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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华南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向
“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是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主体，而该中心又是以中山大学的历史系和人类学系为依托而成立，它与校内外尤其是海外的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有着广泛且良好的合作。该中心成立于2001年，其目的在于“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近期将重点发展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方向的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同时，重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努力使研究中心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的资讯资料中心之一。” 其实早在此之前，以陈春声、周大鸣、刘志伟等学者在萧凤霞、科大卫等国外学者引导下，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本文拟以宗族研究为例，试对历史人类学在华南的学术实践予以简要评述。
宗族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很早就出现并活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社会特征，如先秦的宗法制宗族、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家制宗族、宋明以后的庶民化宗族。中外学术界所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宗族，是特指宋明以后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虽然学术界关于宗族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但一般都认同宗族是基于继嗣关系而形成的父系群体或组织，只不过对于宗族的内涵与外延或严格或宽泛。
宋代以降，随着旨在“敬宗收族”的理学思想在民间的实践，宗法伦理日渐庶民化，使得平民化宗族得以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宗族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多是采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立足于政治史论，讨论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祠堂、族长、族田、族谱，注重研究宗族、族权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更多的站在否定宗族的立场。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如葛学溥、林耀华、费孝通、陈礼颂等人，采用结构-功能论的理论观点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为此期的宗族研究带来了一阵清风，尤其在50年以前，这种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宗族研究是极其少见和难得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无论是宗族研究的立场、领域，还是理论方法、技术手段，都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和突破，历史人类学者强调把宗族视为一种社会制度，从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转向结构的探讨，既强调宗族的总体把握，又注重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既考虑到宗族的政治性、社会性功能，又顾及到宗族与商品经济、地方社会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宗族社会史研究。
从区域来分，华南研究主要有三大块，而且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都各有侧重。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府族群，以科大卫、萧凤霞和刘志伟等为代表，以宗族社会为重点；二是粤东北的客家族群，以劳格文、谢剑、房学嘉等为代表，以宗族、民间信仰、墟市等为研究对象，企图探讨客家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三是韩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闽南语系族群，以丁荷生、陈春声、郑振满、黄挺等为代表，以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为重点。在此三个相对明确的区域研究群体之外，黄淑娉和周大鸣等人则倡导华南或广东这一大的地理单元的族群和区域文化的整合研究。
早期宗族研究，主要集中它的结构及功能，把作为宗族建立基础的血缘和系谱视为社会事实，而未加深究。科大卫、萧凤霞和刘志伟等人开始跳出此思维框架，从微观的区域社会探寻新的历史。唐立宗将这种研究传统追溯至社会经济史学派，认为傅衣凌提倡的华南乡族研究，采取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民间基层社会的实体性，傅氏及其弟子的研究，除了重视传统的史籍文书，并强调地方志、族谱、契约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分析，甚至是人类学方法的涉猎。因此20世纪80年以降，华南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唐立宗：《〈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出版简介》，《明代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
科大卫和刘志伟将宗族视为一种特定时间的文化创造，甚至是一种过程，以揭示亲属关系只是社会建构的一种表现或表述形式。他们通过族谱等民间文书和实地考察发现，珠三角地区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甚至出于附会和传说，他们认为，明清以后在华南地区发展起来的所谓“宗族”，不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制度，也不是一般人类学家所谓的“血缘群体”，而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在16世纪的，岭南庶民及土著的造族活动已经开始。时士大夫所建构的家族已成为地方族群用以提高其身分地位的文化资源，作为血缘纽带的家族制成了建构地缘社会文化认同和正统合法性的根基这个观点在随后的研究中被不断地贯彻并深化，如科大卫的《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时期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萧凤霞提出宗族的文化手段性，认为宗族成为地方士大夫的权力工具和文化认同的标记。
客家宗族是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在华南地域社会付诸实践的另一成果。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真正较大规模地被引入和运用到大陆客家研究，有几位学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谢剑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谢剑是一个深受英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的人类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新加坡的田野研究中就对客家产生浓厚兴趣。80年代便到粤东地区与嘉应大学的房学嘉合作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苏》一书就是他俩合作的突出成果。1992年，谢剑来到号称为“世界客都”的粤东梅州市，他与房学嘉一同对粤东梅县的温氏宗族经过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以客家传统宗族围龙屋的居住模式作为解释宗族复苏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以客家人从传统居住模式围龙屋的“突围”，象征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谢剑 房学嘉，台湾嘉义大学出版社，1999）。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论中所说，仁厚温公祠的个案研究并不是中国社区研究的先行者，但该书的独特和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围龙屋这种典型的客家建筑空间与文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内在关联，阐释了宗族、宗教和血缘应对时代的反应与变迁。
1994年起，劳格文主持策划了“中国农业传统社会结构研究”课题，研究区域包括闽西、粤东、粤北、赣南等地。这个多地区、多学科、多部门参与的大型课题主要倡导采取实地调查方式，深入客家乡村进行访查。其参与者既有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也有政府文化官员和地方文化工作者等。“每个工作者，不是去抄别人的文字的资料，而是真的走出家门访问乡村中的老人，以了解过去的一些事情是如何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他们带回来的每一个事实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极为宝贵的。” 这项时间长、成效大的研究计划以《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出现，至2003年共出版19卷，对包括粤东北、粤北、赣南和闽西等主要客家地区的宗族社会、神明崇拜、墟市贸易、民间习俗等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何国强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等论著，拓宽拓深了客家研究的领域。
黄淑娉主持的“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课题，整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以及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广东境内的族群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出版了《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两部著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大鸣则主持了“汉的重新思考”课题，其成果最后结集为《中国的族群和族群关系》（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一书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为基础，立足于广东及华南地区，关注宗族结构与乡村政治、宗族与乡村经济、宗族与村落文化、宗族与民间信仰、宗族与族群关系、宗族与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而对当代华南宗族的社会地位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出深刻反思和严肃审视。该书包括绪论、当代华南的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重建、宗族结构与村落政治等内容，在地域上以客家地区为主，并涉及江西和福建等省，是目前华南宗族社会研究的第一部专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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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1 01:13:18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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