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唱尽客家女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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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唱尽客家女性命运

2009-06-25 15:41:28 　 来源：凤凰网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打印】 　【关闭窗口】　 http://www.fj.xinhuanet.com/zhkjw/2009-06/25/content_16917166.htm    2007年的台湾金曲奖，台湾客家歌手林生祥以专辑《种树》第四次获得青睐，他也成为第一个拒绝金曲奖的人。2009年6月，这是林生祥第二次到大陆。上一次的小小酒吧里塞满了慕名前来的人，一首《风神125》曾让不少人当场落泪。这次则换了一个稍大的场地开“荒岛音乐会”，与两年前一样，他的词作者、嘉义县文化局局长钟永丰再度在最后一刻无法成行。这不免是个遗憾—在音乐会后的交流会上，许多人都将目光放在了投影幕上那些沉重得让人窒息，又充满《诗经》般质朴美感的歌词上。     这场“荒岛音乐会”，为林生祥和吉他手大竹研暖场的是来自广东海丰的民谣乐队“五条人”。这也是一支用本土方言唱歌的乐队，手风琴和小提琴让民谣常规的吉他音乐顿时丰富起来。听不懂的海丰话并没有影响观众的感受，尽管他们的原生态音乐主要元素是海边渔歌，听起来却更像热情洋溢的山地歌。这个民谣的夜晚很快暖了。     唱歌时的林生祥与私底下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他自称在舞台上很少感到享受，在台下接受采访时又不习惯注视别人，说话总是轻描淡写。与那些凝重的音乐相反，他显得很轻盈，喜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觉得没有选择成为主流艺人而是回归美浓小镇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而为，间或写写歌弹唱给家人听就很愉悦。音乐会最后观众大喊“安可”，林生祥和大竹研返场，唱起2001年的经典专辑《菊花夜行军》中最著名的《风神125》，他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颈上青筋冒起。《菊花夜行军》，描绘了到台北闯荡10年的客家青年阿成，屡屡遇挫之后回到家乡务农的故事。其中《风神125》写的是他失落地骑着风神125（摩托车型号）返乡时忐忑而羞耻的心情—类似的心情，写歌的钟永丰有过，唱歌的林生祥也有过。阿成的形象，后来成了2008年华语电影《海角七号》中男主角阿嘉的雏形，阿成和阿嘉，勾勒出了在城市化中迷失的一个世代台湾年轻人的肖像，继而反思泡沫经济、过度城市化以及回归乡土等一系列社会现状。     从早期因反对水库建设，而开始用音乐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菊花夜行军》、《临暗》，到后来转向乡村日常生活题材的《种树》，再到探讨女性生存状态和南方土地衰落的新专辑《野生》，林生祥和歌词作者钟永丰在经历一个从愤怒到平和，继而深沉的过程。《野生》正是这样一个严肃又深情的产物，故事里描述的，是他们的姑婆、姑姑、母亲、姊妹，甚至爱人，她们“在家是零星，出外像野生，外面风景恶，看天不由命，闯来闯去不用惊，野生较韧命”。在这张专辑里，平日用客家话读《诗经》的诗人钟永丰用更为工整古典的三言、四言、五言来写歌词，串起了传统社会里“野生”女性的生命历程。     怀女性的思考，往南方岁月去     时代周报：《野生》这张专辑的着眼点为什么会是“客家女性的命运”？     林生祥：我们在做新专辑前会开工作会议，2008年1月底，适芳（经纪人钟适芳）、永丰和我就约在大大树（唱片公司）的工作室。我问永丰，这次要写什么？他很笃定地说，这次要写女性。但歌词和曲的创作者都是男性，适芳就提出：“其实男性可以拥有女性的观点”。原始的想法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设定好的两个主题是“女性”跟“南方”。《野生》这首歌其实是我和永丰合作很特别的一首歌，我先有一个新的节奏的想法，从这个节奏去写曲子，写的时候就想好要多少个字，让永丰去填。《野生》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们觉得作为专辑的名字更符合专辑的脉络和概念，另外是“野生”这两个字我们都非常喜欢。“野生”是一个现实吧，上一代是很典型的重男轻女，包括我这一代也还有。     时代周报：这张专辑是否呈现了客家女性多年来的生存状态？     林生祥：我倒不是专门针对客家女性，而是针对重男轻女这种现象。打个比方，我高中的时候去同学家里吃饭，他们是福佬人，我发现他们重男轻女的观念比客家人还强，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吃饭的时候所有女孩子都要下去，第二拨才能吃。所以这里不单指客家女性，我觉得在整个男性社会都有这样的共同之处。做专辑的时候我没有特别针对“客家女性”，而是关注“重男轻女”的普遍性。     时代周报：你说起这些事好像还挺轻松，但在创作的时候呢？     林生祥：打个比方，这张专辑里面，我写得最辛苦，最累的，要用很强大的能量去跟永丰的歌词对话的是《转妹家》。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台湾，或者说在汉人的社会，都会比较避讳去谈论死亡，更别提将死亡当作一个创作的题材。所以那时写这首歌，我都战战兢兢的。另外是题材里的内容，《转妹家》里的主角，为什么到临死前还是想要回娘家，为什么回娘家会变成这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思考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时候花了很大的能量去对应它。另外歌词已经这么沉重，我在写曲时就想不要那么沉重，用了三拍的节奏，让曲子变得比较轻盈。     时代周报：从“交工乐队”到现在，你从原来很积极地参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返璞归真到平静深沉的状态。     林生祥：早期会去挑战一些政治题材，像《菊花夜行军》里的泡沫经济等。现在写的这些东西也蛮好。对我来讲，改变的脉络是，以前用音乐介入社会的那种企图心非常强烈，可是后来我常常去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演唱，多年以后我发现搞社会运动的永远是小众。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社会运动在这几年一直没有办法在能量和力量上进步。     另外很重要的是，我觉得社会会有大的改变，决不是因为某一首歌，或某个人，而是应该有很多生活上的价值被种在普罗大众的生活里。所以为什么在《种树》之后，我会偏向小故事题材。像“种树”就很重要，甚至比领导人还要重要，它往后十年一百年，影响会非常大。这是一种梦想，是展现生命的想象力。     客语文化滋养创作     时代周报：很多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得很好，你们是不是想了很多办法来传播和继承？     林生祥：在台湾也有很多人问，但对我来说却刚好相反。我从没有想过要怎么发扬客家文化，反而是客语的文化太丰富了，对我来说是一个资产，很值得去亲近它，运用它。我使用客语创作之后，从《我等就来唱山歌》开始，才有了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出生在一个传统客家家庭，我可以用客语来唱歌，创作的音乐变得更为丰富。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在发扬客家文化，不是我在帮助它传播，而是它在帮我创作，这个过程中我受到它的滋养。     时代周报：钟永丰将诗歌融入音乐传播，让他的诗歌影响面更广。而在大陆，现代诗歌日益萎缩，这是环境不同导致的吗？钟永丰写的歌词，听不懂的人占大部分，主要是通过音乐来感受，但反而却丝毫不影响对歌词的理解。     林生祥：我们的语言很小众，观众要明白我们的歌词就变成要去阅读，甚至还要做一些翻译。但很多很棒的音乐都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我们可能也听不懂，好的声音会引领我们去了解。这就是音乐人该做的工作。     我觉得要看自己喜欢什么，创作自己喜欢的题材才有意思。有些音乐不是我不能写，但是我不想写那个方向的东西。比如我的唱片在大大树发行，适芳从来不会问我这首歌有几分钟，流行的长度可能是三四分钟，这次的《南方》是7分30秒，《菊花夜行军》也是9分钟，我们基本上不处理时间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把概念执行清楚、准确，不去考虑流行的问题。在我读大学的年代，曾有两次机会成为主流唱片公司的旗下艺人，我自己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一直很诚实地面对，创作不够诚实很难做出很棒的创作。 责编：李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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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世界

林生祥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客家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