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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先民在森美兰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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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 17:4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开垦马来西亚半岛中部矿镇的先行者

森美兰历史上的惠州先民,在十九世纪,曾经分属两大势力,他们分别成立过鹅城会馆和海陆会馆。惠州人亦是领导和参与海山会党的主导力量。
森美兰的惠州人,也曾经开拓了森美兰九州府的不少地区,从亚沙到十九世纪初尚属雪兰莪拥有的芦骨,以至文丁、沙都一带地区,都有惠州先民的踪迹,他们并成为了繁荣双溪乌戎地区的先驱。迄今,我们可以从零星的史料发现,海陆丰人从阿沙一路到芙蓉西部的丝茅坪一带,都曾灌溉下血汗;而知知港的发展,亦与十九世纪末大量兰陵萧姓族人南下开拓的过程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的芦骨,更是出现了不少马来西亚历史上较显着的惠州籍风云人物的时代;如盛明利、丘秀、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等人,都是名留後世。许多先民早在双溪乌戎(Sungai Ujong)被华人称为“芙蓉”的时代,即已从麻六甲进入森美兰,他们同时涉及麻六甲的华人事务。麻六甲的三多庙1857年《扩建捐缘碑》的其中〈芙蓉炉骨捐题银芳名〉,便出现了当时的惠州籍甲必丹盛明利带头捐了十六元的记录;证明了华人当时已惯用“芙蓉”的名称,也证明盛明利在当时的“炉骨”(芦骨)生活充裕,已有领袖地位。但因碑上未有署上“甲必丹”之头衔,也反映了当年盛明利可能尚未曾正式获委任。

吉隆坡首任甲必丹丘秀,以及接下来历任的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等,都曾经带领惠州同乡参与过从芦骨到双溪乌戎的森美兰内战,又都是在内战後转向吉隆坡,在转战两地沙场的过程中,奠下了基业。与此同时,在吉隆坡内战,曾带领刘关张赵宗亲,与他们对敌的张昌,也是惠州人,他能游说到部份惠州人回应他,也获得嘉应州人的支持,才有能力兴兵与叶亚来长期斗争。

最特殊的例子,是继叶致英任吉隆坡甲必丹的叶观盛。这位从芙蓉去吉隆坡的海山领袖,原是广东台山赤溪客家人,却一直追随了叶亚来的阵营,还是吉隆坡惠州会馆的创办人。六十年代,森美兰惠州会馆沙都区协理钟夥保等,也是赤溪人。森、雪两地会馆都有赤溪先民参与,似乎说明其中有并肩作战和历史渊源为缘。

上述情况,正好说明了,当年的惠州先民,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初固然是以森美兰作为在马来西亚半岛中部最显着的据点,但是,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联络区域是从雪兰莪到麻六甲。盛明利最初下葬处及刘壬光之墓地位於麻六甲,以至盛明利和叶亚来的孙辈又回芙蓉,亦可说明这点。由此亦可证,惠州人投入马来西亚半岛中部不少地区的矿业开拓,占有过主流地位。

惠州开垦英雄,成为华人社会的保护神

尤其值得注意从历史事蹟演变为神话传说的盛明利。这位被後人尊为“仙师爷”的芙蓉甲必丹,固然因帮派纠纷与土酋对立分庭抗议,在引发的内战之中不幸殉难;但是全马各州共有十二处供奉盛明利香火的公众庙宇,又恰好侧影出惠州籍先辈在马来西亚半岛中部矿业史上的影响。甚至可说,盛明利英魂崇拜是反映惠州社群在一些村镇历史中的主流或主导地位。
盛明利值得他身边的部属及他领导过的社群怀念的地方,不在於他的武功,而在於他曾经建立过一个繁荣的芦骨。

当社会发展趋向要求稳定,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至各民族,都深深体会和谐与团结之必要之刻,惠州人盛明利化身为神的神话,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不仅仅单纯是海山公司或惠州籍人士本身的英魂崇拜。帮派政治消弭、会党之冲突与协调为主导的社会权力模式终於逐渐消褪之後,亦正是後一代人一代比一代更能理智及客观的回顾历史之际;惠州人领袖盛明利化身的“仙师爷”神明亦演变成象徵华人开拓马来西亚历史的先驱人物之其中一个集中形象。他是许多以矿业为主要经济力量发展出来的市镇的地方保护神。我们回顾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锡矿业一直是马来西亚经济成长的主力,也正视盛明利的香火信仰遍布森美兰、雪兰莪、麻六甲、柔佛、彭亨各州的事实;从信仰深入各地区,亦足以教人深深体会从一个荒凉的芦骨开始的历史渊源。芙蓉千古庙的香火,以至其他各地仙师爷的信仰传播,何尝不是惠州人,以至整体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开国的血泪纪念?

惠州民俗文化形成大马华族文化的一部份

十九世纪大批南来的惠州先民,并不是经济动物,他们并非单纯的到本地来当苦力和开矿,而後什麽都不干。正如其他华人社群先民之南来情况,惠州先民在足迹所到之处,也把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以及信仰文化,带到了马来西亚。像咸茶、炸肉、酿豆腐之类的食物,便是包括惠州人在内的客家先民,从家乡带来的,而今日能成为整个华人社会接受的食品,则是文化交流的成就。

然而在森美兰,惠州人所留下的最主要文化影响似乎表现在信仰之化方面,这其中最显着的,当然是如上所述的盛明利英魂崇拜。此外,我们也必须注意,惠州人也把民间盛行的九龙峰谭公爷信仰带到森美兰本土,谭公庙遍及文丁、芙蓉、瓜拉比劳的惠州人集中区,是一个证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祖山来自惠州的两个民间教派,金英教是来自惠州博罗县白鹤观的渊源,而芙蓉着名的沉香岛天师爷宫及天公五老观之道派,最先却以博罗县的全真道冲虚观为祖堂。

惠州人把这一系信仰生活在本土实践,使到惠州籍的先民在生存挣扎中找寄托、填补精神慰籍,同时间,也缩短了他们在异地与家乡的文化距离;另外,这种膜拜仪式亦是一种认同的符号。另一方面,惠州先民在这有限的地区与其他籍贯人士之间定会互相接触与交融是必然的发展,结果,原本属惠州人的地方信仰或地区性的教派,也有机会在其他籍贯社群间传播。

发掘森美兰惠州人历史还需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实在不能否认,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近、现代史上,惠州人是在开拓与垦殖土地的先行者之列,他们尤其对锡矿业的发展,曾经作出贡献。当然,由老矿区双溪乌戎(Sungai Ujong),发展到华人迄今继续坚称为“芙蓉”的“色蓝邦”(Seremban)一直到它成为现代化的州首府,惠州人也都是参与者,经历不少的曲折。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讳言,基於森美兰惠州人的早期历史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武装纠纷中渡过的,也因此就史料残缺不易完整。就以惠州会馆的五位创设人甲必丹来说,他们的身份迄今不可考。虽然有盛明利後人盛源指出,惠州会馆其中首名创设人“盛大安”即是盛明利本身,但是,如果据现有的说法推测,却反而令人对这段口述历史疑惑。原称鹅城会馆的惠人组织若是在1870年才出现,那时距离盛明利遇害已有10年,盛大安又怎会是盛明利其人?而如果五位甲必丹是盛明利以下的历任甲必丹或同时代者,为什麽反而少了继承盛明利遗志的叶致英和叶亚来两位芙蓉甲必丹?一旦我们找到文字证据,证明盛大安的身份,则会馆馆史会不会向前推?

总结一句,编写这本史册,仅是抛砖引玉,献给森美兰惠州同乡及所有关心华人历史的人士,作为参考。进一步追查和厘清先辈过去的历史,还得未来陆续发现新史料与不懈的努力。

(摘自王琛发着,黎艾琳编《惠州人与森美兰》,森美兰惠州会馆出版,2002)

[ 本帖最后由 城客 于 2008-10-3 19: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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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0-3 17:45:02 | 显示全部楼层
回春无奈――马来亚半岛客家中医留医所的兴衰


作者:王琛发

一、前言
        
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20世纪初期,马来西亚多处市镇由客家语系先民组成的乡团会馆,曾经各自创设了以“回春所”等名义出现的中医留医疗养场所,目标在服务各自的下层同乡,这可说是马来西亚国内最早提供留医设备的中医院。虽然这些专供会馆同乡治病疗伤的留医所目前已不复存在,只能从一些馆史文件的片言片语寻其痕迹,但是从19世纪各方言群南来华人曾经依靠会馆维续集体生存的历史脉络去思考,我们可以考虑到客家方言群同乡会馆在当时陆续倾力设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留医疗养场所,是有具体的迫切性的。
        
马来西亚各方言群同乡会馆的原貌主要是照顾异乡开拓先民的集体机构,让劳苦的成员互赖以谋安身,尤重养生送死;其功能包括安排工作和提供失业时的临时栖居、在会馆收留和安排病老族人的去处、负责为单身族人办理殡葬、长期供奉与祭祀流落海外牺牲的先民神主,不似中国会馆主要作为商旅以及上京赴考士子的中途站功能。海外与中国,同名称“会馆”,服务的对象和服务的重心却是有差异的。马来西亚客家人有别于一般会馆以临时性角落安顿无家可归伤病成员的做法,发展出乡会创设中医留医疗养场所的长期正规建设,历史上甚至留下客家乡会为此目标在会馆之外附设组织、另设硬体的纪录,也同样是为了适应地方上的同乡需求。但如此的会馆功能,又是马来西亚其他语系的乡团会馆前所少有的。这不仅显出了客家乡会比其他方言群会馆更进一步表现出在地化成为地方性社会福利组织的特质,也突出了不少本土客家乡会曾经重视过长期为族人提供医药设施,这是它们有别于其他会馆的特点。
        
对于各处客家乡会在设立中医留医所时,其中几处不约而同采用“回春”一词,其实应从直接而且表面的词义去理解。它们的“回春”意指的是“妙手回春”或“万病回春”的祝愿,肯定是人同此心,但也不能证明相互间有甚麽刻意的联系。从配置医师、赠医施药,可以看得出它们的重点是养生救活,包括如今发展成现代化医院的吉隆坡同善医院,也是从类似的模式发展过来。这也正好证明客家乡团是在面对南下族人不易存活的恶劣环境下,发展到今天;先人创办的中医留医所,曾经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适应着当地客家人的需要,昙花一现的反映了开拓者们寻求“回春”的生命意志。
        
无论如何,基于大部分会馆的资料散佚,尤其不少会馆曾经经历过二战战火,为了避免日军兴起文字狱被迫烧书图存,可谓付出灾难深重的代价,受此牵累的现代人要掌握资料也就难免不全。在此仅能从各会馆发表过的会史文字中爬梳出有限的史料,作为探讨的凭证。

二、二战前客家乡团设置留医所之概况

   
马来西亚最早的中医留医所,当推1878年由来自大埔县的客家先民以故邑名义创立的雪兰莪茶阳回春馆。这间馆也是较典型的例子,它当时已有了留医安排,并且聘请了一位中医主理。1
   
茶阳回春馆初设立的当时,地址在现今作为国家首府的吉隆坡市的哥洛士街,馆址附设在名叫“茶阳公司”的会馆建筑旁。这一间命名回春馆的建筑物在空间处理方面一分为二,同一屋子一部分作为同乡患病疗养的场所,另一部分作为同乡的丧殓之处。它的邻近是客家人为主的暗邦采矿区。大约在1890年,有些在文良港的茶阳籍矿工,因病留馆,数日内死亡者七八人,英政府调查认为是瘟疫传染,下令烧馆,馆务一度停止。到了1909年,杨振常、耀光两兄弟目睹同乡无容身疗病之地,邀请当时的茶阳公司总理王聚秀,召开同乡大会商议复馆,由杨氏兄弟奔走筹得1900余元,不敷1300余元由王聚秀先行垫出,于是便重新建立了茶阳回春馆,在重新命名为“茶山园”的地皮上以原来的洋房修设留医所。到了1913年,茶阳回春馆又与茶阳会馆同时各自申请社团注册,茶阳回春馆也就独立的拥有了本会的信托人和一批办事人,给与贫病同乡赠医施药之外,还供给伙食。茶阳回春馆接受同乡免费进馆留医的福利工作,一直办到1932年,方才因没有经济能力应付英殖民政府对医院设备的规格要求,宣告结束。2   
   
根据现存文献,在北马地区,槟榔屿嘉应会馆也创建过留医疗养馆,不过创建年代可能比雪兰莪大埔人创立的茶阳回春馆较迟。据会馆记录,会馆在1892年重修时,曾购置隔邻门牌24号的屋宇作为同乡疗养所,到1924年方才结束,改为阅报社。3
   
在这一段时间,霹雳州甲板矿区的增龙同乡,也曾在当地购置了一间矮楼设立疗养所。虽说他们早已组织过类似的单位,在屋子的楼上设办事处以及提供患病同乡失业疗养的设施,楼下出租以供疗养所经费,但是确切的创立年代难于考证。这是在1910年之前因应环境需要的自发组织,初设时并未向政府备案,后来甲板矿区的增城、龙门两县客家同乡曾屡次申请把它注册“增龙公司”也不被批准,因此迄今也是无从查考这一留医所最初的活动年代。直到1910年,这一个提供增龙客家人留医服务的组织方才以“增龙老人院平安所”的名义,名如其实的得到合法注册4。如此说来,疗养所反而是会馆的前身了。
   
原是马六甲侨生的王聚秀,也是叶亚来甲必丹主政吉隆坡时代的“税务兼司秤”,掌管关税事务5。他除了领导过雪兰莪茶阳会馆,也在1917年领导他本身故乡的马六甲茶阳会馆;在那一年,他们一面重修会馆一面在培风小学左侧建“茶阳医社”,办理施医、施药、施粥的医药服务。这显然是说明雪兰莪大埔同乡的茶阳回春馆经验,也受到马六甲的同乡认同,整个概念被移植到马六甲去应付同乡的需要了。6
   
除了霹雳州甲板矿区的增龙同乡,1922年,金宝的增龙客家人原本就创设了为同乡死者提供善后服务的“金宝增龙善后会”,不久后,在刘伯群等领导下改组成了会馆,亦另设“方便所”一间,为贫、病、老会员提供疗养之所,取代前者的功能,兼顾从医疗到丧殓的事务,至到1942年后,方因战祸停办。7
   
马六甲嘉应五属同乡自道光元年已有了“梅州众记公司”,到道光四年公司又设有嘉应义冢,组织会员葬祭基金,以后逐步的演化成为后来的应和会馆;会馆在1924年筹了数千元,计划在三保山下的园丘区建“回春馆”,到1925年医院完成,方便了族人求医;然而不到两年,嘉应五属的这一间中医院,就由于规模太大,无力以继,只得停办。二次世战结束后,族人在1951年之后虽有重修回春院建筑之举,但已不复当年之壮举。8
   
从1805年的海山会党馆口演进到马六甲惠州会馆,在1870年代初已创办惠民学校,以后1925年6月又募资建设医社于当地罗弄班让公路旁,为贫病同乡提供留医地点,一直维持到中国抗战爆发,方把重心移向救国运动。9
   
同样的经验,在1926年也出现在巴株吧辖,当地的茶阳会馆在会馆后的隙地建了一座“回春医社”,完成“平安”、“自然”、“健康”、“回春”、“福寿”五间平房,凡是病人申请留医,经董事部慈善股审查,伙食医药全免。这间医社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凡在当地县壶行医的同乡均被聘任为义务医师,每日轮值诊视,药帖也有同乡捐赠,由病家持药方到指定的药店取药。10
   
综合上述的材料,我们会发现,设立回春馆或同类组织的客家乡团分属各县,来自广东大埔、嘉应、增龙、惠州四属。
        
值得一提的是,继承叶亚来和叶致英任吉隆坡甲必丹的广东赤溪县客人叶观盛,他在1881年未任甲必丹之前已经个人独自捐资办了“培善堂”。这是他为了照顾吉隆坡和邻近以客家人为主的矿区华工创设的中医疗养院。“培善堂”名不叫做“回春”,以传统的善堂名义出现,实质上主要也是办中医疗养院。这间善堂虽然不是由会馆创建,却也是有着相同的目的和设置,除了聘请二位中医驻院,还为不幸去世的贫困病黎施棺助丧。同一个机构在1894年改组为同善医院之后,设了两百床位,以牛车作为载送重病矿工的救伤车,继续开放给公众,1940年曾试办西医部,后因二战炮火而停办。从它创办之始,到它在1961年设立福利楼、到1983年受当时卫生部长陈汉源宣布中医留医楼免受私人医院法令限制,同善医院可谓是唯一跨过二战时代继续存在的中医留医所。无论如何,同善医院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也演变成今日转向现代西医药为主流的面貌11。没有翻查历史的话,也真不知它源自一个客家人甲必丹兼商人的独立创办,完成对自己子弟兵和当地华人的承诺。

三、探讨客家乡团维持留医所的背景

        
我们如果注意上述各地留医疗养馆设立地区之地缘关系,会发现它们邻近都接近矿区,有关的会馆同乡也以矿工为主。这其中,就只有在海岛上的槟榔屿嘉应会馆表面看来似乎不处于矿区的地缘,但如果我们理解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附近并没有其他地位更高的嘉应人组织,邻近矿区的族人都集中以这个港口城市里的会馆作为共同的认同对象与利益团体,在最大矿邦霹雳州生产的嘉应矿家姚得胜等领袖便是槟榔屿同乡疗养所的信托人,会馆产业信托人矿家谢春生与梁碧如翁婿也轮任清廷驻槟领事,我们会更明白槟榔屿嘉应会馆设立回春所的重要性。12
        
不论客家乡会设立的中医留医所叫“回春馆”或其他的名字,在缺乏公共卫生设施的年代,其重要性和矿区的生产需要是息息相关的。早期开拓者面对恶劣的环境很容易丢了性命,而矿场几乎都是找到矿苗才立即就地开发的荒山野岭之地,卫生条件不能保证,最怕的是传染病蔓延;还有,矿区内弥漫着各种禁忌与迷信,包括把病人和死人视为不吉利,以不谨慎处理就会引动人心惶惶。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来自群体内部的调适机制,操办处理生者与死者、健康者与病人、病人与死人三者的错综事务。在急需劳力资源,尤其是熟练的劳动力备受珍惜的时代,各矿区既要确保能将病人从生产财富的地点隔离开,又要确保作为生产力的病人可以康复和继续劳作,留医所的社会位置也相对的显得重要。
        
根据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的纪录,那个时期的矿工经济条件也确实极差的了,留医所可能是患病矿工的唯一希望。矿工普遍上是以俗称“卖猪仔”的形式到马来亚的,在矿主贷款给他们还了船费和中介费之后,矿工替矿主工作的一年到三年间,每年只获得雇主供应日常伙食、一张蚊帐、一套外衣、两条裤子、两条毛巾、一顶笠帽记一双木屐;除此之外,他们每月扣除贷款后的的工资就只够理发、买红烟及其他零碎用途,如果他们再染上鸦片瘾或各种原因向“财库房”预支,还要受到“财库房”职员的利息剥削13。既然下南洋当猪仔的矿工不可能有经济能力为自己延医养病,他们就不能不依赖集体,尤其是主导集体的领袖/雇主也必须通过群体内部的调适机制,提供个人保障,安抚生产秩序。
        
参考何金祥撰写的《甲板增龙会馆馆史》,也许会有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矿区的客家劳工是如何艰苦的生活:

      
“早上将猪肉挂在当风处,待到下午,那猪肉的脂肪,往往被热气蒸迫得变成油质而溜落,。。。。。。有些人士的手脚表皮被热气侵袭,犹如被火灼伤,虽愈后乃呈焦黑色,经久不衰,尤有甚者,被热气侵攻内脏,而致体温发生高热的,病势相当严重,往往有人因此招致死亡。。。。。。唯一的预防办法,令新自祖国初到的人,多冲冷水凉,每天三四次不等,如此施为,虽然可避重症,小病仍是难免。失业人士,每遇患病,无从找疗养所在,亦一伤脑筋问题。” 14

        
何金祥提到甲板增龙同乡设立疗养所的渊源背景,其实也并不只是这一个矿区市镇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事实的缩影,他所提到的气候恶劣、水土不服情况,可说是在东南亚矿区工作的猪仔苦力普遍的生活遭遇。这涉及了每个南来劳工对热带气候和荒野环境的适应能耐,不论何人都避免不了,能否避开疾病和死亡,就要看自己的体质和造化;而且,对比起猪仔的人命,医药卫生的成本在当时也还是个奢侈的课题,即使在当时的大慈善家陆佑手下工作,也不见得就没有生命危机,一位1912年南来时当过陆佑手下猪仔的吴汉初回忆开辟荒野的生活时,记载说:

     
“公司有座诊疗所,没有医生,只有护士,病了就诊,配给便药,其中以金鸡纳霜用得最多,因为很多人患上疟疾。
        
至于不治而埋骨荒山,永为孤魂野鬼的,亦为数不少。两年半中不少过五十名。”
      
     
“那些不幸逝世的,就草草掩埋,也没有甚麽永久性的墓志铭。” 15

        
吴汉初这篇回忆讲的是1912年以后的事。进入20世纪尚且如此,何况是19世纪的情况?
        
说到初期矿区的迷信也不少,对于人们进入采锡的矿场前后的一举一动,有许多的习俗禁忌:例如不准穿皮靴或带雨伞进矿场、不准在矿场内洗澡、不准在矿场范围内屠狗或打杀蛇、龟、老鼠、猫等各种生物,必须避开有人在矿区内死亡的厄运,等等16。尤其习俗上顾忌有人在矿场的地界内死亡,担心会带来厄运,就形成了不让重病者留在矿区的禁忌。一旦有人生病,往往就要暂时失业,往镇上或市里移,到疗养所集中,接受治疗。各种矿场禁忌背后的合理因素今日已很难去追究,不过,像限制穿皮靴或带雨伞进矿场、限制在矿场内洗澡、打杀动物,以及把严重疾病患者未死前移出矿区的禁忌,显然在客观上都是有利防止传染病。
        
由此可见,客家同乡会较之其他方言群的乡团更积极创设“回春馆”之类的留医疗养所照顾自己的成员,除了主要是基于南来乡亲剧增导致病患死难者也剧增,最重要是受到矿场禁忌与客观的生产需要影响;这造成了以矿工为主要人口的各地客家社群,必须依赖集体的机构去照顾死难机率极大的同乡,同时之间也有着隔离与治疗病人的需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马来亚半岛上的客家人一直是开拓矿业的主要人口,也就造成了以矿务人口为主要成员的各地客家乡会,各自创设留医所,构成少见于其他语系会馆的特殊本土历史景观。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客家人在本地早已掌握了中医药界的先机,使得客家乡会比其他人有需要、有能力、也有实力去设立回春馆。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从中原地域带着汉医学传承走入中国南部山区,经历过严苛的生存考验的,当然也掌握了大量治疗南方常见疾病的药材知识。来到马来亚,全国各地的药材店及医师很大部分是客家人,其中原因,也真是值得将来进一步探讨。以槟榔屿嘉应会馆来说,捐赠人之一的松口古石泉及其后裔所经营的仁爱堂,从1796年起创业,是马来西亚最早的中药店兼批发商,当时原本就执掌药材的出入口价格17。如上文所说,巴株吧辖的大埔人能以本籍贯的茶阳会馆为号召,找到许多同乡中医轮值,也可说明客家医士人才鼎盛。
        
简而言之,从较功利的角度去看,为同胞设立留医疗养的馆所固然是慈善事业,但它其实也是病患集中点,首先就是使他们远离了矿区、种植区,不会造成传染病蔓延或者给其他人带来对照式的心理压力,归根到底也保护了既是慈善家兼社会领袖又是矿主/园主的资本家利益,稳定了生产力。其次,它也是为了确保了一个熟练生产者回到工作岗位的机会,有利节制招募和训练新人的成本。对于贫困的劳动者来说,会馆提供免费医疗也是给了大家生路,而且隔离也确实保护群体免受传染的方法。
        
而且,这样一套福利机制,也合乎了为善助人、救死扶伤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教导。在缺乏公共卫生、西医昂贵而且不为群众所熟悉的19世纪,免费的中医留养院,也是贫穷的猪仔们唯一能负担的。族人群体推动和接受会馆设立留医所这一功能,在当时确起了稳定内部促进群体发展的效果,不能说不是善举。

四、客家乡会中医留医所的没落

        
各地区客家乡会所办的中医留医所何时解散,并未有一个完整的纪录。无论如何,从现有的有限材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组织对停办留医所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说法。
      
1959年,署名饶恕的作者撰写的《雪兰莪茶阳回春馆馆史》记录如是说:

      
“1932年接政府来函,为本馆留医办法,未臻完善,不合卫生条例,必须另建适合医院设备之馆舍,且须聘请有执照的西医生,监督医务,方准续办。理事会同仁佥以当时果园、地税,月中仅出息数十元,经济预算,不敷甚巨,是无法遵命,只好暂行停办,并决议病者介绍入同善医院,死亡殡殓可入积善堂,费用由本馆拨付。” 18

        
1979年,曾辉青写的《槟榔屿嘉应会馆会史》针对1924年停办疗养所的的说法是:

      
“因疗养所构造不卫生,办理又诸多困难,且政府医院设备完善,医药照顾佳,于是决议停办。” 19

   
马六甲应和会馆在1927年结束回春馆的说法是: “规模太大,无力以继。” 20

   
从以上文字看各处客家乡会停办中医留医所的表面原因,不外几点:1)中医留医所的设备不符合当年英殖民地政府的卫生规格;2)经济不足;3)殖民地公共
卫生建设日趋普及,可以更好的取代“回春馆”之类中医留医所的功能。
   
有了政府诊所和医院给予的方便,起着更好的同时是隔离又是治疗的作用,捐款和公益的资源就不一定要拿去撑住会馆本身小规模的中医留医所,族人也不一定要住进会馆的中医留医所。因此我们再后来可以见到的会馆活动,即使是涉及中医药,主要也是施医施药,却不一定要办留医院了。
   
从深层去看,这样的转变其实也是中西医学在中国海外的一次交手,以中医药的败局告终。
   
传统西医的学问是本于以解剖学、微生物学和生化学为基础的单参数判断,因此长于治疗病灶固定、症候明显的传染病;传统中医理论则习于把人体机制视为多因素的动态系统,强调应根据五运六气、四诊八纲等认知方法去多参数的综合判断,以能否恰当处理复杂的机制失调的器质性病变,作为医道深浅的判断。两套学术体系原本就各有所好。可是,对于习惯西方科学那套实证为凭、实验为据的思考模式的英殖民政府来说,在那个细菌学被奉为医学科学最先进真知的时代,1890年在文良港的茶阳籍矿工因病留馆,数日内死亡者七八人,正说明中医不懂传染病的可怕与不科学,比不上一把火烧掉茶阳回春馆安全可靠。英国人根据西医那套思维模式执行卫生法令,重视的是外在环境与设备条件。会馆办的中医留医所还停留在重视病人如何固本培元,其设备和操作首先就没有认真想到要符合西医的要求。因此像茶阳回春馆之类的场所,就只能被西医观点视作感染的来源,而不被视医治的场所。
   
另一方面,现代西医院的管理是受到工业时代的思考模式影响。比之当时的西医,中医对症下药的认识重点不在了解细菌而是针对个体,认真来说一张药方是为了对治一个人的具体病情去调动病人自己的身体机能,西医对传染病症的针对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强调的却是一种药能消灭所有人身上同样的细菌,西医对病人也讲究用制度和医务人员分工流程作业方式一律化管理,确保服务的效率和标准有制度保障。两相比较之下,西方医学就更能满足了英殖民地尽最大效率用健康人力开发资源的意愿、也满足矿区雇主和劳动者最快速度的康复意愿与经济需要。叶观盛在1894年除了把独资维持13年的“培善堂”改组成公共维持的同善医院,也转而与几位吉隆坡侨领在政府办的西医院办“大华楼”赠药施贫21,可见其思维格局之变化;再看以卖中药材起家而因农矿业发达的末任清廷驻槟领事戴欣然家族,他们在支持1884年成立的中医诊所槟城南华医院之同时,也捐金给基督复临教会办的西医疗养院22,他们的态度何尝不能说明西风日盛?西医在那一时间决定了乡团的中医留医疗养场所走向衰退消失,也就成为必然。
   
中医药在19世纪来面对了西方医药强势的压力,使得作为马来西亚客家人开拓史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中西方医学交流历史上,西风压倒东风的一页。两者在在海外交会的前线,是以英殖民地的政治权势,支持西医药当时对东方医药的偏见,强调他们19世纪末期初现那套基于西方现代科学的“可重复验证”的卫生标准。马来亚的“回春馆”最终都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陆续走入历史,茶阳回春馆在1932年停办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政府规定医院必须聘请有执照的西医监督主持,不是会馆能力可以负担的23。唯一的异数是甲必丹叶观盛个人独资为客家矿工创设的“培善堂”,改组为同善医院之后,开放给公众,在1940年代也试着开西医部诊所,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演变转向成以现代西医药为主流。
        
处理不治病人的遗体,原本就是任何医院不可避免的一项工作程序,也是涉及公共卫生的责任,一间完整的西医院必定拥有太平间的设备,马来西亚客家乡团过去那些目的是要“回春”的中医留医所也免不了。但是从人情道理来说,乡亲总不会在其他病着的同胞前面持续的办丧事,因此留医疗养属“养生”,和殡仪的“送死”是两回事。然而,就由于西风在这个领域上压倒了东风,人们的集体记忆被岁月侵蚀模糊后,现代的一代人对“回春馆”已缺乏印象,看到老会馆留下来的这些另外设立在主体建筑之外、内部空敞的老建筑物,反而常会误传说过去以来是当作殡仪馆的用途。
      
五、后语
      
从当时客家乡会的角度来说,设立医疗院收容和照料病患,最先也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同乡之间的义务,以及依赖这种福利促进群体内部的调节稳定,而不是考虑中医药的持续和研发。
        
从中医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种中医疗养院主要的目标是要在有限的资源和陌生的恶劣热带环境下治病救人,甚至还可能常要面对医师医疗能力不足、药物供应不全不足的复杂;个别医师从中累积的经验,也还谈不到上升到从学理主动记载和研究中医对治热带病症的层次,也未达到探索设立中医院模式的层次。
      
加上英殖民地政府偏向西医的强势,客家乡会办的这些中医留医所,反而只能从表面看到是有其出现的条件,但实际上却是没有条件也无法在这片异地扎根。最早在洋人控制的土地上看到洋医主导他们命运的留医所中医师,不可能负担找寻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任务,也负担不起寻求中医药留医所发展成大型中医院的历史任务。
      
当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免费医疗福利日趋完善,政府也从法规与行政处处限制中医疗养院,乡会自然结束了义务。这也使到海外客家史和中医史交叠的这一页,不曾留下灿烂的回顾,不是成长而是萎缩。可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这些留医所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预防了许多可能发生在矿区的传染病,挽救了不少人,延长了不少开拓者的生命,对早期华人族群在异地生活与经济成长有过正面的助力。
      
“回春”之类的字眼代表了多少先辈对中医的信任以及延续生命的愿望。今天西医界也出现很多的研究,讨论提升免疫功能优于杀菌的副作用,中医药毕竟也在欧美盛行了,但历史留下的是一把火烧掉茶阳回春馆的纪录,教我们回顾得太沉重。



注:               

1.  李金龙:《马来西亚中医药发展史略》(新加坡:新加坡中医药出版社,1996),页32
2.  饶恕:〈雪兰莪茶阳回春馆馆史〉,载《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刊》(1958),页6(此刊页数杂异,各辑页码重复)
3.  曾辉青:〈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载刘果因主编《槟榔屿客属公会四十周年纪念刊》(1979),页665
4.  何金祥:〈甲板增龙会馆简史〉,载张炜荣主编《新马增龙会馆联合特刊》(霹雳:增龙会馆,1966),页41
5.  同注2,页5-7
6.  同注2,页1
7.  同注4,页39
8.  钟世杰:〈马六甲应和会馆〉,载《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1951),页391-392
9.〈马六甲惠州会馆〉,载同上注,页413-414
10.同注2,页11
11.同注1,页34-37
12.参同注3
      13.马来西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着委员会:《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              
        落》(霹雳: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页25-26
14.同注4
15.温故知:〈我曾经是陆佑的“猪仔”—访问96岁高龄吴汉初老先生〉,载《文道
        月刊》第40期(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4年5月),页19
16.同注13,页90-91
17.卫校金辑:〈客家先贤传〉,载同注8,493-494
18.同注2,页7
19.同注3
20.同注8
21.———:〈叶观盛传略(1846-1901)〉,载孙瑞龙主编《吉隆坡广东义山百龄特
         刊》(1995),页31      
22.———:〈戴欣然先生事略〉,载同注3,页739
23.同注18

此问发表于第二届马来西亚客家学研讨会发表论文,2006

[ 本帖最后由 城客 于 2008-10-3 19: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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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 20: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新马一带的客家话,惠阳口音占优势。

印尼也许梅县口音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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