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官陂土楼别样神 [张元锦 乡土 系列]

明堂

官陂土楼别样神

张元锦

　　平日，一谈起客家民居，人们就会提到闽西土楼或永定土楼，可见它的知名度。

　　其实，土楼不仅闽西永定有，闽南许多山区乡镇也有，如南靖的梅林、书洋，平和的大溪、长乐、九峰，诏安的官陂、霞葛、秀篆、太平等。别的暂且按下，这里只说诏安县官陂镇的土楼吧。

　　官陂镇在诏安县北部，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人口五万左右，有一两百座独具神奇的土楼，可谓星罗棋布、目不暇接。这些土楼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圆形、方形、八角形、半月形、畚箕形，还有大楼套小楼的“楼中楼”。官陂土楼，最古老的要数“溪口楼”，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最大的要数“在田楼”，俗称“大楼”，也有三百年历史。

　　在田楼直径九十二点 五米 ，略呈八卦形。楼高三层约 九米 ，墙基用石头垒成，高约 一米 ，厚 两米 ，墙基以上全用生土夯成。“楼围”六十四个开间，每个开间从一楼至三楼，自成一单元，与隔壁互不相通。进出大楼有两个大门，门板足足有十厘米厚，且钉有铁皮。关上大门，既可防野兽，又可防匪盗。门里顶部设有水槽，是防火装置；如关闭的大门遭到火攻，可从二楼将水灌进水槽，大火便会熄灭。大楼屋顶建有两个瞭望台，形似燕子窝，故称“燕子巢”，也作防卫用。它居高临下，楼外的动静可看得一清二楚。更令人惊奇的，还在于在田楼楼中套楼。这“楼中楼”呈四方形，两层，十五个开间，俗称“楼心”。楼心的南面，还有一列低矮的护屋。一般土楼，里面只有一口水井，在田楼范围大，水井共有三口。夏天，井水清冽甘甜；冬季，井口雾气腾腾。那不断迸涌出来的清泉水，是土楼人家的生命之源哪。

　　以在田楼为中心，周围还有十二座土楼，即水美楼、石马楼、玉田楼、玉峰楼、庵边楼、田下楼、新城楼、龙头楼、凤山楼、燕翼楼、凤鸣楼、光裕楼等。这仅仅是官陂土楼较为集中的地方之一，还有更多的土楼，错落有致地撒在这片热土上。它们像一朵朵绽开怒放的巨型山花，装点着山间盆地，使官陂这幅山水画显得更加壮美与妩媚。

　　真可谓官陂土楼别样神，在这神奇的土楼里，居住着别样的人家。

在官陂一万多户人家，百分之九十七都姓张。可有一点，外人大多不知道，那就是：他们既可姓张，也可姓廖，还可姓张廖；也就是说：张＝廖＝张廖。这是为什么？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

　　官陂张廖姓的始祖是六百多年前的“张公廖妈”，即张愿仔被廖三九郎招为东床，与廖大娘结为秦晋之好。张临终时留下遗嘱：“子孙后代，生当姓廖，以光母族；死归书张，以存本姓；生死不忘‘张廖'两全。”其子友来也立誓：“凡我子孙，生则姓廖，殁当书张；若移居外地，姓张姓廖或张廖合用，听其自便。”这样，张姓也好，廖姓也好，“张廖”姓也好，都是“张公廖母”传下的“一嗣双祧”的一族；从此，“张廖”这一奇特姓氏也在我国出现了。但由于有“听其自便”这一祖训，给日常的交往造成了某些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往往是自己的族亲也不认识，在历史上曾发生几起重大的误会。这教训引起宗亲们的深思。到民国初期，官陂进行户口登记，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年老的写廖，年轻的写张；读私塾的书廖，读新学堂的书张；女的姓廖，男的姓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除个别妇女沿用廖姓外，其余的均改为姓张。不难看出，这“张”、“廖”、“张廖”是同一血脉的。现在台湾省云林县西螺镇居住着众多廖姓人家，他们都是官陂张姓的宗亲和后裔；近十几年来，到官陂“张氏大宗”祖祠谒祖的台湾廖姓宗亲，络绎不绝。在日本的爱国华侨张廖富源一家，他们是从台湾迁去的，而其先祖也在官陂，是“张公廖母”的子民。十几年前，他们曾到祖籍地，终于寻到根之所在。显而易见，这“张”、“廖”、“张廖”是一脉相承的。

　　官陂别样的土楼，住着别样的人家；别样的人家，创造出别样的神奇！

( 1996 年6 月18 日 )

明堂

土楼的眼睛

张元锦

　　在外闯荡几十年，家乡土楼的眼睛——窗户，常在我梦中出现。她是那么明亮，总是望着外部的大千世界；她是那么深情，总在为远游他方的张氏子民祈福，盼着我们早日归去。

说窗户是土楼的眼睛，是再恰当不过了。生我养我的土楼——在田楼，可说是福建省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土楼。它直径 九十二点五米 ，其他土楼是难以跟它相比的。它高三层，第一、二层朝外不开窗，第三层才开个小窗，宽不过盈尺，高不到两尺。窗户开在第三层，主要是为了防御。据老一辈的乡亲说，在那逝去的年代，山沟沟里匪盗多如牛毛，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土楼的窗户要是开在一、二层，那很不安全，匪盗很容易从窗户攻进土楼。不过，要是不开窗，又看不到土楼外的动静，匪盗来了，土楼里的人两眼抹黑，看不清他们的行踪。老一辈还说，有一次，土匪真的来了，乡亲们将进出土楼的唯一大门紧紧关上。土匪无可奈何，潜到大门跟前，准备放火焚烧。土匪的一举一动，逃不过土楼的“眼睛”，乡亲们扔下土制炸弹，把强盗炸得少胳膊缺腿的，没有归西的，魂不附体地落荒而逃。

我家背后的那个小窗户，朝东偏北。小时候，我常喜欢趴在窗口，这倒不是要看窗外匪盗的动静，而是为沐浴透进来的阳光，呼吸吹进来的新鲜空气，看看外面映入的景象。有时，我想爬到窗台上，却每每被妈妈或姐姐叫住了。他们说爬上去危险，要是不小心跌下去，可不是好玩的。我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过后一想，妈妈和姐姐说得有道理，如果栽下去，头破血流是肯定的，还可能有生命危险呢。

从窗户可以窥视土楼外匪盗的动静，这应该不假。不过，打从我懂事起，我从没有看见土匪到在田楼来抢劫过。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田楼在山间小盆地的中央，周围还有十几座土楼，一般情况下，土匪是不敢贸然窜到这里来的；倘若窜进来了，那是来送死，很难逃得出去。这一点匪盗很清楚，所以，在田楼向来平安无事。

年幼的我趴在窗口，透过窗户这“眼睛”，心就飞了出去。从这“眼睛”，我清楚地看到玉峰小学（现为上官中心小学）：校园里的天井有一棵高大的木芙蓉，每当秋冬季节，花朵盛开，刚开时呈粉红色，快谢时变成深红色；清晨，我常要大姐背我到校门口捡落下来的芙蓉花。学校的教室里和操场上，学生们或在专心听课，或在活蹦活跳地游戏。在窗口，我还能听到从学校里传来的琅琅书声和嘹亮歌声。大哥、二哥都在学校里上学，我是多么想跟哥哥一样跨进校门去读书哇。当我六岁时，我的梦想实现了。从此，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一发而不可收：小学毕业上初中，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上大学，最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也许是土楼的“眼睛”给我以向往，给我以激情，给我以灵气，给我以毅力，使我能顺利地闯过一关又一关，成为我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家乡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

参加工作之后，我只偶尔回到家乡走一走，看一看。这时，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登上三楼，走到窗口朝外望。这一望，给我的惊喜多多。

——借助土楼这“眼睛”，我看到母校在不断发展壮大。想当年，母校只有几间低矮的教室 和一间 老师的办公室。全校六个年级仅有六个班，教室仍不够用，有的两个班级合在一间教室上课。我念一年级时就与二年级“合署”上课，老师教完一年级的课，就让我们自习，他去教二年级。这样，当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教学效果，可在那个年月，只能如此安排。那时候，学生很少，六个年级也只有几十人。我是第十四届毕业生。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共有毕业生一百五十一名，平均每一届不到十一名，最少的一届只有三名，我这一届也不过八名，我排在第一百四十四名。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母校早就建起了教学楼，教室增加了好多倍。在校学生数更是今非昔比，如今一届毕业生，比过去十四届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怎不令人惊喜呢！

——借助土楼这“眼睛”，我看到乡亲们的住房在不断变化。往昔，乡亲们绝大部分住在土楼里，土楼外面的平房不多，零零星星地散落在一些角落。而今，土楼外一座座崭新的小“洋楼”拔地而起，有的用花岗岩砌成，有的用钢筋水泥建成。室内的装修，几乎要赶上城里的了。这些新建的“洋楼”，最高的竟有五层。有一次我回乡，想拍几张土楼全景的照片，要是站在土楼本身拍吧，那无论如何也拍不到全景；站在山上拍吧，距土楼太远，没有广角镜头根本拍不了。考虑来考虑去，又到处看了看，终于看中了土楼外一座五层小“洋楼”，我登上楼顶，把土楼奇观定格了下来。不用说，这也让我惊喜！

——借助土楼这“眼睛”，我看到家乡生产的巨大改变。想当年，在山间盆地的田里，一年三季，种的大多是粮食，即两季水稻，一季小麦，还零星种些蔬菜。而那矮山低坡，大多光秃秃的，露出的黄土像燃烧着的火焰，难得长出几棵树。个别山头或山坳，原先也有一小片高耸入云的松树，或密密匝匝的荷树、栗子树等，那是“风水林”。就是这些林木，在那大炼钢铁的年代，也被砍伐殆尽，结果，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现在，从窗户往外眺望，映入眼帘的是：平原上除了仍然栽种一些水稻（大大减少）和蔬菜之外，不少地里出现了一片片香蕉林；在那矮山低坡上，那熊熊的“火焰”，早被绿色的“芭蕉扇”所扑灭，编织这“芭蕉扇”的，是那难以计数的荔枝树、李子树……我家乡仅荔枝树就有五六万亩，人均一亩以上，每年收入相当可观。这当然也叫我惊喜！

………………

窗户——土楼的眼睛，今后，从那里往外望，肯定将会更精彩。人们再也看不到匪盗的踪影，破败的景象，而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让人喜滋滋的，乐得合不拢嘴。

　　　　　　　　　　　　　　　　　　　　　　　　　　　　（ 2002.8.3 ）

  

　

  

古井深情

张元锦

一提起故乡，我就想起童年的乐园——土楼。

我住的土楼叫在田楼，俗称大楼。我在想，偌大的一座土楼，刚刚建成时，保准住的人不多。因为我知道，我的祖辈是为他的七个儿子修建这座土楼的。每个儿子九个开间，七九六十三，加上一个进出的南大门，共六十四个开间；后来，在东北方向又开了一个小门，两个开间作为祖祠，实际供人居住的只有六十二个开间。这么多的住房，只住七兄弟，连同祖辈、父辈，也就那么一些人，在里头完全可以“打闹天宫”。不过，这也说明先人很有眼光，想得很远，只传几代人，就住满了。算了算，至少也有四五百口人。这么大的在田楼，住了这么多的人，如果楼里只开一口井，用水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这样，在田楼里面有三口水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般说来，土楼和水井的岁数应该是相同的。在田楼的兴建至今已有三百左右个春秋，照此推算，楼里的三口井也有三百多岁了。因此，称这些井为古井一点也不为过。

三百多岁，如果是人，肯定老态龙钟；可在田楼的三口古井至今仍青春勃发，长年不断地涌出清清的泉水，哺育着我的乡亲们。三口古井，有一口井栏是方的，两口井栏是圆的。方井栏的那一口就在我家门前。夏天，井水充盈，伸手就可舀到；有时，锅里等水用，水缸又没水，只走几步到门口，俯身舀一瓢也就行了。此时，古井仿佛是我家的水缸。

对于乡亲们，古井含着深情。每当酷暑到来之际，井水特别清冽冰凉，喝一口，沁人心脾；打一桶从头顶浇下来，浑身舒爽。每当寒冬到来之时，它腾起一股股热气，把手伸进去“蒸一蒸”，快冻僵的手指就灵活多了；打一盆洗个脸，两颊暖烘烘的，极为舒服。井墙是用卵石砌成的，随着井水长年累月的蒸发，水气氤氲，卵石终年湿漉漉的，长着翠绿的苔藓和虎耳草。虎耳草是一种中草药，可治中耳炎。我小时候得过这种病，母亲从石头缝里拔了几棵，将它捣烂，挤出汁来，把我的病给治好了。古井的水清澈见底，特别是夏天的中午，太阳直射，把井底照得一清二楚，有铜钱，有铁箍，甚至有铁桶。在井里，还可看到一种鱼，土话叫“洋官”，形似鲶鱼，它在怡然自得地游呀游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它总是游得那么惬意。据说，这种鱼能除污，不停地吃着脏东西，使井水保持洁净，为土楼人家默默作出奉献；要是遇到井水变质或有毒，它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向土楼人家“报警”，令人敬佩！

可能是受到古井这种精神的感染，喝古井水的乡亲们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谅互让，亲如一家。有时，打水的人多了，他们绝不你拥我挤，而是礼让三分，让别人先打。谁要是忘了带打水的木桶或铁桶，井边有别人的，你可尽管使用，别人决不会有难看的脸色；井边要是没有，可就近向别人家借用，人家也不会拒绝。要是遇上大旱之年，古井快要“底朝天”，打水的人也绝不争先恐后，而是按先来后到，很有秩序地打水；而且，前面的人都不敢多打，好让后面的人也能打得到；有时，后来的人实在打不到水了，前面打到的，便会匀出一些给他。真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古井周围的地上，有的用卵石铺成，有的用石板铺就。乡亲们常年在这儿打水、洗菜、洗衣服，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几时是干的；加上千人踩、万人踏，卵石和石板变得滑溜溜的。这样，险情也就时有发生，个别人不大小心，就会跌落到井里去。这时，只要有人看到，或呼叫一声，乡亲们就会赶来，奋不顾身地沿着井墙，下到井里，把人救起来。我的一个姐姐就曾跌了进去，当时井水比较满，有个乡亲一手抓住她的头发，一手抓住她的手腕，便把她救了上来。而后，家里煮了两个鸭蛋给姐姐吃，让她压压惊。对救起姐姐的那位乡亲，我们都来不及说句“谢谢”，他就急匆匆地走了。多么憨厚的性格！多么深厚的亲情！

几百年来，沧海变桑田，可土楼里古井的泉水却矢志不移，亘古不变，总是不断地涌呀涌的。“寒冬给人以温暖，炎夏给人以清凉”，这就是古井的情怀！

　　　　　　　　　　　　　　　　　　　　　　　　　　　　　（ 2002.4.17 ）

明堂

“虾 饣半　 ”又飘香了

张元锦

　　屈指一算，我已整整四十个年头不在家乡过春节和元宵节了。有关春节和元宵节的风俗习惯，在我脑子里只依稀记得一些。如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围炉吃团圆饭，还得守岁；除夕夜和 正月初一 、正月十五晚上，家里每个房间都得点灯，直到天明；大年初一大放鞭炮，乡亲们见面时，无论大人小孩，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深深的祝福：“拜年拜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健康长寿！”这一天的三餐和 正月十五 的早餐，人人都吃素；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做各种各样的“米 饣半　 ”，春节主要有“甜 饣半　 ”、“发 饣半　 ”、“淋层 饣半　 ”、“菜头 饣半　 ”、“灰水 饣半　 ”、“豆龟”、“菜龟”等，而元宵节主要有“软 饣半　”、 “虾 饣半　 ”等。在这些“米 饣半　 ”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虾 饣半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虾 饣半　 ”的印象仍然是那么鲜活，一想起它，口水就要流出来。

“虾 饣半　 ”的做法并不复杂：皮由糯米和籼米各一半制作而成，即先将米磨成浆，压干后捏成一个个扁圆形的米团，蒸熟或煮熟，然后放到石臼里，用力舂到又软又韧；馅的主要原料是猪肉、大蒜和虾仁或虾皮等，把猪肉和大蒜切细，与虾仁一起在油锅里爆炒，香味扑鼻；皮和馅备好了，将馅包在皮里，做成梭子形，这就是“虾 饣半　 ”。因其状犹如梭子，故又名“梭子 饣半　 ”。要吃的时候，将“虾 饣半　 ”放在油锅里文火慢慢地煎或炸，待四面成金黄色便可起锅，装在盘上，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大半辈子以来，我天南地北地跑了许多地方，还未见过、更未尝过如此让我陶醉的风味小吃。

元宵节做“虾 饣半　 ”这一习俗，在我家乡由来已久，原先是为了庆贺家里生男孩的。土楼里谁家当年生了男婴，第二年正月十五就得做“虾 饣半　 ”，更主要的是得办“丁桌”。所谓“丁桌”，即生男孩的各家各户在各房祖祠前的广场上办起酒席，宴请同一房的族亲。酒席上，族亲们频频举杯，向添了男丁的家庭表示祝贺。客家话“丁”与“灯”谐音，所以，“丁桌”在元宵节——灯节筹办。

在“丁桌”上，有鸡有鸭，有肉有蛋，有鱼有虾，还有一样东西不可少，那就是“虾 饣半　 ”。正因为如此，“虾 饣半　 ”又叫“丁子 饣半　 ”，意是专门为添丁而做的。这“虾 饣半　 ”有其深刻的含义：馅里的大蒜，是说种下一粒蒜瓣，可收成十粒八粒；这些蒜瓣，又围在一起，不分不离，蕴含有“多子多孙”、“团团圆圆”之意；“虾 饣半　 ”做成梭子形，意是像梭子织布一样，不断地织下去，表示子子孙孙繁衍生息，千秋万代，一脉相承，永不断线。在过去那年代，谁家都希望添丁，都希望“多子多孙”；许多人家即使那一年不添男丁，第二年元宵期间也要做“虾 饣半　 ”，为的是图个吉利，盼望来年也添个男孩。久而久之，做“虾 饣半　 ”便成为家乡元宵期间的一种风俗。当然，现在看来，那“多子多孙”的寓意显然不合时宜，那“重男轻女”的思想也与时代不合拍；如今，我的乡亲们正在与旧观念决裂，响应“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号召，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提起办“丁桌”，也存在着“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对富裕人家来说，人丁兴旺，那是求之不得的，当然全家万分高兴；但是，对家境不好的人家来说，可是沉重的负担，也可说是一场灾难：平日都常常揭不开锅，要办丰盛的酒席请那么多乡亲，哪儿来的钱？就是变卖全部家产也不够花销。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只好忍痛把男孩子送给别人；有的硬着头皮借高利贷，造成债台高筑，家境“雪上加霜”。据传说，有的甚至“男扮女装”，即生男婴说是生女婴，平时把男孩子打扮成女孩子，不让乡亲们知道，想侥幸躲过这一难关。然而，这终将不是长久之计，孩子长大了，怎么办？他只好离乡背井，飘泊他方，一家人再也得不到团圆，有苦无处诉。这是旧社会造成的苦果，是令人辛酸而又无奈的事。

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随着世事的不断变迁，人类历史翻到了 1949 年这崭新的一页。这一年，新中国成立了，家乡解放了。从此，我家乡办“丁桌”的旧习俗慢慢有了改变，并最终被摈弃了。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好事，乡亲们特别是家境不太富裕的乡亲们，他们再也不用为此提心吊胆了。

作为旧习俗的“丁桌”早已不复存在，乡亲们的生活也今非昔比，各种美味佳肴应有尽有；而作为一种风味小吃的“虾 饣半　 ”，一直流传了下来。几十年来，我寄居他乡异地，经常思念着家乡。有时家乡来人，我总要问他们，现在还做不做“虾 饣半　 ”？得到的答复都是肯定的。马年的元宵节到了，我在想，各家各户又在忙着做起“ 虾 饣半　 ”来了。随着那炊烟的袅袅升起，我仿佛又闻到了“虾 饣半　 ”那令人沉醉的味香……

　　　　　　　　　　　　　　　　　　　　　　　　　　　　　　（ 2002.2.14 ）

  



故乡的路

　　　　　　　　　　　　　　　　　　　　　　　　　张元锦 （ 2002.12.11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我家乡过去的道路，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那时候，家乡的路的确曲曲弯弯，又细又长——

在田野里，那纵横交错的阡陌，大多只有两个巴掌宽，有的还更小。它用石块砌成，上面抹上泥巴，过后便长了青草。每年春夏两季莳禾之前，乡亲们总要把青草锄去，再抹上烂泥，待干之后，方能行走。大家就在这样的田埂上来回穿梭着，或荷锄，或挑担，或播种，或除虫，或巡水，或收割……忙得不亦乐乎，为的是生计。

家乡的土楼很多。土楼与土楼之间的道路，也几乎没有一条是笔直的。这些路，大多用鹅卵石铺成，千人踩，万人踏，变得光滑锃亮。那年月，乡亲们白天大多赤着脚，脚板跟卵石亲近；夜里，穿着木屐，走在卵石路上，“咔嗒咔嗒”地响着，响声在夜空中回荡，倒也有些许音乐的韵味。乡亲们就在这卵石路上走呀走着，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通有无，加深亲情。

我小时候，家乡没有公路。记得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我正在念小学，倒听到“公路”这个词。这可是我平生第一回听到。当时，从学校到墟场开了一条笔直的路，人们就叫它“公路”。其实，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公路，只不过是宽不到 两米 、长只有百来米的大路而已。路开好了，乡亲们还觉得满了不起的。

应该说，那时节，家乡也有两条比较大的路，那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条通往县城，一条通往邻县。那条向南通往县城的黄泥路，时宽时窄；为了防止雨天泥泞不堪，路面铺着大粒沙，赤脚走在上面，像钉子扎似的，都不敢用力踩。那条向北的是通往邻县的，走不上一两公里，就得爬山；爬了二三公里，翻过“龙过岗”，就到了邻县。“龙过岗”两旁是密密的树林，掩映着一条陡陡的石阶路。这是古人为行善事而铺就的。

那时候，家乡墟场摆的许多商品，包括酱油、虾油，熟鱼、虾皮，棉花、布匹等等，大多从县城或外县挑回来。可以这么说，挑回一担酱油、虾油，至少要洒下半担的汗水。人们日夜盼着公路能早日开到家乡！

家乡到底什么时候修了公路、通了汽车，由于长期在外地工作，具体时间我说不上。估计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吧。那时的公路还是黄泥铺成的，窄窄的，高低不平。晴天行车，烟尘滚滚，像是一条黄龙在奔跑；雨天行车，泥浆四溅，有时车轮打滑，进退不得。坐在车上，要么像在跳舞，要么像醉汉摇摇晃晃，甚至险象环生。据乡亲们说，那时的客车，搭乘的人并不多，一来，农民长年累月绑在土地上，二来，他们口袋瘪瘪的，大部分人没什么钱，哪有搭车的缘分？那时的货车，运货到山旮旯，往往放空车回头，因为山里穷，根本就没什么货物可以往外拉。因此，不管是客运站还是货运站，都常常亏本，叫苦不迭。

然而，近二十来年，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家乡的道路发生了巨变：平了，宽了，铺上了柏油了。而更重要的是，公路上的车多了，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川流不息，穿梭不停，日夜奔忙。这些年，乡亲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荔枝种植，每年 6 月中下旬荔枝采摘季节，那田间小路，那乡间大道，乡亲们用肩挑，用板车拉，用摩托车载。可以这么说，这时节家乡的道路——小路、大路、公路，都成为流蜜的河。

说到客车，也越来越多了，有小巴、中巴、大巴，一天有多少班，难以计数；它们有的是国企的，有的是集体的，有的是个私的。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班次，有时候还“人满为患”。因为，如今的乡亲们，他们不再仅仅务农，再也不是死死地跟土地绑在一起；他们既务农，又经商，又搞运输，又到外地办企业……往外跑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要知道，我的父母和许多乡亲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辛苦了一辈子，却从来没见过汽车，那是多么遗憾的事呀！后来，刚开了公路，刚来了汽车，想搭一趟也不容易；要到邻省的汕头或广州，那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如何呢？有位乡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现在，每天从家乡开往广州的直达车就有五班，有时候还更多。这实在让我惊讶，又令我振奋！

　　可以相信，故乡的道路将越来越宽广，把土楼与外部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让土楼跟外部世界一样精彩

明堂

乡情酽似酒

张元锦

有人认为，在客家人聚居的山窝窝里，那一座座圆圆的或方方的土楼，像是一个个铁桶，闭塞得很，有意无意地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客家人思想感情所造成的。

我曾多年没有回老家。有一次，我带两位友人到我家乡，让他们看看土楼。我们一下车，不少乡亲就认出了我，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友人感到惊奇，说：“你离开家乡那么长时间，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认识你？”这种惊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没什么可奇怪的。客家人就是如此，无论你离开家乡多久，也无论你远走天涯海角，回来时，同辈人一般都会认识你。若是住在家乡，即使是偏僻的山旮旯，别人大多也能叫出你的名字来，或对别人说：“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她是某某人的女儿。”“这后生是某某楼的，是某人的孩子。”“这女人是某某的媳妇，是从某某地方嫁过来的。”等等。

记得有一年，女儿尚在上大学，她还从来没回过老家。那年暑假，她想回官陂“寻根”去，从福州与同学结伴来到漳州，然后只身一人搭上开往官陂的客车。车上，大部分乘客是官陂人。他们都是“山里人”的打扮，女儿的穿着就显得与众不同。不少乡亲有些好奇，问她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女儿脱口而出：“我是官陂人，要到官陂去。”他们不相信，七嘴八舌地说：“你是官陂人？我们不信！”“你是哪座楼的？我们怎么没见过？”女儿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没见过，不等于不是官陂人哪。”他们意识到，也许她的父辈是官陂人，在外地工作，便问女儿家住何处，父亲叫什么名字。女儿说，家住福州，至于父亲是谁，她卖了个关子：“你们猜猜看。”此话一出，车上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陷入沉思。仅过片刻，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猜开了。有的说：“你父亲是某某某。”有的说：“某某某是你父亲。”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工夫，竟被他们猜出来了。

从这小小的插曲可以看出，我的乡亲对外出亲人的关注和一往情深。女儿返榕后告诉我，一股浓浓的乡情在我胸中涌动。

客家人感情丰富，对外地来的客人热烈、和善，对本地人恳切、深沉，这是任何外部的东西所阻隔不了的。客家人的感情就像当地酽酽的老酒，喝起来平淡，可后劲十足。那浓浓的乡情，在土楼里弥漫着，它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微细血管。平日里，土楼的人们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仅仅是打打招呼，拉拉家常；可有一天，要是有人端着一小碗煮熟的肉片，送到你家里，那感人的乡情随着氤氲的热气和香味升腾着，让你心中顿时热乎乎的。这并不是送肉的乡亲家里有什么大喜事，而仅仅是家里杀了一头大肥猪罢了。杀猪本是一件平常事，可我家乡却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习俗：土楼里谁家杀猪，主人都要留下大板油和一部分猪肉，把大板油炸成油，可长期使用；而把猪肉切成小块，煮了一锅，分成一小碗一小碗的，给楼里最亲近的亲友，一家送去一碗；有的亲友住在隔壁的土楼，他也会提着篮子送去，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你送我，下次我回送，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可以说，“一家杀了猪，众人有口福”，这已成为官陂客家人独特的风情。

土楼里浓浓的乡情，还表现在“亲帮亲、邻帮邻”上。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乡亲们往往不分你我，不计报酬，谁家忙不过来，只要一张口，打个招呼，马上就有人前来帮忙。他们往往“赤膊上阵”，使出最大的力气，或犁田插秧，或割禾打稻，在太阳的暴晒下，一粒粒晶莹剔透的汗珠，在古铜色的背上冒了出来；而后汇在一起，沿着脊梁骨两旁微微凹陷的地方往下流淌。半上午或半下午，大家会在大树底下歇息片刻吃点心。这点心很简单，清清的稀粥，几样小菜：一碟炒花生，一碟咸萝卜，一碟腌芥菜，吃起来特别爽口。午饭或晚饭，也只不过捞了干饭，炒上几个菜而已。要是有人盖房子，也是乡亲们前来帮工，你挑土，我运瓦，他舂墙，用众人的力量，垒起了一座座土楼。至于“报酬”，那不用提起，全免。乡亲们的这种“礼尚往来”，饱含的都是乡情。

乡情，在危急的关头更显示出它的无私无畏。相传有一个“虎口救小孩”的故事。那时候家乡还有老虎出没。一天傍晚，有个小孩在土楼外游玩，突然闯出一只老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小孩刁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有个过路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不顾一切地猛扑过去，对准猛虎的鼻梁狠狠砸了几拳。猛虎一痛，丢下小孩，与年轻人展开厮杀。年轻人被老虎的利爪抓得鲜血淋漓，他忍着剧痛，殊死跟老虎搏斗。这时，乡亲们闻讯操起锄头、钢钎赶来营救；在众人的怒吼声中，老虎落荒而逃。小孩得救了，年轻人也脱了险。他俩虽然被咬伤、抓伤，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年轻人与小孩素昧平生，可心中怀有乡情，就会挺身而出。“虎口救小孩”是乡情创造的奇迹！

在我家乡的井边、楼旁、地里、河畔、山上、林间……到处都弥漫着融融的乡情。

乡情，就像那刚开启坛盖子的客家老酒，我在遥远的异地他乡都能闻到它那醉人的芳香。

（ 2004.6.7 ）

明堂

甜蜜的希望

张元锦

屈指一算，我已近半世纪不在家乡品尝荔枝了。

一提起家乡的荔枝，我就嘴里生津，齿颊间似乎仍留着荔枝的甘美与芳香。

我家乡的荔枝有两大特点，一是品种优良，大部分是“乌叶”，果实皮薄，半透明的果肉犹如凝脂一般，甜而不腻，受到省内外、甚至海外顾客的青睐；台湾省云林县西螺镇一带的“乌叶”荔枝，就是从官陂移植过去的。二是成熟期早，比我省其他地区的荔枝早成熟十天至一个季节，一般阳历６月２２日开始采摘，７月６－７号全部结束。这时别处的荔枝才刚刚上市。成熟季节早，自然可卖个好价钱，“物以稀为贵”嘛。

当年我在家乡时，也有荔枝，但是，种得并不多。近十几年来，家乡频频传来消息，说种上了大片大片的荔枝。乡亲们要我荔红时节回乡尝一尝。这当然是一大快事。可由于公务繁忙，总脱不了身，一直无法如愿以偿。

己卯年荔红时节，机会终于来了，我和几位同行来到我的故乡——诏安县官陂镇。

未到家乡，便可见到迎面驶来的一辆辆货车，车上全是荔枝，用泡沫塑料保鲜箱装着。它们开足马力，飞奔向前，为的是能运到更远的地方去。到了家乡，在小王的陪同下，我们登上了建在一座小山头上的“观荔亭”。一眼望去，但见远近的矮山低坡，全被墨绿色的荔枝树所覆盖；而那荔枝树上，都结着累累的红荔枝。可以这样说，那远接天边的荔枝林，犹如难以丈量的巨幅绸缎；那红艳艳的荔枝，宛如天上的彩霞落到了山间，令人叹为观止。是的，这是彩色的绸缎，家乡的亲人们就是裁下了它，缝制成色彩斑斓的衣裳。难怪刚才在圩场，我们看到人们大多穿着崭新的衣服，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男人们也不示弱，不少人穿起西装来。这与过去穿着补丁连补丁的日子大不一样。现在，很难分得清城里人和乡下人打扮有多少不同。

回乡这一天，正是乡亲人采摘荔枝最忙的日子。我们看到他们络绎不绝地将荔枝送到收购站收购，有的用肩挑，有的用自行车载，有的用手推车推，有的用摩托车驮。他们个个汗流浃背，脸上却挂着笑容。这完全可以理解。看，那一串串、一箩箩、一车车的荔枝，犹如数不清的红玛瑙，可真值钱呢！有了这荔枝，给乡亲们带来了彩电、电冰箱、录像机、液化气灶、两轮摩托车、崭新崭新的砖瓦房……这怎不叫他们满怀欣喜呢！

可谁能想到，昔日官陂的低山矮坡，大多光秃秃的，尽是红色的沙土、黑色的石头；观荔亭所在的这座山，过去叫“火焰山”。这里插不上禾苗，长不出薯秧；田鼠不愿在这里留宿，鸟儿不愿到这里落脚。年长日久，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浑黄，连附近的良田沃土，也被毁坏，粮食减产，其他作物也长不好。人们过着苦涩的日子，心里不是滋味。

冬夜里春风呼啦啦地响，吹拂着家乡的沟沟壑壑，官陂腾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浪。政府号召：制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大力植树种果，脱贫奔上小康！乡亲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了。他们认识到，官陂的水田，每人只有三分左右，单靠在水田里摸爬滚打，即使是丰收年景，也难以填饱肚子，怎么谈得上奔“小康之路”！他们向矮山低坡发展，动手种水果；可种什么样水果，也有个摸索的过程。开头，大部分种上了香蕉。种香蕉，收益快，当年便可收成。不过，得占良田，夏秋季节，还常常受到台风的袭击，一阵台风过，香蕉几乎全刮倒，一片狼藉，尚未成熟的香蕉全部毁于一旦，令人痛心！他们意识到种香蕉风险太大。从１９８６年起，他们着手种植荔枝。荔枝五六年方能结果，比香蕉收益慢，但风险小，一般可避过台风期；受益时间也长，可达二三十年。镇党委和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发动群众，在低矮的山坡上大种荔枝，谁种植谁受益，这样可一举两得：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有丰厚的经济收入。于是，乡亲们怀着甜蜜的希望，浩浩荡荡，涌到山上。

要过甜蜜的生活，就得先吃苦，好比吃橄榄一样，先苦后甜。火焰山和其他低山矮坡，沙土板结，都是硬邦邦的；尤其是石头，更是铁疙瘩一样，银锄、铁镐落地，火星四溅，双手震麻；汗珠洒落，一颗甩成八瓣，吱吱响，瞬间化成蒸气。然而，官陂的客家人有一股吃苦耐劳、忘我拼搏、开拓创业的精神，对眼前的困难，压根儿不看在眼里。他们战三伏炎夏、数九寒天，起早摸黑，开出了一层层梯田，挖出了一个个洞穴，将一株株荔枝苗种了上去。

种上了果树，种上了希望。可要使甜蜜的希望变为现实，还会遇到许多困难，还得解决不少问题。官陂过去虽然有人种过荔枝，但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种荔枝的技术和经验。因此，有关部门请来专家、农技员、老果农，为新果农讲课，传授嫁接、施肥、喷洒农药等技术。还成立“荔枝研究会”、“荔枝医院”，为荔枝生产做好服务工作。每年春天，正当荔枝花盛开的时节，领导部门大力发动外地蜂农前来放蜂，引来成千上万箱蜜蜂，为荔枝授粉，促进荔枝的丰产。

人们一般都知道，荔枝生产总会发生“大小年”现象，一年“大年”，一年“小年”，“大年”大丰收，“小年”产量低得很，个别株甚至“颗粒无收”。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这可是一项重点的攻关项目。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摸索，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就以 1996 年和今年为例吧。在当时， 1996 年产量为最高年份，投产一万五千亩，总产 二百五十万公斤 。这是丰收年，也是“大年”。今年 1999 年，应该是“小年”，可今年获得更大的丰收：投产三万八千万亩，总产可突破 一千万公斤 ，比大前年翻了两番；亩产 263 公斤 ，比大前年增产六成。这不仅不是“小年”，也不是“大年”，而是“特大年”。可见，依靠科学，发挥智慧，植物自古养成的“习惯”和“脾气”，换句话说，养成的“秉性”，也是可以改变的。

荔红时节回故乡，乡亲们送来不少荔枝让我们品尝。同行的朋友一边尝，一边赞不绝口。而对我来说，别有一番滋味：四十多年后又在故乡品尝荔枝，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我还到一个小村庄去。在这山旮旯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小时候，我一个人都不敢到这里来，因为村边的山坡上，遍布一个个小“馒头”，这是掩埋夭折孩子的荒坟，是乱坟岗。一到这里，就毛骨悚然。没想到，现在都种了上荔枝，枝叶繁茂，挂果累累，煞是好看。我走进一户人家，主人热情地搬出一箩筐荔枝让我品尝。这户人家今年荔枝收成近 一万公斤 ，收入已达十万元以上。当我问起此事时，主人笑笑地说：“这全靠搞活的政策。就像一口池塘，水不流，只能成为臭水塘，鱼怎么养得成呢？政策搞活了，我们就来了力气。”他停了停，补充一句：“现在比我收入多的还不少呢。”

这是实在话，全镇像他这样收入的不仅仅是一户。当然，荔枝发展起来了，还得靠保鲜新技术和运输的畅通。现在有了新的保鲜法，一般可保鲜七天以上；到县城的五十多公里公路，不久前又铺上了柏油，这样，荔枝的外运就更迅捷，也可运到更远的地方去。

官陂原为有名的“特困乡”，大多数人腰包空空；粮食不够吃，肚子半饥半饱的；身上的穿着，补丁连补丁。十几年前，别的农村出现了万元户，这对官陂的农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可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从今年的荔枝生产看，总产 一千万公斤 ，产值可达七千万元，每户平均近万元；也就是说，每家每户几乎成了“万元户”。其中，十万元户也不少见，有的甚至达到几十万元户。要是加上其他收入，那更可观，真是“鸟枪换炮”了。

看到荔枝丰收的情景，看到我家乡处处呈现新的景象，同行的小李深有感触地说：“十几年前我来过官陂，哪能跟现在相比啊！变化太大了！”确实如此，正如乡亲们所说的：“一棵荔枝一担粮，十亩荔枝建新房；山沟沟里盛满蜜，万众齐心奔小康！”

官陂六月荔枝丹，这让当地农民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就要告别家乡了，乡亲们围了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脸上的笑容甜甜的。

祝福我的乡亲们，小康之路越走越宽广！

（ 1999.7.17 ）

明堂

清粼粼的圳水悠悠地流

张元锦

　　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将官陂和霞葛连在一起。两地交界处的石陂面溪，有一座大水坝，叫五通陂，俗称“石陂面”。

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年纪还小，连接两地的这条路只不过是乡间大道。我经常从官陂到霞葛走亲戚，就打从这条黄泥路去的。途经五通陂，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溪水从大坝缺口奔腾直泻，而两岸水圳里却几乎干涸。听大人说， 1938 年，五通陂被特大洪水冲决了。对此，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闻不问，更不会拨款修复堤坝；霞葛百姓又大多穷得叮当响，要修复也无能为力；没办法，一方面是大片农田盼着溪水灌溉，一方面又让溪水白白地付诸“南”流。

提起五通陂，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呢。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 年），当时，诏安建县才三十三年，时任知县的梁士楚，深知水利对农耕的重要性，又了解到溪两岸的霞葛民众盼水心切，更为他们因争水而闹纠纷心急如焚。因此，他提议在五通村的白藤径拦溪建陂，修筑东西两条水圳，灌溉霞葛的大片农地，费用由两岸受益面积多寡平摊。知县的倡议得到百姓的积极响应，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地，一座雄伟壮观的大水坝建起来了，名为五通陂。水坝用条石砌成，呈拱形，像一把巨大的弯刀把溪水拦腰截断，让清粼粼的溪水驯服地沿着东西两条水圳，悠悠地流进了干渴的田园，灌溉着数千亩的庄稼。打从大坝建成之后，农田一年三熟，几乎年年获得丰收，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两岸民众也和和睦睦，相安无事。

应该说，五通陂为霞葛百姓的安居乐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知恩图报，这一点，霞葛土楼里的广大群众心中十分清楚。他们对五通陂极为珍惜，极为爱护。十年过去了，百年过去了，大坝依然屹立在石陂面溪中间，水圳仍然完好无缺，溪水总是悠悠地流入肥沃的田园，滋润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禾苗和其他农作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极个别“恩将仇报”的人。他们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不顾广大乡亲们的活命，竟“敢放柴树过陂而冲弃，或毁陂而网鱼，或断圳而绝流，贻害连乡”。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乡里有影响的头面人物认为，建了大坝，不会万事大吉，更不可高枕无忧，还应该严于管理；要是县里“正堂”能制定管理大坝、水圳的法令，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挺身而出，先后两次向知县禀报，请求正堂“循例给示严禁，以儆顽徒，庶陂永固”，这样，才能“国课有供而命可活”。也就是说，只有遵照先例，下一道禁令，以儆戒顽固的家伙，五通陂才能保证不受破坏，永远牢固，国家赋税才有来源，百姓才有得吃，活得下去。禀报中还说：“八政以食为先，四民以农为重。食出于农，田资于水。堤防不筑，安问起舞之商羊？堰石倾颓，休怪为虐之旱魃。”这就是说，古代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八种政事，“食”是第一件大事，也就是俗话说的“民以食为天”吧；而士、农、工、商等四民，“农”是最重要的。吃饭的粮食出自于农业，土地又要靠水，不修筑堤防，怎么去问商羊鸟起舞就会下雨？堤岸崩塌了，就不要怪肆虐的旱魔了。把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水利建设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来认识，这在二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接到霞葛土楼民众的两次禀报，可以肯定，当时任诏安县知事的王宏班是作了研究的。他采纳了民众的意见，于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四月，真的下了一道《县正堂示》的禁令。禁令认为，这是“国课民命”之大事，“为此示谕诸乡人等知悉，嗣后务须凛遵法纪。如有故放柴树冲毁以及破陂，断圳网鱼，竭涸水道”的，要严加追究惩处。可以看出，知县是把这一禁令作为管理水坝的“法纪”定下来的；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就是“水法”，依法管水，依法治水。这在今天也有其一定的借鉴意义。

知县下了禁令，有何根据？原来谁也不知道。大约十年前吧，诏安县水利电力局“水利志”编写组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一块碑刻，上面刻着这道禁令的全文。不久前，我又一次回到家乡，路过位于霞葛五通村的五通宫，下车稍事休息。在友人老李的引导下，我看到这块碑刻。它竖在五通宫西厢房外的墙上，高 一米 六八，宽 六十八厘米 ，字迹均可辨认。下了禁令，刻在石碑上，立在人们经常聚集的五通宫前，其作用不可小看。从此，破陂断圳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这次回乡，我又见到五通陂。那被特大洪水冲决了的堤坝早已修复。溪水漫过了 3 米 高的坝顶，往下猛冲，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泻过堤坝的溪水，泛起了银白色的浪花，远远望去，大坝变成白银铸成似的，那么壮观，那么威武，那么激动人心。两条水圳里乳汁般的流水，不断地向前涌去、涌去……要知道，这大坝是 1953 年重修的。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诏安县财政还相当困难，但是，人民政府急人民之所急，排人民之所忧，解人民之所难，拨出专款，重新修起了这座水泥石坝，比原先的更加坚固。大坝全长六十多米，可控流域二百三十平方公里，至今仍灌溉着一千五百多亩良田。

五通陂清粼粼的圳水流进了黑黝黝的土地，也流进了霞葛老百姓的心田。

　　　　　　　　　　　　　　　　　　　　　　　　　　　　　（ 2000.12.1 ）

明堂

赶圩小记

张元锦

　　我的家乡——诏安县上官陂。那里有个圩场，叫圩子。我长期在省城工作，已多年不在家乡赶圩了。

　家乡的圩是赶农历的，每逢“二、五、八”，四乡八里的人们便汇集到这里来。

　今年三伏天，我回家乡一趟，逗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八，正赶上圩日。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正想看看今日赶圩的情况呢。

　 这一天，我起个大早，用过早餐，便到圩场走走，圩场还没多少人。这时，从南面公路上驶来一辆小货车。车停了，我一看，是一车熟鱼，一小筐一小筐的，层层叠叠，相当新鲜。许多小商贩围了过来，你要十筐，我要二十筐，他要三十筐。眨眼工夫，一车熟鱼便被“瓜分”完了。小商贩提到了熟鱼，便摆起摊子来，把熟鱼转卖给顾客。

　　我家乡离县城五六十公里。过去，由于崇山阻隔，交通不便，乡亲们很难尝到海味。偶尔尝到了，那也是腌得快要发腐的咸鱼。现在不同了，开了公路通了车，从县城到官陂，个把小时便可赶到。特别是政策活了，因此，这里的群众不仅能吃到熟鱼、鱼干，还常常可吃到鲜鱼。平日如此，圩日更不用说了。

政策一活样样活，商品流通加快。在家乡这山沟沟里，城里有的东西，这里一般都可以买到。就拿服装来说吧，许多人正在做这种生意。在他们的店铺里，五颜六色、式样各异的服装，挂满四壁。怪不得乡亲们的穿着，与城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

　　走到一家店铺，店主是年轻人，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得我，真是“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家商店经营的是液化气。我问销路如何，他说不错，有时还供不应求。问了价格，也不算贵，与福州的差不多。我在城里，使用液化气的时间不是太长，没想到山沟沟土楼里的乡亲们也用上了。昨天，我刚回来，便走家串户的，他们不但用上液化气，还用其他燃料呢。有的人家竟用了四种：液化气、沼气、煤炭、木柴，各显其能，各有各的用处，交替使用，比城里人还方便。

由于受今年１０号台风的影响，８点多钟，天下起雨来。雨下下停停，时大时小。这并没阻止赶圩人的脚步。他们戴着斗笠，或撑着雨伞，提着、挽着或挑着自产的农副产品，来到圩场，摆在街道两旁，有鸡有鸭有猪肉，有鱼有蛋有豆干；有菜豆、苦瓜、韭菜花，有花生、竹笋、“仙银草”（即仙草蜜）；还有龙眼、香蕉、山梨子，等等。他们有卖有买，讨价还价，好不热闹。

我家乡有两种风味小吃，一是“牛肠 饣半　 ”，一是“鸡蛋饼”。小时候，我经常吃，如今一提起，我便口里生津。我问二弟元宫，还有没有卖“牛肠 饣半　 ”的。他脱口而出：“有，买一些吃吧！”所谓“牛肠 饣半　 ”，并非牛肠作成，而是一种米 饣半　 ，卷成长长的，似牛肠，故名。二弟买了“牛肠 饣半　 ”，我便吃了起来。那一卷卷细嫩、柔软、润滑的“牛肠 饣半　 ”，浇上又香又脆的葱头油，只尝一口，我心中别有一番滋味。那感觉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说起“鸡蛋饼”，也并非鸡蛋做的，而是一种油炸的小吃，我很想再尝尝。我问二弟有没有，他说：“现在大热天，炸出来没人吃。要到秋凉之后才应市。”我感到诧异：“过去一年到头都有呀！”二弟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不同了。大热天，人们不吃热性的东西，怕影响身体健康。”原来如此，乡亲们也讲究起饮食来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关于饮食问题，他还有一句话：“现在生活好了，过去觉得好吃的，现在不一定觉得怎么好吃了，要求提高了。”此话意味深长。

按照家乡习惯，这热热闹闹的圩日只赶一个上午便散了。当天下午，我也离开了家乡，似乎离家乡的圩日越来越远了。其实不然，家乡的圩日就在我心头，它是不会散的，更不会离我而去。

明堂

兄妹放电影

张元锦


  

大年初三，西边的太阳刚刚压山，放寒假回乡的两位兄妹大学生，便草草吃过晚饭，哥哥挑着电影放映机，妹妹挑着装在铁盒里的拷贝，向十几华里远的云顶楼赶去。

云顶楼名实相符，仿佛就在云层上面，一路上几乎都是陡峭的山坡。这几年，云顶楼大种荔枝、香蕉，经济发展迅速，家家户户都进入了小康。可就是山高坡陡，至今未通公路；水果外运，只能靠肩挑。兄妹俩要上山放电影，当然也只能靠双腿了。他俩挑着担子，一步一步攀登着，时值寒冬，额头上还是渗出了汗珠。山窝里飘过来一朵白云，擦身而过，兄妹俩感到一阵清凉，似乎为他们拭去了热汗。

走在这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兄妹便想起了父亲。当年，经县里有关部门批准，父亲成为全县第一个“电影专业户”。他经常到各山村放映电影，一两个月就要到云顶楼放映一次。父亲放映的影片都是从县电影公司租来的，内容不是革命斗争、改革开放的，就是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受到观众的欢迎。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刮起一阵风，个别录像点播放一些格调低下的片子。有人劝父亲也这样干，父亲哪会同意！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懂得肩上的责任。他说：“我不能拿精神鸦片来毒害乡亲们！”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炎夏酷暑，父亲经常走在这样的山路上。要是节假日，兄妹也会跟着去。长期的耳濡目染，兄妹也慢慢学会了放电影。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父亲病倒了，虽经医院多方治疗，花了四五万元，还是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一年多前，他撒手人寰，撇下了妻儿，永远地走了。家里的台柱子倒了，这个家只能由母亲孱弱的身子撑住。她既要忙地里的庄稼活，又要管店里的生意，还要理家务……这副担子的分量，谁都掂量得出来，真是难为她！去年夏天，兄妹双双考上了大学，可谓双喜临门。然而，对母亲来说，既是喜，又是忧，忧过于喜。兄妹同时上大学，这要花多少钱啊！可母亲无悔无怨。俗话说：“地瘠栽松树，家贫子读书。”再困难也要让兄妹上学。她咬紧牙关，拿出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又向银行贷了款，加上亲友的帮助，兄妹总算跨进了大学门槛。让母亲挑这千斤重担，兄妹总感到过意不去。他俩常想，怎样才能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们分别从事家教，每月得到一定的收入，母亲便可少寄一些钱来。这次寒假，兄妹商量，父亲留下的电影放映机已有一年多没用了，山里的乡亲也好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何不利用假期，到各山村巡回放映？这样，既可满足乡亲们的文化需求，自己也可增加一些收入。于是，兄妹做好准备工作，行动了起来。昨晚到云中楼放映，今晚要到云顶楼。

兄妹一手插着腰，一手扶着扁担，艰难地拾级而上。来到一座小凉亭，他俩已大汗淋漓，便停下担子，歇歇脚，喘喘气，拭拭汗。冬季，夜幕降临得早，才傍晚 6 点钟，山野就一片苍茫。抬头望，云顶楼就在不远处的山坳里，楼里的电灯都亮了。用不了十几二十分钟，便可到达目的地。

歇了片刻又动身。兄妹摁亮了手电，紧步慢跑地赶路。赶啊赶的，一条小河横在跟前。冬天河水浅，水中铺着石磴，来往行人就踩着石磴过河。兄妹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向前移步。肩上的担子有时挡住了手电光，一不留意，妹妹脚一滑，“哎呀”一声，踩进了水中。她身子摇晃着，哥哥急忙拉住她，才站住，幸好担子没落水。不过，鞋子已经湿透。鞋子湿漉漉的，冰冷刺骨，可这时没别的办法，只好穿着。

过了小河，又走一段路，云顶楼到了。村主任和乡亲们获知，从楼里涌了出来。他们抢过担子，放在土楼前的广场上。很快地，电灯拉了出来。主任原先就认识兄妹俩，也了解他们家近年来发生的不幸。主任拉着他们的手，激动地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你们父亲那套本事都学会了，我想你们是会来的。”兄妹俩忙说：“我们来迟了，实在抱歉！”主任眼尖，看到水泥地上湿湿的鞋印，向兄妹问明了情况，立即叫自己的孩子回家拿来一双崭新的女式旅游鞋，要妹妹换上。妹妹想推让，主任哪肯依，只好换上了新鞋，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向全身。

乡亲们忙着帮兄妹挂起了银幕，摆好了电影放映机。有的乡亲还送来茶水，以及过年的橘子、糖果等，让兄妹品尝。眼下，虽然楼里不少家庭有了电视，可乡亲们对电影的兴趣丝毫未减。广场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椅子、凳子，人们端坐着，等待着开机放映。电影开始了，是最新的革命斗争故事片。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们脸上的表情时而紧张，时而欢快；他们有时痛骂敌寇，有时又发出笑声。看到这种情景，兄妹俩有说不出的高兴。

难得来一趟山村，兄妹俩连续放映了两部影片。放完时，公鸡已啼了头遍。兄妹俩麻利地收拾东西。这工夫，主任又来了。妹妹欲脱新鞋还给主任，主任忙说：“傻丫头，天这么冷，这怎么行！这双新鞋就送给你了。”说着，递给兄妹一个红包，说：“你们家困难，你们兄妹俩又在上大学，乡亲们都知道。请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兄妹俩推让着，主任却把红包硬塞到哥哥的口袋里。

主任派两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要帮兄妹将放映机和拷贝挑下山去，兄妹怎么也不让。哥哥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完全挑得动。你们送下山，一去一回，至少得三个小时，那不是天要亮了？多浪费时间。”

还是兄妹俩挑着担子下山。乡亲们为他们送行，双方都依依不舍。

又来到小河边。手电一照，河里的石磴怎么不见了！扑入眼帘的，是铺在石磴上面的床板。踩在平平稳稳的床板上，兄妹心中都在说：“多好的乡亲哪！他们想得真周到！”

回到家中，母亲走过来。在明亮的电灯下，哥哥掏出红包交给母亲。母亲打开红包，细细一点，整整一千二百元。母亲的手在微微颤抖。全家人好像在做梦，泪眼对着泪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 200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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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讲的是张春赢(大学毕业已多年)和他妹妹(去年厦大毕业)
张春赢 的二弟 张叠鑫 现在福建农业大学本二
三弟张叠林今年诏安一中高三,成绩优秀

本文讲的就是他家 开上官影剧院的事!

明堂

山乡一次巡回演出

张元锦

时光流水般地不断冲刷着，使人们许多美好的记忆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对我来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次巡回演出，至今仍那么鲜活。

1949 年夏秋之间，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我的家乡诏安官陂就和平解放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考上了当地的私立官平初级中学。对家乡的新生，我和我的同学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我们常常激情满怀地高唱着《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我们都有一股革命热情，在老师的带领下，常到墟场和土楼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其能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寒假开始了。假期，原本应该回家过，寒假更是如此，可以欢天喜地地过春节。可当时，我和十几位同学并没有回家，而是收拾简单的行装，带上课余时间排练的文艺节目，由老师领队，下乡巡回演出去。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邻近的秀篆乡。从官陂到秀篆 二十公里 左右，不算太远，可是山高坡陡，我们又都是十二三岁或十四五岁的孩子，还得自己背行李，爬起山来可就步步艰难了。尤其是得翻越“黄麻凹”，更是不容易。这段山路异常陡峭，攀登起来，有时膝盖几乎碰到了鼻子，有时得手脚并用。我们气喘吁吁地爬过一坡，抬头一看，又是一坡，似乎永远也爬不到尽头。凛冽的山风“呼呼”直叫，我们却个个大汗淋漓；那汗珠晶莹透亮，随着寒风飘洒着。有的同学脚底打了水泡，走路一拐一拐的，却都咬着牙关强忍着。爬山如此艰辛，大家一点也不泄气，情绪仍然很高，一路攀登，一路歌唱，那歌声驾着白云在群山之间荡漾。

足足走了四五个钟头，终于来到秀篆乡。乡亲们知道了，纷纷从土楼里涌出来，接过我们的行李，以山花般的笑脸迎接我们。在一个小山乡里，突然来了十几个人，住宿倒成了问题。我们没有挑三拣四，就“下榻”在当地的祖祠里。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和席子，打开背包打通铺；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全部睡在地板上。祖祠里有个大天井，无遮无掩的，寒风直灌进来，真有点儿像“冰窟”。可大伙儿挤在一起，热气倍增，似乎把寒气都赶跑了。

到达目的地，我们顾不得一路上的疲惫，当天晚上就演出。天未黑，乡亲们就赶到临时搭盖的简易戏台前，摆上椅子、凳子或长板凳，等待观看我们的演出。夜幕降了下来，汽灯亮起来了，发出“丝丝丝”的响声。广场上已坐满了观众，外围还有许多人站着，甚至爬到高处或坐或站，任凭刺骨的寒风在猛刮。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次演出，我们带来的都是些短小精悍的节目，有独唱、合唱、小歌剧、小话剧，还有器乐合奏等。小歌剧、小话剧中的人物有男有女，当初分配角色可为难呢，因为全校三个年级三个班，共有五十五名同学；这些同学清一色的“和尚头”，一个女生也没有。怎么办？我们的指导老师可费尽心机，想出一个办法：男扮女装。要扮成女的，由谁来扮？挑来挑去，我和张金包同学被挑中。就这样，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认真排练节目。

演出开始了。对我们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平生第一回，因此谁也不敢怠慢，都十分认真。观众带着新奇的目光，观看得极为专注。我们唱了许多革命歌曲，有《解放区的天》、《谁养活谁》、《延安颂》等。在小歌剧《兄妹开荒》中，我演哥哥，张金包演妹妹；在另一出抓特务的小话剧中，我和他都演女的。可能我们演得比较投入比较像，观众受到感染，当我们抓到特务时，观众中竟有人高喊“枪毙他”！在演出过程中，穿插着政策宣传，这由我们的老师负责。老师站在戏台上讲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讲党带领劳苦大众搞革命、闹翻身的道理，讲广大穷人为什么穷的根源，等等。这时，台下观众都静悄悄的，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场演出两个小时左右。演出结束了，群众还舍不得离开，不少人到后台来，评说我们表演的节目。其中有个年轻人好像在寻找什么，找了一会，疑惑地问我们：“你们怎么都是男的？那两个女的呢？”原来他是在寻找“女演员”。这时，有同学把张金包和我推到他跟前，说：“努，就在这里！”年轻人一看，搔搔脑袋，怪难为情的，我和张金包也不好意思起来。

记得在秀篆连续演了三个晚上，才向乡亲们告别。乡亲们拉着我们的手，边走边送，依依不舍。我们离开了，并不是往回走，而是又赶了一二十公里山路，来到霞葛乡的南陂村演出。这里的土楼也很多，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大广场上演出，观众冒着严寒赶来观看。台下人山人海，估计有两三千人。他们看得喜笑颜开。我的舅舅、舅妈、表哥、表姐和嫁到附近村子的大姐一家也都来观看。过后，他们都说演得不错，可就是没发现我“男扮女装”。

　　这次巡回演出时间不长，只有个把星期，却收到良好的效果，反响相当大。从组织这次活动可看出，我党一贯重视深入基层宣传群众，这是优良传统，是优势，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保证。

　　　　　　　　　　　　　　　　　　　　　　　　　　　　　（ 2003.1.25 ）

明堂

求学路漫漫

张元锦

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说，上学得走八九十华里，而且大多是山间的羊肠小道，那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置信。这也难怪，时光流走了近半个世纪，如今，教育发展了，上中学基本上可以“步不出乡”；交通发达了，有的中学即使远了些，可以乘车，用不着再徒步了。他们无法尝到长途跋涉的滋味。

而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旧社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徒步上学，那是家常便饭。我就经历过。

要算真正踏上漫漫的求学之路，应从我念初二下开始。在此之前，也走一些路，那仅是个“序幕”。当时，诏安县有两所初级中学，一所在县城，叫诏安县立初级中学；一所在我家乡官陂，叫诏安县私立官平初级中学。我就在官平初中上学，并在学校寄宿，一周回家一趟，来回十二华里。

新中国成立后，官平初中的办学经费来源断绝了。到１９５０年末，老师连锅都揭不开，只得向学生借粮，勉强度过年关。学校陷入困境，１９５１年初，上级决定将它合并到县立初级中学。

学校合并到县城，按理说，我应该到县城继续上学。可我想，到邻县的云霄念书也许更好：一是路途近。到县城得步行一百一十华里，到云霄只要步行九十华里。二是有亲人照顾。到县城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到云霄，二哥元墙在那里工作，有他可以照顾。说来也巧，在这关键时刻，二哥因公回家乡，我便跟着他到云霄求学了。从此，我每学期开学时，从家乡到学校，放假时，又从学校回到家乡，跋涉着漫漫的求学之路。

第一次到云霄，有二哥带路；往后的来来回回，二哥不可能再陪我，我只能跟着挑担子的亲堂叔伯走。他是受雇于商店老板，将酱油、虾油以及其他“海货”从云霄挑到官陂，赚几个工钱。别看他挑着百来斤担子，走起平路来，犹如刮起一阵阵风，“呼呼呼”地飞快向前，我在后面要用“小跑”才能跟得上。休息时，他还教我说，爬山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登；步子与呼吸要协调一致，保持一样的节奏，这样，就不会觉得那么累，耐劲也有了。我试了试，果然不错，轻松了许多。刚刚上路时，我还替他担心：路这么远，坡这么陡，挑的又大都是“液体”，要是不小心绊一脚，酱油、虾油不是全部报销了？可据说从来没发生过此类事，可见他的细心。这是他的坚强意志和坚韧毅力的表现，令我敬佩！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着我，不管求学之路有多么漫长，我也要走到底！

在漫漫的求学之路上，大多是我独自一人走的。每年暑假，为了避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天未亮我就动身，从云霄县城朝西北方向走去。圆圆的月亮尚未下山，它那银色的光辉照亮了山野，照亮了道路。我像初生的牛犊，似乎什么也不怕。到天亮，我已走了二十华里。这时候，更没什么可怕的，那豺狼虎豹，那土匪强盗，早就躲了起来。话虽这么说，走进密密匝匝的树林里，我还是感到可怕；尤其是密林深处偶尔传来几声“咕咕！咕咕！”的叫声，令我毛孔都竖了起来，甚至可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怦”直跳。我脚踩落叶发出的声音，仿佛有人跟在我的背后；我下意识地转身搜寻，却什么也没有。土匪强盗是可怕的，可我似乎并不太怕，他们要抢也抢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口袋里的几个零用钱；我倒更怕野兽，虽然我瘦骨嶙嶙的，它们可不管你是瘦是胖，只要有得吃，便张开血盆大口，作为美餐。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哼起了山歌小调，让歌声作伴，陪着我加快步伐穿过密林。当然，一人独行也有好处，想走便走，想停便停，想喝山泉水便喝，一切随自己的意愿。我常常在坡顶上的凉亭里歇歇脚，喝喝水，吹吹山风。这凉亭好比“加油站”，给我加油，多少可消除些疲劳，恢复些体力。我敬佩建凉亭的前辈的“积德”精神，使行路人可得到休息。说到休息，这也有学问；休息时间长短，要恰到好处。时间太短，达不到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目的；时间太长，疲累会凸显出来，继续上路，双腿更觉得酸痛。因此不能“过急”，也不要“贪懒”；当停则停，当走得走。再说“吹山风”，也要掌握“分寸”。山风凉爽，吹起来舒服，可千万不能将上衣脱光，面对山风大吹特吹，要是那样，什么时候受凉也不清楚。

从初二下到高中毕业，我都在云霄上学，前后四年半，走了十八趟山路。继而考上厦门大学，从官陂到云霄这段路程，我仍然徒步；从云霄到厦门，才乘汽车。大学四年间，走了

十六趟山路。连同初二下之前的“序幕”，总计步行超过四千华里，折合成 二千公里 。这可真是漫漫的求学路哇！

求学，得徒步二千公里。这个数字，要是一开始便对我说，肯定把我吓坏：何时才能走完？当年，我根本不知道这吓人的数字。我只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知道走一步便少一步，走一趟便少了九十华里；总有一天，这漫漫的求学之路我会走到底。我有这个勇气！

在这漫漫的二千公里求学路上，有炎夏，有寒冬；有烈日，有暴雨；有陡坡，有悬崖；有泥泞，有荆棘。摸爬滚打，我都经历过；咸酸苦辣，我都品尝过。这，煅造了我的筋骨，冶炼了我的灵魂。这对我的学习，对我应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着绝对的好处。

(199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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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平中学,一度移到现今霞阁镇的下河村
这样里官陂镇的龙岗村超过20公里,有五十多里路!

明堂

站在分水关上

张元锦

在诏安县城以西十一公里处，有个分水关。原以为它是闽粤交界处。其实，分水关在诏安县界内。真正的闽粤交界处，在分水关以西不远的坡下。

初冬的一天，阳光灿烂，一点寒意也没有。我乘车从县城出发，在水泥公路上奔驰。这是３２４国道，宽敞而又平坦。但见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冬季作物充满生机，一片油光闪亮；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急速地向身后退去。约过一刻钟光景，分水关到了。

下了车，向公路南侧走去。沿着石阶往上攀登，走不上两三分钟，来到小山坡上。这里有座小寺庙，名叫“长乐寺”。寺庙大门两侧刻有一副对联，曰：“长亭据雄关，一缕馨香僧礼佛；乐寺临古道，三更朗月客参禅。”在长乐寺附近，有一座石牌坊，巍峨耸立，居高临下。牌坊上一面书着“声震华夷”四个大字，另一面书着“功覃闽粤”四个大字，下镌一行小字：“广东福建两省官绅士民同为大总戎都督郑芝龙立”。郑芝龙是郑成功之父，明崇祯年间，他曾在分水关一带和祖国东南沿海，多次粉碎了荷兰船队的挑衅，并征服了称霸一方的山海大盗。这是事实，值得肯定。后来，他与儿子郑成功分道扬镳，走上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投降了清朝。这只能另当别论。

站在分水关上，眼下，只能看到南北两侧的高山蜿蜒远去，丝毫看不出“雄关”的神威来。可当年，据说那分水关就是从牌坊中间通过。这里地势险要，是“漳南之咽喉”，扼漳州与潮州之要冲。谁要从广东的潮州、饶平进攻福建的漳州、诏安，首先得攻占分水关，否则，难于获胜。

这分水关何时树起了界碑，最早应追溯到明嘉靖年间，于今已有四百多年了。从那时起，分水关便设防驻兵：嘉靖二十七年（公元１５４８年），在古道旁建置巡检司署；明天启初年，建起了新城；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７年），重新修整关城，其门上署着“漳南第一关”字样。

诏安分水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历代统治者来说，设关为的是“把守”或“镇守”。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我一贯认为，设关除了“把守”、“镇守”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交往”、“联络”的意思。不管什么年月，也不管什么情况，这“关”有闭也有启，而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统统都是关闭着。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时期来说吧。据有关资料记载，那时候，诏安县抗日军民凭借分水关之天险，击退日寇的数次进攻。其中一次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当时，潮汕地区已经沦陷，日寇以陆军和空军优势，从广东向诏安进犯，来势汹汹。我军民据守分水关，与日寇激战数昼夜，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一次是１９４１年７月４日，日寇又出动陆海空三军，进犯诏安县境，又被守在分水关的我抗日军民击退，使敌人受到重创。可即使在这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分水关也不是天天都紧闭着。诚然，分水关给敌人以“闭门羹”，可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同胞，分水关却始终敞开着，热情接待，情同手足。记得当年，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潮汕老百姓，他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扶老携幼，向分水关涌来。他们越过分水关，来到诏安县城，继而逃难到乡下，也来到我的家乡官陂镇。他们有的留了下来，在当地落了户，生了根；有的继续前行，到平和、南靖等地，去寻找活路。

历史的航船驶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分水关的情况如何呢？分水关的作用又怎样了？虽然，时至今日，分水关已成为历史陈迹，然而，它那“关”的意义仍然没有消失，它那“镇守”与“交往”的作用依然存在。不过，这“镇守”作用已退居第二位，“交往”的作用上升为第一位。十几年来，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步伐迈得比福建大。我省许多干部、群众通过分水关，到广东参观、学习，取回真经，让广东的许多经验在八闽大地开花结果。就是３２４国道上的这段水泥公路，也是在广东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修建起来的。再说，福建还从广东吸引了许多资金，到这里建厂办企业；仅诏安县，就引进广东的内联项目资金二亿元。正如县领导所说的，要“敞开大门，扩大开放”。

说“交往”上升为第一位，不等于“镇守”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不管何年何月，都要有“镇守”的观念。眼下，个别人见钱眼开，什么走私香烟，走私汽车，走私文物，什么贩卖毒品，等等，难道分水关不需要发挥作用，让其畅通无阻吗？这是绝对不行的！只要世界上

  

存在着违法的行为，存在着丑恶的东西，分水关就义不容辞要“镇守”住！

分水关何时开，何时闭，开多大，闭多紧，这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如不掌握分寸，或过严，或过宽，都会造成失误。要做到恰如其分，这是一种艺术。

站在分水关上，从西望到东，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开发的新区，那建起的“闽粤边界大市场”、“闽粤边界第一城”、“闽粤万商城”、“陈兴工业城”等，那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楼房，已成为分水关一道新的风景线。

（ 1997.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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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关是福建南大门
与广东交界
国道324穿过分水关.现在是诏安县的综合娱乐中心了!

明堂

站在分水关上

张元锦

在诏安县城以西十一公里处，有个分水关。原以为它是闽粤交界处。其实，分水关在诏安县界内。真正的闽粤交界处，在分水关以西不远的坡下。

初冬的一天，阳光灿烂，一点寒意也没有。我乘车从县城出发，在水泥公路上奔驰。这是３２４国道，宽敞而又平坦。但见公路两旁的田野里，冬季作物充满生机，一片油光闪亮；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急速地向身后退去。约过一刻钟光景，分水关到了。

下了车，向公路南侧走去。沿着石阶往上攀登，走不上两三分钟，来到小山坡上。这里有座小寺庙，名叫“长乐寺”。寺庙大门两侧刻有一副对联，曰：“长亭据雄关，一缕馨香僧礼佛；乐寺临古道，三更朗月客参禅。”在长乐寺附近，有一座石牌坊，巍峨耸立，居高临下。牌坊上一面书着“声震华夷”四个大字，另一面书着“功覃闽粤”四个大字，下镌一行小字：“广东福建两省官绅士民同为大总戎都督郑芝龙立”。郑芝龙是郑成功之父，明崇祯年间，他曾在分水关一带和祖国东南沿海，多次粉碎了荷兰船队的挑衅，并征服了称霸一方的山海大盗。这是事实，值得肯定。后来，他与儿子郑成功分道扬镳，走上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投降了清朝。这只能另当别论。

站在分水关上，眼下，只能看到南北两侧的高山蜿蜒远去，丝毫看不出“雄关”的神威来。可当年，据说那分水关就是从牌坊中间通过。这里地势险要，是“漳南之咽喉”，扼漳州与潮州之要冲。谁要从广东的潮州、饶平进攻福建的漳州、诏安，首先得攻占分水关，否则，难于获胜。

这分水关何时树起了界碑，最早应追溯到明嘉靖年间，于今已有四百多年了。从那时起，分水关便设防驻兵：嘉靖二十七年（公元１５４８年），在古道旁建置巡检司署；明天启初年，建起了新城；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７年），重新修整关城，其门上署着“漳南第一关”字样。

诏安分水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历代统治者来说，设关为的是“把守”或“镇守”。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我一贯认为，设关除了“把守”、“镇守”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交往”、“联络”的意思。不管什么年月，也不管什么情况，这“关”有闭也有启，而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统统都是关闭着。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时期来说吧。据有关资料记载，那时候，诏安县抗日军民凭借分水关之天险，击退日寇的数次进攻。其中一次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当时，潮汕地区已经沦陷，日寇以陆军和空军优势，从广东向诏安进犯，来势汹汹。我军民据守分水关，与日寇激战数昼夜，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一次是１９４１年７月４日，日寇又出动陆海空三军，进犯诏安县境，又被守在分水关的我抗日军民击退，使敌人受到重创。可即使在这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分水关也不是天天都紧闭着。诚然，分水关给敌人以“闭门羹”，可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同胞，分水关却始终敞开着，热情接待，情同手足。记得当年，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潮汕老百姓，他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们扶老携幼，向分水关涌来。他们越过分水关，来到诏安县城，继而逃难到乡下，也来到我的家乡官陂镇。他们有的留了下来，在当地落了户，生了根；有的继续前行，到平和、南靖等地，去寻找活路。

历史的航船驶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分水关的情况如何呢？分水关的作用又怎样了？虽然，时至今日，分水关已成为历史陈迹，然而，它那“关”的意义仍然没有消失，它那“镇守”与“交往”的作用依然存在。不过，这“镇守”作用已退居第二位，“交往”的作用上升为第一位。十几年来，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步伐迈得比福建大。我省许多干部、群众通过分水关，到广东参观、学习，取回真经，让广东的许多经验在八闽大地开花结果。就是３２４国道上的这段水泥公路，也是在广东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修建起来的。再说，福建还从广东吸引了许多资金，到这里建厂办企业；仅诏安县，就引进广东的内联项目资金二亿元。正如县领导所说的，要“敞开大门，扩大开放”。

说“交往”上升为第一位，不等于“镇守”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不管何年何月，都要有“镇守”的观念。眼下，个别人见钱眼开，什么走私香烟，走私汽车，走私文物，什么贩卖毒品，等等，难道分水关不需要发挥作用，让其畅通无阻吗？这是绝对不行的！只要世界上

  

存在着违法的行为，存在着丑恶的东西，分水关就义不容辞要“镇守”住！

分水关何时开，何时闭，开多大，闭多紧，这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如不掌握分寸，或过严，或过宽，都会造成失误。要做到恰如其分，这是一种艺术。

站在分水关上，从西望到东，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开发的新区，那建起的“闽粤边界大市场”、“闽粤边界第一城”、“闽粤万商城”、“陈兴工业城”等，那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楼房，已成为分水关一道新的风景线。

（ 1997.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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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道324线穿过分水关
分水关是福建南大门,也是诏安县的综合娱乐中心

明堂

春雨春风育春笋

——诏安印象

张元锦

诏安县，在福建省最南端，素有“福建南大门”之称。

从空中俯瞰，诏安的版图与竹笋酷似，笋头在东南，濒临大海；笋尖在西北，与平和县和广东省饶平县毗邻。

来到诏安县的人们都会深切感到，这里四季如春，常年飘洒着“春雨”，吹拂着“春风”。

春雨沙沙，春雨沙沙。这是改革的春雨，纷纷扬扬，浸润了板结的田野、高山、矮坡、荒地，暖烘烘了池水、湖水、溪水、海水，从东南到西北，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

到诏安走一走，看一看，便可发现这里的果树满山遍野，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尝到甘甜的鲜果。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可以唱一首有关水果的《四季歌》：“春季青梅双华李，夏季芒果红荔枝；秋季龙眼与柿子，冬季芦柑晚凤梨；四季香蕉甜如蜜。”歌中提到的水果只不过是个大概，诏安的水果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如杨桃、枇杷、桃子、西瓜、葡萄、橄榄、林檎、石榴、余甘、酸枣、金橘等等。这些水果，往日仅零星栽种，成不了“大气候”；现在可大不一样，在这疏松的土地上，成片成片地种植，有的几百亩，有的几千亩，有的甚至几万亩，层层叠叠，一望无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青梅、荔枝、龙眼，已建起了上规模的生产基地。在红星乡和太平镇，这里是全省最大的青梅生产基地。每年初夏季节，树上挂满累累的果实，犹如一串串翡翠。经过加工，它“摇身一变”，色泽黄腊腊，无任何斑点，从“翡翠”变成了“黄金”，受到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国内许多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在官陂镇和霞葛镇，这里是荔枝的主要生产基地。站在山坡上，近看远眺，数万亩的荔枝海在山风的吹拂下，漾着微波，漫向天际。那红艳艳的荔枝，缀在绿树上，使荔枝海成为斑斓的地毯，铺在山间平原。这里生产的“乌叶”荔枝，质地优良，成熟期又早，价格特好，为两镇的脱贫致富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潭、白洋、深桥三个乡镇，是龙眼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数万亩。产品以质优、皮薄、肉厚、早熟著称。每当中秋前后，龙眼成熟，那淡褐色的果实，犹如一串串巧克力，挂满枝头，香甜如蜜，令人垂涎欲滴。这时候，可忙坏了果农，他们不停地采摘，不停地肩挑，不停地车运。在加工厂里，用鲜果焙制的桂圆干、桂圆肉，香气袅袅，具有独特的风味，是深受人们欢迎的补品。

到诏安走一走，看一看，便可发现，不管是山塘、内湖或滨海，鱼虾腾跃，鹅鸭欢歌。在梅岭，在桥东，在四都，在金星，这四个乡镇都与大海连接。在大海这蓝色的田园里，有网箱养鱼，有牡蛎吊养。特别是后者，看，那一排排、一列列，涨潮时，淹没在海水中；退潮时，露出了水面。那是一行行诗句，组成了大海丰收的诗篇，让人百读不厌。西潭等乡镇的一口口池塘，好比一面面明镜。在镜子上，常常会绽开出雪白的花朵，那是人工饲养的鳗鱼争食腾起的浪花。那纵横交错的溪河，一群群大灰鹅昂起高高的脖子，自由自在地在水中不停地划着、游着，对着蓝天白云，似乎在唱改革之歌，欢乐之歌，幸福之歌。

诏安人好客。不管走到哪里，主人都会捧出清香扑鼻的酽茶来，让人们解解渴，提提神。客人喝到的，往往不是一般的乌龙茶，而是八仙茶。这是建国以来唯一选育的国家级乌龙茶。八仙茶具有香气高锐、滋味清纯、回甘爽口、耐冲泡等特点。 1994 年以来，先后多次荣获国家、国际名茶大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德国、东南亚各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八仙茶主要生产基地在白洋乡和太平镇。

走了那么多地方，不难看出，在春雨的飘洒下，诏安已建起了青梅、荔枝、龙眼、八仙茶、牡蛎吊养、欧鳗、灰鹅等七个高优农业生产基地。

春风猎猎，春风猎猎。这是开放的春风，浩浩荡荡，吹开了无形的思想闸门，吹开了有形的隘口关卡，到处充满活力。

思想闸门吹开了，各种办法就会像泉水一样噴涌而出，就会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就会不断地优化投资环境，就会变关卡为纽带，就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招商引资。“栽种梧桐树，何愁凤不来！”前来投资的海内外客商络绎不绝。

派代表参加厦门“九·八”投洽会，诏安从不间断；在海内外客商面前展示诏安各方面优势，每次都大有收获。县里多次参加邻省举办的关于对台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大开眼界。县里举办“梅花节”等节庆，邀请许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参加，取得很好的效果。诏安潮剧团在东南亚一带享有声誉，县领导便带队到新加坡、泰国等地访问演出。当地华人、华侨听到乡音格外亲切，促使他们加快回乡看看的步伐。诏安又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其书画艺术之风始于唐代，盛于明清；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涌现出许多著名书画家，享誉海内外。县里抓住这一优势，在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举办书画展，扩大了诏安的影响，提高了诏安的知名度。

这里值得着重提到的是，诏安县城西南方十几公里处，有一座分水关，素有“漳南第一关”之称，是闽粤两省交界的地方。分水关一带，往昔一片荒凉，除了坡上的石牌坊和小小的长乐寺之外，周围长的都是野草。而今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栋栋高楼，错落有致，一排排商店，整齐有序。白天，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入夜，灯火通明，热闹异常，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是新崛起的闽粤边界开发区和闽粤边贸旅游区。边界开发区创办于 1988 年，是省级重点开发区。区内根据总体规划，已先后投资近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首期开发的二千五百亩土地，已摆满了项目。一批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享有盛名的企业家，纷纷前来投资，创出许多畅销国内外的名牌货。边贸旅游区面积五平方公里，这是个私经济区。这里有闽粤第一城、德兴工贸城、边贸大市场、珍味一条街等四大模块。不久以后，还可看到边贸协作区、综合市场、工业城区、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区和农业大观园等。

边界开发区和边贸旅游区的建立，应归功于开放的猎猎春风。是这春风，吹得县领导脑子开了窍。他们从不利因素看到有利条件，从关隘看到通衢，从荒芜看到繁荣。他们认为，闽粤边界地处厦门、汕头两个特区之间，交通便捷，方圆数十公里内，有万吨泊位的东山港、广东三百门港和汕头机场、火车站，海陆空运输方便，是福建距离港、澳、台最近的地方。于是，打开古关大门，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与广东潮汕等地的经济协作，借助对方发达的市场，完善的设施，雄厚的资金，高新的技术，先进的管理，闽粤边界开发区和闽粤边贸旅游区便应运而生，并成为龙头，促进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走过诏安的山山水水，处处是春雨沙沙，春风猎猎。诏安这根竹笋，喜迎着春风，沐浴着春雨，越长越高，越长越靓，越长越富于魅力。

（ 2000.2.20 ）

明堂

榕城，繁华的园林都市

——榕城印象

张元锦
  

福州，亦称榕城。从建城到现在，榕城走过了二千二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榕城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

漫步在榕城的大街小巷、湖畔江滨，许多新景观呈现在我的眼前。

楼房雨后春笋

不少海外游子回福州一看，兴奋地说：“榕城变高了，变大了，我都认不得了。”别说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乡亲们有这种感觉，即使是我，天天生活在榕城，有时也会迷路。

榕城长高、变大了，确实如此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两幢六七层的楼房，就是福州最高的建筑物了。当时，大多数是低矮简陋的平房，甚至是歪歪斜斜的木板房。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浇到高层建筑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这期间，全市先后改造了五百多片大小棚屋区，新建住宅一千多万平方米，建成了三十多个配套齐全的住宅小区，十三万户的四十多万人搬入了新居。在这些建筑中，仅二十层以上的楼房就有百栋。二十年来，福州城区不断地向外延伸拓展，面积比１９７８年扩大了二点四倍。这就是“长高变大”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路桥道道彩虹

道路与桥梁，是城市的血脉。道路不畅，桥梁狭小，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二十年前，不管是长途汽车还是别的汽车，要从城区驶到三叉街，往往得花上个把小时。现在，这种现象很少见到。

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中，扩建了东大路、湖东路、六一路等七十多条主次干道，新建了二环路等，逐步形成了方格网加环状的现代化城市网骨架。

原先，榕城只有两座大桥，即解放大桥和闽江大桥，“瓶颈”现象严重。尤其是解放大桥，年久失修，行车或行人，都提心吊胆。福州市领导下了决心，先后拓宽了闽江大桥，重建了解放大桥。同时，兴建了闽江三桥和洪山大桥。眼下，闽江四桥正在抓紧修建，闽江五桥也在着手规划。闽江六桥，即福州金山大桥，也于５月１７日签订了合同，５月２０日奠基。此桥由福州市政建设开发公司同香港融侨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

此外，榕城还建起了四座立交桥、五座人行天桥。

这一座座桥梁，一条条大道，像一道道长虹，横卧在闽江之上和街市之中，令人赞叹不绝。

榕城绿阴片片

榕城榕多，榕城绿多。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能看到那巨大的“绿伞”，为行人遮阳避雨。

对榕城的绿化、园林化，有关部门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看到，那五四路、六一路等三十四条主干道两侧，先后进行了绿化改造；那二十七条三十余公里的内河两岸，全部加以绿化；那三十多条街道，新建了六万平方米的街头绿地。

城市里的公园，既可美化环境，也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过去，榕城的公园寥寥无几，最主要的、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应是西湖公园和烟台山公园。十几二十年来，公园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十座了。其中有新建续建的，如温泉公园、鳌峰公园、高盖山公园、金鸡山公园、天马山公园、金牛山公园、左海公园、森林公园等；有扩建改造的，如西湖公园、茶亭公园、白马河公园、晋安河公园等。

到１９９７年底，榕城的园林绿地总面积达二千五百多公顷，城区的绿化覆盖率达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人均公共绿地达五点六平方米。可以这么说，榕城已初步成为园林都市。

百姓笑语声声

今年福州国际招商月，恰逢福州建城二千二百年纪念，这是“双喜临门”，榕城百姓笑语声声。

前来参加活动的外商及港、澳、台同胞，他们都感到：榕城的基础设施已更加完善，服务功能日益增强。的确如此，榕城在水、气、电和电信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全市建起水厂十四座，供水能力成倍增长；相继建成煤气管道工程和大型液化气石油气工程，使市区气化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二；陆续兴建装机容量均为一百四十万千瓦的华能火电厂和水口水电站，以及一批中小型电站和配套的输变电工程，供电能力显著增强；福州电信实现了通讯技术从落后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大跨越，电话普及达到每百人近六十部，处于全国省会城市领先地位。

在这次“双喜临门”的活动中，接受采访的许多客人有个共同的愿望：祝榕城的建设更加红红火火。

（ 1998.5.21 ）

明堂

乡情弥漫的星期天
张元锦


　　时令已过冬至，按理说是到了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没想到，就在这期间的一个星期天，榕城却风和日丽，温暖如春。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榕的诏安籍客家乡亲欢聚在森林公园旁的烤吧里，一边烧烤，别有一番情趣；一边用乡音交谈，感到格外亲切。对我来说，平日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难得到户外活动活动，现在有机会到野外与乡亲们团聚、聊天，脑子便可以放松放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休闲的好方式。

　　到野外烧烤去，我平生从未问津过，这次参加，感受到难以名状的一种野趣。炉中的炭火旺烧着，我夹着食品放在“铁丝网”上烤着，有时夹鸡翅膀，有时夹五花肉，有时夹鱼片，有时夹馒头，有时甚至将花蛤和未挖开的海蛎搁在上面，让它们慢慢地烤着。没多久，香味便袅袅升腾起来，吸一口，让人陶醉；烤熟了，送进嘴里，咬一口，细细咀嚼，风味独特，这在家里是难以尝到的。当然，这里还得注意火候，要是掌握不好，可能烤糊了，吃起来是满口的焦味，难以下咽；也可能烤得半生不熟，吃起来还带有血腥味或鱼腥味。听，有人惊呼：“啊，焦了！焦了！”“鸡腿里面还有血丝！”烤着烤着，烤上几次，大家摸到了一些“窍门”，如要专心、勤翻动，烤肉类食品要用筷子戳一戳，能轻戳一下就穿透，说明已经熟了。这样，一般都能烤到“恰到好处”，吃起来才是一种享受。

　　大伙儿就这样美美地吃了一顿烧烤的午餐。紧接着，我们在树阴底下边喝茶，边唱起卡拉OK。今天参加聚会的，大多数是年轻人，朝气蓬勃，他们踊跃登台，亮开嗓门，放声高歌，歌声里充满着激情。我们几个年长的，在年轻人的一再鼓动下，也上台唱起来，我也唱上了两首。在家里，好久没这么忘情地唱了，心中觉得少有的舒畅。

　　平时，乡亲们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联系甚少，更谈不上深入地交谈，不少乡亲至今还互不相识，因此，座谈、交流就成了这次聚会不可少的内容。大家用客家乡音简要地介绍了各自的经历、在榕的单位以及从事的具体工作。从经历里可看出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大家出生在山区，都有一股韧劲，吃苦耐劳，勇于拼搏，从山旮旯里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从各人的工作来看，有相同或相似的，也有不同的，其中不少还是从事高新科技的，如计算机软件、网络等。我们几位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也谈了我们的心里话，主要是感受，不外是：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省城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福州工作的，当时人很少，可说是寥若晨星。七八十年代就更少，几乎断了层。九十年代忽然多了起来，这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家乡才能出了这么多人才，走出土楼，越过崇山，到各地去闯荡。在交谈中，大家倾吐出一个共同的心声：继续发扬客家人不畏艰苦、团结奋斗、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今后的日子里，经常联系，互帮互助，加强沟通，交流信息，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成绩来。

　　这是一个难忘的星期天，我们举行了一次弥漫着乡情、充满着野趣的聚会。

------摘自闽南日报2004-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