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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的客家人是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即建县前后，从粤东地区迁来的，主要分布于附城都、双桥都各村庄，而古劳都则全是土人。在将近200年的相处中，基本上相安无事。虽然由于语言、风俗有异，地界、学额等问题互有争执，彼此存在隔阂甚至积怨，然而并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尖锐程度。洪兵起义爆发时，土人客民都纷纷参加了所在地区的洪兵队伍，向清政府和地主豪绅开战。肇庆府属下各县，客民的情况与鹤山基本相同，高明、恩平，开平的客家人甚至更多。
据《开平县志》载，1854年7月，冯滚率领鹤山洪兵攻破苍城后，带队驻扎在开平北部靠近鹤山的古儒，向云乡客家人打单，被客绅高三拒绝，前去征粮的人员被杀害。冯滚请求驻水口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团勇击败。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发誓要报复，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另据《鹤山麦氏族谱及舆图记事论略》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土匪会同古都贼先向华村高官仙打单，官仙力却不肯，遂烧其房屋，掠其财物，并焚劫补磊、肇村……客家见土匪如此强梁悍暴，于是团聚长冈头李亚南家，挥传恩平、开平、新宁、高明、高要六县客家，称说土匪拜会联盟，欲尽灭各属客籍，若不指臂相联，必有唇亡齿寒之祸。所以各县客人惊悚，裹粮制梃，齐集长冈头寨堵御。”一般的史书都认为这就是土客械斗的开端，土客械斗是从鹤山开始的。但这仅是个别事件，如果不是清政府官员举措失当，还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械斗的。
鹤山境内土人占多数，客民占少数，所以洪兵队伍及其首领也多数是土人。为了镇压洪兵起义，清政府官员，小至巡检，大至总督，都利用土客矛盾，要客家团勇协助清军去剿灭洪兵，这才使客民与土人的矛盾激化，造成使土人和客民都深受其害的大灾难。在双桥都洪兵起事时，双桥司巡检罗瀛先逃到泗合村躲避，然后纠集客家练勇反扑宅梧，杀死洪兵元帅吴三兴、副元帅余章彪及洪兵战士三四百人。接着，咸丰四年八月十三日，典史冯荣、巡检罗瀛纠集附城都四十堡练勇近万人收复鹤山县城，这批练勇也主要是客家武装。现存《鹤城昭忠祠碑记》载其事，云“县城已为客练所收复，土匪俱散”。咸丰五年，新任鹤山知县沈梁到县镇压洪兵，随身带有四名武举人作助手。其中马从龙是鹤山客籍（一说高要客籍）武举。他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以颟顸著称的叶名琛批准了马从龙的建议。于是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会盟，制定六县客家人同心“剿匪”章约，积极组织客家武装，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同年八月，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放火烧屋……所以，各家记载都一致谴责马从龙是挑动土客械斗的罪魁。
械斗的开始阶段，是各方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屋，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丘墟，人民流离失所。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是客民占优势。咸丰八年以后，各地土人组织起团防局，加紧训练乡勇，双方战斗呈拉锯状态。其间，清政府地方官吏曾出面调停劝和，由于双方仇怨已深，和议随即又被推翻，械斗再起。咸丰十年以后，土人的反攻节节胜利。客民村庄田地多被土人占领，被迫到处流窜。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转向，派出大军清剿“客匪”。客民逃进深山老林，在官军和土勇的包围夹击下最后失败投降，同治四年（1865年）被官府遣散安置。其后又生波折，清政府再次出兵镇压。直至同治六年（1867年）才安置完毕。土客械斗波及八县、历时长达14年之久。
土客械斗虽然起自鹤山，但迅速蔓延到恩平、开平、阳春、高明、新宁（今台山）、高要，而且这些县的斗争更加激烈。例如，咸丰四年七月至五年五月，客人对恩平横陂、牛江、朗底、大田、那吉一带的土著村庄全面进攻，连毁400余村，“土人投入县城逃难者万计，此外被杀被饿被水火而死者无数”。随着斗争规模的扩大，更发展为攻城拔寨的战斗。高明土人势力较弱，县内三分之二土地尽为客人所占，直至同治元年，高明土勇才集结兵力攻打明城，围攻五月不克，用八千斤大炮轰城及用火药炸崩城基仍攻不进。最后城中客人“粮米俱绝，食及草根，木叶、牛皮俱尽”，才被攻破了。此役客人除逃脱数十出降数百外，被杀3000余人。以上触目惊心的事例，书不胜书。
土人遭难后就逃离家园四散投亲靠友，或如高要回龙的沙坪墟那样，千多户难民编茅结舍栖息苟活。客人村庄被毁后的刀口余生走投无路，只好投奔客人势力较强的基地集结，据守大山区以求自保，如恩平的大田、朗底，新宁与开平接壤的深井、大隆洞山区，高明与新兴接壤的五坑山区，鹤山与高明接壤的云乡山区，新宁沿海的广海至赤溪半岛地区，都成了客家人集结抵抗和喘息的基地，分别聚众数万至十余万人。他们四面被土勇所困，粮食来源断绝，又不得不四出抢掠。
自从1857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之后，继任的总督对土客械斗都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客民也不正面与官府作对。至同治朝，发生了两件事，令清政府改变对客人的态度，下决心镇压“客匪”。
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西大成国被镇压，原大成国将领高明县客人戴紫贵（梓贵）率部分洪兵突围，经信宜，电白、阳江辗转回到高明，立即被当地客勇推为领袖。他率领客勇东冲西突，在几县间流动作战。同治元年七月，戴紫贵在阳江收编了一支从广西流窜来的洪兵队伍“大同军”的残部以加强力量。这样一来，清政府就认为客勇的性质已经从助剿洪兵变成与洪兵合流了，两广总督瑞麟就命令清将卓兴（初任雷琼协副将，后升南韶镇总兵）向戴紫贵进攻。
第二件事是，集结在新宁大隆洞山区的20多万客民，因粮食缺乏无法生存，其首领汤恩长率领一支精壮队伍向东开拔，扬言要与赤溪、曹冲的客人会合。同治二年正月初四，队伍经过广海城寨，突然“以飞梯倚城蚁附而登，全城遂陷”，“匪纵兵肆杀，血流成渠”，“城内伏尸山积，死者四千余人”。当时的广海是清政府的海防军营地，称为广海卫。海防要塞被攻陷，官员被掳，清政府更决心“剿客”，派布政使吴昌寿亲自带兵收复广海城寨。
清军经过五个月的围攻，于`同治二年五月廿九日克服广海城，杀死客勇数千人。与此同时，恩开新三县的土勇，乘客人精壮被困广海城寨之机，向集结在大隆洞的十余万客人老弱妇孺大举进攻。“洞中饷源久竭，又值炎天酷暑，疫疠交作，洞内僵尸横路，白骨蔽原，腥秽之气薰天触地。诸勇长驱直进，如疾风扫落叶，斩获无数。”两个月间，被杀死的客人数以万计。
以戴紫贵为首的另一支客家武装，在土勇的围堵和官军的追击下，流窜于阳江、恩平、阳春、新兴之间，一度进入鹤山云乡，最后钻进高明西部的五坑山区，尚有三万余人。加上从高明各地被迫撤退的和从邻近各县先后转移来的客人，五坑集结了十多万人。五坑本为客民所居地，层峦叠嶂，地极险阻，东南与鹤山、开平、恩平三县交界，西与新兴毗连，北与高要相接，易守难攻。但十多万人粮源被切断，生活无着。同治三年十月，清政府下令除卓兴部3000轻骑外，增派千总侯顺戴、郑绍忠各率官军3000，总数上万兵力，四面包围了五坑。同治四年十一月，被围困了一年的客民，被饥饿所征服，“客目戴紫贵知势将覆灭，不得已与黄奕泰自缚负刃，带领悍逆百余，到卓营求赦。卓镇严阵受囚，连械解省。戴紫贵恳乞督抚宪开恩，开插边地。督抚见诛不胜诛，准其所请，令卓镇择地分插，以散其众。”戴紫贵被杀，清军也停止对五坑的清剿，接受客民投降。客民要求安插在恩、开、新三县边境的那扶、金鸡、赤水、东山、大门、深井等处，这些地方本来是客人的旧居地。同治五年正月，卓兴护送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撤兵回省去了。
三县的土人对这样的安插不满，而清政府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帮助客民复业安居。客民在战乱之余，缺乏生产生活资料，无法安生，免不了有些骚动。三县的土勇待官兵一走，又围攻不舍。客民不敌，只好在新宁西部沿海山区、恩平西部山区“伐木竖栅，深沟立垒，借以抵抗”，部分人又重回五坑。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又分四路出劫粮米，并攻县城”。知县向省城告急，招来大兵镇压。广东巡抚蒋益澧令总兵徐文秀率湘军一万，又檄阳江镇杨鼎勋、肇庆协郑绍忠统率所部听调。同治五年六月，官军从新兴、阳春、阳江三面合围，徐文秀的主力驻扎在恩平大槐，直逼那吉山口。几万客民“潜匿深林山谷中，夏雨连绵，暑湿交侵，疫疠流行，死者甚众”，不敢出战。官军迫令客人将为首百人“捆送徐营”，交出军械，然后造册清点人口，发给盘费大丁每人八两银小丁每人四两银，并路票一张，由官军“押往高、雷、琼及湖广、广西、福建等处安插”。十二月，官军再破高明五坑，将客人押送到清远、韶州、嘉应、潮惠、新宁、琼州等处安插，发给大丁银六两、小丁银三两。
被迫集结于赤溪至广海海湾半岛的客人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蒋益澧大军压境，迫土客“息斗联和”，然后将整个赤田半岛划归客人栖身复业，土客之间划界分疆，脱离接触。官府设立赤溪厅，直属广东布政司，委任同知一员、副将一员，司狱一员、都司一员，营兵461名，以资弹压。（民国时，改作赤溪县。解放后撤县设区，近年又分田头、赤溪两镇，归台山市管辖）至此，从1854年延续到1867年土客械斗才告平息。
清政府对于已经集结起来的客民遣散安置方法可归结为三种：恩平一带的客人发送到外州外省，五坑的客人遣送回来源地粤东，新宁的客人就地集中安置。此外，对于那些分散的客民，如果已定居五代以上愿意留下并能立足的，则准其继续留居原地不予遣散。
在十多年的土客械斗中，双方死伤人数各以数十万计，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赤溪县志》写道：
五岭以南，民风强悍，械斗之事，时有闻焉。然有此族与彼族械斗，或此乡与彼乡械斗，杀掠相寻，为害虽烈，然一经邻绅调停或由官吏制止，其事遂寝。但未有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万众、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如清咸同间新宁、开平、恩平、鹤山、高明等县土民与客民械斗受害之惨也。
这场浩劫，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
关于肇庆六邑土客械斗的具体情况，各县的公私著作记载颇详，惟独鹤山的史料缺乏。主要原因是其他各县在光绪朝都重修过县志，及时地记录了当地发生的事件，而鹤山县在光绪朝没有重修县志，到民国期间宋森所修县志又讳言此事，只字不提土客械斗。是以鹤山土客械斗的经过情形只有零星记载。已知情况是：这场械斗主要在双桥都和附城都（包括云乡）进行。双桥都的靖村、堂马、荷村、选田、双桥等五乡土人与当地客民连年互相攻杀。至于云乡，更成为客家集结的基地之一，据陈坤著《粤东剿匪记略》载：
同治三年八月，戴紫贵分兵出扑大坪、布茅。自率2000 余人窜开平、鹤山一带，鹤山云乡客民应之，遂盘踞云乡、迳口、水心等处。九月初七日，卓军前队把总莫善喜追剿鹤山贼，至山前，伏匪尽起，凶鸷异常，我军几不能支。适卓军后队继至，斩悍贼数十人，匪稍退却，乘势猛攻，自辰至巳，云乡大小匪巢全行攻破，夺获铜炮二尊、铁炮二尊、鸟枪药铅无数。匪逃五坑，卓兴拔队回剿……
此外在麦村、龙湾、大朗、鹤城、补垒、沙芬、北堂、羊盘顶、芦花坪、流连坑、白水带等地也发生过战事，双方互相仇杀，反复多年。不过，相对于其他几县，鹤山县遭到的破坏程度较为轻一些。乱后，本县客民数量虽大为减少，但是附城都的客家村庄大部分被保存下来，至今各村客民的姓氏与初入迁时基本相同；只是双桥都的客家村庄，如沙水，榜塘、榴花坪等处再也不见客人的踪迹了，客民集中到了白水带。现今白水带人口3800人左右，分布在23条自然村，除新湾黎氏（近200人）磨塘沟文氏（不足100人）外，其余全是客家，却有30多个姓氏。本县客民也有不少跟随戴紫贵流窜五坑等地，后被官府遣散安置，今台山的田头，赤溪两镇还有不少人自认其祖先是从鹤山迁去的。
土客械斗对鹤山的茶叶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茶叶原是鹤山的主要特产，出口之大宗。嘉道年间，是鹤山茶叶生产的鼎盛时期，“各处山地垦为茶园者，触目皆是”，“自海口（沙坪河口）至附城（今鹤城云乡一带）无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茶园面积达8万多亩，年产毛茶8·5万担（60公斤为一担），年出口茶近3万担。大乱过后，茶农流离失所，茶园大片荒废，“全县茶园面积已少其半”，茶叶产量锐减，降至2万余担，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过去的公私著作，在记述土客械斗时，作者无不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偏袒一方，而称对方为“匪”。同治年间，鹤山玉桥文人易其彬作《次高明县》一诗，客观地描述了大乱之后农村的萧条景象并表示了深深的悲悯之情，甚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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