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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客家村(来自 林文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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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2 21:59: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澳門素有“東方的蒙地卡羅“之稱,金碧輝煌、燈紅酒綠,賭業之興隆媲美美國的拉斯維加斯。但對澳門最早的原住民之一的客家族群來說,這是一個“迷失的天堂”, 城市越發展,客家村落越荒涼。市區的擴容與規劃,意味著澳門僅存的兩個有數百年歷史的客家村------九澳村和黑沙村,隨時面臨拆遷的命運。

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歐陸情調,與僻靜荒蕪的客家村形成巨大的反差。外界幾乎沒人注意客家人在澳門的生存狀態,也鮮有觀光客踏入澳門僅存的原住民村落。筆者專程去黑沙村做田野調查,的士司機只知道很多遊客光顧的黑沙海灣,但懵然不知有黑沙村的存在。

其實,要討論澳門的前世今生,始終繞不開客家人早期拓植墾荒、開山鑿石、鋪路造城的歷史。換句話說,客家文化是澳門歷史的源起及無法切割的組成部分。據澳門基金會資助客屬社團聯合總會以“客家人與澳門”為題的調研結果顯示,澳門現有客家裔逾10萬人,大約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國父孫中山與澳門的淵源深厚,但長期受到研究者的忽略。澳門與中山在清朝同屬香山縣管轄。純客家人居住的鄉鎮,包括坦洲、神灣、五桂山。南朗鎮的翠亨村亦是純客家村。

據客家研究的奠基者羅香林在其著作並由孫科作序的《國父家世源流考》記述,客家人孫中山出生在香山縣永寧鄉大宇都(今中山市翠亨村)。這裡距澳門僅37公里,孫中山的父親常年在澳門做鞋匠。孫中山13歲那年隨母親經澳門登上“格蘭諾曲”號英輪前往檀香山。換句話說,澳門是孫中山走向世界接觸新思想,進而結束中國數千年封建帝制的起點。鮮為人知的是,孫中山在港大醫學院畢業之後,於1892年成為中國籍西醫師在澳門開業第一人。行醫“不滿三月,聲名鵲起”,“就診者戶限為穿”,澳門《鏡湖叢報》盛讚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性情和厚,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

澳門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時,納入南海郡番禺縣。南宋設香山縣,澳門改歸香山縣管轄。但澳門真正出現華人定居的村落,始於南宋末年。元軍於1272年攻陷宋朝都城臨安(今杭州),宋室重臣的文天祥、陸秀夫擁宋帝南下避難,一路驚恐闖到南海,因躲避颱風,在澳門安營紮寨。元軍追殺而至,雙方在崖山激戰。宋軍大敗,少帝溺海而崩,一眾將士蹈海就義。潰散的軍民到處藏匿,成為最早定居於澳門的”當地人”。據史籍和眾多客家族譜記載,元軍滅南宋前後,本身是客家人的文天祥在贛南、閩西和粵東等客家人聚居地徵兵,回應者眾,其中粵東梅縣卓姓一族八百村民隨文天祥大軍而去。清末著名的梅州籍外交官黃遵憲的詩賦 “男執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 崖山舟覆沙蟲盡,重戴天來再破荒“, 生動描述了客家人這一段悲壯歷史,無意中也成了追溯澳門客家村淵源的佐證。

遺憾的是,澳門最古老村落之一的卓家村(三家村之一),在政府有意無意的合併整合下消失了。2016年9月,當地以“孫逸仙馬路/三家村”命名的巴士站,被交通事務局以“分流巴士路線”為由取消。卓家村作為一個曾經香火鼎盛的村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落日中,現在只剩下一條60米長、6米寬的卓家村路。參天古榕掩映下的關帝殿,可見一幅楹聯:丹心昭日月,大義在春秋。字跡雖經風侵雨蝕而斑駁,但途人走過,仍然能夠感受到激蕩了數百個春秋的客家先民保家衛國的浩然之氣。

歷史發展到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在澳門的勢力日盛。從閩粵鄉間湧到澳門,以開山鑿石、曬鹽耕植為謀生手段的的客家人不斷增多。進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澳門又吸納了大量從柬埔寨、緬甸、越南、印尼等地的客家歸僑。

筆者走探的九澳村、黑沙村民,就是最早抵澳的原居民。據張國財村長、吳觀祥村長介紹,村民多是清朝咸豐年間從廣東遷入。與許多客家村落不同之處,九澳村是一條雜姓村,以張、何、鍾、吳居多,全部自我界定為客家裔。






九澳村由村頭走到村尾不過十五分鐘,人丁興旺的時期有八百村民,但現在僅剩不足二百人留守,年輕一代多到市區或外地“另擇高枝”求發展了。村內有三聖廟,門聯石刻“恩波潮九澳;德澤蔭千方”十個字。廟內一塊碑石刻,印證了該廟在同治初年(1862年)為村民所建,並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重建。村公所是兩層樓房,牆上掛滿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照片,滿目的田園牧歌、漁舟唱晚。畫面可見耕牛招搖過市,家禽馬路撒歡,小童在榕樹下嬉戲,村婦在井水邊洗衣。百多年來,村公所不僅是村民的議事堂、休閒話家常的茶館,也是信件、水電費單的收發室。

九澳村(葡萄牙語稱:Vila de KáHó)毗連路環島北部九澳灣。明朝嘉靖本《香山縣誌》的記載:“九澳山,其民皆島夷”,即在澳門開埠前,九澳已有常住人口,是一些做生意的外國人。後來,九澳村聚居了由廣東龍川、中山、五華等地的客家人拓荒開地。九澳地名的出現,比路環還要早,在清嘉慶至同治年間已被標在地圖上,其歷史悠久由此可見一斑。

在清代中後期,九澳村的西面逐步形成了另外一條客家村,名叫黑沙。因為客家話“同聲同氣”帶來的天然親近感,兩村的關係較之於其他地方更緊密。頗富澳門特色的海島型客家村落,仍然延續著海內外客家人以“血緣、地緣、方言“為凝聚紐帶的傳統。

雖然村公所能夠提供的有關九澳村和黑沙村的家族資料不充分,但有興趣的研究者如果參照鄰近地區如珠海、中山、紫金、河源和梅州,則可清楚看到明清以降的客家人遷徙路線圖。

客家人素以吃苦耐勞,適應環境求生存著稱。我們知道客家人多依山而居,以墾荒拓植為生。但到了荒島,面對茫茫大海,就必須向”以舟為室,視水為陸,浮生江海“的疍家偷師。從村民使用舟楫、漁網、捕撈、曬鹽的情況考察,這裡的客家人出色地演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

曾經充滿詩情畫意和歡聲笑語的這兩條客家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竟然是生存。農耕文明早已落伍,寸土寸金的都市需要做更科學更高效的規劃,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土地所有權誰屬,是官府和村民爭持不下的最大原因。澳門特區政府一些官員和立法議員認定“村民霸佔官地“。政府曾經搞過一次小規模的拆遷行動,遇到不少阻力,當時有不少香港居民聞訊火速剛返澳門“護村”,有人哭訴“我哋五代都住喺到,唔知可唔可以葬返喺到”,驚動香港媒體關注。

九澳村公所聲稱擁有道光年間的地契。1887年《中葡條約》簽訂,村民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轉為向澳葡政府繳納俗稱“沙紙契約”的門牌稅,所以“一直以為”自己擁有土地業權。黑沙村的情況也相似。村長控訴說,清朝道光年間,香山縣政府、葡萄牙政府皆承認黑沙村的歷史存在。清末海盜為患,1910年葡軍取道橫琴攻佔路環,從此後許多道路以葡萄牙官員命名,徵收“業鈔”(香港人稱為差餉)。但該村在1977年建的村民會堂,因為沒有向官府登記,現在成了非法建築。他說,以為“回歸之後,一切都好辦”,但事與願違。

也許,村裡最難拔的”釘子戶“,是一對年逾八旬、無依無靠的美國人Varian夫婦。他們向村民買下了沒有產權證明的村屋,居住數十年至今。客家村原住民的糾紛“一不小心國際化“,政府更加”有排煩“。






有村民感歎 ”澳門是全世界最不尊重原住民的地方”。原住民 (舊時稱為土著,英文稱為Aboriginal或Indigenous people)在國際上並沒有一個正確的定義,通常指某地區早期定居的族群,而且是相對於外來者尤其是入侵者對本地人的稱謂。該詞在十九世紀被廣泛用於人類學和人種學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更逐步形成了一個法律學的範疇。對原住民最尊重的地區,當推臺灣。臺灣立法院為保障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在2005年元月頒佈了多達35項條款的《原住民基本法》,政府在惠民政策上也多有向原住民傾斜。

不記得在哪個出版物上見到一首詩,是對正在消失的客家村落的憑弔:雨冷風涼落葉黃,霓虹燈下有荒莊;古殿香疏信善少,老榕須密莖根長。吟罷難免感歎唏噓。

目前,澳門政府曾提出先緩後急、先易後難,聲稱在不影響公共設施的建設和城市規劃下讓原住民繼續在原地居住。但村屋日久失修面臨倒塌,而向政府遞交祖屋重建工程申請,官府的心態似乎是採取”拖字訣“, 希望”歷史遺留問題讓時間去解決“。




澳門的飛速發展,意味著對原始封閉村落形態的最後告別,但澳門目前僅存的這兩條客家村,同樣可以與時俱進,浴火重生。澳門特區政府不應該也沒有必要把客家村作為歷史遺留的包袱,而應視之為寶貴的歷史遺產。政府除了”強拆“,限制水電,停止規劃交通路線,還可以做很多,比如參考香港新界的”丁屋“政策,化解官民爭地的死結,亦可”北望神州“,學習北京胡同、上海弄堂、佛山祖廟陋巷如何脫胎換骨蛻變成為”新天地“的發展經驗。

多年來,澳門政府在市區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活化”方面,其實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成績,如果能對郊野的客家村落做一些富有創意的工作,令澳門向外界展示現代都市動感活力的同時,又能向外界展示其歷史底蘊深厚,傳統與現代完美結合的一面,則社稷甚幸,黎民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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