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沧桑成大气——上杭

后桑子

阅尽沧桑成大气

——客家历史中的“香格里拉”



一、乌托邦与我们的“公太”——从瓦子街说起

二、黄金水段中的变与不变——汀江成就客家上杭

三、木偶与肉甲子——客家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四、刘心法与厦门大学——客家建筑的“土楼回响”

五、我为伊狂——客家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画像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乐顿出版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小说里，作家虚构了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香格丽拉，在那里雪山与草原相互辉映，多种族多宗教和谐并存，人民在“适度”的原则下优雅地生活，长生不老。这个人间“天堂”被指定在喜马拉雅山麓一带，因为“香格里拉”的发音正源自那里的方言。没有人知道“香格里拉”的具体在哪里，也许连作家本人都不知道，是一个美丽的策划使“香格里拉”这个地名变得实在，使中甸这个默默无闻的边远小城一夜成名。然而，中甸也确实无愧“香格里拉”之美名，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在著名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的眼里，闽西上杭无疑也是南方客家地区的“香格里拉”。在他的《忆游上杭绝句》中，上杭是动荡岁月中的世外桃源，是世事人寰中的安然小岛。“柿叶微丹栗叶黄，园林无限好秋光。我来刚在春风里，万树梨花玉雪香。”“黄坑黄笋旧知名，惜我来时笋未生。我是主人兼看竹，绿濛濛里一兜行。”这里山高水长，民风淳朴，是客家历史上的一座重要古城。当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一本本残缺的族谱，上杭像一缕青丝萦绕在客家游子的梦境之中。



一、乌托邦与我们的“公太”

——从瓦子街说起



1、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对于一个漂泊的民系来说，故乡永远在远方。客家，这支中华汉民族的特殊民系。她的先民，原是中华灿烂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江淮流域的汉人。由于天灾和战乱的驱迫，他们从唐宋时期开始大量辗转南迁。先在闽粤赣交界地区聚居，以后又向南方各省及海外播衍。现在已有数千万客家人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本质上和其他汉民族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从中原南迁开始的不断“反客为主”、永远“在路上”，所以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

不过，每个民系都有自己认同的“家乡”，即我们所讲的“祖居地”。每个族姓、每个支系认定了哪里的“祖居地”，实际上就是认定了你属于哪一个民系。华北人的祖居地是山西洪洞大槐树，客家人的祖居地是福建宁化石壁，畲族人的祖居地是广东凤凰山，广府人的祖居地是广东南雄珠矶巷。本文所要讲述的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即以上杭瓦子街为代表的上杭客家地区是客家民系的重要中转站，或者说是客家民系在宁化石壁之后的另一个“祖居地”。如果说云南中甸的“香格里拉”是一个美丽的策划的话，那么瓦子街却是客家确定存在的美丽家园。它一手牵起了宁化石壁的历史渊源，一手承载了走向全国走向海洋的发展重任。

这是一段曾经被时间掩盖埋的历史。事情还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客家热”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进入一个稳定繁荣的新阶段，思想和文化艺术也得到了解放。随着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客家宗族回乡恳亲谒祖的不断增多，客家现象引起了国内甚至全世界广泛关注。首先是宁化石壁的祖居地地位得到确立，石壁成为客家人的“麦加”。赣州、闽西、粤东北作为客家大本营随即引发了一场方兴未艾的客家研究热潮，客家学甚至走进了大学科研院所的象牙之塔。上杭是闽西五个纯客家县之一，从大范围来说也属于客家祖地的一部分。但是作为文字表述勉强可以认同，在实际上它跟客家祖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说法客家祖地就是指宁化石壁，而不会有人说包括上杭在内的闽西。因此，上杭在客家中的地位是尴尬的。

事情的转机在于对客家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功劳首先不在于研究客家的学者，而是民间兴起的寻根运动。当一批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家后裔带着残缺的族谱寻找自己的始祖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共同的地方——上杭。此前，据罗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记载，仅粤东18个姓氏中就有16个姓氏的客家人是在上杭开基的。而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的根在上杭，这样算来在上杭开基的客家祖姓已远远不止16个。据考查，仅广东省梅州市七县一区130多个客家姓氏中，从上杭迁去的就有117个，占90%。这样的结果无疑使海内外大吃一惊，因为一向默默无闻的上杭在客家研究中属于大家闺秀型，难得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看来上杭的这一发现当改写人们印象中的客家历史了。如今，上杭丰富的族姓资源已经转换成一个标准的客家族谱馆座落在上杭城区，供客家探源与研究之用。据说，这是全国县级最大的一家族谱藏馆。

上杭的惊叹不仅于此，有一个更大的谜团引发了更多的客家研究人士津津乐道。近几年来，上杭县的有关部门和姓氏文化组织，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要求查询“瓦子街”、“瓦子坪”、“瓦子巷”、“瓦子堡”、“瓦子乡”（下统一称“瓦子街”）的信函和电话，甚至有人找上门来，要求有关方面协助查找。所有这些要求查找的人都言词凿凿，并且有族谱为证。据广东省《翁源县志》记载，该县从上杭县迁入的有11个姓，其中有8个姓记述从“瓦子街”迁入。而来自广东省南雄的消息说：“南雄大部分姓氏从上杭瓦子街搬去”。然而，当代上杭已没有“瓦子街”这一地名，查上杭县现存的史书，包括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的6部《上杭县志》以及上杭地名办于1980年编印的《上杭县地名录》均无“瓦子街”等类记载；而在上杭民间，虽有一些关于“瓦子街”的传说，但说法又不尽一致。那么，“瓦子街”到底在哪里呢？瓦子街与客家祖姓又有什么联系呢？

难道“瓦子街”从人间蒸发了吗？或者有关“瓦子街”根本就是一个乌托邦？嗅觉像猎犬一样灵敏的客家研究专家带着一丝兴奋一丝激动和许许多多的疑惑踏上了找寻的征程。族谱就像人出生时的脐带，是一个人血脉渊缘的证物，因此祖宗传下的族谱是不会假的，至少有74例27个姓氏的族谱或资料直接指向上杭的瓦子街，这说明瓦子街在上杭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专家们从族谱上记载各姓氏迁出的时间上分析，瓦子街存在的时间应该在明朝的洪武至万历年间（1368—1619）。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在长达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十个姓氏相继从同一个叫瓦子街的地方往外迁，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不管街还是巷、坪甚至堡、乡，都不会是很大的地方，因此有人提出是否有趋同的现象存在。就如洪洞大槐树，在战乱中因为时间久远忘记了原来迁出的地方，有许多不是从那边迁出的也往往把它当作祖地，那么瓦子街是否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作为历史只要一经存在它就必定发生变形，后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回复原来的模样了。不过，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当作反驳的材料。据说，从瓦子街出去的人，子子孙孙生生不息，谈起“瓦子街”由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自豪感。若有人在谈论祖先从何处来时，就有人会说，我的公太（即上祖，客家话称“公太”）是从上杭“瓦子街”迁来的。那有人就会叫他脱掉鞋袜，把脚伸出来检验。他们说：从瓦子街迁出去的，尾趾加一个小趾甲，说是公太当年在瓦子街烧砖瓦，踩泥巴踩出来的。如果脚趾上没有这个小趾甲，就会被认为是“冒牌货”。故事本身当然靠不住，就像洪洞大槐树关于脚趾、宁化石壁关于葛藤坑的传说一样。不过确实有点意思，说得有鼻子有眼，应该说瓦子街这个地方基本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我们还是沿着故事的思路说下去。有人真的从“瓦”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据查访，瓦子街就在上杭老县城范围的某一区域，也就是宋朝时的郭坊村。宋时，县衙附近的北门街曾经是繁华的商业街，百姓紧靠北门街和新街而居。百姓筑房，烧砖烧瓦，就近取土。“断砖可用，碎瓦弃之”。据说，当时县衙周围有十几座砖瓦窑，然一面是人口快速膨胀，一面是碎瓦越积越多，制砖窑只好另设他处。从此， 人们在这片废墟上天长日久地踩着，便成了“瓦子坪”（客家人口语中有“瓦子坪”的口头禅），坪上又盖起了民房，成为“瓦子巷”、“瓦子街”。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地名逐渐被新的地名取而代之。这里居住的后人很快忘记了当初旧的名称，而外迁的人们只记得当初的地名。于是，误差出现了，几百年以后当那些外迁的客家后裔对着族谱找寻公太的故乡时，故乡的人们只能茫然以对。幸好这些有心的客家后裔唤醒了祖地上杭的记忆。居住在原县衙附近的耄耋老人回忆，上杭城曾流行一种奇怪的“驱灾辟邪”民俗：年年的农历八月十二至十五日，附近小孩成群结队在坪里互掷瓦片以驱除“瘟疫”，常发生小孩被瓦片击中流血，父母不但不予劝止，仅以香灰涂抹伤口，就让孩子们继续参“战”。这种互掷瓦片的民俗的表明了什么呢？我们翻阅资料是找不到的，因为只有上杭才有这种习俗，那它至少又和“瓦子街”有了某种联系。现在老城区一带，人们在建房或挖掘宅基地时，往往会发现三尺以下的地里布满了二尺以上的碎瓦层。看来，“瓦”确实是上杭老城的一个重要特征，难怪当初那些外迁的公太清晰地记住了瓦子街。

有了瓦子街，一些现存的事实也有了根据。据调查，现在上杭县城建设路以东也就是老城区范围内有温家祠、李家祠、张家祠、丁家祠、王家祠、唐家祠、雷家祠、廖家祠、蓝家祠、郭家祠等至少二十几个姓氏的祠堂。祠堂是一个房族开基地的标志，客家先民为了纪念开基始祖和各代公太都会在开基地建筑宗祠，这是不变的传统。这么多祠堂聚集在一个地方，说明这里曾经鼎盛一时，是历史上客家族群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地、集散地和中转站，是上杭作为客家众多姓氏发祥地的主要标志。我们知道客家民系是十分注重自身的繁衍发展的，所以每到一处都强调家族内分散居住，一人发一支系，这也许长期动荡不安的环境给了客家先民一个保存血缘关系的方式。所以无论如何，宗祠和族谱作为认祖归宗的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也正是这样，瓦子街作为尘封的历史才会在今天重见光芒、知晓天下。

翻开史书与民间记载，我们发现在瓦子街存在的二百多年里，正是上杭的动荡时期。俗话说天灾人祸，在封建社会，天灾就一定导致人祸。查看上杭县志的大事记，在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大旱”、“霪雨”、“大水”字眼随处可见，而往往这些之后是所谓的“寇乱”。比如万历四十四年入夏，上杭霪雨连绵，河水暴涨，到处是水流肆虐，“民多溺死”，并且“民饥，各仓无储积”；而到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却闹起了旱灾，“山田绝望皆赤地，民大饥”；一年之后的万历四十九年四月，又是大水入城，高于地面五六尺深，“乡民多溺死者”；五年后的天启六年夏天，又是连续暴雨，“田禾多淹没”。你看，短短十年间上杭遭遇了三次水灾一次旱灾，人民如何受得了。天灾和赋税徭役的日增导致了“寇乱”不止，简陋的县城被频繁攻破，城内一片狼藉。我们暂且不管这里的“寇”是否正义，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只要动乱倒霉的总是平民百姓。多次的扰攘，百姓早已苦不堪言，于是在灾害不断、“寇兵”征战的背景下，加剧了瓦子街人的外迁繁衍。所以从明成化十八年至清顺治八年的169年间，由于战乱、外迁、灾害、疫病的原因，上杭全县户口仅增加171户，而人口反而减少4232人。人口的快速更替以及城市的几次重建，瓦子街终于失去了它应有的位置，真的埋藏在了瓦砾堆里。

在关于瓦子街的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与读者分享，也许真是一个发现。上文曾提到，广东南雄的客家后裔说“南雄大部分姓氏从上杭瓦子街搬去”，而广东南雄珠矶巷是广府人的祖居地。那么，现在广府人的祖先，即南雄珠矶巷的开基始祖是否有可能最早是从上杭瓦子街搬迁出去的呢？这不是无稽之谈。在广东的族谱中还发现了上杭的瓦子街同样有一个“珠矶巷”存在，如广东翁源《王氏宗谱》载“于明正统三年（1438）自福建上杭县紫金山下瓦子街珠矶巷迁出”，南雄等地的周氏族谱源流序述“秀公五子曰紫贵，原居上杭之瓦子街珠矶巷后徙始邑之罗所乡……”。那么上杭瓦子街的珠矶巷与南雄的珠矶巷有什么联系呢？我们找到了一条线索，像南雄净花祠陈祖虞一族，就是由上杭瓦子街迁至始兴净花村，其后裔再分迁至南雄包括珠矶巷在内的各个地方。这就说明，假如瓦子街有珠矶巷的话，那它和南雄的珠矶巷是有关联的。根据客家民系迁移的路线来看，我们有理由设想南雄的珠矶巷名称的来由是因为那里的住民就是从上杭瓦子街搬出的，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家乡就取了一样的名称。据说李氏木德公系的一房从上杭太拔的院前搬出后回迁江西，在那里找到一处跟家乡院前地形相像的地方定居，也称为院前，甚至连小溪山冈的名称都相同。所以说，客家人认祖归宗的意识是很强的。当然，作为客家研究的一块宝地，上杭还有道不尽的猜想让我们去解开、去思索。



2、传奇故事中的百姓之源



神奇的李氏闽粤大始祖



如果说古代上杭有享誉中外的名人，无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李氏入闽始祖，也称李氏闽粤大始祖——李火德。在他身后的七百多年间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地李氏后裔的推崇膜拜，每年春分前来上杭官田李氏大宗祠祭祖的后人不计其数，但凡李氏后裔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李火德，难怪有人说全世界知道李火德的人要超过东南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数。

李火德是个传奇人物，具有非常的民间色彩。李火德来自陇西望族，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八代裔孙，但是改朝换代已使陇西李氏只能感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李火德的父亲李珠这一代时，时值客家先民大举南迁，举家从江西石城迁居宁化石壁。由于石壁人多地少，加上宋元兵乱，李珠动员儿子们外迁，并写下“继先续后，根枝一处，绵远幸泽，举祖流芳”的纸条交给儿子们。李火德和哥哥木德沿着宽阔的汀江来到上杭丰朗，“见其山川风土之胜，遂兴爰止之思”，兄弟俩在丰朗定居下来。不久，哥哥木德继续外迁，李火德开始了他的独立人生，也开启了他身后空前的宗族膜拜。

他差一点绝后。在封建社会绝后是大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后人来讲也是大事情，因为明摆着没有火德公就没有他遍及世界各地的裔孙。根据史料记载，在他六十岁以前的人生并无什么辉煌壮举。唯有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后代，忠贞地守着元配夫人伍氏，过着两人世界的寂寥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三妻四妾风行的年代，又面临无后的悲境，他的选择彰显了他的品格。他是有品德的人，也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史书记载他“为人直谅温悫，有孝义忠信之行，非其义不苟取”，“殷于资，不啬施予”，因此他在当地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但是，封建偏见还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一天，他外出路过邻家，不小心惊动了恶狗狂吠不止。刚好邻居是位泼妇，从家里探出来见是他，便张口就骂：“我说是谁？原来是老绝后呀！”六十三岁的李火德听到如此毒语伤透了心，回到家里大哭一场。他的夫人伍氏知道后极力劝解他，并怂恿他纳原潭州太守移居丰朗的陈梅山之女为侧室。这里有二个看点，一个是夫人为自己的夫君取小老婆，另一个是六十三岁的老男人要娶一个十九岁的官宦之家小姐。当伍氏托付的媒婆到陈家求婚的时候，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但是陈家是有身份的知书达理的人家，不会一口回绝，就出了道难题，想让李家不拒自退。陈母对媒人说：“要娶吾女，须排满七桌银两，九桌缎锦，作为聘礼，如果无法筹措，则另聘名门闺秀。”媒人无奈只得如实禀报伍氏。伍氏一听傻了，这不是故意为难我么。但伍氏或者李火德并没有打退堂鼓，苦思暝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对策。定亲的日子到了，李家派人将银两、缎锦挑到陈府时，令家人将银子和缎锦分二大圆桌摆设，一边大红漆桌上摆满银子，并把银子将桌脚楔起，另一边圆桌中央放一坛老酒，周围排满缎锦后，请陈夫人过目收下。陈夫人一看也傻了眼：“七桌”变“漆桌”，“九桌”变“酒桌”，当时只是信口开河，根本没有字据，李家的这一着妙琪无可挑剔。言而有信的陈家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后人评价这段奇婚记的时候说：巧对显才情，年侄变女婿，喜霭满门庭。至此，李火德开始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在他与陈氏结婚后的九年里连续生育了三子二女，李家的香火就此连绵不绝。

六十三岁梅开二度，在九年内连续生育三子二女，按此算来，李火德至少在七十岁的时候还有生育能力。这不能不令人称奇。李火德的不凡还体现在他的丧事。相传，李火德在八十七岁（公元1292年）寿终正寝，送葬至丰朗岗头，原本晴好的天气，霎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送葬抬棺之人只好将棺木放好，到别处避雨。待雨过之后，停棺处陷落，形似一汪湖水，阴阳地理先生认定此为“螃蟹游湖”之风水宝地，并称日后子孙任其外迁，定可兴旺发达，因此就在原地造坟。墓地经多次重修，现在碑头刻有“种族文明”，坟前对联是：“宋代开基远，杭川衍派长。”后人有诗赞曰：“丰朗岗上一真龙，天葬陇西火德翁。嗣后房房连及第，荣华富贵永兴隆。”李火德辞世后六年即公元1298年伍氏夫人于九十一岁去世，其墓与火德墓相去数丈，是“孩儿坐栏”形；陈氏夫人只活了五十三岁，于公元1300年去世，其墓在丰朗李家山，人称“乌鸦落洋”形。客家李氏最大的一族完成了最初的繁衍发展，在元成宗大德元年谢幕而去。

正是这不同凡响的开端给了李氏家族强盛的繁衍能力，李氏后裔呈几何级数增长，火德儿孙先后离开了丰朗村，播迁他乡。从李火德神奇的游湖墓葬开始，经阴阳地理先生断言子孙必须外迁才有发展，为其后裔向外发展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祖地根基和精神动力。火德后裔第二代就从丰朗村迁到了第一站本镇大湖村。在大湖发展了，又迁到永定的湖坑，到第八代时又迁至闽南平和小溪西山。从此，李火德后裔首批进入闽南地界，他的第八代孝梓成了闽南李氏始祖。后来，他们在闽南发展了，又迁到东南亚各国。而火德的另一支则沿着汀江到达广东、广西，或者进入浙江，后因“湖广填四川”进入四川；第三支则寻找先民足迹回迁江西、湖南一带，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样一来，李火德后裔就遍布全国乃至东南亚、世界各国。据不完全统计，李火德后裔分布在我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及海外13个国家。有人形容李火德“裔孙蕃衍，瓜瓞绵绵，诗礼簪缨，代有英才”，因此李火德一支影响巨大，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兄弟。他在被其后裔尊称为“稔田李氏一世祖”、“李氏闽粤大始祖”、“李氏入闽始祖”的同时，知名度早已享誉全世界。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为纪念李火德公，他的嗣孙在上杭县稔田镇官田村兴建了规模宏伟的“李氏大宗祠”——惇叙堂，熔宫殿建筑和客家民居为一炉，“蜘蛛结网”形的结构象征着裔孙以祖地为中心衍派四面八方。宗祠建成后，立即成为李姓族人尊祖敬宗收族之圣地，宗祠内李火德神位前烛光盈盈，香烟袅袅，终年不断。1996年，李氏大宗祠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火德现象在上杭客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他和很多客家先民一样先是在宁化石壁作短暂停留后，沿着开阔地带继续南迁，到达汀江黄金地段上杭开基繁衍；其次，上杭在这些客家先民看来既是大本营也是中转站，他们在上杭开基后大部分没有再整体迁移，而是留下支系，其余继续迁移到广东、江西、闽南各地；第三，随着这些客家先民的后裔快速繁衍播迁，他们被后代尊为客家始祖，上杭成为祖居地。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许多族姓的后裔并没有把宁化石壁当作他们的祖居地，而是认定上杭为祖居地。比如李火德，后人并没有把李氏第一代入闽的李火德父亲李珠作为入闽始祖或者客家始祖，在祖居地上自然也只能认李火德开基的上杭了。这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种自然认定，谁也无法更改，所以上杭在九十年代以来成为寻根谒祖的热土，成为客家姓氏之族都。



“源流杭邑我家先”

一个人的远见往往与官职大小是没有联系的，而他的人生认定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自己始料不及的。所谓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就是这么回事。比如郭福安，从一名承事郎（八九品散官）到开辟郭坊村（上杭城址）、客家郭氏始祖，对后世的影响大大超越了为官之政绩，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决定会让小小承事郎千古流芳。

郭福安是唐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不过到他这一代时已是改朝换代的北宋年间，唐朝旺族的荣耀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意味着郭福安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依靠自己的才华和运气。但是他的运气肯定不佳，因为他大约在宋仁宗年间（1023年）仅博取了一个相当于八九品的承事郎之职位，而且远赴穷山恶水的南蛮之地。然而他是有才华的，书上记载他说具有采矿与冶炼的丰富学识。于是，在公元1023元左右受朝廷派遣，携带家眷，从京都开封经皖、赣入闽，进驻汀州府所属钟寮场（今上杭县才溪镇荣石村，1027年上杭县址迁到此地），受命全权整治该地金、铜矿开发与冶炼。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大家知道，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宋代人口超过了一亿，为汉唐的两倍，在生产力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铁制工具广泛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采掘冶炼工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技术相当先进，铁的年产量已达到14万吨，居世界第一。我国古代的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罗盘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北宋年间发明的。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对黄金白银的需求。上杭自古有金，惟以紫金山为最，当时已有山民在紫金山上零星淘冶开采金铜矿。郭福安到任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当地技工一道改进开采和淘金、冶炼技术，使黄金产量大增。《宋史》载，“天下产金六州，在闽惟汀有之。邑之金山，康定间（1040年）产金，至皇佑时（1049—1053年），中书备对贡金之167两（折合5219克）。”从时间上可以看出，郭福安到上杭钟寮场后，才在官方的正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上杭紫金山产金的记载。这一点郭福安功不可没，它为全面开采紫金山金铜矿提供了历史依据，现在的紫金山金矿已经成为全国单体产金最大的金矿。郭福安在任承事郎期间，还积极倡导农耕技术，推广铁制农具，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带给了当地群众，使当地落后的农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赢得了群众的称赞和拥戴。如今，郭福安足迹曾到达的地方还有“郭公岽”、“郭坑”（也称“谷坑”）、“郭公堂”（后改称“东塘”），相传这是当地群众感恩郭福安而作的纪念。

郭福安是有抱负的，他将一腔热血扑在了工作上，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的任务。但是提拔任用还是遥遥无期。科举功名对一个有为的人来说是重要的，但从现存资料上看不出郭福安享受了哪一种荣耀。作为一个远离中央集权，身负一个若有若无官职的他，其实也注定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一定有很深的苦恼，小小承事郎怎么会是胸怀大志的郭福安之归宿呢？只不过上杭美丽的青山绿水终于使他醒悟了：科举功名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如选择就此长作上杭人。在工作之余，他早已选定了安身之处，那就是距离钟寮场四五十里的汀江岸边的冲击盆地。这是汀江进入上杭后的一块最大的河谷盆地，背倚紫金山，面朝挂袍山，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捷，地旷人稀，汀江从盆地中间穿过，三折回澜，婀娜多姿，是一块十分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大概1063年在他任职期满后，就没有再回到老家开封，而是义无反顾地携家带眷，在他选定的风水宝地开基创业，休养生息。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坊村。传说中曾有白鹤仙称赞此地：“袍山苍苍，江水洋洋，五百年后，朱紫盈坊”。此言果真不虚。

郭福安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俗话说“叶落归根”，但他选择了异乡为客，作永远的客家人。从他踏上赴汀之职起，其实就已经与客家结下不解之缘，如今他真正成为了一名客家人，成了客家的开基始祖。他是早期进入客家的先祖之一，也是没有经过宁化石壁而直接进入上杭的少数几个客家先祖。在他开辟郭坊村后，郭氏家族不断扩大繁衍，在闽粤赣桂台等地迅速壮大；同时借助汀江黄金水路优势，郭坊村早已辟除荒坡野岭，成为有一定规模的集市大镇。在郭福安带领众人开拓郭坊村百余年后的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知县事郑稷以县治四迁，屡经残劫，皆由治非其所，奏徙来苏里之郭坊”。四年后的乾道七年（1171年），“知县治事陈朝章初筑县署，并区域廛井途径，……不二年告成。”郭坊村成为上杭县城所在地，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在享受这片风水宝地时，不禁感念郭福安的开拓之功。

“未有上杭城，先有郭坊村”。这句俗语在上杭城连三岁孩童也懂，如果郭福安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他的开创性功绩就算一般将相也难比肩。他的慧眼独具，成就了上杭县城的风流倜傥八百年，正如丘逢甲所赞美的：“东南山豁大河通，汀水南来更向东。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如画夕阳中。”如诗如画的小城造就了历代文人雅士不断，经济社会繁荣。客家上杭感谢郭福安，郭氏后裔更是对他感恩戴德。上杭城内就有多处郭氏宗祠，现仅存杭中路59号建于明正德五年（1514年）的“郭氏家庙”，门首镌有石刻楹联：“开辟郭坊吾祖始，源流杭邑我家先”。郭坊成为一个传奇的开始，成为客家历史的一个原点，郭福安的贡献是独特的。



客家源流中的大本营

李火德、郭福安选择上杭作为自己的开基之地，与汀江流域是很大的关系的。汀江是闽西乃至福建的大河，也是省内唯一流入外省入海的河流。在这纵横千里绵绵不绝的滔滔江水中，到处留下了水流冲刷的河谷盆地，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古代的交通最为方便的是水路运输，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特别是闽西地区全境为丘陵地貌，山路崎岖，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惟有汀江能行航运，是为坦途。上杭境内河流宽广，支流众多，山川秀美，因此从宁化石壁窄小的盆地中走出的客家先民，大多选择了上杭这块未经梳妆的处女地。从各地搜寻的族谱资料可知，从宋代始有一百多个姓氏的客家先民在这里居住繁衍过，形成了像奇特的“瓦子街”现象等一些令人不解的历史之谜。

这些年来，除李氏每年保持了春分日全国各地后裔到李氏大宗祠大规模祭祀的传统外，许多姓氏的后裔都纷纷前来寻根祭祖。特别是丘氏、张氏二大宗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组织机构，专门负责研究、组织工作。客家丘氏奉在上杭开基的三五郎公为大始祖，他在宋末金兵之乱时由宁化迁入上杭太拔定居，生下十个儿子后分为十房分迁各地，而他终于定居地，墓地就在附近一个叫米子角的地方。后来，他的裔孙在县城建筑了宏大的丘氏总祠，以纪念他的开创之功。在上杭，历来有“丘半县”之说，意思为丘氏人口占据了上杭总人口的一半，这当然不准确，但丘氏确为杭邑之旺族。历经几百年的繁衍发展，丘三五郎裔孙从上杭祖地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人数十分可观。在国内，以福建、广东、江西为最，遍及九省八十五县市。在国外，还远迁韩国、马来西亚、美国等十多个国家。据说，全球共有一百多万人为丘三五郎裔孙，真可谓枝繁叶茂，遍播五洲。这也是十分典型的客家人口播迁现象，因为播迁范围之广、繁衍人口之多，使丘三五郎影响越来越大，前来上杭祭祀凭吊的队伍也越来越多。

客家张姓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张姓始祖张化孙可是个人物。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撰《化孙公像赞》，云：“公之丰采，气宇轩昂；公之品行，正直端庄。诗书博览，忠孝名扬；作牧汀州，合郡群黎。”“德泽开基杭邑，一门父子沐恩光。篡修族谱，报本不忘。钟灵毓秀，桂馨兰芳，绵绵世泽，长发其祥。”张化孙自岁贡生至赐进士、诰授中宪大夫，后任汀州太守，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但因为战乱，他在公元1204年的时候，举家来到上杭白砂的茜洋村开基创业，被其后裔称为“鄞江始祖”。这位鄞江始祖生18子108孙，棋布于世界各地，其裔孙多达一千多万人，被客家研究学者称为“张化孙现象”。张化孙现象的背后是张化孙本人的魅力所在，也是客家始祖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是文天祥诗中所说的，作牧汀州而正直端庄，是南迁客家人的杰出代表；篡修族谱，为子孙向外播迁而不忘先祖开了好头。另一方面是他良好的学识品行，使他的内外八句千古流传。“外八句”是他的遗训，全诗为“清河系出源流长，卜吉移居闽上杭。百忍家风思祖德，千秋金鉴慕宗    。承先孝友垂今古，裕后诗书继汉唐。二九苗裔能禀训，支分富盛姓名香。”一首诗，短短的56个字，将源流、迁徙、家风、家训和要求裔孙效法的上祖典型都概括在里面。“内八句”为8句40字的字辈诗，从张化孙开始的后辈全部按字辈诗排序，全诗为“化云腾上昊，承先绍启宗。仲兴山诒远，永廷应万崇。日振昌英俊，贤声继祖功。文运开世兆，科元定显隆。”内外八句成为张氏后裔人生旅途中最为重要的家族文化，为张氏的传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类似这样的族姓文化在客家还有许多，但以张氏最为典型。正是这种严格的精神导向作用，张化孙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后裔的良性发展，而他的裔孙也世世代代记住了这位大始祖。在上杭张化孙的定居地和墓葬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张氏后裔前来顶礼膜拜。

还有许多姓氏的客家始祖都是在上杭开基繁衍的，像廖、江、范、陈、刘、温、丁、赖、黄、叶等几十个姓氏，此外有一些姓氏还未正式得到确认，但每年前来祭祖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这样看来，在宋代的几百年间上杭承接了宁化石壁的迁徙路图，成为客家播迁中的重要迁徙地。上杭县于明代以后才有人口数字的记载。两宋时期以前因客家先民在上杭境内垦居所出现在的人口增长的情况，无法以史料数字去确切反映和论证；但在民间至今仍然保存的许多姓氏族谱，不乏清代以前的木刻本或手抄本，几乎都记载他们的上祖是从石壁迁来，其中不少姓氏的上杭始祖，又是这个姓氏的入闽始祖或客家始祖，表明这些姓氏的祖先来到石壁后，没有在石壁或别的地方留住多久的时间，有的只是路过就来到了上杭，并在这里择地垦居。有人分析，没有在石壁停留过长时间，是因为石壁在短时间内涌入了大量人口，已不堪重负，只能继续往南迁，而且当时动荡不安，从中原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因此这些客家先民选择了沿汀江而下，最终选择了开阔平坦、物丰人和的上杭作为定居之所。当然，上杭也不是一块净土，自然灾害和兵乱的侵入，使这些客家先民的后裔继续迁移，甚至整体外迁，终于形成了这些姓氏的客家裔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奇观。如果我们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遇上这些客家后裔，问他们的公太是哪里的， 他们准会用客家口音告诉你，他们的公太来自客家历史中的“香格里拉”——上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