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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何以缺乏客家認同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明白在香港社會的客家元素十分豐富，而在三個層面，即客家族群、客家組織與客家學術，都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世界其他各地的客家族群相比，客家元素的優越性十分顯著。這些條件與前述香港何以缺乏客家認同之命題，形成強烈的對比。在此處界定香港缺乏客家認同的兩個指標，一是香港客家人語言流失快速的情況，二是在香港主流認同之中，缺乏客家因素。何以三種客家元素的條件都很優越的香港，無法保持客家人的語言？無法在香港認同中為客家文化爭得一席之地？以下的分析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有關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析，二是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客語流失的部分在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析中討論，而香港認同中缺乏客家因素，則在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分析中討論。
１．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析
香港現行的語言政策，有個複雜而微妙的發展過程。從法制而言，香港是直接承襲英國的法律制度，是英美法系或是海洋法系，不成文法與習慣法所佔的比重很大，其法制施行的範圍，未必能全然由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得到。從政制的角度而言，香港是以行政主導的政制型態，政府的施政與行政手段對市民的影響更大，其中有不少措施是不會以明文表明。以施政風格來看，香港政府承襲英國的統治風格，身段比較柔軟，許多政策是衹做不說。可以說香港的語言政策是有「隱蔽的語言政策」的情況出現。其政策有如英國紳士作風，深謀遠慮卻以含蓄穩建的方式表現，在很具體而清淅的措施，隱含其政策的考慮細緻，我們不能衹以字面上的法律條文或是政策宣示來理解其語言政策。23在本論文中，我們將語言政策的定義放寬，是指一個社會對於語言事務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其制度性安排背後的原則。這些制度的安排，有些是根據香港政府直接指導的原則，有些則是在政府放任政策下形成，在這裡我們並不做細緻的區分。以下的討論分為語言政策、教育政策與都市化。
(1).語言政策
香港客家話的口音與惠陽、東莞與增城等地的口音差不多。24而根據一般的說法，香港原居民是講新界本地話和客家話的。25新界客家村直到1940年代，基本上仍然是對外十分封閉，因此客家文化保留十分完整。26根據劉鎮發的研究，這兩種方言在1950年以前是新界的主要語言，這些主要語言一直到1960年代，也還大致在日常生活保存。27
但現在除了鄉村的老人家會說以外，30歲到40歲這一輩的人也許還有能說或能聽客家話者，但是主要大多轉為廣東話。20歲以下會講客家話的已如麟毛鳳角。相較於其他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香港的客話流失比任何地方都來得快，甚至比身處於完全沒有中文環境的海外華社都要消失的快。
香港新界客家族群的客語流失如此快速，如果由語言政策的歷史來考慮，則是戰後的香港政府，獨尊廣東話政策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香港政府在1967年暴動之後，便改變了語言政策。以1960年代的情況來說，當時香港電台有各種方言節目，電視新聞也有不同的方言時段。1967年之後，香港政府逐步取消了電台方言節目，而中文上課的口語媒介限制為廣東話，所有不同方言族群必須向廣東話靠攏，以塑造香港意識。28
據鄒嘉彥教授1997年統計，香港居民祖輩有四成六原來就不是講廣州話。29然而香港政府的語言政策掌握了最重要的兩個語言渠道，即教育及大眾傳媒，成功地將原居民語言統一在廣東話之中。如今每天都有新移民來港，他們很多人原來都不懂廣東話，也要設法適應廣東話環境。有不少新界居民，世代都是說客家話，直到戰後才開始講廣州話，所以一定年紀以上的人會講客家話還算是正常的情況，但是現在講客家話的機會很少，30即使在家中也可能習慣以廣東話溝通，因此形成了會說但是不說的情況出現。年輕一代則不會講客家話，也對客家話沒有興趣。
(2).教育政策
如果就香港新界的教育而言，香港政府雖自1998年開始接管香港，但對於新界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及習俗採取不干預政策。因此接管初期，舊式的私塾及義學仍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傳統的科舉制度延續到1905年，而到了1910年代，舊式學墊開始接受政府的津貼，慢慢轉型為鄉校的型態，然而政府並沒有干預教育的內容，新式教育由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漸漸成為鄉校的主要內容。除了少數的英語學校以外，仍是由鄉民自己組織。31另外一股動力則是教會學校，是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在新界積極興辦學校，由於天主教會和基督教在客家族群傳教比較順利，許多教會學校實為客家教會所建，學童都是客家子弟。32
一直到戰前，許多新界的學校仍是以地方自己組織的鄉村學校為主，根據筆者有限的訪問，戰前新界的客家學校仍是以客家話教授為主，有些新式課程的老師是以北京話教學。至於新界大量出現的公立學校，以廣東話為主的教學語言，則是在戰後才出現的現象，自此，香港政策改變了長期以來的不干預政策，語言政策開始透過學校教育系統來造成影響。
即使在戰後的初期，香港政府對於教育系統的干預仍然不多，私立學校比較發達，因此仍有以族群為背景的社團，其附屬的中小學會強調母語的學習，例如潮州商會小學等，仍保留較強的族群特性文化。但是後來香港政府即很有意識地干預教學內容，特別是1960年代以後，香港政府希望發展香港人凝聚的力量，強化了香港的廣東話使用範圍。自此香港的教育成為客家人社會化成為主流香港人最重要的機制。
而香港的語言政策，自1970年代開始研議，到了1990年代已經變得清晰，這個語言政策，被歸納為「兩文三語」政策。由於三語是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這三者在香港目前與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不可或缺的，客家話不在這個名單上。33而以現在香港學童課業壓力而言，學童自幼稚園到中學畢業，主要的學習活動都由學校來主導。無法進入學校教育體系者，註定了在香港社會難以發展的命運。\r
(3).都市化
都市化是造成對於香港客家話流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都市化造成客家族群公共領域的流失與變質。都市化並不單是政策所造成，但是新界地區的開發則是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以來開發新城鎮政策的產物。雖然都市化在香港地區因為人口密度高，是不得不然的發展，然而在開發的過程中是否認知原來新界地區的社會結構，是否保留原來具有社會機能的空間，則都市化發展的方向截然不同。
在原來的新界鄉村地區，客家村莊多有公共空間，即屋前或者村前曬穀的石地，客家話叫為禾堂，「禾堂」是方言詞，不載辭典。禾堂不曬穀的時候，就是村民聚腳之地，也是兒童玩耍的地方，村民平時農閒時，在禾堂前唱山歌，或是聽故事。逢年過節與江湖賣武時分，即是禾堂最熱鬧時分。34在當時客語自然是不用擔心流失的問題，在客家村落的公共空間，兒童都是以客語交談。
香港新界地區的都市化改變這種光景，1970年代香港大力開發新界新市鎮，現代化的鐵路與公路延伸到新界地區，蓋起了高樓大廈。許多村民因而搬到新市鎮居住，此時在都市化下成長的客家族群，即分散到各個不同的居住地，但為了與外人溝通，廣東話便成為共同語，使用客語的機會就越來越少。至於鄉村地區的禾堂，因為無人種禾，也不再曬穀，面積漸漸變小，改變為其他用途。如將禾堂變了籃球場。到了1980年代末，中港兩地車水馬龍，籃球場改為停車場，讓貨車停泊過夜，賺取租金，於是禾堂不見。而外人遷入新界村屋，當越來越多非客語族群遷入客家村落，村民之間的溝通慢慢改為廣東話。1990年代香港屋價高漲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現在由於遷入新界村屋的外人太多，香港政府目前推行雙村長制，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
都市化也造成社區不穩定，難以發展或維持族群的文化特性。這裡舉新界北部的客家地區沙頭角為例，說明這種變化。沙頭角原有20餘個村莊共3萬餘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紛紛外遷。1980年代初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沙頭角經濟好轉，部分外遷居民回遷，曾經達到1萬人。香港回歸後，兩地加強禁區管制，再次掀起遷徙潮，目前2000年代沙頭角只有不到6千人左右。其中吉澳島原有漁民及客家人共6千人左右，1997年人口不到300人，現在只有100人。荔枝窩村在1950年代有3000多人，1997年只有30餘人，現在一個人都沒有。原有的20多個村莊現在只有8個村莊有人居住。由客家地區沙頭角的例子，可知都市化所造成的變遷很大。
除了新界以外，其他地區的客家村落也是一樣，因都市化而荒廢。如香港島數碼港旁邊的鋼線灣村，原是幾千人的客家村，現在已拆掉一半，餘下的舊屋大多荒廢已久，滿目荒涼，衹剩下十幾戶人家散居其間。如新界的小島，馬灣田寮村及青衣島，同是源於一個陳姓太公，全是陳姓客家人。現在馬灣開發為環保住宅區，而青衣島成為新機場的機場快線的一個站，田寮村與青衣村民早年主要從事農耕，現在已經不見踪影。又如香港離島東平洲，是觀賞奇石的遊覽勝地，過去島上的居民多是客家人，二、三十年代，是東平洲最興旺的時期，當時島上多達二千人居住，也發展了輕工業如電燈泡廠。到了近數十年，由於交通不便，年輕一代已經搬走，1991年連最後一位村民也逝世，現在只有六位警察在島上駐守，衹有周末會有人往返東平洲做遊客生意，客家村落已經蕩然無存。
香港的都市化快速消滅了香港客家人的公共空間，我們不能說這是以政策無關的，雖說經濟型態的轉變起了主導的作用，但是香港的公共政策並不從原有社區結構入手，因此個人或家庭致力生計，各自安排的型態，自然不利於客家傳統的保存。而都市發展政策強勢進行，香港九龍新界慢慢合為一體，新界原居民與城市人可說是分別越來越少。新界原居民同化於香港城市人，乃為大勢所趨。而保留客家村落傳統的公共空間，是不太可能，客語快速流失。
２．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分析
身份認同(identities)是個人與社會用來表達社會歸屬之主觀認定，與客觀認識之間的協調點。雖然說個人表達個體的心理歸屬，可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然而社會歸屬的範疇卻是群體性的，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因此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必然有各種外在群體生活的影響，因此這裡所談的認同，是指集體性的認同而言。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ies)是以族群範疇做為認同對象的歷程，族群認同其實可以有比較寬闊的理解方式，有些族群範疇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發展出來，如漢人或是潮州人等，有些則在比較短的時間冒升，如香港人或是新加坡人。除了群體範疇是社會界定之外，而認同意識的消長，也受到不同的社會歷程的影響，也會隨時空的改變而調整。某些族群範疇與另外一些族群範疇會互相結合，互相加強。而有些族群範疇則互相排斥，或是此消彼漲。而分析香港認同何以缺乏客家人認同，即是放在這個脈絡來理解。
(1).有香港認同，無客家成份
香港發展香港認同，年代很晚。一般的說法認為是在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以後的事。香港居民原來多是移民而來，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口變動極大，很多人離開香港，戰後又有大批新來的移民，以移民來看的確是斷裂的歷史。因此所謂香港原居民所佔比例不大，主要還是戰後才來香港的移民。這些移民最初到香港時並沒有打算在香港長居久安，來自不同地區，當然而不會視自己為香港人。這是戰後第一代移民的普遍現象，然而戰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一代則產生不同的想法，他們經歷了香港1960年代一連串的社會事件，加上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產生了認同香港的想法，然而仍要經過相當的社會歷程才能將這一趨勢逐漸轉變過來，而1980年代的香港本地口味的大眾文化的發展，即是這個歷程收成發展的時候。
香港目前一般所指稱的香港認同，與這個發展歷程息息相關。這並不是說人們都是受到這個歷程而指稱自己是香港人，而是一個新的集體範疇因為這個歷程而變得比較清楚。這個歷程也被稱之為本地化的歷程，其所包含的內涵應該是更為廣泛而複雜。香港認同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香港研究的熱門話題，這裡不去論述其詳細情況。然而不論這個歷程如何，香港現在是個具有香港認同的社會。一般人談話時會說香港人如何如何，是當今香港社會生活中很清楚而重要的一部分。而社會建制也強化這種認同，如發生空難或是如峇里島的爆炸案，所有新聞媒體關心的重點在於是否有香港人在其中，清楚地表達香港人才是自己人的想法。
然而這個香港認同的內涵，的確是缺乏客家因素，檢查目前有關香港認同論述的各種記錄，即可明白這一陳述是極為清楚的事實。其實香港人的記憶之中，並不缺乏客家村與客家人的場景，比較值得玩味的是，這些場景並不是以客家的面貌出現。例如位於數碼港旁邊的鋼線灣村，早於1870年已有客家人在此建立家園，在全盛時期，是住了二千至三千人的客家村落，是香港市花洋紫荊首次發現的地點，香港第一代海底電纜，亦於一百三十年前在鋼線灣村登陸，此村因此得名。以前這裏的景緻很出名，六十年代連著名電台播音員林斌都來此地釣魚，而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也在這裡取景。35然而這些場景並不被認知與客家人有關。
香港也不乏各界知名人士是出身客家。例如中文大學國寶級大師饒宗頤教授，即是松口客家人。自2002年五月起，由廣東梅州市文化界人士組成的調查團，深入梅縣饒姓聚居地，為國寶級大師饒宗頤教授尋根。饒教授最終確認其祖籍地為廣東梅縣松口銅琶村。36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饒宗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立其學術上的地位已有幾十年寒暑，其對潮州學與客家學的發展也出了不少心力，但是其並不是以客家人身份著稱。此外，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也是客家人，生前也很少人提到其客家人身份，即使提到也衹是說明其很難聽懂的客家口音廣東話，換而言之，客家人的身份還是個負面的形象。而香港知名客家人士不在少數，然而他們很少以客家人的身份示人。
其實香港並不缺乏對香港客家文化的報導與資訊，例如由古啟輝監製，鄺翠娟編導的電視節目《久住他鄉是故鄉》，在香港電台播放，其內容即是以香港的客家人為主題，介紹客家各種不同的文化層面。37此一電視節目由香港電台製作，古物古蹟辦事處協助，表示這是官方支持，在主流媒體上曝光。然而以報導的方式介紹客家文化，是以一種介紹他者的角度來看待客家文化。對比香港另一個族群潮州人，香港第一富商的潮州人身分不斷地出現，顯然成為潮州人的代表，香港也曾出現過潮州人的電視劇，潮州人努力奮鬥而致成功的故事成為範例，相較之下，香港客家並未進入主流的認同意識之中。
香港本地認同缺乏客家意識，是特別值得深入探討。其細緻的因素，還待進一步的分析。然而在香港本土認同運動發展的同時，香港的客家人並沒有試圖與之結全，也沒有相應的客家族群運動的出現，因此兩者是沒有太多交集。而香港認同是所強調香港發展出來的香港特色，也沒有將客家文化的因素加入，主要都是以廣東話為核心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特色。而同一段時間，香港新界的客家人並未站出來，以客家文化的因素參加香港本土認同運動，同時以都市性格較強的香港崇正總會仍然以全球客家為目標，也沒有與香港本土認同運動結合。我們可以說，客家人沒有以客家人的身份參加香港本土認同運動，應該是客家認同意識沒落的最重要原因。於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的認同意識，沒有學習與認知客家元素的動力，而香港認同席捲了年輕世代，相反地，客家文化在這一代人的心目中，卻成為老土的文化，屬於舊世代。這樣香港客家子弟的客家認同淡漠，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2).新界政治
香港新界原居民原來居於將近半數的客家人，雖然有很好的條件來保持其傳統文化，但是其客家意識卻隱沒不彰。其中在政治上，香港的英國殖民統治是形塑新界風貌最具關鍵性的一環，尤其是香港政制中對於新界地區的特殊安排，對於客家意識與香港原居民意識的消長，實為很關鍵的因素。自1898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協議，將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廣大土地納入香港版圖，居住在這個地區的村民就取得了新界原居民的權利，而客家這一範疇，就隱沒在新界原居民之中。
所謂的原居民其實是英國人懷柔政策的產品。在1898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協議，將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廣大土地納入香港版圖，當地居民激烈反抗。據稱居於新界的原居民，多以客家人為主，本來廣東人性格已比較剛烈，而客家人的性格更為剛烈。英國人由於統治馬來亞，對華人鄉民事務有所理解，改以懷柔政策，在香港殖民地上實施原居民特權政策，讓他們擁有界限街以南地區居民不能享有的特權，維持他們原有的社會架構，於是一個新的範疇產生，在十九世紀曾經因為土客械鬥而涇渭分明的兩群人，38自此放在同一指稱之下，在後來香港的公共事務大，都是新界原住民出現，而不再強調土客之別。
新界原居民享有特權，因為新界有原居民的土地權益，英人對新界只是租借，因此新界土地有「丁權」，即男丁可以建丁屋，而且移民英國獲得優先。這些特權導致了新的社會變遷，或者收租及出售土地，或是移民英國。從事農業人口日益減少，農村凋蔽。在香港地產狂潮開始以後，市區居民開始遷入新界後，新界土地的價值大幅上升，使不少原居民成為了富翁。新界之所以為新界是存在這種特殊利益，因而有特區中的特區之稱。39
當新界原居民成為比客家人更具有社會意義，於是香港客家人很少強調客家意識。英國在新界租界區的特殊政策，雖然是以尊重原居民的傳統風俗習慣，吊詭的是，這個九十九年不變的新界政策，實際上卻創造了新的文化觀念。至少原來在土客械鬥時意識高漲的客家意識，在新界政策中卻慢慢被消熔於無形。從政策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成功的政策，使得原來不服殖民統治的鄉民接受了香港政制的安排。從新界客家的角度來說，這可以說是客家移入這一地區本地化歷程的一部分，在新的範疇下，客家成為土地的主人，不須要再為所謂的本地化而努力掙扎。
而新界政治的發展，也連帶使得在新界的客家文化，遠離香港社會的主流。新界政治使得新界原居民更重視原居民權益的保障，而使得原居民的習俗，被香港主流社會視為不合時代潮流。例如新界丁屋傳子不傳女的傳統，曾經造成香港的婦女團體抗議，以及立法局議會要立法改正，而新界人的反應則是反對都市人的干預，這使得兩者在意識上越行越遠。於是大眾傳播論及客家文化時，多半然而感到老土而不合時宜。40社會大眾對客家文化存在這樣的印象，要產生認同感是十分困難。
(3).廣東人：客家認同的取代性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認同取代性，較為其他人所忽略。即為香港客家人的廣東認同。在香港，主流的香港認同是存在著廣東人文化的因素。廣東人文化原來是包含較寬廣的範圍，至少包含粵語系、潮語系與客家語系。然而廣東文化以所謂「廣府文化」為代表，因為廣州府的府治是在廣州市，向來為廣東地區政治與文化的核心位置，腹地為富饒的珠江三角洲，香港與廣府文化互相搭配，香港由廣府文化取得文化資源，做為發展所謂地方文化的基底，而廣府文化則因香港為對外聯絡的國際性都市，廣府文化得以發展其外向性和複雜性。由於這種地理與經濟的環境，使得粵語系廣府文化在廣東境內一枝獨秀。因而廣府民俗曲藝文化，粵劇﹑粵曲與粵樂全都成為廣東文化的代表，向各地廣東人聚居的地區流播。隨著廣州、香港的經濟起飛，粵語歌、廣東粵樂，成為廣東文化的主流文化，香港所創造的粵語流行文化而傳到中國各地與海外華人各地，香港將廣府文化進一步發揮，成為一種強勢的文化，近數十年來這種粵語文化興盛的現象，是做頗為特殊的例子。
廣東地區原有的其他府治地區，如以潮汕地區為核心的潮州府，以及客語地區則有以梅州為中心的嘉應府，原是各有各的勢力範圍，與廣東聚居的三大方言系統，即粵語方言、閩潮方言與客家方言，都是全國方言的大系，各有各悠久的歷史文化，並且互不統屬。以民俗曲藝文化而論，粵語文化系統以粵劇、粵曲、粵樂為代表，潮語系文化與客家語系應較粵語文化為早，歷史更長，有明代南戲嫡系的潮州調戲，海陸豐地區有西秦戲，唱官話或白話唱皮黃腔，客家漢樂、漢樂箏等，淵源都比廣府的早。然而廣府文化卻在經濟的推動，都市化與時代化的推動，形成文化流播的強大動力。
由於香港與廣東省各地一衣帶水，香港人的思維方式，也時時以廣東為思考範圍。由於長時期的歷史連帶關係，香港的客家人也多有強烈的廣東人意識。特別是在面對來自中國北方的壓力。香港的客家人當考慮到籍貫時，廣東人是更為重要的認同範疇，他們是可能是廣東大埔人、廣東蕉嶺人，而主流的廣東人可能是廣東順德人或是廣東佛山人，香港客家人處在其中，並沒有須要強烈區分的感受。這種情況和台灣的客家人大不相同，雖然早期台灣的客家人同樣是放在廣東人或粵人的名號之下，但是主流社會卻是福建人。這種情況，也在其他地方發生。例如東南亞早期某些地方，客家人是包含在所謂的廣幫或粵幫之中。例如檳城的廣福宮，即是由廣東人與福建人共同建立的神廟，其中客家人即是參加在廣東人的範疇中。41
四、結論
由香港既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相當矛盾的現象。即一方面香港社會的確擁有比其他地區更為優越的客家文化元素，另一方面香港的客家意識急速衰微，客家話流失迅速。為了理解這個矛盾的現象，先就香港客家元素加以檢討，分別由客家人、客家組織與客家學三個方面來討論，然後就廣義的語言政策之歷史分析與身份認同的政治社會學兩方面來討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初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第一，香港的客家文化元素十分豐富，新界具有高比例的客家人，香港有全球客家聯絡中心的崇正總會，也有傲人的客家學的成就。但是這些個別元素彼此缺乏好的連接點，因此香港迄今缺乏具有群眾基礎的客家運動，也就無法集結力量，要求政府或社會為保持客家語言與文化努力。
第二，所以會造成這種現象，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是長期政府政策的結果。就語言政策而言，廣東話後來被選為凝聚香港認同的核心，其發展快速，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客家話在這個過程中，既無法凝聚認同，也無法產生經濟價值，息微是難以避免。而教育政策與都市化的發展，將原有客家話的社會基礎也破壞了，因此客家話與客家意識都難以維繫，快速瓦解。
第三，由社會的因素來說，客家相關活動，沒有與香港主流社會的本土認同運動掛上鈎，是最大的敗筆。因此香港主流社會的認同價值中，缺乏客家的因素，客家運動因此無法得到主流社會的奧援，也使得客家的年輕一代，對於客家文化與意識的消失感到無所謂。而新界政治使得客家社區沈溺於權益的捍衛，也使得客家意識變得模糊。加上廣東人意識也有取代客家人意識的作用，因此客家意識在香港社會生活變得無足輕重。
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其共用性，即都是在與香港本土化認同運動的關係上的問題。由於缺乏本土化意識，因此香港的客家社會與客家學，和香港客家原居民脫了節。而政府政策與社會大眾也沒有視客家文化元素為本土化元素，反而後來發展出來的香港本土化意識，走到了客家意識的對立面，因此客家意識受到排擠。
如果我們將香港的例子，放在本土化與客家族群之間的平衡互動關係中來考察，則可以從正負兩面都有很好的參照點。其實客家族群移居世界各地，都會遇到本土化的問題。以本土化運動而言，香港是成功的，香港的客家人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新界原住民或是都市移民，都在這個過程之中，成為香港的主人，而失去了客人的身份。以客家意識的角度來看同樣的問題，客家文化元素沒有能在香港本土化運動中爭一席之地，使得香港成為客語流失與客家意識喪失最為快速的地方，也是值得殷鑑的負面教材，值得進一步深思。
參考資料：
Constable, Nico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Hayes, James “Government and Village: Reactions to Modern Development by Long-Settled Communiti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In 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s, edited by Hugh D. R. Baker and Stephan Feuchtwa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07-36.
Johnson, Elizabeth Lominska, “Hakka Villagers in a Hong Kong City: The Original People of Tsuen Wan”, Nicole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Se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37-80.
Ming, Tom K. C. (明基全), 《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From Study Hall to Village School)》，Hong Kong: The Regional Council, 1996.
Ting, Joseph Sun-pao and Maomi, Yin-Yin Szeto, Law Uk Folk Museum: A Branch Museum of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Hong Kong : Urban Council, 1990.
中大校友編輯部，〈嚴瑞源──三棟屋內說客家事〉，《中大校友》，第9期(1997年)，頁25-27。
丘權政，《客家的源流與文化研究》，北京 : 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
丘權政，《客家與香港崇正總會》，北京 : 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
丘權政主編，《客家與近代中國》，北京 : 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
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43-56。
李志剛，〈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4年，頁241-252。
李志剛，《羅香林教授在港對客家學之拓展及與客家社團之關係 : 紀念羅香林教授逝世二十週年》，客家與當代世界，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第4屆 : 1998 : 臺北)，香港, 珠海書院. 中國文學歷史研究所1998。
張雙慶、萬波、莊初昇，〈香港新界方言調查報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8期，1999年，頁361-392。
陳雲，〈我私故我在：禾堂〉，《信報》，2001年8月16日，第32版。
楊聰榮，〈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2000。
詹伯慧、張曰昇編，《珠江三角洲方音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鄒嘉彥，〈“三言”、“兩語”說香港〉，《中國語言學報》，25(1997)，頁290-307。
劉加洪，〈闖蕩香港的客家人〉，《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總第92期，1998年）。
劉義章，〈香港客家村落的歷史與文化考察：崇正新村的個案研究〉，《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徐正光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2000。
劉鎮發，《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南昌：學術研究出版社，2001。
劉鎮發，《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
鄭赤琰，〈香港崇正總會的緣起與發展──一個族群會館的政治適應力的個案研究〉，《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4年，頁691-700。
謝劍，《香港的惠州社團 : 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 : 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
瀨川昌久，《客家 : 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東京：風響社，1993。(Segawa Masahisa, Hakka : Kanan Kanzoku no esunishiti to sono kyokai. Tokyo : Fukyosha, 1993.)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籌備委員會，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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