化字、推广普通话运
动,其实整个过程背后都有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从只能书面书写与阅读的文言
转向可以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白话,使得更多的阶层进入汉文化系统之中;使白话吻
合西语文法并拥有一套可以规范的语法规则,以求其精密,表达、理解与接受当时
的科学文化,使中国进入一个世界化的进程;创制简化字,不仅剥离文字的象形本
原,也剥离文言时代的文化传统;将汉语的语音统一,消灭特殊的方言语音,以便
消除只能靠阅读书面文字来沟通的最后屏障,不仅在于便利交流,而且在于便于统
一;用北方方音为基础,不仅为了适应最广大的地域的汉族人,而且也在暗示文化与
政治的中心取向。当然,1949年定都北京,更强化了这一语言统一化的趋势,这种
趋势与追求现代性与世界性似乎相当一致。

  不过,这种权力、文化、统一国家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区域与地方的反
抗,中国在当时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状态中,在世界范围内它坚持的是个别的民族
主义,而在中国范围内它坚持的是共同的世界主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
和“语言的阶级性”等理论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理论困境,但是没有在根本上解决
问题,特别是香港、澳门与台湾的存在,更不断地在瓦解“中国”、“汉字”、
“国语”或“普通话”的统一性观念。所以,在政治权力稍稍削弱和松动,经济的因
素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方言象征的地方取向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这种国语象征的
国家取向进行着挑战,下面几个现象很有趣:方言的重新兴盛。特别是当广东成为最
开放的区域,而且由于背靠香港,因而广东方言成为时尚。在各地出现了模仿广东
话的风气,出现了广东话教学,流行起了粤语歌曲。

  艺术作品中方言的强烈存在与凸显。比如近年来小品中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方
言,常常在暗示人们一种区域性的存在,它的不断重复、皴染,使方言比任何象征
都有效地成为地方、家乡人的认同标志,上海方言对异乡人的拒斥,东北方言对同乡
人的认同,四川方言成为四川人的徽章,其实都在一个“大中国”中显示着“边缘
性”的存在。

  传统的书法艺术使用繁体字,港台的实际存在也使得大陆不能彻底取消繁体字,
尽管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一直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来规范文字,甚至出动检查人员在
街间检查招牌的书写,但是从国家领导到民间百姓,从书写到印刷,到处都没有真
正与繁体字告别,这在瓦解着简化字的一统性,也在消解着大中国的一统性。毫无疑
问,国家拥有权力,传媒具备影响,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在国家与传媒的支持下,当
然不断在侵蚀方言与繁体字的地盘,推行着“中心”对“边缘”的挤压。不过就像
我前面说的,中国始终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方言背靠着各个地方的文化,繁体
依托着香港台湾的存在,也在不断地抵抗着来自中心的压力,使得“大中国”的统一
性常常受到挑战;特别是当两岸的文字不仅被繁简区分,而且更由于台湾用BIG5与
大陆通行GB,使得使用繁简汉字的双方更难以沟通与转换,汉字是否要成为两种文
字?有一个叫作“四通利方”的软件常常在这两种汉字的使用者中被采用,但“四
通”是否真的能“通”而“同”,“利方”是否真的能“利”各“方”,却还在未
知之中。另一方面,汉语也面临着被当作世界格局中的“方言”的危险。处在弱势中
的汉语,能够创造足够的汉语新词汇,以抵挡通过Internet而来的英文信息的冲击吗?
能够发出足够的汉语信息,以应付由于全球网络化潮流而来的信息需求吗?能够由弱
而强,使得人们以使用汉语为荣吗?这也在未知之中。

  1997年10月11日,香港行署公布一百所英文学校名单,上不了名单的一些学校
顿时委屈万分,在百所英文学校之外就读的学生也涕泗滂沱,校长们纷纷表示,自
己的学校可以用英文授课。用不用母语上课不成问题,能否有资格用英文教课倒成了
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


  葛兆光,教授,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
化》等。


天涯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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