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主义的束缚与理性的期待

snake

感情主义的束缚与理性的期待
——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

这是一本十年前出版的论文集。时值第一届国际客家学会在香港召开，会后将所有关的论文收集成论文集以出版。这本论文集按内容分成八大部分，即：族属渊源、地理分布、宗教信仰、民俗艺术、语言文字、社会组织、历史人物、研究发展等级八大部分。全书除用英语写的文章因时间有限没有拜读外，其他文章都一一拜读。

在第一部分族属渊源中，大多数文章都是围绕罗香林先生的“中原说”而展开。其中有对客家迟来说进行纠正的（林嘉书），在他的文章中，从自然地理经济、姓氏谱牒文献所记载的姓氏家族入闽后迁移方向次序等问题入手，再与闽方言民系对比，对客家南迁的历史进行再探讨。作者认为，从自然地理特点、古代农业稻作经济，血缘文化等级来看，古代客家山区并不比平原地区或沿海地区更难生存。所以，其他民系先来占据平原肥沃土地，客家迟来就不得已落户贫瘠山区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也有对客家称谓再进行探讨的。如吴福文在他的文中《客家称谓的由来》一文中，认为客家这一称谓是客家民系自身独特的历史命运的结果——即“时时是客，处处是客”。王东先生也在这次会上提交了论文，在他的《论客家民系之形成》一文中，质疑了“五代宋初”说，从二次移民运动看客家民系之形成，又从畲族民的聚散看客家民系形成不可能早于南宋。这一理论成了后来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的一个主要的观点。也有从客家民间信仰来看客家文化的源流的。如刘丽川通过对客家民间信仰的据探讨以说明客家的文化源自中源。当时也有人意识到“泛客化”问题，张佑周先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修正。在他的〈客家民系形成及客家人界定试论〉一文中，作者先批评了“泛客化”这一现象，然后根据时间和空间即“闽粤赣”和“客家人形成于唐末北宋说”，再界定广义上和狭义上的客家人。即广义上：客家先民，客家人，客家后裔；狭义上：闽粤赣边区以及由该地区播迁外地聚族而居并且保持语言风俗的客家人。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罗勇的《略论吸末清初闽粤客家人的倒迁入赣》一文给我们以很大的新意。文章认为在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由南向北，沿宋末南迁之路返迁回，作逆方向运动。其原因是：闽粤方面，1、客家人本身壮大，人地关系紧张；2、东南沿海地区倭患，使闽粤北迁；3、战乱所致。满清入主中原，挥师南下，激起反抗。在赣南方面，1、存在远祖关系，“人穷返祖”现象的表现；2、赣南在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镇压起义后，田地荒芜现象严重。闽粤客家人北迁，使赣南居民结构发生变化，亦壮大了整个客家民系。

在“地理分部”这一部分。陈国彦先生从“三山国王”的分布与兴建年代来探讨客家人在台湾的发展轨迹。徐胜一先生从环境感应的角度来看客家文化在粤东地北区的发展，即环境创造出为同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客家文化在粤东的发展是环境感应的产物。并根据不同的时期，将粤东客家文化分成梯田为主的农业文化，教育科举文化，华侨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经历了东晋南朝到元朝：客家文化草创时期；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客家文化兴旺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客家文化向高层次发展时期。李如龙从粤闽赣客家方言所共有的语音和词汇大量反映宋代汉语的特点，提出客家方言形成是在宋代，与罗香林先生的观点相吻合；但认为真正的民系之形成是在明清时期的粤北和粤东。 即客家方言与此同时客家民系的形成不是同步的。李逢蕊先生从地理文化的角度提出“三江文化”——赣江文化，汀江文化，梅江文化的概念。三江流域的客家文化存在着人文差异。周朝民文中提出来客家文化的内核与外缘的说法，内核即中原文化，外缘则由当地的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碰撞而形成，其证在语言、山歌、习俗中找到。

第三部分是“宗教信仰”。李志刚在自己的文中指出客家研究始于基督教巴色教士。张卫东的《论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认为客家文化基本要素和主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大迁徙以及侨居江淮的生活。文章认为在此区域，停留时间长，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士族阶层，成为客家先民的主流，所以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是长江文化或南朝文化，并认为客家意识也源于士兵族文化。谢剑教授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清代嘉应地区的神统。从结构上看，主要有地方官祀的一般神祀和特殊神祀；对文、武神祀和名贤的奉祀是客家人内心欲望的投射，如借读书、从军来改变自己人命运。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是对谈客家禁忌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有关禁忌的材料。

在这一部分中，还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这篇文章就是日本学者末成道男的《由功德仪礼所看出的客家特征》。文章通过在台湾苗栗、新竹、台南、福建莆田、南安、诏安、梅县等地的田野考察，指出：与其说客家文化是独立存在的，不如说是汉族整体文化特征之中的一部分。客家主张他们自己是客家人的论据不在于客观特征，而在于主观意识有关的特征，即以正统自居而以特定特征作为客家的特征。其实这些不为客家所物特有。文章并引用王濑川的论点指出：汉族很少表现出其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状况，只是以汉族族籍本身作为区别特征来看。文章还指出客家人的主观意识特征表现有：中原出身、被轻视迫害、历史上贡献多。

第四部分是“民俗艺术”。叶明生介绍了杭高腔木偶戏，并探讨了其与客家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方拥比较了闽南、粤东北圆楼与客家圆楼的差异。戴志坚介绍了闽南诏安客家民居以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总之这部分的内容比较的单薄。

第五部分是“语言文字”。这部分因专业性较强，有的学者探讨了客方言特点、注音 等问题；罗美珍从语言的视角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上的特征。也有学者探讨了客方言的语法特点和发音特点。

第六部分是“社会组织”。孔永松在其文《从客家文化看客家人的家族制》从“土楼文化”来看客家的聚族而居；从祭祖活动来增强认同感；从年节活动来显示家族的力量；族学以提高族人素质等级方面来阐述客家人的家族制度。周立方的《涂坊、古竹客家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一文是一篇考察报告，其内容丰富，为我们展示了这两个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郑赤琰从香港崇正总会的发展情况，探讨了其强大的政治适应能力。在这一部分中，要引起我们

snake

注意的文章是郑德华的《〈赤溪县志〉之史料价值》一文。这篇文章先介绍了《赤溪县志》的内容。其中有价值的有：1、记录了有关咸、同年间广东中路土客大械斗的记述。这也是最具有特色的部分。文章的开始重点叙述了康熙迁海和粤东客家人的西移。这是土客大械斗的伏线。又讲述了官方镇压红巾之乱过程中招募客勇的事；2、记录了台山地区客家人在19世纪60年代——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生活状况；3、记录了省外移民问题。总之，这篇文章为我们较为详细的描述了这部县志的内容，这为我们研究客家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

第七部分是“历史人物”。不客气的说，这一部分的内容几乎都是歌功颂德式的，每篇文章都是在说客家人在近代中国革命作出过多么大的贡献，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这类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学术价值。

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状况”。这部分的文章有的只是泛泛而谈，但有几篇还是给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如陈胜麟在其《客家研究在中国大陆复兴之展望》一文中就提出客家研究要进一步的深入就首先要强调实地调查；其次要多研究些现状。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的。十年后的今天，客家研究的状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我们现有的材料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的研究也就很难以取得突破。除了这篇文章外，汪祖德的《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一文也很值得我们去关注。文章先引用吴泽如先生话以说明；近年来客家研究没有超过罗香林先生三十年代的水平。这无疑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客家研究一个理性的提醒和讽刺。另外 又引用王界云先生的话：“未加分析，寻章摘句。。。。。陈陈相因，沿袭《导论》旧说”以批评当时客家研究的状况。文章指出客家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感情主义的束缚，未能实现理性的超越“泛客论”实际上是混淆民系差异，等于否定客家的存在。而感情主义的危害是在客家研究领域内滋生变相的、陈腐的、“种族优越论”和“纯血统论”。另外文中的还有几个内容也值得我们称道的。1、文中指出要科学的对待族谱。文中引用元人揭傒斯“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圣之后也”。文天祥“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谭其骧“谱谍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祖也”。至于堂号，天下皆然，并非客家独有。2、批评“没有客家就没有中国革命”这一错误命题。3、对所谓“可贵品质”的说法，作者认为应区分来说，不应太笼统。可分为山区客家、沿海客家、海外客家以区别论述。4、要慎重引述外国传教士的评论。作者引用日本学者中川学先生的观点，认为近代传教士如此之高的评价客家人，有激发少数民族对立情绪，从而削弱中国人团结的企图。早在十年前，汪祖德先生有如此理智的态度来看客家研究是非常难人可贵的。他的这些思考在今天的客家研究工作中都还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整部书读读下来，有许多文章只是泛泛而谈，均是在重复罗香林的观点，或者是在为其“添砖加瓦”，或为其补充修正，没有一点突破和新义。有些文章有对客家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但是也要套用罗香林的观点，以加以佐证。把一些东西很迁强的所谓的“中原”与正统上去，从而也达到了为罗香林的观点补充材料的作用。如刘丽川在论述客家文化的民间信仰时，将其源头追溯到南北朝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引进。故而客家地区的道教与佛教都是来源于此时。

一些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是无非是在说明客家方言来自中源古音。也有许多学者从方言的角度来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如陈修、陈百川的《“客家”称谓由来与客方言的形成》一文中。大多数学者对对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如果我们把客家问题切底地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中国民族的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一半”这句话都深信不疑，并且常常引用以说明客家语言研究在客家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客家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囿于罗香林的中原说，则势必会给我们的研究设置许多人为的障碍，并且会有违科学研究的精神，从而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综观关于语言方面的研究，研究与中原古音相同方面的多，而相异的方面，即一些所谓“土语”往往涉及的比较少，在本论文集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样就将客家方言中许多东西都抛弃了，而只是看到了客家方言中的另一部分。到底这一部分在客家方言中占多少，目前也没有一个统计。但就凭直觉，应该是很多的。如果这样，从语言的角度来证明客家的来源就会变得有些站不住脚了。据说，其实在学者们说客家话是来自中源古音时，就有许多的研究闽南方言的语言学者提出；闽南话中与中源古音一样的地方更多。广府话（即白话）中也含有大量的中源古音。这样一来，想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明客家来自中源就没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与中源古音相同，几乎是南方民系方言中的一个共性，我们客方言研究者只是看到了这个共性而已。其实就笔者体会，客家方言与本人家乡的方言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有另文论述），但本人所在地并没有去就这方面大做文章。说到底还是民系自我意识的问题。如果不冲出中源说的阴影，有关客方言的研究似乎难以走的太远。

关于客家历史人物的研究更是充满了感情主义。故在本文中笔者不想对其过多的评论。也是我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文章持否定态度的原因。比如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关系，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本来不是不可以写，但如果带着感情去研究他们的关系，难以客观地反映情况。如论文集中张兴汉的文章《客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在这方面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全文简直是一篇客家人的宣言。客家与太平天国，客家与中法战争，客家与辛亥革命，客家与抗日战争，客家与改革开放等几个方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客家先辈在中国近代革命和人类社会发展已作出过重大贡献。这种文章最后还少不了号召性的话，诸如要发扬客家精神等等。象这类文章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写，但要看场合。如果放在学术层面来说，写客家人物方面的文章要谨慎而行，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其缺乏科学性而以感情用事。这种文章只适合在宣传层面来讲。从客家研究的发展方向来看，人物的研究不能代表其正确的方向，如过多的研究客家人物，必然会走进死胡同。

当然,这本本论文集还有其他值得我们一看的东西。首先，这本论文集对于刚刚涉入客家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可以打开眼界，知道客家研究是怎么一回事，该从何处着手。当然随着客家研究的不断深入，这本论文集的文章已经有些过时，且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可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论文集还可以让我们看清客家研究的大致方向，让我们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
其次，这本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如关于闽西客家的《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杨彦杰），《涂坊、古竹客家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周立方）。这两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闽西客家民俗文化资料，对我们认识不同区域客家或对不同客家作比较时都要提供了帮助。这两篇文章也是在大陆地区较早的对客家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代表了客家研究的正确方向。

第三，论文集中最让我们可喜的是其中的一些冷静思考。如末成道男的《由功德仪礼所看出的客家特征》，其中就通过田野考察，对所谓的客家独特性作出反思，认为客家与其他民系之间没有存在太大的差异性，只是客家人的自我意识将其强化而已，实际上客观上没有这么在的区别。其所谓的区别来自主观意识。另一篇就是汇票师大的汪祖德先生的《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在十年前提出的这几点思考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他有肋于我们走出客家研究的感情主义误区，摆脱束缚，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的精神。我们认为一门学问如果囿于一种理论或思想，就很难以展开，难以做到真正的发展，总是在一个圈子里绕来绕去，得出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结论，从而失去学术的科学性，甚至是学者的尊严。这一点在学术史上并不少见。而客家研究也长期以来受到一种思想与情感的束缚，这就是罗香林的中原说与客家高涨的民系自我意识。而中原说归根结底还是来自这种民系的自我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客家研究受到影响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还应分清客家宣传与客家研究的区别。我个人认为有关于客家源流问题（中原说），客家精神与美德，人为强调的独特性和习俗，客家名人，客家与中国近代革命关系等这些方面，不宜作过多的学术研究，而只宜作客家宣传之用。其学术上深度是较难挖掘的。而客家的民间信仰，山歌，客家语言（土语），客家建筑，客家妇女等级方面，学界研究的还不够。在这本论文集中，关于客家山歌的，客家妇女的问题几无人涉及，也许是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太少，而田野调查工作又没有很好的开展缘故。其实这些方向在客家研究方面是比较值得进一步深究的。在近代客家“过番”后的华侨文化部分也没有很好的研究。这些方面是让今后客家研究走得更远的方向。

时隔十年，在今天的客家学研究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似乎已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我们认为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找到更多的材料来丰富客家研究，而不至于局限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也有利于客家研究的深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教授在对客家学的构建中提出三点：1、族群互动的角度，即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探讨。如与少数民族的密切互动关系。2、族群认同，同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如客家族群到底通过哪种特殊的文化逻辑选取他们所认为的特色，使其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功能，是亲属组织？民间信仰？3、文化实作，从实践的典范出发，进行跨学科地域的整合研究。除此之外，更应该从从事区域性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建构所谓的客家学。应舍弃溯源式的推敲，转向全球化以扩大视野；舍弃个人研究形态，强调跨学科、地域的深度合作比较研究，以新的典范开创客家研究的契机。庄英章先生的这些提议是完全将客家学研究定位在人类学这个学科上来说的。实际上，今天真正的客家学研究者都在走这一条路。

总之，关于这本论文集的所反映的一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从对这本论文集看出当时研究的状况以及后来研究的走向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近十年客家研究以及其未来有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也许这就是这本我们论文集带给我们的东西。

yanhao

非常不错的文章！今日客家研究似乎已经摆脱了罗香林的窠臼。从表面看客家很热，但究其实质，也不过是大的政治经济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幻象而已。当一个民系过于执着自己辉煌的一面时，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卑意识或者说是悲情意识。如同当今的台湾意识一样，极力宣扬大陆威胁实质就是对未来发展中将被大陆超越的一种恐惧心理表现。客家和我们汉民族的其他民系一样，是平等的，是平凡的，是普通的你我他。我看到学者们的执着和激情时常常困惑不已，在中国乃至世界，平凡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平凡的生活。回到几百年前，“客家”是什么概念呢？我不知道，或许有学问高深的学者知道。听说上海人大代表提出提案保护上海话；深圳人大代表提出在小学开粤语课；北京人大代表提案限制人口进京。这些代表可是教授学者啊！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文化固然需要多元化，但还是自然发展的好，没有必要人为的扭曲文化发展进程。

[ Last edited by yanhao on 2005-3-14 at 2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