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肇庭先生的客家史研究

wanderinggod

在当代仅有几位对客家史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当中，梁肇庭先生也许是最有成就的一位。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梁先生对客家史研究进行了反思，并深入发掘了客家史资料。八十年代发表的几篇论文，开始奠定他日后的声名。去世后由其同事Tim Wright先生整理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1997)一书的出版，最终让他成为客家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顶尖学者。

一、其人其书

梁肇庭先生于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中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美国。起先在布兰第斯(Brandeis)大学学习历史，继而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时，他刚好三十岁。

毕业后，他先是前往东京，任职于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1971年，他在国立澳洲大学找到一份研究职位。1974年至1984年间，他任教于墨尔本大学历史系。1985年，又前往位于澳洲西部的默多克大学(Murdock University)，担任该校亚洲研究系教授，直至1987年离开人世。

梁先生早年的研究，侧重近现代中苏关系史。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两部著作--《中苏关系：第一阶段，1917-1920》(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First Phase, 1917-1920)和《中苏外交关系》(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至今仍是这个领域无法回避的基本论著。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梁先生讨论客家史的最早一篇文章，"客家历史新探"，是用中文撰写和发表的，而且刊载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号上。当然，假如我们注意到，同是1982年，由他翻译的该刊创始人傅衣凌先生的一篇文章，同年发表于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杂志上，这就不足为奇了。那时，傅先生经常出外讲学，而梁先生则开始注意到客家和棚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也许，那篇文章是应傅先生之邀而作而未可知。

从这篇文章看来，梁先生讨论客家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说已初轮廓了。文中简要介绍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观经济区(maroregion)理论和人类学家的族群研究，并讨论了这两种理论对于理解客家史的重要性，其论述应该说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唯一缺乏而有待于充实的，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资料而已。

梁先生生前发表的另一篇客家史论文，题目是"岭南的客家人：近代中国的族性与社会变迁"(The Hakka Chinese of Lingnan: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1985年发表于David Pong和Edmund Fung主编的《理想与现实：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1860-1949》(Ideal and 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一书中。假如说前一篇文章着重从史实的层面探讨客家史，这篇文章则更多从话语的层面着眼，把握近代客家"精神"(ethos)之构建的具体背景和过程。这种类似于福柯所说的"知识考据学"的研究，极有益于解构客家的一些迷思。

由于过早离开人世，梁先生实际上还没来得及仔细梳理自己的研究，许多研究应该还在进行当中。他讨论棚民的一系列论文，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写成的，但它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也许他觉得诸多细节还需要进行充实。去世后，在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建议下，由Tim Wright整理先生讨论客家史的遗稿。这本书最后付梓时，施氏还专门写了一篇导论，介绍先生对客家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性》一书，计有九章，共分作三组。第一章讨论客家历史编纂学的起源，可以说是对以往客家史研究的批判性反思。第二至第四章的主题为岭南客家的移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侧重考察明清时期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史、十九世纪客家"精神"的塑造和二十世纪族性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几章应该说是本书的最具原创性和最为核心的部分。第五章至最后一章的分析对象是棚民，内容涉及明清时期政府对棚民和移民的政策，赣水流域、长江下游和汉水流域的棚民及相关的族群磨擦、生态恶化等问题。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对象迥然不同。实际上，在具体的场合，客家和棚民经常是很难区分的，而且，他们不但同样深刻地受到明清时期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最后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十分相似。
[ 本帖由 wanderinggod 于 2003-7-24 06:24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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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理路

梁先生对明清客家史的研究，深受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和人类学家的族群研究理论的影响。它们可说是先生考察客家史最为重要的两个理论工具。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宏观区域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其基本灵感，来自于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地文因素和人文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状态。地文分布的不均匀，乃是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结果，表现为山地、平原、盆地等物理特征。而人文分布的不均匀，导源于地文特征和人类自身的最优化选择，表现为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密集程度等。以此为标准，施坚雅将十九世纪的中国本土分作八个宏观区(macroregions)：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这些宏观区拥有自身的核心区和边缘区，自身的中心城市，和自身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周期。当宏观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经济发展为边缘地区提供了不少就业的机会，从而形成自边缘向核心的人口流动。对理解客家史来说，重要的是记住客家的核心聚居地位于边缘地区。

另一种对梁先生影响很大的理论是人类学家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长期以来就是人类学家的"拿手好戏"。他们提出了许多分析族群的重要理论。在客家史研究中，最为相关的也许是瑞典学者Frederik Barth和美国学者Orlando Patterson的族群理论。根据他们的看法，族群意识的形成，不单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和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与他族接触的场合塑成的。因此，一个具有某种文化共同特征的群体，要成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是与其他群体接触、竞争和冲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地挑选出一些共享的文化特征，以此动员和增加族群的凝聚力。"族群"和"文化群体"不仅不一样，而且，某文化群体的一个分支转化为族群，并不意味着整个文化群体转变为族群。这种文化群体和族群的区分，对于理解客家史也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客家，实际上可能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作为文化群体的客家和作为族群的客家。假如说第一种理论为理解客家文化群-族群形成提供了社会经济史的背景性解说，那么，这第二种理论解释了客家族群塑造的具体条件和机制。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气候变化、元末战乱、明初经济政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客家人聚居的中心地带-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和江西南部-所属的宏观经济区的经济周期几乎同时走入低谷。从明初到十六世纪初这一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此前迁居到这一地区的移民，和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住民一道，在这一地区长期定居。在与各宏观经济区中下游社会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这一地区的住民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且比较独特的方言和习俗。

至1530年前后，葡萄牙人来到澳门，随后西班牙人也来到菲律宾。马尼拉贸易的结果是，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而与日本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刺激了华南核心经济区的经济增长。可以想象，华南各宏观经济区经济几乎同时复苏，它们为山区客家人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经济机会。至十六世纪中叶，来自韩江中游的客家人进入海丰、归善、永安、博罗等地，另一股则进入广西的浔州、贵县、连州等地；而汀州的客家人来到泉州、漳州、福州、温州等沿海地区及延平等内陆地区；赣南客家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南昌和长沙的周边地区。这一移民过程一直持续到明末。

明末清初华南各宏观经济区的经济衰退，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十七世纪在气候史上属于所谓的“小冰期”，各地气温普遍下降，结果农业收成自然大受影响。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使本来遭灾的华南社会雪上加霜。清初针对台湾郑氏的封锁政策，则是降临到华南沿海地区的典型“人祸”。在这些因素的交相影响下，各宏观经济区的经济重又走入低谷。在经济衰退的直接影响下，华南地区出现了早期的土、客冲突。“客家”作为一个族群称谓，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客家从一个文化群体在某些特殊场合转变为一个族群的最初表征，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才出现的。当然，这还仅仅是局部的、模糊的最初萌动。

等到清廷扫清了华南和西南的郑氏和“三藩”等敌对势力，华南的经济才重新出现复苏的苗头。岭南和长江中游宏观经济区，都是在十八世纪初才逐渐走出低谷的。东南沿海区的经济衰退，则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早期，其后随着厦门开埠，当地经济才最终出现复苏迹象（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结果，客家移民进入前两区的数量，较之进入后一区要多得多。他们向东进入台湾；向西和西南进入增城、东莞、新安、花县、鹤山等地并进而来到广西西部的内陆腹地；向西北进入四川。在考察这一时期的客家史时，梁肇庭将客家移民与棚民经济联系起来。尽管由于资料的局限，他没有在棚民和客家之间划上等号。但是，光从这本论著花大量篇幅（共五章）讨论棚民这一点来看，他似乎在暗示两者之间的某些历史关联。的确，从现有的某些资料看来，棚民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来自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客家人。

客家作为一个族群而不是文化群体的最终出现，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事。中英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各种历史论著中已有太多的讨论，现在看来已形同陈词烂调了。无论如何，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经济衰退，对华南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不可否认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和随后岭南地区旷日持久的土、客械斗，并不是无风起浪。这些事件对客家认同带来的深刻影响，也许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在“他者”的挑战和重压下，客家知识分子和在客家地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道，开始了建构客家“精神”（ethos）和客家史的任务。罗香林无疑是这一过程中最为出名的一位历史人物，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客家与其他族群的冲突还存在，客家“精神”和客家史的建构工作就还有存在的理由。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同情地了解”这些必要性的同时，去体认那些东西和其他族群--不管它是广府人、闽南人还是潮州人--对自身的粉饰一样，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构建，并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使自己免于“客家中心主义”的感染，就象梁肇庭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
[ 本帖由 wanderinggod 于 2003-7-24 05:47 最后编辑 ]

wanderinggod

三、未来的路

在当下“后学”盛行的年代里，历史学应该而且也有能力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也许和一般论者的见解相反，我觉得倘若发挥到极致，史学方法的威力，绝对不亚于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等理论。在梁肇庭的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历史学的“解构”威力。通过将历史过程重现于读者面前，这部著作让我们看到一些“常识”在我们面前“融化”。这本书不仅对明清以来的客家史进行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讨论，而且经由这一方式，它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它试图将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转变为“神话”。历史著作的解构性正在于此。

要说对这本论著有什么批评的话，我想在于作者并没有将自己对族群的理解贯彻至每个论述之中。他似乎还游移于是否将对族群进行非本质主义的理解。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本书导论的作者施坚雅，在定义族群时，归根结底仍然坚持本质主义的解释。尽管在他们的理论想象中，族群有异于文化群体，可是，它仍旧具有一些文化“特质”，并因之区别于其他族群。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必须假设说，一方面，这些特质是该族群共享的，另一方面，它们是其他族群所没有的。这样，他们将自己置于理论上的危险之地。

也许更为妥当的一个研究路子，是完全抛弃上述理论的误区，转而考察“话语”过程。也就是说，在具体审视历史过程时，首先不假设历史主体所具备的文化特质，而是去探究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究竟是如何借助于他们心目中的文化资源，塑造自身与他者的文化特质，而这些行为，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文化行为的。对这一方法来说，关键的因素是具体历史情境、历史主体和文化传统的利用和再创造。历史主体心目中的文化资源，既可以是和他们确有渊源关系的，也可以是虚拟和杜撰的；既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跨族群的。在话语过程中，关键的是这些东西如何被操弄，以服务于区别或涵化于其他族群的目的。

当然，上述所提，还只是粗糙的研究设想，如何将这一设想付诸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克服文化本质主义的弊端，我们的历史资料是否提供了相关的基本信息，都是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不管如何，倡导应用这一方法研究客家史，并不是对梁先生的重要研究结论的否定，而是对他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深化，让他的方法更具有弹性和解构魅力。我觉得，这也算得上是对他进行纪念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附记：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到今天才算告成。谨向网友和版主表示歉意。]
[ 本帖由 wanderinggod 于 2003-7-24 06:57 最后编辑 ]

mouseamoy

总结的好！其他人的研究不妨一一写来，将一个个学案作为客家学导论远比坊间已有的“导论”高明。

wanderinggod

过奖了，mouseamoy。有空的话，你也来写一位学者的学案，如何？

筱舢子

看了楼上的帖子，对梁先生的客家史研究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大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之感。你还打算再写其他客家学者的学案吗？虽然论文提交了，但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安排得过来吗？ ;)

如果要写的话，可否先写罗香林先生有关客家的研究？我对他的了解限于他的《客家源流考》。上次mouseamoy说，大陆仅翻印了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和客家研究导论，对于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总结他的学术成就是不够的。所以希望看过罗香林先生大部分论著的网友们也来写写全面介绍他的文章。

wanderinggod

除了罗香林之外，还有几位学者的学案等待我们去做，比方说，长期从事客家宗教研究的劳格文、长期考察客家社会组织的孔迈隆以及从事客家方言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等。但是，这是个不小的工程，需要的是众多网友的共同努力。我撰写这篇文章，固然是为了介绍梁先生的理论方法，但另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抛砖引玉，希望有兴趣的网友一起来参与这项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