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子的风范---一代宗师钟敬文[海豐客家]

客家一家亲

开拓者的足迹—1949年前的钟敬文先生

黄书权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校科学研究部主任等职。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是中国民俗教育的一代宗师，被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1903 2002），原名谭宗，字静闻，一字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市镇——公平镇。钟敬文幼年进过私塾，背过《三字经》、《幼学琼林》一类启蒙读本，学写过旧诗和文言小说。他的祖父是镇上一家大商店的工人。父亲是一个开生果行的商人，文化程度达到大略能看懂旧医书之类的书籍。家庭虽不殷实，俭俭省省，算是过得日子。

　　钟敬文先生历经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钟敬文先生经常称“五四”为伟大“历史母亲”，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

　　1919年，先生年仅16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沐浴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成立了“救国会”，揭露敌人的野蛮侵略和反动政府的腐朽、投降。“救国会”严厉清查和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开始对民间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向《陆安时报》、《歌谣》周刊投稿。1924年6月初，继4月中旬首寄《歌谣》数首歌谣之后，一份收海丰山歌72首的《恋歌集》采录稿及研究海丰歌谣等的《歌谣杂谈》二册共15则，先后寄到了《歌谣》编辑部。1926年至1928年3年间，钟先生仍以一种献身的精神，编辑出我国现代首次专册出版的由个人采集而成的《疍歌》，含过去采录的《恋歌集》、《畲歌集》的部分稿件在内的《客家情歌集》以及《马来民歌集》等。

　　正是这种初期的学术活动，奠定了钟敬文先生一生事业的基础与方向。与此同时，钟先生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钟敬文先生说他是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写作新诗的。钟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从‘破蒙’的时候起，我就迷上了诗，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切。”“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地。”钟先生勤奋的写诗实践和对诗歌理论的学习与探究，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诗论家。

　　1926年夏，受彭湃等人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文化和思想营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和追求真理之路的重要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织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钟先生还和刘谦初合译了俍僮的歌谣），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撰写新诗和散文。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及《客家情歌集》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敬文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钟先生在后来的《记找鲁迅先生》一文中写他探询鲁迅先生的心情：“一方面，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另一方面，是藉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其后钟先生还广泛搜集了有关鲁迅先生在广州的踪迹，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该书作为早期鲁迅研究的资料汇编，有其文献与史料价值。

　　同年秋天，钟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在中大，钟先生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初露锋芒。

　　正当钟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他遭遇了学校当局保守势力的打击，被迫离职，于1928年秋应友人刘大白之邀，来到了杭州。钟先生开始在一个高级商业学校教国文，稍后转到刚成立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

　　在初到杭州的一、二年间，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功。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对先生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而不能多写些小品文，郁达夫甚感惋惜，殷切希望他以后能够恢复旧业，在小品文中继续崭露头角。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和诗歌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专心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在杭州，他与同仁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先生学术研究迅速成长的时期，写下了《〈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国植物起源神话》、《中国的天鹅处女型式》等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钟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此时，钟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

　　1934年春，随着个人研究意识的提高，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倍感需要加强对西方民俗学知识的了解，于是他毅然抛下教鞭，与夫人陈秋帆（后与先生同执教于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翻译家、教育家）一道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盤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月刊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观点。

　　在日本留学两年多，钟敬文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及日本本土的民俗学理论。钟先生作为学科的倡导者与奠基者，日本的求学生涯，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在中国建立规范的学科体系作了学术发展的前期准备。

　　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钟敬文先生在学术观点上，已经逐渐摆脱了20年代前期所受国内学者的某些影响，也初步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开始接受法国社会学派的研究方法。钟先生当时所写的《民间文艺学建设》等论文，便已显示了这种倾向。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仍然从事教学和他所钟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他主要的工作是给《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举办了一个民间绘画与木刻展览会，并印了一个专刊。钟先生认为这次展览会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此举也得到了社会舆论和各界的一致赞誉。

　　1937年夏秋间，钟敬文先生携笔从戎，来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从事鼓舞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此时，他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并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钟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考察军民抗敌情形，收集写作资料。前线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钟先生，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等多篇报告文学。钟先生在后来的《自传》中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这时期所写的报告文学，取材于现实的战斗生活和有关人物，思想情绪跟整个时代的气氛和调子比较融合，艺术上也注意到洗练、整饬。”跟上世纪20年代的散文比起来，它颇呈现出另一种精神和面貌，开拓了以后个人散文、小品文的新境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由云南澂江迁回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此时，先生除了写作一些文艺短论、新旧诗之外，还编辑过《文艺集刊》、《民俗》季刊等。

　　1945年秋，日寇投降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夏钟敬文和另外几位被认为有“左倾思想”的教授，再次遭到学校当局非法解除职务。钟先生在批阅完研究生毕业的考卷之后，悄离广州城，前往香港，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办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在达德学院，钟先生除学校工作外，还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任常委）、方言文学研究会（任会长）等工作，先后撰写了几篇关于一般文艺、民间文艺和方言文学的论文以及一些关于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回忆、纪念文章，并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

　　1949年5月初，钟敬文先生和在港的许多文艺界同志，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在7月的大会上，钟先生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大会结束时，钟先生被选为文联的全国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协）的常务委员。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综观钟敬文先生1949年前的成长履程和学术活动，一个显明的特征是：钟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光明磊落，正挚无畏，自始至终追求学术文明与人生进步，这也为钟敬文先生最终成为人民的学者和一代学术宗师奠定了深厚的根底。

来源：光明网

韩江不肖生

有意思的是，在天涯社区的潮汕版，钟敬文被当作了潮汕的文化人，此外，揭西籍画家杨之光也是，甚至作家碧野也是，祖籍蕉岭、汕头出生的大数学家丘成桐也成了潮汕的科技类名人，前两人从行政区域上说也说得过去。丘成桐也还有一争，碧野就说不过去了，那篇介绍碧野的文章也说明碧野出生于大埔，碧野的籍贯与认同应趁他老人家还在世向他亲自问清楚为好，免得日后为此发生争拗。我在本社区介绍碧野的帖子的回复上也阐明了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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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韩江不肖生 at 2005-4-10 02:46 AM
有意思的是，在天涯社区的潮汕版，钟敬文被当作了潮汕的文化人，此外，揭西籍画家杨之光也是，甚至作家碧野也是，祖籍蕉岭、汕头出生的大数学家丘成桐也成了潮汕的科技类名人，前两人从行政区域上说也说得过去。丘 ...

钟敬文先生的父亲是在公平圩镇上做小生意的，半个潮人吧。

幽壹

钟敬文我不清楚,但彭湃就不是客家人了,,,

客家一家亲

Posted by 韩江不肖生 at 2005-4-10 02:46
有意思的是，在天涯社区的潮汕版，钟敬文被当作了潮汕的文化人，此外，揭西籍画家杨之光也是，甚至作家碧野也是，祖籍蕉岭、汕头出生的大数学家丘成桐也成了潮汕的科技类名人，前两人从行政区域上说也说得过去。丘 ...

不奇怪,丁日昌晚年在揭阳度过的,现在揭阳也把丁日昌当作是揭阳的名人,列入潮汕名人中.

jack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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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wb

钟敬文：我生命中的五四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惟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１９１９年。那一年，我１７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７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私塾。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启蒙书，只教诵读，不讲意思，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１９１２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而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则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１９２１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１９２９，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１９２２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的流行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１９２６，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１９２７，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了，我很钦佩他。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追随顾先生之后，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学语育历史学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粤风》（１９２７，北京朴社）。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到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续下来。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来又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８０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
　　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
　　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chwb

钟敬文在<<我生命中的五四>>中说自己的祖宗是客家人,而且小时候上过讲客家话的私塾,所以会讲客家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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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位于平东镇九龙山下村．过些时日出差到汕尾，抽空顺道访游，据说那是一个静候的客家山村．

夏荷

最近買了一本鍾敬文的【為了民謠的旅行】，是遼寧出版社的《大家散文》系列中的一本。他的學生王得后應出版社邀請作序：
……老师不但年青有为，而且成绩可观。当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 ，为总结"文学革命"十 年的成绩的时候，其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由郁达夫选编，所选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 罗黑芷、朱大枬、叶永蓁、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锋、 叶绍钧和茅盾共十五人。可见老师当时所写散文受到的重视和取得的成就。郁达夫在《导言》中这样评价老师的散文:
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 的梅县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浸拾》里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
……

yuanxianmin

没想到一代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是客家人。

幽壹

原帖由 夏荷 于 2009-5-22 11:11 发表
最近買了一本鍾敬文的【為了民謠的旅行】，是遼寧出版社的《大家散文》系列中的一本。他的學生王得后應出版社邀請作序：
……老师不但年青有为，而且成绩可观。当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 ...

呵,可能因为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被误为是梅县人吧,,,许多不了解客家的人,听到客家话的第一反应就是"梅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