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历史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一）

jxzhou16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一、论争：历史人类学的正名

    大约近一二十多年来，“历史人类学”一词突然火爆起来，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概而言之，这些讨论和争论集中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究竟存不存在？也就是说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人类学有没有它的一席之地，是否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或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学”的定语，还是“人类学”是“历史学”的修饰，学术界曾经对此各执一端。第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一直像章幽灵一般纠缠着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人类学，它是一个谜，又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又让人迷茫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正是历史人类学的魅力所在，让为数众多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专业学者投身于此，积极实践。
    历史人类学的上述两大问题或困惑，其实是二位一体的，说到底就是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研究范式？目前学术界视历史人类学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观点渐占上风，无论是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都普遍承认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研究范式，例如清华大学张小军博士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他认为“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得名，大概在于被历史学抢先注册的缘故，因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大都是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相比而言，人类学者对此略逊一筹。（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当然张小军并无意评价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贡献孰大孰小，否则他也同样掉入了这个泥潭。张小军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同仁的认可，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先生在《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发展史研究》一文对张的看法深表认可。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活动中，陈春声、刘志伟等人亦以此立场回应一些师生的提问。其实类似的观点早在1978年，法国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就曾明确阐释过，他在《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也采取较为开明的立场。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历史人类学就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或者说“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也说是说，历史人类学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诸如年鉴学派的中长段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有些学者为简化起见，干脆将历史人类学视为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借用田野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家则向历史学家学习处理文献资料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然而与其陷入无休止、毫无结果甚至是相互吵闹的论争中，它反而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简单明了的标签式识别。
      推而言之，建筑人类学（日本称之为居住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台湾多称之为观光人类学）、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在“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2001年10月23日，中南民族大学）等亦可向历史人类学学习，不妨持守上述立场。道理很显在：无谓的口舌之辩和空谈清议不如实实在在的学术实践。近年来以坚持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走进历史田野而名声大噪的华南研究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jxzhou16

上文有些错漏，粗看后稍改之。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
                          

一、论争：历史人类学的正名

    大约近一二十多年来，“历史人类学”一词突然火爆起来，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概而言之，这些讨论和争论集中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究竟存不存在？也就是说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人类学有没有它的一席之地，是否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或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学”的定语，还是“人类学”是“历史学”的修饰词，学术界曾经对此各执一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历史人类学又是什么？第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一直像个幽灵一般纠缠着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人类学，它是一个谜，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又让人迷茫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正是历史人类学的魅力所在，让为数众多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专业学者投身于此，积极实践。
    历史人类学的上述两大问题或困惑，其实是二位一体的，说到底就是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研究范式？目前学术界视历史人类学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观点渐占上风，无论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都承认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研究范式，例如清华大学张小军博士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他认为“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得名，大概在于被历史学抢先注册的缘故，因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大都是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相比而言，人类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参与无论是热情还是成果似乎都略逊一筹。（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当然张小军并无意评价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贡献孰大孰小，否则他也同样会掉入了这个泥泞水潭而不得脱身。张小军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同仁的认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庄英章先生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发展史研究”的专题演讲中对张的看法深表认可，认为只有透过跨学科的整合、跨区域的比较，避免一些“身难由己”的因素才能更好掌握汉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活动中，陈春声、刘志伟等人亦以此立场回应一些师生的提问。其实类似的观点早在1978年，法国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就曾明确阐释过，他在《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也采取较为开明的立场。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历史人类学就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或者说“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也说是说，历史人类学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诸如年鉴学派的中长段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有些学者为简化起见，干脆将历史人类学视为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借用田野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家则向历史学家学习处理文献资料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然而与其陷入无休止、毫无结果甚至是相互吵闹的论争中，它反而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简单明了的标签式识别。
     推而言之，建筑人类学（日本称之为居住人类学，笔者认为它亦是被建筑学抢先注册的一个学术概念，实际上在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建筑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似乎多是建筑学专业背景）、旅游人类学（台湾多称之为观光人类学）、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2001年10月23日）等亦可向历史人类学学习，不妨持守上述立场。道理很显在：无谓的口舌之辩和空谈清议不如实实在在的学术实践。近年来以坚持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走进历史田野而名声大噪的华南研究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