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伍洪祥缅怀杨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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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西苏区走出来的一代名将
――深切缅怀杨成武同志
伍洪祥
　　二月中旬，杨成武同志遽然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久久沉浸在悲痛与思念之中。杨成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从闽西老苏区走出来的一位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名将。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我们福建人民的骄傲，更是闽西人民的骄傲！

　　我与杨成武是同乡，又是同庚。1929年2月，他参加张赤男领导的汀州古城、四都农民武装暴动。我则在家乡上杭加入“铁血团”，同年6月参加了上杭东一区农民武装暴动。之后，我们都投身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直接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和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而浴血奋战。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杨成武率部跟随主力红军长征；我则跟随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闽西苏区这5年中，我虽多次听说杨成武的名字，但一直未能谋面。1939年11月，我受中国共产党闽西南潮梅特委的选派，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到达延安时，杨成武已经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率部战斗在长城内外、太行山麓。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华北抗日前线不断传来捷报，欣闻杨成武所部英勇善战，屡战屡捷，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特电嘉奖，我为闽西苏区人民培育出这样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感到无比自豪！

　　解放战争期间，杨成武驰骋在华北战场，我跟随张鼎丞、粟裕等转战在华东战场，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内战，彼此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建国以后，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在中央军委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我进京开会，才得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一代战将。

老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我与杨成武第一次见面是在1954年。

　　记得，那一年我赴京参加中组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周末休会时，我去张鼎丞家，刚好魏金水、刘永生、张招娣也在那里。我们提出要去看望杨成武，张老说：“好，我打个电话，看看他在不在家。”电话通了，杨成武非常高兴，说马上派车子来接我们。杨成武的家在护国寺，我们坐车到达时，他和夫人赵志珍已站在大门口迎接。

　　张老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当介绍到我，张老说：“小伍原来是龙岩地委书记，现在是省委组织部部长。他还是党的七大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杨成武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了，只是无缘相会。今天我们大家第一次见面，真是高兴呵！”

　　我对杨成武十分敬仰，他与刘亚楼、刘忠是我们闽西著名的三大战将。他参加过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领先头部队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智取三县、抢渡大渡河、跨越大凉山、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突破天险腊子口……创造出辉煌壮丽的中国革命战争史诗！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部在华北战场与日寇血战，打响了平型关战役的第一枪，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带出“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英雄群体，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在解放战争中，他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挺进绥远，发起察绥战役和张家口围歼战，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在他那间宽敞的大厅里，我们几个闽西乡亲交口称赞他的功绩，一致要求他谈谈长征的经历，谈谈华北地道战的故事，可他一点也不讲自己的功劳，只是谦逊地笑着说：“主力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调动十几万军队‘清剿’中央苏区，你们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同样是艰苦的。没有你们把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牵制住，我们长征的主力红军就更危险了。你们的贡献很大呵！”

　　他听魏金水介绍闽西的保田斗争后，又称赞说：“你们在远离党中央、远离主力红军的情况下，坚持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保存了党的组织，保存了红军游击队，保存了二十多万亩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保持我们闽西‘红旗不倒’。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我们一同回忆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情景，杨成武的语气显得特别沉重：“保卫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战是在我们长汀松毛岭打的。温坊战斗和松毛岭战斗，我们闽西子弟兵和苏区群众就牺牲了不少人。那时我的腿已经受伤了。打完了松毛岭战斗，红一军团奉命撤离钟屋，赶到于都，不久就开始大搬家。开头，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离开于都河畔的时候，还对乡亲们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八万多主力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谈到闽西苏区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杨成武神情自豪，但也不无悲怆。他说：“长征开始，我们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歼灭在湘江之侧。红军主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就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我们红四团在进占道州之后，又奉命连夜赶往全州以南的觉山，与红五团共同阻击南追之敌，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当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仓促进行战略转移，带着许多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星期，天天激战，我的腿又一次受伤。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打掩护，结果被敌人堵在那边，全师指战员血战身亡。那都是我们闽西子弟兵呀！过了湘江，主力红军已经减员一半了。我们福建有三万人参加长征，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到达陕北仅两千余人，大部分同志在长征途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张老说，我们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从福建去的就有五千多名，占新四军总数将近一半。这些同志在苏皖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有不少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牺牲了。解放以后，我们做了个调查，全省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四万五千多名。我说，省委已经组织了老区工作调查团，对全省老区革命基点村和烈军属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我们福建革命老根据地，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游击区和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遍及全省六十一个县、二千八百多个乡、二万一千多个村，大约有六十九万户、三百万人口。其中有二千多个山区革命基点村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尤其是闽西老区，坚持“红旗不倒”。解放以后，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是很困难，省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老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杨成武听了，很动情地说：“老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大家都谈得很尽兴。杨成武还留我们吃了午饭。这次见面，我对杨成武印象非常好，他热情、爽朗、谦虚、真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不摆架子。以后，我们之间接触就多了，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抽空去拜访他，他也尽可能抽出时间来见我。我们俩是闽西乡亲，又是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同龄人，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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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没有把我们压垮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劫难。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毛主席的“大警卫员”，杨成武同样没能逃脱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1965年12月，“文革”尚未开始，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就遭到批判，随后被罢了官，由杨成武代理总长职务。

　　面对全国性的大动乱，他根据毛主席“一定要稳住军队”的指示，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规定“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毛主席对这“八条命令”给予肯定，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但是，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大搞“全面夺权”。尽管当时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转发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福州军区机关还是受到冲击，部队中也形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五月，中央决定对福建实行军管，周总理一再强调“福建是前线，军队担负保卫海防的重任。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给敌人有机可乘”。然而，军管也好，命令公告也好，周总理的指示也好，那些追随林彪、江青、陈伯达“全面夺权”的“造反派”一概置之不理，福州还是不断发生了抢夺武器、纵火烧楼、冲击党政机关、残害无辜干部群众的打砸抢事件。在局面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中央决定把不同观点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和“支左”部队、地方干部的代表调集到北京举办“福建学习班”，解决“大联合、三结合”问题。这个学习班从1967年12月开始，前后历时八个多月。我也被指定参加了。

　　在学习班期间，我得知杨成武于1967年7、8、9三个月曾经陪同毛主席巡视南方，途中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和部署。当时，我对“文革”还不能完全理解，特别是对这一年接连发生的所谓贺龙“二月兵变”、陈毅、谭震林等一批老将帅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以及武汉“七二○事件”等深感疑惑，对“文革”中两派群众严重对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深为忧虑。带着这些问题，1968年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向学习班请了假，专程去拜访了杨成武。

　　我先向他简单谈了福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便忧心忡忡地问他：“这场文化大革命，主席有什么部署？”杨成武说：“主席南巡的时候，多次说过‘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今年是第三年了，形势还在变呵！”

　　他跟我谈了跟随毛主席南巡的一些情况，还拿出他自己记录整理、后来公开印发的毛主席指示给我看。其中有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关于支左部队要“一碗水端平”的指示，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关于“要团结，不要分裂”三项原则的指示，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关于制止“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等等。

　　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二办”，毛主席指定由杨成武负责，目的是加快解放老干部。杨成武告诉我：南巡回来以后，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一年多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党的“九大”。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

　　听杨成武谈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我心里感到一阵高兴：是啊，“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党的“九大”一开，也许形势就会好转。这一次拜访，使我对过去迷惑过的一些问题，有了一点清醒的认识。

　　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骤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1968年3月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所谓“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突然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的“反党”罪行，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一时间，北京大街小巷“打倒杨、余、傅”标语铺天盖地，杨成武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在福建学习班，有人知道我去拜访过杨成武。于是，一些“造反派”头头便开始在我身上做文章，不断地批斗我，逼我交代“去杨成武家干什么？与杨成武一起搞什么阴谋诡计？”

　　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也找我谈话，要我“主动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杨成武的“个人野心”。所谓“杨余傅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坚信一点：杨成武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办事的，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决不会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我去拜访他，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是一个顾全大局、党性很强的人。所以，他们逼我交代与杨成武的关系，我就断然回答：“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他们不相信，非要我“彻底坦白交代”不可。我呢，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决不说违心话，决不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害人害己！

　　在学习班，他们批判我，我写的“检查”一直过不了关。8月初，讨论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时，我因此被排除在外。后来，名单上报中央，周总理看了，责问他们：“原来的省委书记一个都不行了？真的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应该有一个参加嘛！”这样，他们才勉强把我“结合”进去。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杨成武被监禁了六年多。林彪、康生一伙想成立一个“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他，毛主席、周总理没有同意，把他保了下来。直到1974年11月才“解放”出来。粉碎“四人帮”后，“杨余傅事件”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杨成武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海防工作。有一段时间，我陪同杨成武在沿海几个县搞调查，他才跟我谈起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原来，1967年7月，杨成武陪同毛主席南巡，周总理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作为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络员，二是保证主席的安全。毛主席到了武汉，听了汇报，做了很多指示。杨成武都直接跟总理传达了。主席的一些重要批示，也是直接送达周总理。杨成武奉命回北京报告情况，也直接找总理，没有找林彪。这样，就引起林彪、叶群的忌恨，说“杨成武对林副主席不打招呼，不汇报，搞封锁”。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到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提出要“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8月，王力一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两篇社论，继续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毛主席看了，指出这是“大毒草”。并且要杨成武带着他的指示回北京，请周总理对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措施。王、关、戚的后台实际上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但是，这一伙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转移视线，对杨成武栽赃陷害，反说“王、关、戚的真正后台是杨成武”。并且密谋策划，把一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故意署上杨成武的名字，让毛主席对他产生反感。3月下旬，林彪召集军内干部大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抓起来。他的夫人赵志珍，大女儿杨毅也因此遭受诬陷、迫害。

　　在这场劫难中，杨成武失去了三个亲人。特别是风华正茂的大女儿杨毅之死，让他痛彻心肺。然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杨成武的迫害，并没能使他屈服。1974年冬，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积极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1976年10月，当“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日益加快的危急时刻，他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位老帅果断采取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稳定了军队。他又一次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

忘记老区就意味着忘本

　　杨成武对福建人民，对闽西的父老乡亲，始终怀着深深的挚爱之情。他常说：“几十年来，每当想起革命的艰难历程，想起流血牺牲的战友，想起哺育自己成长的老区人民，我总有一种内疚感，总想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多做点什么。”

　　粉碎“四人帮”后，他来福州任职，首先抓了驻闽部队的整顿，恢复了被一度搞乱的军民、军政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关键在军队，军队思想不统一，闹分裂，分这个派那个派，肯定要影响地方，影响群众组织。搞好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关键也在军队。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乱了，带来的恶果是严重的。因此首先要把军队整顿好。

　　杨成武主持福州军区工作期间，我分管海防工作，他跟我说：“我长期不在福建工作，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甚了解。我想到沿海各县去跑一跑，听听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你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能不能一起去跑跑？”于是，我跟着他到闽东、闽中、闽南沿海各地跑了半个多月，既找军队干部座谈，也找地方干部座谈；既了解“文革”中遗留的问题，也了解工农业生产上的问题；既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意见，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动员说服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尽快消除派性，团结起来，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到了漳州，他和我们一起去看了毛主席1932年率领东路军攻克漳州时住过的红楼，深情地回忆当年参加东征漳州、在石码（即现在的龙海市）筹款的情景。从漳州又到了龙岩地区，视察了武平的林区公路、长汀的水土保持工程、连城的军用机场建设。他一路调查，一路与基层干部商讨老区建设问题。当时，“文革”中遗留的派性问题还没有消除，生产上不去，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他对林彪、“四人帮”为祸十年给老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的严重破坏深感痛心。每到一地，他从不摆架子，总是以平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与人交谈，大家都称赞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1983年6月，杨成武调回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我也当选为省政协主席。这期间，我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工作会议，与杨成武见过几次面。他对福建的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和对台工作十分关心，一再强调福建省在海外的侨胞很多，这是一大优势，各级政协都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来开展工作，广交朋友，多做服务，建立和巩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福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退出领导岗位后，杨成武担任了中国老区建设促进委员会会长，把余生奉献给老区的建设事业。1994年，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的时候，他专程从北京来闽祝贺。他对与会的同志说：“富有革命传统和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的存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引以为荣。忘记老区，就意味着忘本！”他不顾年事已高，几次回到闽西老区，奔走于最偏僻贫困的革命基点村，为发展老区经济、希望工程、青少年教育、体育事业、减灾救灾等工作出谋献策，为贫困地区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0年，我们闽西籍13位老干部联名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闽西革命老根据地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向中央领导提出四点要求：一、经济上给予特殊的扶持政策：减少地区财政上交数，将龙岩地区烟草产品税70％的上缴款，全部或部分返还给地区，作为贫困县的开发基金；增加低息贷款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二、加快闽西的铁路建设：改造漳龙铁路；建设叶帅提出的横贯中央苏区的赣龙铁路；将龙（岩）坎（市）铁路延长到广东的梅州，与正在建设中的广梅汕线衔接。三、搞好闽西电网建设：建设棉花滩水电站，扩建漳平火电厂二期工程，建设龙岩曹溪至上杭旧县的220千瓦输变电工程。四，建议将龙岩、漳平、永定、上杭四个市县列入闽南沿海经济开发区，享受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

　　这封信我们同时也抄送给杨成武。他接到信，立即亲自出面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呼吁，多方宣传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巨大牺牲，强调我们有责任帮助老区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否则，我们难以向烈士交代，向人民交代，向历史交代。杨成武的呼吁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江泽民表示：“应该集中一些财力、物力和人力，尽快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问题。”

　　现在，我们信上所提出的四点要求，基本上都实现了，闽西老区的经济已经走上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杨成武的家乡长汀宣城乡缺水受旱问题也解决了，八个自然村都修了水泥路或柏油路，下畲村搞了人饮工程，90％的群众喝上了自来水。全县第一所希望小学也在这个村建起来了。这些都包含着杨成武将军对家乡人民的一份关爱！

　　我和杨成武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那时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十五大，会上我们相见，他的身体还很健康，我们在一起长谈，并合影留念。2002年11月，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十六大，杨成武已住进医院了。我专程赶去医院看望他，但医生不让见，这使我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丰功伟绩垂青史，高风亮节驻人间！杨成武同志虽然走了，但他为党为人民不息战斗的光辉一生，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那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