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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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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4 15:35: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tan258 于 2014-12-14 15:37 编辑



       沿湘赣边境蜿蜒的罗霄山脉北上,依次有桂阳(今汝城县)、桂东、酃县(今炎陵县)、茶陵、攸县、醴陵、浏阳、平江等县, 这一广袤的区域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明末,“棚民”活动其间,至清代初年,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以种植苎麻、蓝靛、药材为业。清朝宰相张廷玉在他的《请定安辑棚民之法疏》中说:“有曰棚民者……,其间失业之徒,沿缘依附,什百成群,刈苎沤麻,倚为生计。其始无屋不栖,遂依崖傍麓,缚茅为棚以居,人咸目之曰棚民。”
       张廷玉所称的“棚民”,其实就是客家人。所谓客家人,又称客家民系,是汉族八大民系之一。历史学家认为是东晋永嘉之乱和西晋五胡乱华时,中原汉族南迁至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著杂居,互通婚姻,经过上千年演化,到南宋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汀州、赣州等地为中心,外迁到各省,有的甚至漂洋过海,迁居到台湾、南洋和世界各地。客家文化研究学者通常将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分为五次,而大规模迁徙到湘东地区的当属于第四次,即“西进运动”。其时,客家人因人口繁衍,生产资料贫乏,遂向川、桂、湘、台等地迁徙。
        据《酃县志》(1994年版)记载,客家人迁徙到该县始于宋、元时期,明末、清初趋多,于康熙、乾隆之际形成高潮,一直延续到清末。其中“宋代迁入12支,元代迁入9支,明代迁入20支,清代迁入123支”,他们大多数从广东的梅县、兴宁、五华、乳源或从福建的汀州、上杭、连成、武平等地迁入。同治年间统计,全县寄籍烟民10108户,占总户数的58.8%,寄籍人口91160,占总人口的77%。这些所谓寄籍烟民,绝大多数就是客家人。
        无独有偶,据汝城县民国期间统计,清以前氏族为97族,清前期从江西和广东迁入36族(其中广东30族、江西6族),清后期从广东迁入的仅仅只有2族。这里所说的“族”,与酃县的“支”同属一个概念,亦说明清前期移居的量比较大。在醴陵,间接有客家人迁居的记述,《醴陵市志》(1995版)的“大事记”载:“康熙十三年(1647),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配合吴三桂作战。”《攸县志》(同治版)记载: “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袁至楚南各邑县所在皆是。以为主户,而非土著,以为客户,则已无他涉。而其人又居山而不居泽,凿岗伐岭。”湘北的浏阳情况如何呢?《浏阳县志》(嘉庆版)载:“据嘉庆二十二年编查保甲册稿,土著烟民46374户,大小男妇200019丁口,寄藉烟民15960户,大小男妇67776丁口” 。
        这些记述清楚表明,当时的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已是普遍现象了。那为什么清朝的初期,在湘东地区掀起一股客家的移民潮呢?
        首先是湘东地区具有独特的山地,适合客家人的耕种习惯,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先决条件。所谓“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从客家人的分布地域可知,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客家民系本是在闽粤赣三省的边境山区形成,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他们习惯于垦殖山地。具有同样生产条件的地方自然是他们迁往的首选之地。
        其次是湘东地区长期的战乱,使得人口凋敝,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空间。《酃县志》(同治版)记载:“(顺治)六年贼(指金声恒)踞王镇,屠戳过半。八年复被粤寇十三营烹杀几尽……十一年大师恢剿,知县傅继说召集哀鸿,历年仅得老幼1200人,逐无留余,以待缺额”、“粤寇十三营万余号红巾,贼陷城,知县徐鼎臣、于琨先后死之”。以万余兵力战一个山区小县,知县死之,平民死之,可见惨烈的程度。邻近的桂东县、桂阳县情况大体与酃县类似,《桂东县志》(同治版)对桂东和桂阳两县有这样的描述:“顺治五年,江西南昌金声恒、王德仁猝变,自永宁入据酃县……余贼遁入桂阳、桂东,大肆杀掠。又有广东流贼王宗等聚众五千余人,裹红巾为号,入据桂阳县……饥贼杀人以食,屠割最惨,死亡过半。”茶陵县亦遭受“红巾军”铁蹄的践踏,只不过损失程度不及酃县、桂东而已。
        醴陵“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受兵力、饥荒、厉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生的“三藩之乱”,对浏阳、醴陵影响甚为严重。居住在浏阳的朱益吾率众多“棚民”与吴三桂军联合,以浏阳、醴陵、萍乡一带为中心,盘踞在此地达两年之久,直到康熙十六年,吴三桂被清军战败。这场拉锯战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战乱造成满目疮痍、人丁凋零、田地荒芜。此时,“招民垦荒,以充国赋”自然是县衙的重中之重。这样的环境,为客家人的迁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平江县独善其身,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县境的东南的有一大片没有利用的山地,土著对这些贫瘠的土地不屑一顾。于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伍士琪招广东、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立名广福兴,编在第二十里,雍正七年入籍”。像平江县这样有计划招募、成建制屯垦、整体解决户籍,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原因是“摊丁入亩”、“和平安置”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为客家人的迁入扫清了障碍。朝廷税赋历朝历代均是按人头收取,康熙晚年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这是税赋制度的一次改革,废除人头税,放松了对底层农民的人身控制。对于客家移民来说,意味着取得当地的户口变为可能。这项制度各地实施时间尽管稍有差异,但基本在雍正年间执行完毕。醴陵是“七年(雍正),以额征丁银九百八十七两九钱四厘零摊入田粮”的,攸县则是“雍正元年二年覆准各省地丁摊入地粮,至乾隆四年遂诏摊地丁银入田亩,永为列”。
       由于明亡时,客家人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金声桓以图恢复,从此便与朝廷结怨。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长沙, 朱益吾与之勾结,率客家人揭竿而起,取萍乡,攻宜春,惹得康熙大帝龙颜大怒。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棚民终康熙之世,不准编图立籍”,户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至雍正、乾隆间,始弛其禁”。倒是雍正宽宏大量,对待湘赣棚民采取了“和平安置”的办法,即不问造反之罪,凡是棚民都给予合法居民身分。至此,客家人才算取得合法的居住权。  
       大量的闽粤赣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带来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带来苎麻、蓝靛、番薯、玉米、油茶、药材等作物种子,推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如红薯(番薯)的种植,“番薯出西洋,闽粤人来此耕山者,携其泛海所得苗种之,日渐繁多,色黄味甘,食之疗饥,可以备荒”,“剪茎插土,稍施肥料,自然繁殖。根肥当粮,藤叶饲猪”。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为粮食的问题纠结。红薯的推广,让千千万万的饥民得到实惠,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油茶的引进与推广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据《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所产,结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核,如肥皂,子大,疑此油茶也。今攸东棚民栽种成林,树枝叶皆类山茶,秋末开白花,冬结实,次年霜降后收子,谓之木子,亦作木籽爆裂压油,利较桐油更薄”。 非常滑稽的是,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排在山花之后,木芙蓉之前。一方面说明当时这些史官们还没有认识这一植物的本来用途,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客家人迁徙到这里以前,土著居民并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客家人的迁徙也促进了工业的起步,“雍正七年(1729),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醴陵)发现瓷泥,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客家人是一个充满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的苦难的代名词,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一个移民潮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所带来的是一次冲击。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又会带来理念的更新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被颠覆。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来评价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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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7 11:30:39 | 显示全部楼层
你现在大部份时间是不是长住在湘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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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8 15:59:45 | 显示全部楼层
namlow 发表于 2014-12-17 11:30
你现在大部份时间是不是长住在湘东地区?

是的,我住在炎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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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9 20: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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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0 22: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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