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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
客家研究自19世纪50年代肇始后，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过多次研究高潮。在20世纪30年代，以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两部巨著的问世为标志达到了一个高潮。此后，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在大陆受到了冷落，几乎形成空白。
对于客家研究的历史，不少客家论著几乎都有详略不一、程度有异的介绍与评述[1]。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并成为一种“客家热”逐渐升温，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显学，特别是在海外客属团体与客籍华侨华人的推动下，各种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机构相继建立，期刊杂志、新闻报纸大幅刊载，时有新出，学术会议、文章论著也推陈出新，使客家研究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据已有的成果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与前面几个阶段相比，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新一轮客家研究热潮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研究机构与队伍的扩大。以大陆地区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客家研究机构已经遍布于客家大本营的粤闽赣三省以及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其中又以大专院校和科研究机构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广东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江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等。进入21世纪，逐渐扩大，先后成立的有四川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家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研究所等。研究人员与队伍也相应地增多。
第二，研究内容的拓展。除客家渊源、客家方言、客家妇女等方面外，有关客家传统墟市经济与现代化、客家乡村社会变迁、客家民间宗教、客家海外移民与原乡社会等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此外，还特别注重客家内部的差别以及客家与其他族群的比较分析，如粤东、闽西、赣南客家文化差异与原因；客家人与广府人、客家人与潮汕人的比较。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以外，目前客家研究愈加重视多学科知识的运用与整合。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成为客家研究越来越重要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是，客家研究的学术交流在保留原有的以客家为主题的理论性的学术研讨会以外，以田野考察报告会的形式的客家会议也先后在广东梅州、韶关以及福建龙岩、江西赣州举办了9届。此外，诸如族群理论、华南社会、民间信仰、海外移民等学术研讨会上，客家方面的研究学者与论文也占有不小的份量。这更加有利于引起学术界对客家研究的关注，有利于客家研究在一个规范化、学术化的氛围里更加理性地发展。
第四，不同身份和学术背景的研究学者的参与。近年来，随着客家研究的升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客家。这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陆地区非客家籍贯的学者加入了客家研究阵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改变了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二是海内外不同学科的高学历的研究者的加入，将客家文化作为他们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仅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自1994年至今就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等地的20余位学者，他们在客家地区的调查成果不少已出版发表，对丰富客家文化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客家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民系概念最早由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提出，即指某一民族下的支系，如汉族内部就包括很多个支系。仅广东省而言，除客家民系外，还有广府民系和潮汕民系。“民系”概念此后一直为学术界所沿用。后来，随着族群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以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多将客家视为族群。客家的称呼由“民系”变为“族群”，姑且不论其是否合理、正确，但这一学术话语变化的本身就说明目前客家研究的这种学科背景的转变与研究内容的更新。文化人类学扮演的正是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角色。本文试图结合笔者近年来从事客家研究的亲身体验，谈谈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基本方法在客家研究中的运用、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客家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与族群（民系）文化，虽然它目前没有能够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但事实上，它与徽州学、敦煌学、藏学一样，都是一门交叉“学科”，这意味着它需要多学科知识诸如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的整合与补充。其中，笔者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对客家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客家研究起源于历史学，而且一直以来，无论是客家研究的学者还是研究理论与方法均多出自于历史学科，它对于客家研究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本文故不再赘述。而文化人类学对于客家研究的意义远不如历史学人们所重视，实际上，客家的族群属性本身就道明了两者的密切关联，只不过久为人们所忽视而已。例如文化人类学关于某一族群的起源发展、语言、习俗、宗教、经济等问题，就是客家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如文化人类学关于某种文化的发生、形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各个文化事象的内在关联等，同样也是客家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是深入认识客家文化不可必缺的手段，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少有记载的客家民间信仰、宗族社会、习俗等，只有通过诸多的田野调查个案，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达到目的。田野调查之于客家研究的重要作用，下文将详细阐述。
客家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结缘，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如果仅从罗香林先生算起，差不多也有近100年的历史了。罗香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客家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很注意实地调查，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的自序中说：“几年来，收集到关于客家问题的材料，及去岁在广州测验所得关于客人形体的记录，以及在广东东北部客家区域调查所得的实际材料及记录，十之八九都还没有放进这一册去。”[2] 罗香林先生曾专门就人类学调查与客家研究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他们（注：顾颉刚等人）对于客家，本来就无所爱恶，如此热心提倡，亦只是以客家问题值得学者努力研究吧了；亦只是以为要彻底解决客家在学术的问题，非举行实地调查，非广为荟集关于他们的史料必不能有所成功，不出来提倡一下，于内心实在不快吧了。”[3] 由此可见，早期的客家研究者也是很看重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谢剑教授也认为罗香林先生“无论是针对群体的论证和个案研究，均较前人深入，且能以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观点与史学相结合，开展新的视野，提升客家研究的水平。”[4]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上的客家研究们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而停滞，几乎成为空白，更不用说是人类学、文化学的运用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期海外客家研究却保持一定的力度，而且在内容与方法上注重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如M.Freedman、H.D.R.Baker、B.E.Ward、C.F.Blake、.M.Potter、.Waston、R.S.Watson、David Fatur等人在香港新界等地对客家村落进行的研究，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孔迈隆教授在台湾屏东县美浓客家地区的调查研究。80年代客家研究再度兴起时，研究者大多没有跳出在罗香林先生的窠臼，关注的仍然还是客家渊源，争论于客家的“血统”的“纯正”与否，“高贵”与否，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客家情潮、情结。此期的大陆客家研究连历史学基本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都没有很好地贯彻，根本不用说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深度访谈那一套了。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较大规模地被引入和运用到大陆客家研究的具体实践，有几位学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谢剑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等。谢剑是一个深受英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的人类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新加坡的田野研究中就对客家产生浓厚兴趣。80年代便到粤东地区与嘉应大学的房学嘉教授合作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受谢剑教授的启发，房学嘉教授开始尝试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粤东地区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积累了许多资料，可以说是对客家文化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较早、成果突出的大陆学者。福建社会科学院的杨彦杰教授是另一个倡导客家实地研究的代表，早在1994年劳格文博士就与杨彦杰教授合作进行“中国农业传统社会结构研究”，研究区域包括闽西、粤东、粤北、赣南等地。这项时间长、成效大的研究计划以《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出现，至2002年共出版18卷。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接踵而至、广泛参与，文化人类学成为客家研究的一种主流理论，蔚为风气，田野调查已成为客家研究的主要方法，客家研究也以一种新的形象而为学术界所关注。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谢剑、劳格文等人的推动下，1992年在香港成立了国际客家学会，并成功主办了第一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此后每两年一届，至今已举办了8届。在台湾，以中央研究院徐正光教授和庄英章教授为代表，整合有关研究力量和资源，对客家族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学者们还积极推动法国远东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宗教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所、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等海外学术团体与大陆进行联系交流，使客家研究在一种更科学、更理性、更广阔的学术空间里良性发展。
三、田野调查在客家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文化人类学对于客家研究的贡献最大、表现最为外在的就是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法的实践。虽然文化人类学用于客家研究并不晚，但真正的、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的实践却很晚才正式开始。其中由劳格文博士主持的“中国农业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在客家地区的实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个多地区、多学科、多部门参与的大型课题主要倡导采取实地调查方式，深入客家乡村进行访查。其参与者既有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也有政府文化官员和地方文化工作者等。“每个工作者，不是去抄别人的文字的资料，而是真的走出家门访问乡村中的老人，以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情是如何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他们带回来的每一个事实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极为宝贵的。”[6]
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的同时，不是视之如圭臬，全盘照搬、照抄。与人类学一样，田野调查严格说来也是“舶来品”，因此必须“本土化”、“中国化”，才能更好地用来研究中国社会。同样，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用之于客家研究，也必须“客家化”。正如陈支平先生所指出的，“不同的学科研究毕竟有着不同的学科特点，有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 这里笔者将针对客家田野调查研究的时间、空间单位以及访谈材料与被调查者心理等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人类学有他自己的一套认识、看法。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认为：“田野工作对于研究者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在研究者在所调查的地方至少要住两年左右，以特定的社区为中心。”[7]总的来说，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要求研究时间长且相对完整，“为什么要呆那么长时间呢？首先，文化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环节，最理想的调查地是与研究者成长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因此，文化人类学者以掌握调查对象的社会的语言为必需的条件。另外，为了了解人们生活的全部节奏，至少以一年为周期是很必要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有关集中调查社区的更大社会的状况和知识， 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8]
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这些文化人类学家的论述，既是说明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客家研究的田野作业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有一定差异的,不要生搬硬套。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客家文化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还有不少传承、记载其文化的形式与文本如族谱、地方志、民间歌谣。翻阅有关文献有利于调查、修改自己的田野调查计划。而在调查中也会发现很多的文字材料或口头材料，这些材料有时并不一定能立即消化、吸收，而是需要带回来整理，从中又能发现新线索、新思路，有利于进行再研究。而且现在的田野调查“着重于特定问题或理论的探讨”，而不拘泥于某一事某一物的调查。第二，相对于那种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来说，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非客家籍研究者参与，但客家文化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基本上还是“本土文化”。可以不需要一次性花太长的时间投入其中，而是将时间周期分为几个阶段，划整为零，显得更加机动灵活。
至于客家田野调查研究的空间单位，也应该在具体研究问题中作不同处理，而不是将它限定、限死。社区是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基本单位，什么是社区？社区的概念本身也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人民；第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第三，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9]。 可见，社区其实也是一个变量，是个内涵与外延灵活多变、富有弹性、可操控性强的概念，可大可小。因此，在客家研究中的田野调查中，有以乡镇为调查社区单位，有的以县为调查单位，也有以村落为调查单位。
笔者认为，客家田野调查研究的具体地点与单位，应根据各自研究课题与内容有不同。如笔者目前正在参与的“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研究”课题中，就是以市镇（包括乡镇一级的墟镇和乡村的草市）为研究重点，它同时关注乡镇和村落这两个层面。这种调查单位的确定除了受劳格文博士的影响外，还基于另外两种学术理念的考虑。一是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乡镇一级的市镇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范本与契入点。二是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一个更大区域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内容。市镇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10]。另外，研究者的兴趣以及某些具体研究计划之外的人为因素也会对调查单位的选择与确定有不小影响。
此外，在客家田野调查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访谈材料与被调查者心理。第一，要注意被调查者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所谓“心理二重区域”现象，即俗称的“说假话”[11]。人们总有个人的隐私，故存在着两重心理区域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在调查访谈中，有些报告人对于调查人的身份、目的、内容不理解、不明了或不熟悉，而持有警惕、怀疑心态。
这种心理二重区域现象不独客家人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之所以特别强调客家田野调查中要特别注意，是因为客家人的心理二重区域现象相比而言较突出，这样得到的访谈材料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客家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客家人的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历史上，客家人长期处于“处处为客”、辗转迁徙的状况，无论是处在地理空间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还是从边缘山区向中心地带的平原流动，都势必与当地族群发生融合与冲突，清末的土客大械斗就是这种客家生存形态的集中体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使客家人迸发出一种很强烈的族群意识，在群体性格与心理上突出表现为团结、奋进、热情、质朴、保守、警觉、谨慎，于是强调根系中原与血统的纯正以争取“正统”地位和回归国家与社会的中心，也成为早期客家研究的主流。根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以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作为测试工具对广东省汉民族三大民系列化的143名大学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在性格上广府人最轻松兴奋，而客家人最审慎[12]。笔者在调查研究中，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形，有的被调查者对调查明显表现出警觉、疑虑，对于风水、宗族械斗、民间信仰等视之为“封建迷信”、敏感的话题都有意回避或敷衍了事。
第二，注意甄别调查过程中所搜集、整理被调查者的口述材料。这种访谈得来的口述材料具有很大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普遍性。但口述材料由于被调查者由于自身文化、知识、记忆、语言等因素以及对调查内容的理解偏差或与调查者心灵上的沟通的局限性等等，难免会造成材料的缺失甚至错误的困境，这就需要调查者正确对待并尽可能地弥补、完善。
在这种口述材料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用另一套民间话语解释的“地方性知识”，这就需要特别注意，要有一种“内部眼光和外部眼光”或者坚持主位与客位解释并重的立场。坚持主位与客位解释的研究方法，对于田野调查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客家文化中如何实践并验证主位与客位解释的研究方法，既是一个重要课题，又是一个难题。
以客家地区的风水活动为例。客家地区，风水活动异常盛行，有关信风水、争风水、斗风水甚至盗风水的事例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成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色。在客家地区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被调查者介绍某村某宗族的风水如何神灵，如何得到或者如何被其他姓氏宗族抢占之类的传说故事[13]。其实这些访谈到的口述材料，多数是来自被调查者的自我解释。这种主位的解释是地方知识或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是被调查者站在自我包括自己个人乃至所属的某一宗族、村落的立场，为了自己和宗族、村落的利益而主观建构甚至虚构，所以常常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上的社会实践有着不少差距。因此，访谈不同的被调查者可能会得到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的说法。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表现方式，比如A宗族与B宗族历史上曾发生械斗，A宗族的人说是因为B宗族的人调戏他们宗族的女人，而B宗族的人则持相反说法。面对这种解释不一，出入很大的说法，就需要调查者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特别是要学会用客位或他观的方法去看待、去分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表面现象，可能就会轻信或被其迷惑。但如果以局外人的眼光，客观而公正地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找出这些主位解释的民间话语表层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因。客家地区的风水活动，究其实质，是由于传统社会客家地区山多田少的人地矛盾以及典型的移民社会生态环境，各个姓氏宗族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争夺生存资源的结果。于是风水便被赋予一种新内容与形式，大肆利用，成为争夺政经与生活资料的工具，成为客家传统社会中打着“争土地、求生存、谋发展”的幌子与借口的一种生存策略[14]。这种坚持主位与客位解释相对照的研究方法要求调查者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一分子，不被当地人视为局外人，同时又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做到“人乎其内再出乎外”，以“文化持人者的内部眼界”理性感受、分析这种被调查者的自我解释，从而得出符合事实的客观而真实的解释。
四、简单结语：客家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反思
在田野调查受到普遍关注与重视的同时，它的局限性也开始暴露出来，一些学者特别是历史学界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并对田野调查提出质疑与批评，如张侃先生认为：“田野调查最容易犯的是功能主义和非历史倾向，于是以点带面、以偏盖全的论断时常出现。”因此他指出“田野调查”只能是客家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全部方法[15]。 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客观与中肯的，不无道理，它引起人们对客家田野调查研究的认真反思与总结。
事实上，不仅如此，长期从事客家田野调查研究的学者也很早注意到田野调查并非一把万能钥匙，它自然有其不足与缺陷，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借用其“器”而不是全盘沿袭其“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客家研究中运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已较以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客家研究的田野考察报告也与传统的“民族志”文本有着一定的差别。任何一门研究它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积累既包含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队伍，更主要还有资料。所以目前已问世的田野调查报告之类的客家研究成果，它在行文与内容上，基本是调查材料平白直述，客观如实地引用调查材料，而并非全盘照抄，罗列堆砌。文章结尾的短小结论或思考也是基于调查地点的具体材料与调查者的经验而得出的一些有限度的总结性表述意见。它们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后的研究提供资料准备，为以后的理论或范式提供证据和素材。从这一点看，客家研究应该与历史学研究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如果把田野调查视为客家研究中搜集资料的方法或途径，批评者们可能就会对田野调查有一个新的理解。
另一方面，事实上，田野调查确实不是目前客家研究的全部方法，而只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一种。目前真正从事客家实证研究、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其学科背景并不多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相反很多还是历史学出身。在他们看来，田野调查并非获取资料和认识了解当地文化的唯一途径，而是通过它来搜集更多的资料如口述史、族谱、契约文书、账本、私人日记、科仪本、碑刻等民间文献，使之与官方档案、历史文献相对照，反过来，田野调查也是验证文献材料的“试验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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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侃.21世纪客家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学的视野[A].中国人类学会通讯,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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