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认同与重构:以客家为例

第二章 研究的问题、设想、方法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客家人，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各地的客家认同发展脉络不同，海内外的客家精英、大陆地方政府、普通的海外客属、当地的客家民众等各种客家力量在族群认同过程中作用和表现形式不一。

  我研究的问题是：客家族群认同行动主体会受到来自族群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下的哪些因素的影响？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的族群认同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会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对于族群认同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联性？

   族群认同的原生论是从族群本身的构成要素去探讨认同的缘由，场境论是从族群主体的主观选择的倾向上去探讨，却都没从影响族群认同的外在环境上去考量。实际上，行为主体所作出的理性行动是受多种外在环境因素影响的，没有我行我素的纯主观的行动。

    影响族群认同的环境因素使得族群主体作出选择，或加强了本族群的凝聚，或被他族群同化涵化，或以群体或以个体的行动表现出来。若把影响本族群凝聚力得以加强的外在因素称为正因素，把使得族群成员被他族群同化涵化的外在因素称为负因素的话，正因素和负因素就象天枰上的两股往相反方向运动的力，使得族群主体在天枰上左右移动。

   以下为本研究的背景介绍。

   近二十年来，一场“新客家运动”在全球悄然兴起。1990年前后开始，从海外客籍人士回祖国大陆寻根谒祖，到1996年十万客家人在闽西山间村落石碧公祭客家祖先；从台湾客家人提出拯救客话母语运动，到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的成立；从世界各地客属社团活动的频频亮相，到互联网上无数客家网站的出现极其讨论和争论的火爆；从各学科学者对客家研究论文的不断涌现，到每隔一年有好几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客籍乡贤参加的全球客属恳亲大会的召开（被誉为全球最大的族群聚集大会，最近两次是，2004年11月18—20日在江西赣州召开的第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多名来自海内外的客籍知名人士、十几万名当地客家民众参加，另一次是2005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十次世客会）。这就是所谓的有别于1850年代至1930年代的旧客家运动的“新客家运动”。

   “新客家运动”有它历史发展路径。远离本土(祖国 祖地)的客家族群, 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与所在国(如东南亚国家)、所在地区(如台港澳)的主体民族或族群的边界关系的重修问题。以台湾为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客家族群作为“隐型人”暧昧了与其他族群, 主要是“闽南人”之间的族性差异。其中一个历史性缘由便是迁移过程中“普遍的结构性失忆”（彭兆荣，2001）。既然有集体性的失忆，就有恢复记忆的必要，以凝聚族群的团结，达到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目的。这种恢复记忆的过程就是族群认同与重构的过程。

在中国大陆，客家文化的再度勃兴, 是在文革10年的巨大历史灾难结束之后发生的，人们不会忘记在反“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专制主义下, 族群意识的被钳制, 地方文化的被弱化, 客家人之间甚至连相互交流都害怕扣上“宗派”之类的帽子。正是改革开放, 人际关系也相应得以松绑, 人的依附也逐渐得到了解放，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内外的新客家运动才相互呼应。

   而除了这些族群认同的正面事项以外，香港却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体现出客家意识的式微，客家认同感的淡化；对潮汕、粤东、赣南、闽西等地区福佬人、广府人与客家人族群边界生态的考察，又体现出族群认同的模糊性和族群之间的混融现象。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一 研究思路和理论工具

   本研究的关注点是族群的认同。族群的认同是产生于族群间的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背景下的（同化往往指主流族群把次流族群的文化特征完全替代，使其原来的文化和族群意识消失，而这往往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结果；涵化则指次流族群向主流族群靠拢，双方相互吸纳对方的因素，是一种族群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本研究企图通过对全球性新客家运动形成过程的追述，包括几个大场面的记录、对来自不同地域和阶层的客家民众的访谈、各种与客家族群认同相关的文选资料的分析、以及客家人日常生活的描述，来考察客家在族群认同与重构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企图通过认同形式和特征的研究来探讨相关族群认同理论。

   客家族群认同运动是由三股力量形成的，它们分别是海外客属精英、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客家大本营地区民众。海外客属精英一方面面对居住国主流族群的涵化产生强烈的寻根意识，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步伐催生了个体性族群在文化、经济、心理等方面寻找相互依托的力量；中国大陆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这一运动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知名度的提升有帮助，因而呼应了海外族群认同力量；两股力量共同作用，发动客家大本营地区民众的参与，在全球客属恳亲大会、公祭客家祖先等活动中，三股力量合流，共同登台亮相，把客家族群认同的运动推向了高潮。本研究尝试从海外客属族群联谊、大陆地方政府对此作出的呼应、大本营地区民众的参与、大陆民间族群认同方式及香港客家的式微等方面来进行考察。

   从本文实证材料的编排方面看，本研究按新客家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为顺序的，时间于空间中展现，透过空间实践变为社会实践。时间按客家人的播迁，到旧客家运动，再到目前的新客家运动，包括大陆地方政府组织的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大型族群仪式活动。

   空间方面，先从族群构成的要件方面考察，这一方面利用了广东各地客家人对本族群文化的固守上的实证材料，也就是从族群的微观角度分析，着重从族群社区和个体的角度研究客家与周边族群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如与潮汕人、广府人）。然后从宏观方面考察东南亚、台湾客家族群精英分子为着整个族群的利益而发起的非斗争性族群认同运动（一是以台湾为发起点的新客家运动，二是海外客家的寻根谒祖活动）。再次是以香港为研究背景，考察香港客家族群认同走向式微和淡化的影响因素，这是个反面的例子。最后是以闽西和赣南为例，对在海外族群精英推动下、地方政府组织下、民众参与的大型族群仪式活动进行考察，逐次展开，研究客家认同的地域差异和共同的族群语境下所受的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从逻辑脉络上来说，本研究将用明暗两条线来组织，暗线是考察构成族群认同的内外两方面，即族群内在特征的分析和族际关系也就是族群边界的考察；明线是考察海外客属社团活动的兴起以及所受到的所在国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分析海外客属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另一方面，考察国内地方政府对新客家运动的呼应以及国内政策变化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及国内普通客家人的行为。

   本研究的理论工具是族群认同理论。族群认同存在于族群关系中，族群关系大致建立在族群冲突和族群融合的两种形式上，族群的冲突和融合都会以族群成员对某一族群归属感的认同表现出来，在认同过程中，每一成员或被涵化于另一族群，或仍然归属于原来族群，或依情景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认同选择。当然，在族群边界不明显的时候，人们是感觉不出有族群认同的必要的，族群边界的模糊淡化了人们的族群认同意识。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不对客家文化内在构成要素作考古式的论证和描述，而是企图通过对新客家运动的海外形成过程，及国内呼应过程来考察这一运动形成的内在逻辑。遗憾的是非客家族群对客家运动看法方面的访谈资料比较欠缺，但笔者将尽力参考其他族群的社团活动的资料来弥补这一缺陷。


二 本研究与以往客家研究的不同

   本研究与以往客家研究资料来源上的不同：以往的客家族群研究更多的是把话题集中在这一族群的内在要素的分析上，或者是对族源的追溯，或者是考证族群的形成过程，或者是描述族群文化的构成要素，多半以史料、谱谍、方志等资料作佐证，本研究的资料来自活生生的现场，具有现时性。

   本研究与客家学在研究角度不同：上个世纪客家学关注的是族源、迁徙路线、族群形成原因等话题；当今客家学关注的是客家文化的特点、客地风俗、客家妇女、客家方言、宗教信仰等。 (罗香林，1933；房学嘉，1996；劳格文，罗勇，1997；刘正刚，1997；庄英章，陈运栋，1982)，这方面的研究关心的内容基本上停留在历史和静态的客家问题上，鲜有着眼全球去关注整体上的新客运动的。

    除了以上研究内容的不同外，研究的方法路径也不一样。笔者在本研究中将采用的是对新客家运动的几个重大活动场面的参与观察、对在场人员的访谈来解释他们行动背后的逻辑（这些访谈对象既有著名企业家姚美良、曾宪梓等，也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如统战部长刘延东、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省长黄智权等，更有广大的客家民众），而不是泛泛地或者细致地描述和记录客家文化的构成要素。


三 对本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所采用的族群概念综合文献回顾里的各定义，结合我国实际的一个操作性定义，它是由孙九霞提出的：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 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 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孙九霞，1998）。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 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

   族群认同即是对我群和他群的认知, 他族群成员对我族群成员的区别与我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相互作用，建立在一定外在特征上的族群性构成要素认同观和与自我构建性的认同态度。大多数情况下族群认同是集体无意识的, 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孙九霞认为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该定义: 既可以等同于我国的民族一词; 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 如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等; 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 如华人族群等。她还认为该界定看似宽泛, 其实具有很大的适用性, 如同文化的定义一样, 尽管无所不包, 但在具体操作上很容易把握其具体涵义, 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发生歧义。

   客家是个文化概念，它是“中华—汉族—客家”三层认同中的最后一环节。

   一般情况下，客家人被认为是自魏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清朝这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从北方中原地带迁徙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即人们所称的客家大本营）地区的汉族的一个民系，他们有着相同的方言体系、相同的地方神明信仰、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历史记忆（迁徙路线大致相同）、共同的居住地域即闽粤赣客家大本营（或其祖先曾经居住在这一地域）。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汉人，但也吸收了南方百越民族的成分（如畲苗瑶侗壮黎），这个汉民系与其他以方言划分的六个民系一起构成了华人汉族的整体，客家民系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客家方言。

    有学者提出，把“会讲客家话（显形特征），居住在客家大本营或者祖籍是这些地方（客家血统），自己又承认是客家人（主观认同）”这三个要素有两个要素成立的海内外汉人称为客家人。依照这个观点，单有客家血统，但不会讲客家话，主观上又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的，只能算客家后裔，如许多祖上是客家人现在不会讲客家话又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的香港年轻人（如周润发、张国荣、黎明）；而祖上虽然不是客家籍，后来经过演变及受到客家文化的涵化，已经会讲客家话，主观上又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的，就可以称为是客家人，如台湾很特殊的平埔河洛客家人以及一些居住在客家大本营地区的姓蓝姓雷的人。当然，象别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样，这个判断是否是客家人的“三要素标准”还存在争议。

   说到客家大本营地区蓝姓和雷姓人群，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他们与客家人混融，讲客家话，行客家礼仪，信仰客家人的神灵，也象客家人一样的建宗祠敬祖先，他们的畲族民族性差不多难以显现（当然不能说没有）。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政府民族识别政策实施前，他们几乎是客家人了，也认同客家，但在民族识别政策实施后，他们在户口簿上写的是畲族，在生活里却还象客家人一样，他们中有些人也没有在户口簿上改写自己是畲族，依然写的是汉族，那么，在认同上他们是认同客家还是畲族呢？因本人没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不敢妄言。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

    笔者作为赣南客家人中的一员，对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汉族客家人、畲民 、瑶民本来有一定的了解，但以前的了解都是基于直观认识上的，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的系统学习后，笔者在作本次研究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科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着明确的目的再次深入客家人生活的社区，参与到客家族群重构的重大活动中，与客家人面对面的交流，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们的文化传承仪式。笔者曾经三下广东潮梅汕地区、两进闽西地区，一进四川，并对自己生长的赣南客家大本营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对潮梅汕地区的客家、福佬和广府三族群的锋面进行认真对比考察，对台湾新客家运动的兴起、香港客家族群的式微、东南亚地区客家社团的形成及寻根谒祖活动进行相关资料的查寻和研究，以求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笔者另一个观察点是在一个叫《客家人社区》的网站上，这个网站绝非人们想象的虚拟社区，那里有来自全球的上万名会员，什么时候打开网页都有近百人在线，会员构成有各地客家学者（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学者应有尽有）、企业家、政治家、社团负责人，当然更多的是青年学子和普通客家人，也有非客家人士，他们拥有真实的联系方式，甚至上传自己的照片，常常组织现实中的集体活动，比如参加2004年11月的赣州世客会，2005年春节期间的梅州免费赠写春联及客家文化宣传活动，同时也在那里与别的族群（尤其是广府人和福佬人）发生或友好或激烈的争论。笔者作为其中的版主之一，常常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也曾委托那里的朋友为我做异地调查，他们都很认真地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资料，或者进行受我委托的社会调查，并把相关有价值的资料反馈给我。从这个特殊的舞台，笔者对这场“新客家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笔者参与了1996年闽西宁化石碧的十万客家人公祭客家祖先的仪式，全程观察这一重大仪式过程，并参加了2004年11月在赣州举行的为期三天的第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暨中国（赣州）客家文化节，利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来自不同地域的有代表性的客家来宾，对他们进行重点访谈，从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笔者还参考了一些以前对客家人研究的文献、地方志、口头文学、族谱等资料。结合所观察和访谈的资料，佐以文献分析，力求做到与事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