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及其思考

南汉

第23卷第2期
2005年4月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OFJIAYING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s）
Vol.23 No.2
Apr.2005
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及其思考
翁才敏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本文从梳理客家传统宗族生活形态入手，着重比较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国内客家聚居地的宗
族复兴情况与海外客家宗族组织的发展状况，从中探讨客家宗族的现代走向。
［关键词］客家宗族；现代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2X（2005）02-0068-04

改革开放以来，被视为封建残余的宗族现象
在各地有了不同程度的复兴，这已是不争的事
实。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并已经形
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反映了各个学科如法学、政治
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和解释，从不同的视角说明了宗族现象复兴的原
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同时提出了许多解
决对策。但综观这些成果，笔者认为，有两个缺
陷是比较明显的：一是用过于宏观的视角，把发
生于中国大陆的宗族复兴现象统一起来进行考
察，并得出似乎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但事实告诉
我们，由于不同区域、不同民系的生存环境，历史
源流不同，其宗族生存形态呈现出多样性，不可
能统一于同一模式；二是对发生于祖国大陆之外
的宗族现象———主要指海外华人社团（其可能是
传统宗族的某种变异形式，但从很多方面我们仍
然可以看出其作为宗族组织的实质）少做考察或
仅做孤立考察。
本文意在克服其局限，首先将研究对象圈定
在客家这一特定汉族民系的宗族复兴现象上，其
次，将客家人的海外宗族组织与客家传统聚落中
的宗族复兴加以联系、比较，从二者的共异中寻
找客家宗族的走向。
一、客家宗族溯源
考察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必然须从梳理其
传统宗族生活形态着手。宗族现象作为中国传
统农耕文化的一个衍生物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周
王朝建立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将宗族设置
成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宗族作为一个以血缘
纽带为基础的团体，又延续着与封建王国相似的
组织结构：在宗族内部，嫡长子世袭为宗子；宗族
之间与宗族之中按血缘辈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
度。在历史上，宗族作为调整传统农村社会关系
的重要力量和组织，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在
封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
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族的一个富有特色的
民系之一，并没有因为自身历史的不断迁徙而失
去与中原汉族文化的承续，相反，客家文化与中
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保持
了古代中原的宗法式文化形态，其宗族现象在继
承中原旧时宗族传统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自己
的特色。根据丘权政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家
族制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
式家族制度，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制
度，宋以后的祠堂族长的族权式家族制
度［1］（P165）。以此观之，客家地区的宗族形式主要
是族权式家族制度，而由于在南迁的客家人中
（尤其是东晋永嘉南迁）有不少原属中原世家大
族，所以虽然是“落难”南迁，无法维持原有的家
声、家力，但在这些宗族中又依稀透着一种对世
家声望的眷念，比如客家地区的住宅楼门上常标
有堂号、堂联，这些堂号、堂联往往带有“家声”、
“世泽”等专用语，像“鸿胪世第，枢密家声”等，这
些堂号、堂联既反映了客家人对祖先的怀念，又
表现了客家人对家族原有声望的眷念。另外，由
于客家人的迁移在历代都有发生，因此在他们的
宗族生活中甚至留有“三代遗风”，保存了春秋前
中原宗法式家族制度的一些外部特征，如礼制分
明、长幼有序等。
除此之外，由于迁徙，客家人新的生存环境，
生活方式又给他们的宗族制度烙下了鲜明的特
色。比如客家人作为后来者迁居南方，其时肥沃
之地大多已经属于当地原住民，再加上为了躲避
战火，因此他们多选择居住于荒僻的山区之中，
而居住方式则发展出了较为封闭、安全的土楼，
合族而居，交通闭塞，使得各个家庭自成一体，少
与外村、外姓接触。表现在宗族制度上，就显得
比其他汉族地区的宗族制度更为持久、强固和纯
粹。毛泽东对当时纯客家住地井冈山地区的宗
族组织的描述也反映了这一点：“无论哪一县，封
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
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
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宗族主义不能战胜。”［1］（P165）
一般而言，维系和加强一个宗族的形式和方
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并不全然一致，
就客家地区来看，其维系宗族的方法主要在于：
1.修谱。修谱主要是为了确立并寻找宗族
根源，认定血缘世系，确认并凝聚同宗成员，制定
族规管理本宗族成员；
2.建祠堂，开展祭祀活动，统一精神信仰，
加强宗族凝聚力；
3.掌握家族公共土地和住宅，建立“族田”。
有的宗族还想尽方法建立墟市，通过农村商品交
易获得利益，由此建立宗族活动和管理的经济基
础；
4.有的宗族确立了族内权威，作为非正式
的管理机构。
当然，在传统乡土社会，宗族不仅仅是作为
一个象征机构而存在，千百年来，客家人的宗族
制度之所以能够承传下来，是与宗族制度所发挥
的功能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宗族成员对宗
族组织的客观需要而使其获得合法性。客家人
的宗族制度在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作用，不能仅仅
用封建王朝的统治、控制工具来概括，它也不仅
仅是父权、夫权的一种制度体现。在生产力落后
的旧时农村地区，宗族制度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
正向社会作用，比如：
1.通过家族的公共祭祀活动，把同宗人一
定程度地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公共力量，比
如经营“族田”等，从而为宗族的自治自助提供了
前提条件；
2.在教育资源难以延伸到农村地区的情况
下，客家人出于对教育兴家、兴族的体认，动用宗
族力量，自办族学，对族内学龄儿童（主要是男
童）进行教育，这在客观上对提高农村地区村民
素质起到了当时无可替代的作用；
3.形成宗族自我保障体系，为宗族及其个
别成员的存续提供较有力的保障，比如遇上灾
荒，动用宗族的共同积蓄，发放口粮，对没有能力
自理婚嫁丧葬，贫困残疾的宗族成员给予资助等
等。
4.举办大型的年节娱乐活动，调停不同家
族或家族内部的纠纷。由宗族共同举办的年节
娱乐活动，构成了客家地区民间文化生活的主要
内容，通过运用宗族公共力量，丰富了农村地区
的文化生活。
由此观之，宗族组织存在的方式和它的功能
构成了客家宗族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根据，当然，
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正向作用使宗族组织在现代
社会中也有存在的合法性，根据瞿州莲的说法，
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在于传统农村生活的血缘
性、聚落性、礼俗性、农耕性［2］。显然，在一个达
到一定程度现代化的社会中，这些条件都已经被
消解了。因此，改革开放后客家农村地区宗族的
复兴，说明在改革开放前它的消灭不是自然的，
不是由于丧失自身存在的基础而自行退出历史
舞台，而是由于国家强制力（主要是一系列的革
命运动：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革“破四
旧”等）的暂时打压而无法公开活动，而改革开放
后它能够复兴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不少农村地区
远远落后于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历史性地存在宗
族复兴的土壤（如社会保障不到位、民主法制不
贯彻、市场经济不发达、人口流动不自由，不频繁
等），因此，也就在一定时期内还具有存在的合法
性。
二、改革开放后客家宗族复兴的情况及原因
改革开放后，客家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活
动日渐“恢复”起来，主要表现在修祠堂、祭祖宗、
编族谱、寻故根等宗族活动的逐渐增多，宗族组
织开始重新存在于农民的生活当中，产生着或大
或小的影响。而客家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渊
源、生存环境，其宗族复兴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
许多村庄恢复了自己的宗族组织并修建了宗族
的宫庙，同时其宗族组织活动出现了海内外交流
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客家宗族复兴经历了两个
分支，适应各自的环境，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然也结出了不同的果实。具体来说，对于传统
客家聚居地———闽、粤、赣交界地区，其宗族复兴
主要源于这样几个原因：
1.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
民获得了相对自由，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生
活的控制的取消，宗族复兴取得了相对宽松的政
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2.客家地区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生存环境，
比如山区生活较为封闭，交通不便，城市化、工业
化程度不高，地少人多，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等。
一方面，千百年来，客家地区除去出洋谋生的人
之外，人口流动不频繁，多是一村一姓或一村只
有几个姓氏的聚居情况，这种聚居的纯粹性使得
宗族复兴较为容易；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艰苦
使农民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互助，依赖于宗族力
量的需要；
3.由于宗族文化传统在客家地区源远流
长，自南迁以来，绝大部分时期、绝大部分家族都
是以宗族形式来实现其生存发展，加上改革开放
后海外华侨寻根热的影响，宗族组织的恢复表现
得特别明显。
尽管改革开放后客家的宗族复兴现象由于
其外部环境（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条件
等）的变迁，已经不可能是原生态宗族的复归，宗
族的活动能力、范围以及对其成员的控制已经不
可能那么强了。但复兴后的宗族作为农村自然
组织的基本特质没有变，其形式和内容也没有什
么创新。因此，只能认为它是传统宗族文化在当
今农村的一种历史性的延伸。
再看海外客家宗族的发展，本文所指的海外
客家宗族主要是以海外客属华人社团的形式存
在的。诚然，海外客属华人社团绝不仅仅是宗族
组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族组织应是其主要
组成部分。根据梁启超对20世纪初加拿大和美
国华侨社团的分析，族制团体是几类华侨社团中
数量最多的［3］。
海外客属华人社团的成立最初是源于同乡、
同宗之间的互助互帮、求神祭祀、恤死送终等需
要而来的，其目的是通过互帮互助使同胞在异国
他乡能够求得立足、生存和发展。由于客家聚居
地地少人多，生产所得难以维持家计，所以很早
就有漂洋过海谋生的传统，明清以后，随着人地
矛盾的尖锐，更是出现了出国热潮。随着海外客
属华侨的增多，产生了互助互帮的需要，也产生
了在异国他乡获取精神归属，宽解思乡之情的需
要，因而，客属社团相继成立、迅速发展起来。
可以说，海外客属华人社团的发展走过了曲
折的道路，期间不断受到国际形势、国内政策的
影响甚至破坏，比如一战、二战，清朝的海禁政
策，新中国早期的限制移民等等都使其遇到波
折。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不
断增进，海外客属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
境与机遇，而客属社团迅速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即是1998年在香港成立的“全球客家、崇正会联
合总会”这一全球性客家组织。它的出现，使得
世界客属社团的各种联谊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有力推动了客属社团及客家地区各项事业的发
展。
三、海内外客家宗族组织之比较分析
如今，海外客属侨胞的宗族组织（主要表现
为客属华侨社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发展历程，与传统客家聚
落的宗族组织相比，海外客属侨胞的宗族组织表
现出独特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宗
族文化的超越和崭新诠释：
1.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组织往往局限
于同一姓氏的血缘宗亲之间的联盟，血缘上表现
出了排他性，在地域上则以聚居地村落为基础，
以同姓宗祠为中心，也表现出了狭隘性。而海外
客家侨胞的宗族社会，在保留一些传统宗族特征
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多样性，许多宗族组织不再以
同姓、同村、同族人为基础，而是超出了这个界
限，使得宗族的概念得以扩展，其组织基础更为
广泛，实现了血缘、地缘、业缘和方言等多种形式
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乡村宗族排他性
的一种超越，因而它也能够发挥传统宗族组织难
以做到的功能；
2.在宗族的活动范围上，传统的宗族组织
较为狭窄，它的基本宗旨既是对内团聚、管束、服
务宗族成员，对外与其他宗族开展以竞争为主的
接触关系，为本宗族谋取利益。而海外客家宗族
以会员参与的形式，突破了这种局限，其活动范
围也从最基本的联络乡情，团结属人等发展到兴
办工商、从事慈善福利事业、开展与祖国大陆的
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它在家乡与生活地，在
大陆与海外，在当地政府与侨胞组织中间起到了
桥梁中介作用；
3.在组织结构上，传统的客家宗族主要依
靠祠堂、族谱、公田、族长等非正式制度来运转。
而海外的客家宗族组织却在其发展中渐渐走出
了这种传统模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以
南洋客属总会为例，在其组织结构中，会员代表
大会是总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下设董事会，每
届两年，另设诸多的分管部门，在经济管理方面，
设有一套严格的财务与审核制度，以保证其运转
能够符合总会的宗旨。
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客家宗族
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外在组织形式的开放
和内在机制的改革，已经呈现出从相对封闭走向
开放，从单一走向兼容的新特点，这也体现出宗
族文化对不同生存环境的自我适应能力。比之
于传统宗族文化给我们的印象———封闭、小团
体、狭隘、家长制、帮会性质等等，海外客属华人
宗族组织给我们的印象是开放、大联合、开阔、民
主科学化，其宗旨也从服务本宗本族，转变为为
所住国社会服务，面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等，这
些都证明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开放、兼容、更
新的自我发展能力。
可以说这些新的变化是传统乡村宗族组织
所难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客家地区宗族
复兴现象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并引起了各方重
视，在一片争议声中，不少人认为宗族的复兴表
现出了利己排他，干扰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甚
至异化村民自治制度等严重后果，将成为阻碍农
村现代化的极大障碍。因此，主张以强硬的国家
政策将其取缔。但笔者认为，除却个别，宗族现
象的复兴绝不是少数别有用心者主观策划能够
实现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
失，自身生产、生活互助以及心理认同需要的情
况下作出的选择。因此，如果不能改变农村社区
的生存状况，实现农村的城市化、现代化，促进农
民的自由流动，宗族现象就不会自然消解。既然
宗族在一定时期内无法自动消解，那么在宗族与
国家社会的互动中，就应该采取积极的引导策
略，而不是以对立压制的方式去解决宗族问题。
如何引导？我们认为海外客属宗族组织的发展
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板，一方面国家应该积极发
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上的
保障，同时发展卫生文教事业，转移农民的精神
依托，使农村不再成为“阳光照耀不到的边陲地
带”；另一方面应该引导农村宗族组织以海外客
属侨胞的宗族组织模式为发展目标，实现自身的
现代转变，摆脱封建气息，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直至丧失存在的基础而最终消解在中国农村的
现代化、城市化之中。
［1］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
社，1999.
［2］瞿州莲.当代复兴宗族的特征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J］.
广西民族研究，2003，（3）.
［3］肖方峥.梁启超对美、加华侨社团的研究［J］.炎黄纵横，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