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工业化岔口的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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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岔口的关键选择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10-24 16:48:07

　　　                                          天下论衡
　　                               “十一·五”规划主题系列论坛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
　　
　　前言：
　　10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勒令河南省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立即停工。该厂未批先建并在环保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擅自投入试生产，由于污染治理设备非正常运行，严重污染了周边大气环境。
　　此类案例将会愈来愈多，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十一·五”规划将中国接下来的工业路径描述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过去以规模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高能耗工业化之路，都将不可重复，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而“十一.五”规划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则是自主创新，作为大国，依靠技术引进实现民族和国家复兴的愿望，愈来愈不切现实。
　　国家复兴的载体———中国的企业，自主创新成功例子并不多见，华为则是难得的一个。10年前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在国际电信巨头分享中国电信业豪华盛宴的时候，只能躲在乡间一隅，啜几口残羹冷炙。但华为从来就没有放弃自主创新的努力，一个“赌注”———全部资金用于研制C＆C08程控交换机，从此奠定了华为的基业，十余年后“穷小子”迈进了豪门大户。
　　更多华为的出现则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构建起适合自主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投融资机制？企业是否能够在生存和发展中找到平衡？而更重要的，是思路本身的可持续性，形成气势如虹的滔滔潮流。
　　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联合举办“天下论衡”“十一·五”规划第二期论坛，探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邀请嘉宾有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徐林、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王东京、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韩保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詹小洪、保定螺旋桨制造厂厂长魏礼成、前华为公司副总裁、汉捷研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红卫、中央党校教授鲍永升、谢鲁江、李继文。论坛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赵振华教授主持。　　
　　本报记者　程东升　李振华　胡敬艳　刘巍　北京报道
　　
　　寻找第三条道路
　　主持人：“十一·五”规划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什么国家要提出这样的思路，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到底应该如何走？
　　谢鲁江：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型工业化否定了西方的纯粹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体制都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换取了自己国家的发展；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以牺牲本国部分人群如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不能走。改革开放后，过于强调对GDP增量和速度的追求，制度设计都以此为标准，管理和考核体制缺少强有力的约束和杠杆调节，导致了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式发展道路也不能再走。
　　我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已经走完了，下一步怎么走？西方国家用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配置资源，形成严肃的资源约束，不再大量浪费资源。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调整，必须寻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新型工业化。
　　徐林：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重化工业化，也不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我个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按适度偏紧的原则调控高载能产业的规模，能源资源储量和环境容量都是我国的劣势。
　　要促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从简单加工向研发与精加工、深加工延伸，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的比重，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等我国具有较好研究开发基础的领域，实施一批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工程，这是我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追求的动态比较优势。
　　主持人：技术更新必然带来人力的节约，马克思说过，机器必然排挤人。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特别富裕、就业压力很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处理传统产业，如何解决就业压力的问题？
　　韩保江：新型工业化不等于只搞高科技。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有些工业没有新老之说，如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纺织业，对解决就业有很大帮助，短期内还不可能全部抛弃掉。我们实施新型工业化，不要老在“新”上做文章，“新”和“旧”本来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所以要提倡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强调用信息化武装工业化，升级传统工业。
　　徐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工业本身的发展，功夫并不完全在于工业，也在于服务业的水平。我国服务业不发达，还不能为工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这必然使得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受到抑制，难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益和竞争力。
　　
　　两只“手”如何协调
　　主持人：有人认为，无论从资源储备还是从市场需求来看，中国都有承载重化工业的基础，而韩国没有这些基础也去发展重化工业，出现了现代汽车等一批知名企业。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应该如何发展？
　　鲍永升：我个人认为，重化工业一定要发展，这是市场需求，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小汽车的需求量大了，对住房需求增加了，社会对建材、水泥、钢铁、石油等的需求会相应增加，因此，重化工业肯定要发展。中国一定要经过一个重化工业阶段。
　　李继文：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了，就应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思考问题，包括重化工业的发展，最好是顺其自然，由市场调节。
　　主持人：但有时市场机制调节可能存在滞后，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最近国家在整顿小煤矿，以及之前叫停铁本等，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如何发挥调节作用？
　　谢鲁江：应该把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模式区分开来。铁本事件是在我国前段时间经济全面过热、能源全面紧张、经济增速过高，质量和效益不好的背景下，政府为了当年经济平稳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表现，并不代表政府不鼓励民间投资，并不涉及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向。铁本事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走势的不同判断，并不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冲突。这种临时的宏观调控措施，并不是新型工业化的手段。
　　王东京：政府叫停铁本、关闭小煤窑，不能被看作是走新型工业化的手段，但它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希望工业发展走资源集约型的路子，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煤、电、油、运短腿造成的结构失调。
　　韩保江：国家整顿小煤窑以及铁本事件，表现形式是对具体项目的干预，实际是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对盲目扩张的资源性企业进行干预，缘于国家对目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紧张状况的深刻认识和反思，整顿本身体现出我国对新型工业化转型的思路。
　　主持人：国家环保总局勒令河南省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立即停工，再次显示了政府之手在调整产业结构、维护可持续发展经济秩序上的威力，问题是怎么才能保证出“手”科学？
　　王东京：政府和市场之手要同时运用，并行不悖。市场手段解决不了的应用政府手段；至于钢铁、水泥项目该不该上，应该主要用市场的手段，让市场优胜劣汰，当政府决策失误时，市场会有平抑的力量，会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区。
　　韩保江：中国工业化历史上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后，即便是市场经济下，政府驱动的惯性还没有改变，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改变这种政府的惯性，政府的问题还是要政府去解决，但用政府之手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产业规律。
　　徐林：制度决定行为动机，导致各种各样的行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固然有技术水平、发展阶段的制约，但相当程度上还与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有关，如不合理的财税体制和转移支付机制，必然导致各地盲目追求工业发展，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布局的分散。不合理的增值税体制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与促进装备工业发展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
　　政府对投资行为的过度干预，必然影响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和对市场信号的反应速度，延缓结构调整步伐。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垄断，必然抑制合理竞争，导致竞争力的丧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必然不能通过市场淘汰落后，甚至放大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如此这般的体制问题如果不解决，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必然要大打折扣，这可能是政府应该着力解决，也是与政府职责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
　　
　　“汉江奇迹”启示
　　主持人：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在汽车、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等重大技术领域，韩国都与我国在一个起跑线上，有些甚至比中国落后，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韩国已在上述领域全面领先。为什么两国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异？
　　詹小洪：韩国与中国经济起步的时间差不多，我国195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韩国196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规划，但现在，韩国的人均GDP大概是中国的几倍。韩国的面积、人口跟我国的一个浙江省几乎一样，但韩国的GDP总量是我国的42％。这很大程度上缘于韩国的技术立国策略。20世纪初，韩国提出技术立国，国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非常大，自主创新技术比重非常高。目前，韩国是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七位的知识产权大国，涌现出了三星电子、LG、现代等大批世界级企业。
　　2004年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近3％，中国去年为1.3％，其中，在韩国75％的投资是由企业筹集的，政府的投入仅占25％，而中国企业筹集的科研经费是60％。三星电子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已经位居世界企业第六位，研发投入高达15％，有47家研究所。
　　徐林：我国工业的产品结构来中，高消耗产品、粗加工产品、低端产品还占主体地位，贴牌生产的产品占相当比重。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特别是产业核心技术十分缺乏。我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国家强调自主创新，就是要改变工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詹小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以土地换技术，以优惠税收换技术以加速工业化，但现在发现，原来我们是一厢情愿，虽然引进了大量技术，但核心技术却没有被我们掌握。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以北京现代汽车来说，尽管董事长是中国人、总经理是韩国人，但核心技术绝对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上，即使引进到中国的技术也是受控制的。因此，希望完全通过获取核心技术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
　　谢鲁江：我觉得我国最缺的是把技术创新产业化的机制，成千上万的发明，只有一部分产品产业化，我国目前缺乏技术创新到转化成产品和产业的机制，包括政策、资金的支持，人才的配备、筛选，我认为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
　　
　　“穷小子”蜕变路径
　　主持人：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还是有一些企业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了行业的领袖，比如华为，这些企业是如何突破瓶颈的？
　　胡红卫：我在华为呆了8年，对华为的成长过程比较了解。10年前的华为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在国际电信巨头分享中国电信业豪华盛宴的时候，这个“穷小子”只能躲在乡间一隅，偷偷品尝一点残羹冷炙。此时，作为民营企业，华为尚很难获得国家的贷款、政策支持，但华为从来就没有放弃自主创新，华为总裁任正非号召全体华为人节衣缩食，将所有资金用于C＆C08程控交换机的研制。这次孤注一掷的成功，奠定了华为的基业。我想举个例子，华为还曾经花300万元从北京邮电学院购买了一项智能网技术，华为在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开发，加强内部研发管理，之后，该技术一年给华为带来了四五十亿销售额，其中近二十亿是利润。目前华为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460多亿，在西方通信列强惊讶的目光中，华为从“穷小子”迈进了豪门大户。华为的经验是，提升核心技术不等待、不埋怨、不投机，持之以恒，又敢于冒险。
　　魏礼成：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保定螺旋桨制造厂是给国产运输机、直升机做配套的，承担着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我个人体会，就航空企业来说，由于我国的高科技基础比较薄弱，需要适当吸纳国外的先进技术，包括与俄罗斯、欧洲、德国、美国合作。保定螺旋桨制造厂过去一年仅有几千万元产值，我们引进了欧洲的先进技术平台后，再进行自主开发，开发出来的以复合材料生产的螺旋桨产品比德国的还好，德国还订了我们的产品。
　　徐林：自主创新不仅要注重原始性创新，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抢占关系国家利益的前沿高技术制高点，更要注重加大集成创新力度，培育新兴产业，还要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加快发展。
　　主持人：自主创新可能需要有一套很好的支持体系，比如在美国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使某一项技术创新能够很快产业化，进入市场运作，产生经济效益，我国应该如何构建这样的支持系统呢？
　　王东京：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都想创新，但是，如果创新不符合利益最大化，提出来也没有用。我认为制度创新更重要。如果仿制别人的产品、购买别人落后的技术还能够赚钱，干吗要去创新？因此，首先是制度创新，要有一套鼓励自主创新的制度，没有这套规则，很难实行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有两类，一是应用性的技术创新，完全可以凭借市场推动；一是基础研究创新，这需要国家投入和推动。
　　谢鲁江：自主创新需要一个完善的组织、协调系统。中国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靠技术人员自己的技术积累，在我国，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经常被人为分割成很多小的技术模块，导致很多高新技术最后都变成小打小闹。
　　我国的科研机构缺乏职业投资家和企业家，因此，搞技术创新的人不得不身兼数职。美国则有比较专业的职能分工，CEO就是把各种资源组合在一起的协调者，绝对不是我们理解的权威总裁。
　　主持人：我记得法国有一个“尤利卡”计划，非常成功，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项目，但是效率好象不是很高，为什么会这样？
　　魏礼成：今年发改委发的扶持某个产品的文件，明确规定了扶持的产品型号、类型，虽然我们研制的风力发电设备在国内外都是最先进的，但由于不符合发改委该文件规定的产品型号，就不能得到该项科研经费的扶持。国家扶持科技创新的经费划拨机制需要改变。
　　我国缺乏大规模的自主创新金融支持系统，国家的投入本来就不够，又按照省、市层层下分，资金最终被分散到各个地方，难以支持大的项目研制。
　　谢鲁江：法国“尤利卡”计划是由政府每年筛选新项目进行持续投入。我国也有很多类似法国“尤利卡”计划的研究项目，如863计划，也是由国家财政支持进行技术创新。但“尤利卡”计划是公司化运作的，资金管理与项目筛选是分开的，而我国没有分开。“尤利卡”计划对每个投入的项目的最终成效进行追踪评价，淘汰那些不能形成产业化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利卡”计划是个封闭的循环，而我国863计划等研究项目则基本属于开放式的，缺乏有效的跟踪和评价机制。
　　主持人：在谈到自主创新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十分重视技术创新，比如华为，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华为的技术研发费用很高，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为销售收入的10％。但自主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我们在这些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胡红卫：我认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30％靠技术，70％则是靠管理，管理可以更有效地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用。如深圳的迈瑞医疗器械公司，这几年都保持百分之五六十的增长，关键在于有效的研发管理，现在迈瑞的产品完全可以与GE、飞利浦竞争。华为能有今天的成就，关键也在于坚持提高研发管理水平。
　　中国很多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缺乏一种前瞻性的战略考虑，目标很模糊。索尼刚创立的时候只有几个技术员，但公司提出用技术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一直围绕这个目标努力。华为也是如此，我1991年进华为的时候，公司仅有30个人，但任正非那时就提出，将来国际电信市场三分天下，华为必占其一。
　　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对技术自主创新带来很大的阻碍，自主创新，尤其是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跨团队的运作，如市场部门要了解需求，财务要参与进来，产品推出去后要有很好的跟踪服务。传统的职能型结构是阻碍创新的。再者，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评价，导致对技术创新的管理比较困难。
　　主持人：自主创新面临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但是，假设失败了，我们社会是否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
　　胡红卫：我们对于失败行为不那么宽容。我发现，一些企业自主创新的意愿不够强，因为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技术创新失败后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韩保江：中国要有一个容许失败的氛围，社会要给创新失败的人装上“降落伞”，这样才有人敢去尝试。中国人往往鼓励求同而不求异，但创新就是一个求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