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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6 18:53 标签：客家来自古代中原大地 客族根在河洛之域 客家族源与古代陕西紧密联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她是古时中原汉人南迁到赣闽粤间的山区、同化和融合了有关土著居民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的稳定共同体。客家人根在中原、情系河洛。客家来自古代中原大地，客族根在河洛之域，客家族源与古代陕西密切相关紧紧联系。
? 一、客家族源说
1、客家来自于古华夏大地的汉民族
“华夏”这一汉族先民古称的涵义，与“中华”、“中国”之义相通，兼有族名、地名、国名等多种涵义。古“华夏”地域：“仰韶文化”(包括“前仰韶文化”) 时期， 由黄帝、炎帝两大支组成的华夏集团的主要活动地域为中心，北达长城沿线，南抵湖北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西达甘、青接壤地区。
古代“中国”也即中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1] 它也是客家先民的发祥之地。 约公元前21世纪(原始社会后期)，定居于陕西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各氏族部落。故人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更具体明确地说陕北黄土高原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祖先，他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主要活动于陕北高原，逝后安葬于陕北高原的黄陵县桥山。[2] 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尔后炎帝加入了汉族祖先的行列，故今汉族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客家人亦不例外。
2、客家族源众家说
客家族群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已取得普遍共识。但客家一族究竟从何发源却众说纷坛.
有“土著说” 有“夏家说”，“塞外民族”说, 基因说,还有“赵佗说”。
二、古陕西与客家族源
清末嘉应州(今梅州)人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而守其语言不少变。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3]本部分将结合“中原之旧族，来自河洛，三代之遗民”来进行阐述。
（一）客家来自于以古陕西为中心的中原与河洛
1、古代陕西与中原、河洛
西周时，今之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河南豫西，同为一体，即旧时中原大地，也即中国。以渭河、洛河两河流域的地方为旧时中原主体，旧时中原概念与河洛地域大致相同，它以陕西、山西、甘肃以及河南部分地区（豫西）等地为主体。换言之，广义之古陕西即中原概念。客家先民为南迁汉民，普遍共识为中原汉民，即中原汉民说。其族源主要来自古代陕西，即来自中原、根在河洛。
2、从中原、河洛之辩看客家族源
（1）古代中原辩析
关于“中原”的定义有狭义、广义之分 。
笔者持客族之根广义中原概念，尤其是古代陕西说。其一， 西周时，古代中原概念泛指中国，应涵括现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地区，它是周朝势力范围所及，周朝势力范围所及即古代中原概念，也即广义中原概念。广义中原是以西安、洛阳为轴心，以其为中心幅射周边而成的。古陕西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从而也应是客家族源的根柢所在。
其二，客家族源从石壁的姓氏统计看似乎河南要比其它省份多些，但河南在古代又多是由陕西而来。
其三，关于“中原”一词的出处，来自《诗经·小宛》，“中原”即是西周时中国的代称。
（2）根在河洛之考
客家“根在河洛”说。
狭义“河洛说”——河南洛阳一带的代称。
广义河洛说——河洛指河、洛两条河流及其流域与河图洛书，河、洛两河与河图洛书密切相关。笔者认为，西部是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河图洛书虽是个谜，但其源头应在西部，所以河图之“河”与洛书之“洛”应在西部的陕甘去找。“根在河洛”即指以陕、晋、甘、豫西为主体的古代中原，“河洛故里”即大致等同于此中原旧地。
（二）客家先民第一徙与古代陕西
1、客家族群的第一次迁徙来自秦朝陕西
客家是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已成定论。客家迁徙有“五次说”、“三次说”，还有少数人提出“六次说”。笔者赞成“六次说”，笔者的“六次说”是在“五次说”前加“秦汉一徙”，且认为此一徙是尤为重要的一徙。秦时遣军、徙民成就了第一批的南迁客家先民，客家族群的第一次迁徙即是秦开五岭。
（1）秦开五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军经过6年经营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岭南平定后，设置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此后，秦始皇开始有组织地把豫、陕等地人口向这些地方迁移。秦始皇为开发岭南，先后五次派遣军队、民众，前后接近150多万。[4] 尤其是前209年，派遣无夫女子1.5万人为士卒补衣。上述军民大多数留在岭南，其中相当部分成为客家先民。
（2）秦开五岭成就了客家先民，以闽粤赣聚居地为例。
一，在广东，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海郡设龙川县，秦军首领之赵佗是为首任县令。赵佗在龙川任龙川县令6年，广东后来形成了粤北、粤中、粤东三块客家文化区域，与赵佗息息相关。 赵佗对龙川贡献极大，被誉为客家人文始祖。其时龙川约82万人辖地约20000万平方公里，以今之龙川向粤中、粤东、粤北辐射，其东界逼近厦门，包括厦门以西的漳浦、云霄、诏安等地，其北界偏西与湖南零陵、道县、郴州接壤，其北界偏东与江西接壤，包括寻乌、龙南、安远等县，北部包括韶关之大部，其南部包括惠州小部，大约为河源市6县区、梅州市8县区、揭阳市5县区、潮州市 3县区、汕头市7县区、汕尾市4县区、惠州市约2县区、粤北韶关市10县区、福建省4县、江西省约4县、湖南若干县域，总约60个县区。[5]
二，在江西，关于秦军的记载有数处。一是派兵在赣南伐木。 现在，在赣县白鹭与兴国交界地带的村人，仍有沿袭古俗，习惯性地在自家门楣上贴上“木客之家”字样；二是， 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赣南的章江流域；三是，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
三，至于闽西的客家先民，此期虽无见诸文字的记载，但，后来形成的客家大本营就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所以，在人员流动的情况下，也就有了中原的军民了，他们就是客家的先民。
综上，秦代的军民成了开发和留籍岭南的最早中原汉人，这些人便是最早的客家先民。
（3）客民第一徙在客家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意义之一，有了这样的“点”才有后来的“面”。 “一花引来万花开”，“亲引亲”的例子古今都很多。六徙皆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但，没有第一徙的一步到位，就有好些问题不能解释，如假如按罗香林的迁徙说，两晋时在江淮逗留数百年，沿途滞留数百年势必融于当地而难以保留其原来语言，有考证，认为江淮话的代表语言安徽话与客家话完全不同。只有一下子到达一个闭塞之地才能保持原来语言，尔后数徙之民来到后就自然融入其间。也即，只有官方行为的一步到位的这样一个"点"，才有后来一大片的“面”，因此，第一徙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意义之二，如若界定秦汉南迁之民为客家人，可析诸多疑团。一是客家话可用汉字来书写，且保持古代汉语音韵的疑问。二是客家话究竟如何形成是一疑团，如果界定周朝官话为根柢则可析疑。周朝官话，通行陕、甘、晋、冀、豫、鲁、皖之黄河长江流域之周朝领域(周朝势力到达长江以南)，所以后来数次南迁之中原汉民能够接受并致融合交流。三是客家人恪守“宁卖祖家田，莫忘祖宗言”的誓言并世代相传的原由，也许最初衍出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禁止周言？四是可解释为什么中原汉民后来的五次迁移皆往南方，而不去北方或西方、东方的原因。皆因首次南迁之民与原迁地之民有音信联系，所以后来者纷纷南下，而最后抵达并聚居于赣、闽、粤的三角结合地。五是为什么称“客家人”的疑问。“三代”时(夏商周)汉族称为华夏族，汉代以后改称为汉族；而客民首迁为秦汉时人，所以不称汉族而称“客家”，有“客家族”的提法。
意义之三，它将客家迁徙的历史由两晋前推至秦，也即，客家迁徙迄今已2229年。这里要涉及水源音客家的问题。客家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水源音。对“水源音”客家，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作了一番考察。谭元亨教授提出：东江客家——“水源音”客家没到过石壁。
东江客家与东江流向并行，大体上包括赣南的寻乌（东江源头）、定南（东江支流）、广东的龙川（中上游）、惠州（中游），再沿东江散布到增城、东莞、宝安的一条线路，他们的语言与“老客”（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客家族群为“老客”，明清返迁回赣南的为“新客”）的客家话大同小异。客家人不仅仅是进入福建石壁而后辗转梅州一条线路，有从江西进入岭南“蛮夷之地”的。谭元亨教授还将龙川与石壁的客家姓氏作了比较，认为：古邑龙川作为客家祖地，它所拥有的姓氏丝毫不比石壁逊色，仅仅佗城就有138个姓，而整个龙川则超过140个姓了。他把佗城的138姓与宁化的129姓（有谱牒的）作了比较。其中重合的有100来个，但双方各自仅有的也有数10个之多，如龙川古四大姓，赵、韦、官、任，除赵（这是大姓）外，后边韦、官、任三姓，石壁均没有，还有如文、顾、麦、关、劳、祝、白、书、向、练……等姓，石壁也没有；而石壁的上官、贝、危、阴、滕、虞等姓，龙川则无——客家姓氏，当为互补。据石壁客家公祠提供的客家姓氏资料，始祖多为唐宋或更晚进入赣闽粤客地，而源于秦代戍军遣民的东江客家的起源要早于石壁客家约600年。
2、其它与秦朝陕西有关的客家记载
（1）史书未载的南下汉民还应有“楚书”“坑儒”时南逃之儒生，他们同样来自于秦朝陕西，有的成为客家人。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焚书”、“坑儒”。据［美］谢廷玉著《客家起源》：“在他的暴政下，迫害和大迁移开始了。据说客家人也在其中，一些姓氏灭绝了，而有些更改了姓氏。留下活命的逃往河南、安徽的山区，更远地到了江西边界，他们安顿下来，在汉朝、晋朝许多人做了官”。
（2）不知原因南迁而成为客家的。例如，广东省龙川县有个霍山风景区。其来由是秦时中原文人霍龙自吴南下避乱隐居于此，结庐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山命名为“霍山”。
（三）周朝古陕西与客家族源
客家与古代中原的密切关系，清代梅州名贤黄遵宪在他的诗中写道：“方音足证中州韵，礼俗仍留三代前。”
1、客家话应为周朝官话，周朝官话（尤其西周）以陕西为核心
客家方言的源出地，客家学界一般认为来源于中原。清末嘉应州(今梅州)人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而守其语言不少变。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6]现公认客家话保留中原古音（客家话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但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中原古代汉语，仍有待最后考证，笔者认为是周朝官话，试从以下方面叙述：
（1） 客家话可用普通话的汉字来书写且保留古代汉语音韵。
其一，用客家话读《诗经》比普通话押韵，尤其是大、小雅与秦风、豳风等。 《诗经》《尚书》是周王室留下的仅存典籍。
其二，用普通话读《诗经》慢且拗口，而用客家话读则快而顺畅。愚见与福建宁化的张锡电不谋而合。
其三，西周著名考古学家罗西章老先生之证言。笔者曾在陕西咸阳拜访西周著名考古学家罗西章老先生，他说，“念《诗经》很顺肯定与周原有关，周原(西周早期都城)土话与文言文并无两样，且与《诗经》《尚书》词语发音相同，《诗经》的话是周原的土话”，西周考古专家罗西章老先生所说是笔者拙见“客家话的根柢是周朝官话”的旁证。
（2）客家话源出的时、地应是以西周时的陕西为源泉。西周有71国，其中53国是周室王族，这53国地域多在今陕西域内。周天子对各封国有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诸候国的某些重要官吏，在封国内实行周室政令、规定，天子还定期巡狩诸国；而各封国则对周天子尽以下义务，如朝聘、贡赋、派兵随王出征、派人为王室服役等。诸侯国虽声音各异，但必有通行的周朝官话，此即应是先秦前后南下的中原汉民所用之语。
客家话与周朝、古今陕西颇具渊源之证：
一，从客家话与周朝的渊源看，客话词汇至今有些直接源于周朝。《孝经·丧亲》中“卜其宅兆而厝之”，“厝”即居住的意思，客家族谱中此字仍用并借为名词；周人迁居要“卜居”， “卜居”二字在客家族谱中比比皆是。
二，从客家民居与周朝古陕西看。早期周王城宫殿的建筑，采用纯净黄土版(板)筑而成，“墙厚三尺(周尺)”，墙面涂沫“三合土”(黄土、石灰、沙子)，客家土楼即如此工艺。
三，从客家话与今陕西的渊源看。客话某些词汇源自今陕西，例如客语称十里为一铺。在陕西，以铺(里数)命名的村子俯拾皆是，如“三十里铺”“二十里堡”，客地仍有用“铺”“堡”为地名的，且把十里当作一铺路； 又，陕西人爱用单字(一字已能表达意思)、叠字(加重语气)而客族亦同。
四，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其文字发音应是以秦声为主。而秦为周之诸侯国，封地在陕北，所以其声必异于关中(当时周王朝重心)；但它又是周之诸侯国，所以其语音既与西周王畿异又有与西周王畿同，如今天北方普通话有多种地方音但又听得懂。现今普通话发音的汉字应是在秦始皇统一文字时的语言基础而发展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客家话为什么能用普通话的汉字来书写、并接近普通话、从而又保留古代汉语音韵的疑团了。
2、从礼仪文化等，看客家保存上古周朝遗风
张岱年老先生说：“博大精深的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也是客族文化之源。
（1） 客家一些传说可见“三代之遗民”的痕迹。
一是关于泰山石敢当的客家传说。黄帝时代蚩尤残暴，登上泰山说：“谁敢抵挡我？”女娲就炼石投掷他，石头上刻着“泰山石
敢当”，把蚩尤打败了。而在客家地区村庄的路口或一些要隘之地抑或人们认为鬼神出没之处皆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刻矗立。这或许可以看做客族源于上古的一种见证。
二是客家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与陕西完全相同（两扇磨盘合在一起）。
三是客家人有“二次葬”。西周考古专家罗西章先生说：“二次葬与迁徙有关”，他积数十年考古结论：“原始社会有二次葬”，此可证客家族源之早。还有学者说周秦保留许多母系社会遗风而客族执著于灵魂不灭、祖先崇拜即是母系社会遗风。
（2） 客家丰厚的礼仪文化可从周朝找到源头。
其一是敬祖宗。
其二是长子继承权（尤其嫡长子）。西周时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父位，而在汉族尤其是客家人中，嫡长子的地位高于其他儿子，有时尽管长子比嫡长子年纪大，排位也要在嫡长子之下。
其三是客家人多有修族谱的传统，这也是周朝时的宗族制度的遗风（东汉造纸问题）。
其四，从其它方面看，客家人可说是周朝遗民。西周不仅以农耕文化亦以礼乐人文载于史册，而客家人极为重农耕、讲礼节、重祭祀、讲德孝。又，周时有一刑罚为“刖”，又名利(音肺)，即砍脚刑，且多用于女刑(有出土文物为证)；而旧时客族妇女如果不守妇道则遭“剡脚踭”，亦是砍脚之刑。隶属周原的岐山人世代腰间系着“黄色腰带”以示“吾系周圣人之后”并以此为自豪，而客族之男子也是常年系腰带（在赣南，则将其缠裹头上），现乡村老年男子还系，只不过并非黄色，也许是变异之故，它既用于擦汗亦用于洗汤(澡)，“汤”，也是用于形容洗澡水的古语。
（3）从戏剧文化看，客家的广东汉剧与陕西秦腔有很多相似。
一，客家有“广东汉剧”，从名字看就比较传承中原戏剧。
二，从唱腔来看，更多些北方的豪迈和粗犷。朴实淳厚高昂悲壮，几乎看不到南国风韵，故被当地人称为“外江戏”，与陕西的秦腔在唱腔、乐器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
三，从汉剧源流看，汉剧源流有“秦戏班底”的说法。广东省委党校教授丘立才著文《中国国剧是汉剧而不是京剧》阐述了广东汉剧的源头。汉中所处之地是“秦头楚尾”，因此在汉中产生的汉剧也必然是秦腔和楚声的结合。汉剧、汉调的唱腔就是“西皮”和“二黄”的结合。“西皮”源于陕西梆子，主要是秦腔的唱法；“二黄”是楚声、楚调。
四，其它。客家山歌剧唱腔是高亢、激越的，风格比较接近西北的晋剧；广东丰顺客家“烧龙”与“甘肃舞火龙”契合等等不一而足；赣南客家节日灯彩中男子老少皆裹“白羊肚手巾”，白羊肚手巾是黄土高原“特产”；客家山歌与陕北信天游之随口唱来如同一辙；还有腰鼓、唢呐、孔明灯等。
3、客家风俗习惯与陕西极为相近
（1）习俗比较。客家习俗与今陕西极多雷同。相传陕西扶风是木偶的发源地，现在其木偶也盛名于省外，客家木偶戏也颇为著名，闻名海外；陕西做好事(红白喜事)装食品的“食摞”用木头制作，在客家变成“木盛(有时也称食隔)”改用竹制；孝服在陕西，周秦时以粗麻织品为主、秦汉尚黑色、现在黑白杂用，客族传承的是周秦粗麻丧服；陕西扶风墓碑男写“祖考”、女写“妣孺人”，客族亦同；陕西人性格粗犷、骠悍、豁达、爽朗、幽默、诙谐，其饮食风味比较猛烈，吃饭过程比较简单，生活方式比较粗放[7]，客族与此同；在禁忌方面，不准直接说“死”而要委婉表达，客族则用“过身”“过老”来说；陕西三原县小调《十对花》与梅州的《猜调》异曲同工；婚俗方面，陕西咸阳有“撒帐”习俗，唱“撒帐歌”，新娘婚轿相逢要下轿互换礼花或手帕，此皆与客俗大同，还有民居讲究风水择吉等等不一而足。试从陕西的富平县来比较：婚俗；丧俗；祭祀；其他。
（2）节俗比较。仅举一、二例。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作舅舅的要给外甥买灯， 在元宵还进行“走古事”。客家人的“古事”活动起源于中原，“走古事”即是陕西的社火。 社火起源于西周，陕西社火有背社火(一人两身，以假乱真，如猪八戒背媳妇)、马(牛)社火(扮装人物骑于其上)、车社火(多用于故事人物较多者)、床社火(有多达60名小伙抬的)、高芯子(用铁杆做成表演架，险、奇、高)。陕西扶风社火以阵容庞大而著，与在福建连城客家走古事争相妣美。 六月六。“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六月六又叫天贶节。据传，这个习俗是武王伐纣时兴起来的。“六月六晒红绿”这个风俗就这样从中原带到了客家流传下来了。客族过“六月六”亦源自西周武王伐纣，此亦是客族与西周陕西的源流体现，是日是农村“吃新禾”的尝新日。还有，周朝以农历十一月为一年之始，冬至节是一年之始的大节，客家都非常重视这一节日，在这一天都要“踏粄”，而且说，食了冬至粄，就长一岁了。总之，在传统文化节俗上，客家与周朝、陕西颇有渊源。
三、结论：客家族群主体来自于古代陕西
1、客家来自中原是为广义中原而不是河南狭义中原；客家之根为河洛大地，河洛主体在古代陕西，古代陕西包括陕、甘、晋等。
2、秦开五岭成就客家先民根据地，秦征五岭的主力为陕西秦军，秦开五岭的中原军民来自广义中原，他们成为客家第一徙的客家先民。
3、中华文化之根在陕西，客家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姓氏（包括河南）都能在陕西找到根。在北方方言中，客家话与陕西方言较为接近，此外，两地也有很多相近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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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炳武着：《黄帝与中华文化》第43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2]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论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同上注，第133页。
[3]黄火兴等：《试论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载《客家大观园》1998年第1期。
[4]刘泽华《中国古代史》第270页～27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参见笔者《秦代龙川县境地域考证》，全文约20000字。
[6]黄火兴等：《试论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与地域》，载《客家大观园》1998年第1期。
[7]张世民、王新海著：《民俗雅话》第117页，199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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