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媛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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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   媛
·黄 征 辉

    在户口册上，媛媛的名字是淑芳。可村里的人基本上不知道她的本名，大家都叫她媛媛。她母亲唤她媛子，她的弟妹们喊她时，就一个字：媛——
    我的心里，觉得媛子这称呼最贴合她，但我也只能跟着大伙叫她媛媛。
    媛媛一家，原本是县城里吴家巷的居民。斑脸、老实的父亲在县建筑公司做泥水工，他的薪水养着全家老小。1969年冬，接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城里的居民也大批地被送到乡下落户。县城里的晚间，一时街灯寥落，行人冷清。媛媛就是这时候来到我们村里。她的家就落在我家斜对面一座老旧的楼屋里，中间隔着一溜蛙鸣鱼跳的青草池塘。
    那时我上初中。媛媛一家落户下来时，我正好从学校回到家里。村里组织许多青壮年到六七里外的公路边，肩挑手扛，帮媛媛家搬运从城里用汽车拉下来的坛坛罐罐、桌椅床铺。她一家八口，上有小脚的老奶奶，下有六七岁的小弟弟。十五六岁剪着短发的媛媛，是背着妹妹进村的。她忽闪着乌溜溜的眼睛，张望着这个陌生的将要在这里长期生活的小村庄。
    在村小学教书的我的父亲，曾经动员已在城里上完小学的媛媛，跟我一起去公社的初中读书。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她害怕去上学，便留在了家里。多年后，她对我说，好后悔没听你爸的劝。
    逢周末或假期，我回到村里时，经常与媛媛在井台边相遇。她担水，我也担水。这个时候，近距离看她，清清楚楚。她依然剪着齐耳短发，脸盘和脖颈，白白净净的，看人时总泛起微微的笑。单眼皮上的眉毛，细细弯弯的，像画过一般。她爱穿乳白色的上衣。她担着满满的小水桶往回走的时候，村路上似乎就飞起了一只临风舞动的白蝴蝶。
    于是，我更加主动地为家里担水，总希望在井台边碰见媛媛。
    媛媛的母亲，也是单眼皮，白白净净的脸，见了人也总是笑眯眯的。村里的人喜欢与她们母女拉呱，教她们说乡下话，学讲她们的城里话。邻居们摘了新鲜菜，也愿意送媛媛家一把。她家的门前，有一条水圳流过，晨起和傍黑总聚着捣衣洗菜的女人们。男人们也好凑热闹，有一段时间，媛媛家的饭厅竟成了生产队开会议事的地方。
春节里，我家请亲友吃饭，父亲把媛媛也叫来了。她坐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吃着，偶尔对着进进出出上菜添酒的我笑一笑，很感激的样子。
    放暑假了，我到队里参加“双抢”。媛媛和她母亲也去了。媛媛从“抱稻子”开始学做农活，看上去有些笨手拙脚，却不吝力气，白净的脸上汗涔涔的。
    大约过了两三年，村里原来教幼儿班的女老师出嫁走了，大队书记觉得媛媛适合，就让她顶了这个缺。于是，一村的男女老少都叫她媛媛老师。小学里教一年级的也是个女老师，叫华玉，她的家与媛媛家相距很近，俩人相邀着，一起去学校，一起回家，形影相随，好得就像亲姐妹。身板胖墩的老校长，严肃又慈祥，他把媛媛几乎当了女儿看。工作蛮辛苦，伙食也简单，老师们课余却说说笑笑，弹琴唱歌。
    我初中毕业后，回村当农民。白天干农活，晚上教夜校。两年多后，我成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便成天与媛媛、华玉她们一起了。这时候的媛媛，长高了一些，也结实了一些，白脸上多了红润，扎起了两根小刷辫，散发着青春女子的气息。无论面对着谁，她一律用着柔柔的语调，一律扬着圆圆的笑脸。村里的后生男女有事没事总想找她说说话，她大大方方，跟大家处成了兄弟姐妹。小学里先后从外地调来的几个男教师，也暗暗慕她。媛媛最终与莆田籍的子惠老师好上了。这个子惠，待人热心，说话幽默，书也教得好，还会针灸。有天晚上，我胃疼得在床上打滚，哀哀叫着。没有药，子惠用针把我扎好了。他与媛媛的恋情，开始他俩都不认帐。实际上，媛媛这时候连写字都在模仿他了。我们指着墙上学习园地里他俩的笔迹，说，看看，看看！媛媛却还红着脸追打我们。
    又过了几年，媛媛家里的其他人随着回城风搬回了县城，就她还留在村里教书。小学里的老师，村里的那帮年轻人，有到城里办事或跟媛媛进城玩耍时，几乎都到她城里的家中吃饭。有一回，一伙人在她家吃饱喝足后准备离开。这时，月光如水水如天，一个家伙把她家门前那口池塘的水面当成了平地，乐颠颠踩过去，“咚”地一声，引爆了一阵惊吓之后忍俊不禁的轰笑。
    我离开家乡，在外读书谋生，辗转于村野和城镇之间。媛媛也终于被正式招了工，离开了我们那个村子。她和子惠结了婚，生了子。有一回下乡，我去了一趟他们家。媛媛在镇供销社当门市部负责人，子惠在旁边的小学里教书，一家子过得安静平和。心里着实为他们高兴。
    几年以后，子惠去了香港。他的一个叔叔在那里办实业，需要他的帮忙。子惠去那里不久，也要媛媛和孩子一起到香港团圆定居。开始，媛媛不愿去，说那里是资本主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工人要受压迫的。探亲回来后，她决定去了。等办好有关手续，临行前，她上城来，华玉陪着她向我和其他熟人告别。这时候大概是1990年。
    不觉又过了许多日子。一天，忽然听华玉告知，子惠在香港得了癌症，去世了。这消息让我惊愕了许久。只能遥想着媛媛和她两个幼子的无尽哀伤。
    去年，早已退休了的华玉和他的先生一起到深圳，事先与媛媛通了电话。媛媛从香港赶过来，请华玉夫妇在一家酒店里共用丰盛的午餐，三个人一起说了一天永远也说不完的话。
   今年春，我领着妻子去了一趟香港。到港的第二天晚上，我往媛媛家拨通了电话。我说，听得出我是谁吗？她带着港腔，哎呀，对不起，听不出啦。我说，我是你当年下乡那个村的。她说，村里那么多人，一时想不起来。我报了名字，她说，哎呀，是你呀！
    我们定好次日下午在我住的酒店见面。第二天午后三点，门铃准时响起。媛媛走了进来，还是那么笑眯眯的。她说，你看我是不是发胖了？我说，不觉得，不觉得。她大我一岁，今年已满出五十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礼盒，递与我妻，说，第一次见面，一点小意思啦。
    媛媛请我们上她家做客。在地铁车厢里，她与我妻老熟人般拉开了话。我坐在对面，为她俩拍照。
    港地寸土万金，高楼摩天。媛媛家在三十四层。在她家那小巧整洁的屋子里，我们又说了许多话。她问起了我们村里的许多人，说村里有人给她写过信，她有打过电话到村里。我们一起回忆那些年月里一起经历的许多事，她也说起她来港十多年的喜乐悲愁。她说，在子惠离她而去的最初的日子里，为了冲淡心里的悲苦，她天天出去做事，让来港陪她的母亲照看孩子。她告诉我们，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且早慧懂事，能体味母亲深藏的心思。她笑着说，二儿子已经“拍拖”了。正说着，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未来的儿媳回到家里。他们礼貌地问候我们。我对媛媛说，要是子惠还在，有多好！她低声说，是呀，是呀……
    在楼下的酒家用过晚餐，媛媛要送我们回住处。我说，不用了，我们自己回吧。她一定要送。她大儿子说，我陪妈去。
    在我们住的酒店门口，我说，不早了，你们回吧。只是，下一次见面不知是何时……
    媛媛的眼圈有些红了。我鼻子一酸，赶紧背转身。
    港岛的夜，无尽的灯盏点亮了无数上天的阶梯。在那八十八层的最高处，可就近发布心中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