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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古龙川人氏高考“状元”主政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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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yuannews.cn 2007-12-11 10:03:45 作者:谢雨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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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570万披着一身黄土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开始了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考。
■从118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77级”“78级”，成为他们心中光荣的代号。
■在这个群体中，有两个人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他俩不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而且都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他俩虽然不是考上同一所大学，但在工作后的继续深造过程中同班，一人任班长，一人任副班长；他俩还曾同在广东省委办公厅任职。更有意思的是，他俩都是古龙川人氏。2007年，他俩又走到了一起，主政一个地级市。两个昔日的高考“状元”主政一个地方，在中国政界恐怕是唯一的。他俩就是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市长刘小华。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东西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 ——题记
３０年前的今天，５７０万披着一身黄土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开始了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考。
１９７７年的冬天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恢复高考，亿万国民为之震荡，千万青年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被点燃。
抛下锄头，拿起书本；放下犁耙，拿起书本；离开缝纫机，拿起参考书；跳下拖拉机，拿起参考书……这群特殊的考生从田间地头走来，成为今日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心中一直收藏着一句话：感谢邓小平，感谢高考。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当年冬天那场改变历史的考试有了可能。３０年前的那个冬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史上最牛的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从６６届到７７届１２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７８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有１３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与考者的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出现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
有评论说，恢复高考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
这场“最壮观”的高考，改变的远不止是那一代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它悄然担当起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１９７７年报考高校的人数达５７０万，实际录取人数为２７．２９７万。如果加上１９７８年夏季的那６１０万考生，共有１１８０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从１１８０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他们同一年入学，他们的经历特征几乎一样。“７７级”“７８级”，成为他们心中光荣的代号。
和目前常见的“７０后”“８０后”一类称谓不同，７７、７８这两个数字并不代表他们的出生年份，却实实在在成为他们的“再生”纪年——在这一年里，他们告别了田野、森林、矿山、车间，进入大学，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７７级”“７８级”，既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也是历史大变革的见证人，见证了时代变革的风云际会。３０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履历。有评论说，“７７级”“７８级”的成功不在知识，不在年龄，而在精神——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这个群体中，有两个人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他俩不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而且都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他俩虽然不是考上同一所大学，但在工作后的继续深造过程中同班，一人任班长，一人任副班长；他俩还曾同在广东省委办公厅任职。２００７年，他俩又走到了一起，主政一个地级市，一人任市委书记，一人任市长。有人说，两个昔日的高考“状元”主政一个地方，在中国各级政界恐怕是唯一的。
他俩，就是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市长刘小华。
更有意思的是，他俩都是古龙川人氏。龙川县始设于秦始皇３３年（公元前２１４年），至今有２２２１年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其中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当时的龙川县包括现在河源的全部和韶关的新丰，梅州的五华、兴宁，汕尾的陆河和陆丰这一部分，还有惠州的一小部分。陈建华是陆丰人，刘小华是兴宁人，都是古龙川人氏。
现在，两个昔日的高考“状元”，正在为河源的经济社会发展殚精竭虑。他俩能走到一起，说到底还是绕不开恢复高考这个“原点”。那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东西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譬如高考的记忆。
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３０年前的两位高考“状元”心中的“琥珀”。
陈建华：从下乡知青到高考“状元”
“邓伯伯，我代表７７、７８级的大学生感谢您！要不是您，我们就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有点道理。”
这段对话发生于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４日，在从深圳市区去蛇口的车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的陈建华，面对自己十分敬仰的小平同志，一有机会，说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话。当时，他被省委指派负责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的录音、记录、整理，有幸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直接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小平同志“毫不客气”地回答“有点道理”。
小平同志的女儿邓蓉跟父亲说，陈秘书是７７、７８级的大学生。陈建华顺着说，我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县里的高考“状元”。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点头：“那是末班车。”
高中毕业“上山下乡”
在搭上这辆“末班车”之前，陈建华的大学梦已在那个年代众多青年下乡当知青和招工回城的标准式经历里耽搁了６年。
对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他来说，学习生活在１９７２年高中毕业后中断，既突然，又自然。其时，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６年。
陈建华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东江纵队东一支的老战士。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他的父亲原是教书先生，家里有私塾。在书香家庭中长大的陈建华，幼承庭训，自小就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从初中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印象中从没考过第二名”。
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后，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那年，他才１６岁。
在陆丰县畜牧果林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少年，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犁田、耙田、插秧……“什么农活都会干”的陈建华，每年都被评为“生产积极分子”。１９７４年，他被选派到陆丰南告水电站当民工。虽然干的是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但他觉得挺满足，因为可以“吃饱饭”。还好，会查函数表，还会计算对数的他，很快被一位早年留学苏联的梅县籍工程师郭芹元看中，当上了活计相对轻松许多的测量工。
“浪漫的水电民工生活”结束于１９７６年，陈建华回到林场，继续干“超高强度的体力活”。长年风吹雨打太阳晒，昔日的白净少年变成了皮肤黝黑的壮小伙。几年后到北京上大学，第一次进公共澡堂，当他脱掉外衣后，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他——除了背心和裤头是白的，他全身黝黑一片，“跟非洲人差不多”。
艰苦的环境中也有乐园。这个乐园就是农场阅览室。在那里，陈建华看浩然的《金光大道》，看鲁迅的作品，自学平面几何，自学初等代数……但这一切，仅仅是兴趣和习惯使然，并不是为日后的考试做准备，他从没想过自己还有机会参加高考。在“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为“黑五类”。“下乡”６年间，当兵、招工等都没他的份。
打着点滴考出“状元”
这个背景还真影响了他高考。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无数青年为之欣喜若狂，陈建华却很平静，他不知道“黑五类”的子女能不能报考。他的父亲被平反，那是１９７９年的事。
犹豫归犹豫，他最终还是报考文科，在１９７７年冬天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他一直坚信自己考得非常不错，绝对不可能落榜。但是，与他预料的一样，政审关卡住了他的大学梦想。
他依然很平静。
第二年，他“卷土重来”。这次他报了理科，原因是他想理科政审应该相对没那么严格。事实上，第二年就取消了政审。这次，他考了３７８分，成为陆丰县的高考“状元”，其中语文单科成绩在整个汕头地区排第四名。
陈建华“出名”了，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状元”是他在身患重感冒的情况下考出来的。高考期间，他每天中午都要打点滴。之前，农场给了他１２天假期，两天半时间用来考试，复习备考时间仅有９天半。
上厕所都背英语单词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到登上北上求学的列车，陈建华依旧很平静。受父亲豁达乐观的性格影响和多年的艰苦打磨，他越来越达观。直到坐在北京钢铁学院（即今北京科技大学?熏１９５３年由清华大学机械系、冶金系调整组建而成）的教室里，在开学典礼上听我国连续铸钢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时任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主任徐宝升教授讲话时，他才和众同学一起激动万分、豪情澎湃，才真正感受到自己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那时，我们心中充盈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陈建华说。
这种激情使得陈建华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中。他平均每天学习超过１４个小时。大学期间的四个春节，他只回家过了两个年，其余都是在学校过的，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在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他读的是工科，工科没有要求做理科的数学题，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自觉地做完了极负盛名的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一万道题，我全做完了。”陈建华自信地说，“到今天，拿高考数学题来考我，也难不倒我。”
“排队打饭背单词，早晨跑步背单词，甚至连上厕所都背单词……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今天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陈建华说。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
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不少知识，但陈建华一直认为，大学里学到的只是一个基础、一个方法，“学而后知不足”，不懂就学，不懂就问，永远有新的东西在前面。
“到了河源，主政一个３００多万人口的地级市，我更是有一种‘入太庙’的感觉。”陈建华说，“‘入太庙，每事问’，孔子不懂的事还问呢，何况我们。所以，作为一名老大学生，一名八五年的老工程师，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向实践学习，向河源的老领导和同事们学习。”
谈起主政河源后抓教育事业发展的大手笔，陈建华表示这跟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说，３０年前的那场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７７级”“７８级”及“７９级”们，更是明白教育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重视教育，不仅仅是重视今天，更是重视未来。我们过去所说的“一人就业、一户脱贫”，今天不一定适用了，因为一个人就业，他可能是低层次、低水平、低工资的就业。如果经过职业技术学校或技工学校的专业技能培训，那就能实现高起点的就业，真正实现“一人就业、一户脱贫”。今天，不能再走这种低层次、低水平、低工资的就业之路了，而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各类教育，让每一个河源人都有文化，都有素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因此，抓教育就是抓发展后劲。抓规划、抓交通是为工业园区建设创造加快发展的投资环境。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建设，更加注重民生，构建和谐河源。
打基础利长远，抓当前促发展，重生态，重民生，看来是这位读书人的追求。
“以河源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最重要。”采访结束前，陈建华如是说。
刘小华：考上中大轰动全公社
“小华牯（客家方言称谓男子，习惯在名字后面加牯字——编者注）考上大学啰！”
３０年前，这个消息在兴宁县叶塘公社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亚于现在的“爆炸新闻”。
听到久违的高考，听到久违的大学，况且，小华牯是以兴宁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名牌大学——中山大学，整个生产队都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叶塘中学校长更是激动万分，后来他把小华牯上大学后写给母校校长的信抄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学校礼堂的墙上，号召全校学生向刘小华学习。
山外就是北京上海
都说往事如烟，可在刘小华心里，３０年前的往事却清晰如昨。这种难以磨灭的印记，多半来自昔日“翻出大山”的渴念。
３０年前，刘小华不知多少次爬上屋前的一座高山。站在山顶俯瞰兴宁县城，他一遍遍地想，要是能在县城找份工作多好啊。他甚至天真地以为，翻过这座山，再翻过远处的几座山，就到了北京、上海。
与其说大山包围了他的梦想，不如说那个特殊的年代阻断了他的梦想。与许多农村青年一样，刘小华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加入了“１０７部队”（“１”代表扁担，“０”代表斗笠，“７”代表锄头）。
那是１９７５年。１６岁的刘小华怀着眷恋和郁闷的心情，告别叶塘中学，回叶塘公社胜青大队务农。农活于他并不新鲜，从五六岁起他就帮着长辈干农活，上中学后有一半时间务农。他学过兽医，阉鸡阉猪样样都会。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当班长，成绩十分优秀。当教师的父亲和当农民的母亲，一直希望他读书成才。但现实打碎了他的大学梦。
这个“有文化的青年农民”，被生产队破格任命为会计。当了会计，同样得跟“１０７”打交道。当时大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喜好文学的刘小华负责。劳动之余，他自己编剧本、写山歌，然后和队员们一起在节假日表演。大队“农业学大寨”修水库广播员的担子，也交到他肩上。采、编、播“一条龙”，他一人就可以搞定。由于表现突出，他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公社团委副书记。即便这样，他的大学梦仍然虚无缥缈。当时实行的是工农兵推荐制度，不但名额有限而且得有点“背景”，大山外面的大学对他来说遥不可及。
但是，刘小华一直没有放弃。当时，农村人家里已难以找到书本，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他都会抓过来看。那些被打倒的“右派”、“黑五类”之类的子女，成了他的“书源”。这些家庭往往有一些书，他借了东家借西家。那时，刘小华最期待的就是天下雨，因为雨天就不用干农活，就可以猫在家里看书。
他的大学梦一直藏在发黄褶皱的书本里。他知道，要翻出大山，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就是考大学。
装病偷偷摸摸复习
机会终于来临。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
刘小华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振奋。他马上着手找材料。小学到高中的课本，他一本都没有丢。加上父亲是中学教师，准备复习资料对他而言并不是件很难的事。难的是白天要干活，没什么时间复习。刚好县里有个工作组驻在生产队里，有人向工作组组长“告密”：小华牯为了个人前途，只管复习耽误了劳动。组长发火，撂出一句话：看他还敢不敢耽误劳动，考上了也不让他读！
自此，刘小华只好秘密复习功课。中午和晚上躲在家里看书，偶尔耍小聪明，装病不出门，偷偷摸摸看书。他心里，藏着志在必得、舍我其谁的念头。
考场前架着机关枪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刘小华终于走进想象了很久的高考考场。考场设在他的母校叶塘中学，校门口架着两挺机关枪，气氛很紧张。公社干部说，架机关枪是为了防备“阶级敌人”搞破坏。
“阶级敌人”没来搞破坏，考试进行得很顺利。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刘小华虚构了一个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老华侨，回到家乡，因家乡变化太大而迷了路，问路时巧遇大队书记，一番畅谈才认识到家乡的面貌已经日新月异。
３０年后聊起这篇作文，刘小华哈哈大笑：“现在看来，故事情节就很老土啰！”
开头提到的情节在这次考试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刘小华的母亲尤其高兴，感觉腰杆一下子挺直了不少。
大学才学“ａ、ｏ、ｅ”
１９７８年春天，刘小华终于翻出大山，赴广州求学。临别时，母亲哭得厉害，不知是舍不得儿子离开，还是太高兴。在兴宁县城，他第一次住招待所。清晨６时出发，下午５时３０分才到广州。车过增城后，刘小华看见了一片现在南方城市很常见的霸王椰，他以为快到海边了，心里异常激动。
走进大学后，刘小华碰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不会说普通话。人家姓周，从他口中出来就变成了姓“朱”。之前从未学过汉语拼音的他，不得不学起“ａ、ｏ、ｅ”。
在乡下时原本只想吃上“国家粮”的他，一走进大学校园，心里陡增一种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发奋读书的自豪感和使命感。３０年后，他感慨地说，那时能读书就相当不错了，何况考上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那可是“千里挑一”的啊，大家都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大学四年，每年暑假他都没回家，在学校勤工俭学之余，如饥似渴地吮吸书本里的知识。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
学习仍是最重要的事
对知识的渴求，是“７７级”“７８级”的共同特点。他们无疑是历史的幸运儿，在改革开放前夕，青春的尾巴抓住了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了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
刘小华说，“７７级”“７８级”最大的优点，就是既富于创新精神，又能比较自觉地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感。这也是这一批大学生中为什么有许多人能够在本职岗位上出色工作，成为国家、民族栋梁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太快，变化太快，现在看来，虽然“７７级”“７８级”拥有不少优点，但缺乏全面教育、系统训练，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７７级”“７８级”教育背景的时代局限尤为明显。“７７级”“７８级”的子女辈拥有远比他们青少年时代更好的条件，可能比他们更有知识，也更容易融入这个瞬息变化的时代。所以，学习“仍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一件事”，知识改变命运，学习使人进步。
刘小华说，要想不落伍掉队，跟上时代发展节拍，要想为社会作更大的贡献，就必须继续学习、终身学习，不断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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