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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秀水客家人
陈盛美 林荣发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而汉族乃为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并经历了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
远古时代，汉族的前身为华夏族，即夏、商、周三代的华夏族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战国末统一于秦后，融合了“蛮夷”及百越等各民族，其活动区域也由黄河流域南向延伸到长江流域，迄至汉代，汉族的族称遂取代了原来的华夏族称谓。此后，汉族便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发展，南达汉水、淮水、湘水、赣水、闽水、郁水直至珠江流域；东北方向则沿冀、辽、吉拓展至黑龙江流域。
而客家民系的形成，实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它是汉民族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也是汉民系共同体内人民四方迁徙的结果。
一、迁徙流寓
三明境域位于闽粤赣三角区之闽赣交界处，北倚武夷，南傍戴云，宛如两大屏障拱卫着这片广袤的内陆腹地。其西北部毗邻赣南与龙岩，东南部连接福州和泉州。这一方土地在古代虽为洪荒僻野，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却是远离硝烟战火，平静安宁，可谓“世外桃源”，实乃兵燹乱世避难之所和栖息的理想乐土。尤其是地处三江（闽江、赣江、汀江）源头之一的宁化县，早在隋唐时期即已初步开发，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林资源及水路之便，“开山伐木，泛筏于吴”，沟通了与长江中下游区域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正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因而自西晋“永嘉之乱”开始，“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中原南迁汉人纷至沓来。亦如朱熹所言：“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到了唐末至两宋时代，客家先民溯抚河、赣江辗转迁徙汇流聚居于宁化石壁一带，此处周遭百里范围皆为开阔盆地，山青水秀，物产丰饶。从而结束流离奔波苦难，休养生息，拓荒垦殖，建设家园，繁衍子孙。“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特别是他们凭藉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相互融合同化，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山地文化，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物阜民丰的景象，并昭示了汉民族又一支新的民系——客家民系的诞生。有宋一代，仅聚居在以石壁为中心的宁化境域客家先民就有150姓氏以上，人口达11万之众。而且，其周边如永安、明溪、将乐、建宁、泰宁、沙县连同尤溪、大田各邑皆为客家人散居之地。概而言之，客家人几乎遍布了三明全境。
然而，历史长河奔流的波涛总是呈现着跌宕起伏状态的，即天下时事变化无常，时移势易，难有定势。闽赣连接地区平和安定的好景不长，迨自宋末之后，由于时局动荡，当地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尤其是宋元及至明清之间的兵争鏖战，血影刀光，生灵涂炭，加之人口的膨胀过剩人多地少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客家人的多次大迁徙，即向外流迁四面八方，其流向是自北而南，大部分流向闽西南和粤东或回迁赣南，一部分远徙四川、云南、广西、海南、台湾、香港、南洋等海内外各地，遍及全球。
二、行政建置
随着历史的演绎和变迁，三明境域行政区建制不断变更。自三国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国，先后设立县级行政建制11个。最早的当推于三国·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设置的将乐与绥安（后改称绥城）二县。其中绥城县迄至唐贞观三年间废置后未再复置。东晋义熙年间将原在延平县南乡沙源地所置的沙戍堡升格为沙村县（后于唐武德四年改称为沙县）。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将原沙县西部黄连峒地带的黄连镇升格为黄连县，迄至唐天宝元年改称为宁化县；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置尤溪县。五代十国时，于南唐中兴元年（958年）将在原绥城县地分置的永安场、归化场分别升格为建宁县和归化县，后归化县于宋元祐元年（1086年）改称为泰宁县。宋元符元年（1098年），析出宁化县及长汀县的部分地方设置清流县。明景泰三年（1452年），析沙县新岭以南和尤溪县宝山以西地设置永安县；明成化七年（1471年），析宁化、清流、将乐、泰宁、沙县5县部分地方设置归化县即于民国22年改称的明溪县；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析尤溪县、永安县、漳平县、德化县4县部分地方设置大田县。民国29年（1940年），析沙县、永安、明溪3县部分地方设置三元县。
综观三明境域历代各县行政区建制的设立，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为了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二则是由于外来人口即客家先民的不断迁入扩充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故须拓展行政区并建立管理体制。具体而言，正是客家先民的播迁繁衍垦殖而促成了境域内各县行政建制的设置，这也充分说明客家人对于三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姓氏渊源
“姓”源自于母系民族社会，如：姬、姚、姜、娄等皆从女旁；“氏”源自于父系氏族社会，如“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二者合而形成姓氏，且由血缘关系组成不同的族群。纵观中国的姓氏起源，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历经世代相传，一直绵延至今。
人类社会组织关系基本上是遵循着由血缘关系进化到地缘关系这样一种演进过程。而客家民系更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高度结合的代表，它在长期不断地迁徙和分合的演变中，从而使得民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血缘组织，通过血缘家族而得以保存，承传和发展下来。
三明境域在战国之前居住着古闽族及畲、回苗等少数民族，主要姓氏有高、蓝、雷、钟、魏等。战国末期，群雄争霸，楚威王击败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而越以此散”。入闽的越国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形成闽越族。自东汉末年始，中原战乱纷繁频仍，民不聊生。西晋短暂的统一并没有给全国带来定安的局面，反而因西晋王朝腐化的门阀政治和统治阶级贪婪的苛征暴敛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各地流民起义蜂涌而起，北方和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纷纷起兵反晋，中原成了战乱的中心。尤其是“永嘉之乱”之后，晋王朝的政治中心被迫南移，中原名门望族纷纷加入南下逃亡的行列。据《三山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而最早进入三明境域的有：余姓，东汉永和元年（136 年）余珠杰从徐州徙迁浙江余杭，后裔于景耀四年（261年）迁居南平，转入三明；欧阳姓，三国时（260~264年）随元帝入闽晋江，后徙迁宁化水茜；邓姓，晋太熙元年（290年）从山西省的滔水迁居宁化县的石壁；邱姓，东晋（317~420年）从河南的安阳迁居宁化石壁；陈姓，晋时陈熙为晋安守将，其后裔散居将乐、邵武一带；林姓，东晋泰宁三年（325年）林禄奉诏守晋安郡，其后裔迁入三明；李姓，东晋兴宁年间（363~365年）李崇为晋安太守，遂家闽中，其后裔迁居三明。据《三山志•版籍类》载：晋安郡在太康年间（280~289年）设置时为3843户、19838人，至“永嘉之乱”后，增至4300户、24983人，新增了457户、5145人。
汉族姓氏大批落户福建及三明境域是在唐朝。唐总章二年，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率8000多人的官兵入闽征“獠蛮”。官兵中计有中原汉族姓氏58姓（主要是河南籍的）。这场征战前后用了47年，陈军平乱后，又留守漳浦一带，官兵及家眷落籍当地，“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姓交为婚”。唐光启元年（885年），河南光州刺史王绪又率5000人马入闽。这些人中就有汉族姓氏36姓。尤其是王审知治闽期间，“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以至“昭武立国，宾如归，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这一时期，迁入的姓氏有詹姓，即湖南婺源的詹必胜、詹敦随王绪入闽，其后裔散居三明各县；有邹姓，即河南固始的邹勇夫随王绪入闽后，任仆射镇守归化镇，其后裔散居泰宁及周边县；有陈姓，即陈政一族留居河南为光州司马的陈泳的后人随王绪入闽，其后裔播迁三明各地。更多的是王姓，即王潮、王审知入闽时带来了庞大的王氏家族，世称他们为闽王氏。
宋代，又是一个诸姓入闽的高潮。由于金军的南侵，中原汉族又大批南下避乱。从三明各县族谱看，北宋时期迁入三明境域的有宁化石壁、清流城关、宁化大口头、泰宁木坑等地的张姓，泰宁瑞溪横坑坊、泰宁黄金坑、清流长校等地的李姓，宁化石壁等地的邱姓，宁化济村、泰宁小北斗等地的廖姓，明溪盖洋、宁化安远洋坊等地的王姓等等；南宋时期迁入三明境域的有宁化河龙、建宁饶村等地的汪姓，宁化城关、建宁银坑等地的叶姓，明溪城关、宁化石壁、建宁金溪等地的林姓，泰宁上东山、建宁城关、清流东坑等地的陈姓等等。
历经两晋隋唐五代至宋室南渡，三明境域先后接纳了多批入闽避难以及征闽军人眷属即北方中原籍汉人，带入了汉族陈、林、郑、黄、詹、邱、何、胡等数百个姓氏（据不完全统计三明市姓氏达518个）。他们与闽越族人民共同生活，逐渐同化，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和多姓氏的社会结构。形成许多地方不仅同姓，甚至同宗同源。三明境域人口比较多的姓氏郡望几乎相同，如邓氏郡望南阳、罗氏郡望豫章、李氏郡望陇西、陈氏郡望颖川、郑氏郡望荥阳、刘氏郡望彭城、杨氏郡望宏农、林氏郡望西河、王氏郡望太原等等。许多县形成族人村或以姓氏命名的村镇，仅将乐县就有同姓居住村14个，以姓氏命名的自然村40个。
四、方言比较
语言乃为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具有着互不相同的语言语系，表现了不同区域及族群的各自特征。而客家话显然是客家民系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是区别是否客家人的一种标志。三明境域宁化、清流纯客区所通行的客家方言已自成体系。三明市区及明溪、将乐、泰宁、建宁、沙县、永安、大田、尤溪等地作为准客区，由于客家人介入的历史时期不同，介入的程度不同，形成的方言也都有不同的特征。客家人第一次南迁聚居地宁化县，虽然通行的方言是以翠江镇话为代表的客家话，但这种客家话多是早期石壁客家话演变而来，与闽西客家话以及粤北、粤南的客家话又有明显的不同，是属于一种闽西客家的土语。而同属客家县的清流县，虽然方言同属客家话，但其流行的客家方言与宁化县流行的客家方言有所区别，说的是汉语的客家方言，是另一种属于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方言的一种土语。因为，清流客家方言形成于闽西客家人于唐末第二次南迁时，由江西徙移至长汀、邵武、上杭、连城等地后形成的，其中渗和着一部份赣方言的成份。又由于徙迁路线的不同，渗和着的各地方言也不同，所以清流客家方言更有复杂性，内部的差异较大，大体可分为城关、长校、灵地、林畲四大片。将乐、明溪两县的方言则是闽方言和客、赣方言过渡区。将乐话语言体系属“建州八音”系统的闽北方言，至今将乐话中还保存不少闽北一带方言，诸如“卵”与“产”、“寅”与“姨”、“六”与“数”同音，“玩”说成“嬉”、“铁锅”说成“鼎”等。且，由于将乐县至唐代以后，接受了大批原由北方汉族人第一次南迁时的滞留赣地，而后又继续南下的客家移民。方言中渗透着许多客、赣方言。所以，形成的方言糅和着闽、客、赣方言的一些特征，属闽方言和客赣方言的混合体。明溪县的县域是由宁化、清流、将乐、沙县、泰宁五县分割部分地组成，古越族人和客家人长期杂居，先天就注定了它方言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明溪方言是以客家方言为主，又兼有闽方言、赣方言的特点。而武夷山南麓的金溪上游的建宁县的方言基本上是以闽北方言为基础，糅和赣方言的特点，属于独特的闽语赣化的闽赣方言区。泰宁县也是如此，基本属于闽赣方言区；但是，泰宁方言更多地保留了闽北方言的特点。
三明境域客家方言区（宁化、清流）及准客家方言区（指以客家话为主渗透着其它方言的地区，如明溪、将乐、泰宁、建宁）和闽中方言区（沙县、永安、三元、梅列）及闽中、闽南、闽东三种方言混合型方言区（大田、尤溪）在语音上存在一些差异。诸如许多在普通话中读不送气的声母的字，客家方言区中读送气，而闽中方言区读不送气。准客家方言区则与客家方言区读法相同。客家方言区和准客家方言区（除泰宁）声音发音上有齿唇声母，而闽中方言区没有。一些普通话语音在客家方言区、准客家方言区读擦音，而在闽中方言区读成塞擦音。虽然微观上语言并不一致，较为杂乱。但宏观上却是渊源相近异中有同，都基本上保存了古汉语发展演变的主格调，正如宋人陈一新在《赡学田碑》中谓之的“风声气息颇类中州”。诚然，客家方言及至整个客家文化都并非中原文化的单向、简单移植，而是包括了燕赵文化副区，黄土高原文化副区，中原文化副区，淮河流域文化副区、荆湘文化副区，鄱阳文化副区等诸多区域文化在内的多向、复杂整合而形成 的。从三明境域的客家话及各类方言来看，它是北方中原和当地土著语言的糅合融汇即主要的还是以“中源古韵”、“江淮官话”以及“百越土语”涵意的成份居多。例如：三明方言与中州古音相似之处的“爹娘”（父母）一词，沙县话与明溪话便直呼“俺爹”、“俺娘”，宁化话称为“爹” 、“母”；“丈人”（岳父）一词，沙县话与宁化通称“丈人”；“婿郎”（女婿）一词，沙县话与宁化话皆通称“婿郎”；“种田”一词，沙县话与宁化话通称“作田”或“弄田”；“插秧”一词，沙县话与宁化话通称“栽禾”；雌雄动物皆称“嬷”、“公”（牯）。又如：客家分言与江淮官话相似之处的“日头”（太阳）一词，在古沙县属地的沙县、梅列、三元、永安即沙溪中下游一带的闽中方言中通称为“日头”，宁化话则称为“热头”；“日昼”（中午）一词，闽中方言即称“日昼”，宁化话则称为“昼心里”；“春上”（春天）一词，闽中方言称为“出春”。
五、习俗风尚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间习俗的成因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使然。因为，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须臾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即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由于三明地理方位恰正处于客家民系大本营即闽粤赣三角区域之中，其四周纵横交错的山脉宛如天然拱卫，东与闽东南相接，西连闽西赣南，北通鄱阳湖流域地带，南向闽南沿海延伸，基本形成了闽江上游沙溪、金溪、尤溪三溪流域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从而一方面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保证。
而且，更由于客家人具有“质直好俭，不务浮靡”的风尚和“务实避虚，勤奋劳作”的精神，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百般武艺，不值锄头落地”。特别倚重于农耕文明，都以种植业作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发展家畜、家禽的饲养业和简单、粗放的家庭手工业，从而构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经济。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处世观，即为客家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由此而衍生出多彩多姿的客家民俗事象，尤以饮食、居住、丧葬方面极具特色。
饮食方面，三明境域历来盛产粮食，广泛种植稻谷、普遍以米饭为主食，只有少数地方以地瓜等作为辅食。米饭的制作程序，先是于早晨将大米淘洗干净投入大铁锅滚水里煮至半熟后，再用笊篱捞起盛到木制饭甑中蒸成喷香可口的干饭，可供一家人当日三餐食用，其米汤即可制作汤饮又可供给喂猪饲料之用。而由稻黍系列开发的副食品亦丰富多彩。米制品以粉干为主，其销量大于面条；逢年过节及红白喜事即以糯米做成糍粑或以粳米做成米馃供众人享用，平时为了调换胃口改善生活则以籼米和糯米碾粉或磨浆制作成米冻、馃条、锅贴、汤元、糕点等各类系列食品，风味独特。再加上面粉类制品及薯粉类制品如宁化烧卖，明溪客秋包，泰宁魔芋，永安蛋包卷，沙县蕨粉芋饺等，更是琳琅满目，美食诱人，形成各具特色的风味小吃。
居住方面，由于山区林深地仄的自然环境，地貌特征以山岳丘陵居多，平地不逾十里，“自古民居率依山而寄，夹溪而布，深山荒谷无十家之聚，村落疏散，地广人稀”。在农耕文明为背景下的客家人，体现于社会组织关系上的一大特点即是“诸邑大姓，聚族而居，族有祠，祠有祭”。故而“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庙”。每个村落一般为两姓氏共居较为普遍，以便利于互相通婚，繁衍后代。而多姓氏同村的较为少见，显然是为同族而居提供了客观环境。这也是境内村庄地名多称“李家”、“陈村”、“黄坊”、“林屋”、“张地”、“郭墩”、“范厝”、“杨家坊”、“谢家坪”之缘由。而在民居建筑风格上亦别具特色，其典型代表为圆形、方形土楼，如宁化泉上延祥土堡、永安槐南洋头村安贞古堡、沙县虬江水美土堡等，皆具结构坚固厚实又富于堂皇华丽之特征，体现家族人丁兴旺，防御匪患安居乐业等诸多功能。即便一般性的民居，也保留了中原士大夫庭院式的建筑模式，融生活和生产之便利于一体，普遍设计有厅堂、住室、厨房、厢房等主体建筑，并且附有天井、后院、门楼、门屋、晒坪、池塘、猪圈、鸡舍等配套设施。这便是农家田园生活的必然现象。
在丧葬方面，突出的是广泛流行“二次葬”的习俗。亲人去世，入土为安，这是民俗的基本通则。然而，客家人尤为重视死者的后事处置，即将死者先葬入土坟，待若干年后俟其尸身内外软组织完全腐烂而所遗之骨殖检出谓为“拾金”，并盛入特制的“黄金瓮”陶器罐内，易地安放以作为永久性贮存。这也是人们对死者存有灵魂不灭和投胎转世的信仰观念使然，且与风水之说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为一种强固的民俗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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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 本帖由 yanxiuhong9 于 2003-8-8 09:41 最后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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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3-8-8 08: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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