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什麼香港缺乏客家認同？聽到這個問題的人通常會有兩種反應，第一種是「香港有客家人嗎？」，第二種反應則是「香港果真缺乏客家人認同？」。其實香港新界地區原來有將近一半是客家村落，研究新界的人類學者也記錄了客家人存在的事實，不過早期的研究並沒有特別注意客家人存在的問題，我們隨後再討論其詳情。前述的第一種反應通常來自香港以外的人，正好表明了香港認同的表徵缺乏客家成份，以致外人多不理解。最近筆者在香港的隨機訪談中發現，不少香港年輕人也有同樣反應，顯示了香港主流社會漠視客家的存在。
第二種反應至少認知了香港客家人存在的事實，但對於香港客家人的認同問題並不理解。香港是否缺乏對客家人的認同，或許在不同的定義與觀點上，會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在本論文裡，即用了不同的定義來描述這些現象，包括客家人子弟不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在客家人為主的聚會時，彼此仍用廣東話溝通、以及香港主流社會的認同意識之中缺乏客家因素等等。同時，也是個尚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許多具體的問題因為材料不足且缺乏研究，很多問題還無法回答。
要說香港缺乏客家人認同，可能會有許多不同意見。本論文主要的根據，是來自研究香港的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其實香港客家人的客家意識較為模糊，研究香港的人類學者不少人注意到這個現象，並且以田野研究資料描述了這個現象，然而個別研究者有其研究的問題意識，提法不儘相同。本論文以這些材料為出發點，作進一步地論述。筆者認為，香港客家相對於世界各地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是客家語言與客家意識消逝得最快速的地方之一，是研究族群意識保存與語言維持的最佳負面教材，值得多方面深究，這篇論文旨在提出問題，以具體的材料呈現問題，綱要式舉出未來研究的思考方向。
這個議題出現在香港，特別值得深思。香港在客家認同運動扮演了核心地位，香港客家崇正總會1920年代在香港成立，是現代全球客家運動之濫殤，香港大學中文系學者羅香林是現代客家學研究的奠基人，1990年代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與懇親會也是由香港倡導，甚至客家一詞是由粵語人士稱呼而來，客家一詞的中英文的流傳都與香港密不可分。香港在全球客家族群運動，實居於核心領導位置。
然而香港主流社會卻對客家人認同缺乏興趣，年輕一代認同以廣東話為核心的香港人意識，客家人認同在香港缺乏市場，不論是原來在新界分布最廣的新界客家原居民，或是由原嘉應地區後來移入香港的都會客家人，客語都是快速流失，面對強勢的廣東話與香港認同，流失比率與速度應較台灣與東南亞地區為高。
為何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這即是本文所探討的核心問題。這個研究將以比較方法與歷史方法來分析，由社會面與政治面來討論香港認同產生的背景，以及客家認同空間被壓縮的成因與後果，論證客家人意識在沒有得到主流社會認可，以及沒有官方政策的支持下，縱有少數菁英努力奉獻，亦難以挽回頹勢。因此客語與客家人意識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殆盡。香港這例子，可以為保存客語與客家認同來做反面教材，並且提供吾人對於語言與認同意識互動關係做進一步地思考。
一、問題
專門研究香港新界客家的人類學家Nicole Constable，提到自己原本的研究計劃是研究客家婦女，在做準備工作時，她知道那些地方是客家村，也以為客家人認同特別強烈，以其客家精神與祖先遺產為傲，也明白一般對客家婦女特徵的描述，如在工地與農田刻苦工作，帶著大盤扁平而鑲著藍黑布的涼草帽，或是在新界傳統市場上的小販等等，也沒想到當她進入田野開始研究時，才發現事情不簡單。她訪問這些傳統上被認定為典型客家婦女的女性，多半拒絕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對方知訴她，「我不是客家人，我是本地人」，「我的祖先是客家人，但我不是客家人」。1
另一位人類學家 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 ，在前後25年期間，同樣在荃灣的客家村落做田野研究，發現現在客家人已經溶入香港主流的都市生活，平常講廣東話的機會多，衹有在宗族祭祀時保留以客家話為主。他們仍然清楚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是日常生活中與其他香港人無異。問到是否會感到有需要保留其客家認同，答案是否定的。2
筆者的學生，也有來自荃灣的客家人，都是現年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經過訪談，知道他們未上學以前在家中，仍有機會講客家話，上學以後就很少有機會講客家話，現在基本上無法以客家話與人交談。父母親日常生活以廣東話為多，衹有在和長輩說話時，才會改用客家話。祖父母也以廣東話和他們交談，祖父母講廣東話仍有腔調，父母的廣東話則無腔調。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同學朋友並不會談到客家與否的問題，他們也不覺得這是重要的問題，他們和一般香港人無異，也沒有特別的興趣要學客家話。
荃灣原是新界一個比較典型的客家農村地區，共有三十個村都是所謂的純客家村。3 至少在七十年代人類學家到香港研究客家人時，還是清楚的典型客家農村。現在荃灣已經成為香港地鐵荃灣線的總站，都市的風貌掩蓋了周圍的客家村落景緻。筆者亦曾探訪過荃灣週邊地區的客家老圍村，所訪談的對象若為四十幾歲與五十幾歲的中年人，其日常生活都是使用廣東話，即使同樣在村中與同輩人談話，衹有在與老一輩談話時才用客家話，而老一輩也多半能說廣東話，整體來說，客家話在日常生活中是可有可無。而現在二十幾歲的荃灣客家子弟，客家認同已經很稀薄，其間的改變不過幾十年，變遷的速度很快。
因此新界的客家人的客家意識日益衰微，是個無可否認和十分明顯的趨勢。在本論文中，則希望將論題擴大，將論述的對象放在香港。以整個香港地區做為一個社會的整體，來討論同樣的問題，筆者認為，客家認同意識消逝，不能單單由研究客家族群本身，衹有將新界的問題放到整個香港社會來討論，才能明白認同意識的消長。
對這些前提的說明與問題的解答一樣重要。詢問一個社會為什麼沒有某些事物的出現，像是個「李約瑟式的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經常提問的方式是為什麼有某種社會事實發生，例如「為什麼有革命發生？」及「為什麼有社會運動發生？」等等。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多半是知其存有，再來尋求可能相關的原因。然而如李約瑟式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現代科學？必是相應之假設前提，此前提為中國應有而未有現代科學。為了證明這個假設前提，李約瑟花了大半輩子去證明中國古代科技的水平。本論文這個李約瑟式的問題也建立在特定的假設之上，即香港應有而未有客家認同。本文也將呈現香港社會與近代歷史之中客家因素的豐富性。
二、香港社會的客家元素
香港社會的確存在極為有利於發展客家意識的客家元素，這裡提出其中三大客家元素，為客家人、客家組織與客家學術。香港的客家人以新界客家為代表，雖然香港的客家原居民不衹是新界的客家人，九龍與香港島都有本地客家人的踪跡，但因政治變動頻繁，移民人口變動很大，九龍與香港島客家社區的延續性多半難以追尋。因此談到香港原有的客家特色，自然以新界客家為代表。而客家組織則以香港崇正總會為代表，雖然香港也如其他地區一樣，同時並存不同的客家團體，但是香港崇正總會具有獨特的地位，其在提倡全球客家團結意識，扮演核心的角色。至於客家學方面也是一樣，香港曾經從事過客家研究者，華洋不拘，不在少數，但是在客家學的傳承上，則以羅香林與九十年代開始的國際客家學研討會最有代表性。
１．客家人：新界客家與其他
客家人在香港的歷史已經很久，香港原屬廣東省寶安縣，而寶安縣有一半以上人口屬客家人。故九龍新界一帶，如上水、元朗，乃至大埔、沙田就有不少原居民是客家人。三百多年前，香港就有許多客家村莊。因當年清廷曾下令沿海人民內遷三十里，寶安縣原有居民被迫離去。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明令復界，招致各地農民前往墾殖，福建和廣東等地的客家人，便來到新界地區，4如沙頭角、大埔澳、沙田、西貢、九龍城、官富城、筲箕彎、荃灣、元朗等地，開墾荒地，定居墾殖。這是新界客家的由來，這是以農為主的客家人。5這段歷史客家人的歷史來說尤為重要，有學者認為，客家人是來到了珠江地區才開始被稱為客家，客家是粵語人士對他們的稱呼。6
從香港開埠之後，又有客家人不斷移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後，香港政治相對比較穩定，經濟呈現蓬勃發展勢頭，故粵東客家人來港謀生者與日俱增，這構成了都市客家人的來源。他們不斷湧入香港，聚居一地，通常會接引家鄉的故舊親友來香港謀生，因此形成集中在特定行業的現象，通常是經營雜貨店、藤具等小本生意。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多數都市客家人回鄉避難，戰後才又回到香港。戰後來香港的客家人，有些是戰前住在香港，而人數比較多的則是來香港打天下的年輕客家人。也不全然是來自粵東地區，有些是海外華人來到香港，50年代60年代，有大批歸僑到香港謀求發展。如田家炳1958年從印尼移居香港，曾憲梓于1968年從泰國返回香港創事業，是比較出名的例子。而這些主要是居住在都市地區的客家人。
然而香港原有的客家人不衹是新界的客家人，九龍與香港島都有本地客家人的踪跡，然而總人數較少，加上九龍與港島的人口在二十世紀，因為政治變動頻繁，移民人口變動很大。也不是衹有香港原有的客家人才住在新界，也有由海外歸僑到新界地區買地建村而成的客家村，例如吳家村與崇正新村的例子都是。7然而談到香港原有的客家特色，自然以新界客家為代表。以2001年開張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為例，其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在香港原居民方面即以蛋家人與客家人為代表，展出客家人的服飾﹑習俗﹑建築特色。8
即使是在香港島，客家人也很早開始定居，十八世紀初年﹐有羅﹑成﹑藍﹑陸等三百多名客家人，自寶安遷徙至香港的柴灣，建村定居，客家人習慣以姓稱其族屋群，那就是羅屋，成屋等村落的由來。然而隨著香港歷年的發展﹐村民們相繼離去﹐柴灣原有的各村落亦相繼消失。以柴灣的客家村屋所在地所，建立的羅屋博物館中所存的民間地契史料，證明即使在新安縣志中未曾有記載的港島東側柴灣(早期稱西灣)，即有客家人的聚落。柴灣原有六村：羅屋、成屋、藍屋、陸屋、西村及大坪村，都是清一色的客家村。9除博物館外，香港島各處不乏早期客家人定居的遺跡，如大潭水塘是香港最早期的港島食水來源，是有百年歷史水塘，旁邊的大潭篤村就是標記。另外香港島的救恩堂，本來是一批德國傳教士往中國內地傳教前在港暫留之處，原為巴色會，後改稱崇真會，為傳教士在香港向客家人傳教的基督教會，這也證明的香港島原有相當比例的客家人。10
在目前香港日益強調以香港本地的文物古蹟為文化的重點，但客家人在香港留下的足跡卻隨處可見。11例如，銅鑼灣天后廟是全港唯一一座被列為法定古的天后廟，即是建於約十八世紀初，由原籍廣東客家的戴氏家族興建。相傳戴氏家族原居於九龍舊機場附近一條小村落，村民經常到銅鑼灣岸邊割草，後來有人在岸邊拾獲一具神像，於是便為其立廟供奉。除了香港之外，深圳市也將與香港交界的中英街的局部歷史建築形象，保護現有歷史文物及所有歷史痕跡，其中就以客家傳統舊房，結合祠堂、天后廟街坊的改造，形成特色風貌。12除了古蹟以外，客家菜在香港的發展也得到了長足的進展，早期多數人對客家菜的認識，離不開梅菜扣肉、鹽焗雞等幾道小菜。現在客家盆菜已經打入香港食肆，不少香港的大酒樓、餐廳都愛在冬天時推出盆菜。13香港客家菜也開始外傳，澳門即出現以香港客家菜為號召的餐廳。
２．客家組織：崇正總會
崇正總會在提昇全球客家人意識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地位。全球由旅居海外的客家人所建立的客屬社團不在少數，然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應是具有八十餘年建會史的香港客屬崇正總會，可以說是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客家人組織，因其宗旨與一般宗親會要來得高遠，主要是弘揚客家精神，為海內外客家人的團結。目前在各地客家人社區中所流傳的客家論述，多半與香港客家崇正總會有關係，包括著名的羅香林所開創的客家學研究，後來因為得到香港客家崇正總會的大力支持而得以確立其地位。若論及其中的論述觀點，早在1924年香港崇正總會出版崇正同人系譜，有關客家族系的基本論述已經形成。由於這樣的影響力，香港崇正總會被視為「全球客家組織的龍頭老大」、「海內外逾億客家人的聯絡中心，具有世界客家組織總部的職能」等等。
香港崇正總會成立於1921年九月，當年的香港大學首任中文系系主任賴際熙，以及多名僑商包括李瑞琴、黃茂林、廖新基、徐仁壽、古瑞庭等創立。原來崇正總會比較接近客家人宗親組織的性質，然而香港大學文史方面學者的參與，卻成功地從傳統的族群社團，發展轉型為關注學術及國際事務的現代型社團。除了捐資賑災興學等傳統宗親社團所從事的活動之外，香港客家崇正總會的活動有兩大特色，一是支持研究客家族群之歷史文化，二是舉辦國際性活動以聯絡全球客家團體。由於香港客家崇正總會在這兩方面的突出表現，使得客家組織得以持續性舉辦全球性會議與國際學術會議。這是其他族群至今難以項背，其中香港崇正總會功不可沒。
香港崇正總會的存在使得客家族群得以有全球性的墾親會，1971年九月二十九日﹐該會舉行五十周年金禧慶典時﹐召開了世界首次客屬崇正懇親大會全球五大洲、一百多個社團組織、眾多客家領袖雲集一處，出席盛典，「被譽為海外華人團結新里程碑」。1998年九月二十七日，仿照聯合國形式召開全球客家、崇正總會代表大會，成立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全球客家崇正會聯合總會一如過去香港崇正總會的傳統，繼續支持客家學術活動。14海內外的客家組織均與香港崇正總會取得密切聯繫。「可以說﹐全球客家人有組織﹐以香港崇正總會始﹐全球客家人有團結﹐亦以香港崇正總會始。」15
３．客家學術：從羅香林到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1990年代的全球客家人意識的發展，與一連串的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及國際客家墾親大會的舉辦有直接而正面的關係，香港無疑是扮演了推動國際客家學術核心角色。香港之所以能扮演核心角色，有其特殊的條件─香港的崇正總會和香港的大學是其中重要的條件。以1992年九月「第一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為例，規模龐大，學術界與各地社團共同參與，促成了國際客家學會的成立，那一次是由香港崇正總會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舉辦的。崇正總會有「促進深化客家學研究」的新思維，提供舉辦國際學術活動應有的支援與後盾，因而激發了海內外客家研究的熱潮，開展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客家學風潮，功不可沒。而香港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由過去香港大學中文系，到後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人類學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華南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都曾在不同的時期直接或間接協助推展客家研究。
1992年由香港崇正總會發起推動首屆國際客家學學術研討會，即是帶動往後各地客家學術會議風潮的先聲，為日後客家學術會識定了調。16崇正總會的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客家人﹐考證客家源流﹐發揚中華民族客家族群歷史文化﹐發展工商﹐興學育才﹐共謀公益﹐建立全球崇正客屬總組織。」，崇正總會目前理事長黃石華﹐從1968年四月三十日出任第廿二屆理事長，歷任永遠名譽會長、會長、理事長，迄今三十多年，一直是崇正總會的掌舵人。
客家學術能在香港發端，與客家學史家羅香林來到香港，與香港為基地來發展客家學術有直接密切關係。羅香林祖籍興寧縣，至1949年7月才舉家移居香港，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教授、終身教授、系主任、文化研究院院長、文史研究所所長等職。17如果仔細比較羅香林與客家研究發展的歷史，以及同時代其他地方的學術情況，羅香林來到香港也是順理成章，香港確實較有其他地方優越的條件來發展客家學術研究，18早在羅香林之前，有關客家研究的基本論述早已以香港為基地漸次發展起來，香港崇正總會即是這個發展的集結，羅香林本人得到香港崇正總會的大力支持，加上香港大學的條件，可以說，香港一地，固然因為有羅香林來港發展，而成為客家學術的重要奠基地，反過來說，羅香林若不是因為來香港，不論是留在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或是前往南洋，都可能缺乏條件造就今日的成就。
４．香港客家文化元素的檢討
簡述了香港客家文化三大元素之後，我們可以觀察出幾個特質，值得做為未來討論的基礎。首先，香港的客家人雖然不少，歷史的遺迹也很多，但是客家人社區的變動很多，除了新界以外，九龍與香港各地也有客家人遺迹，但是客家人社區已經不存在了。而客家人一但散在都市生活中，以客家人在非客家人社群中習慣隱藏自己族群身分情況，要保持客家社群的可見度是相當困難。如果我們同樣比較香港都市生活中的其他族群，客家人比潮洲人、福建人或是上海人都要顯得低調。至於新界的客家社區雖然仍然存在，但在社會生活之中，卻極少強調自己的客家身分，大都以新界原居民的身份出現。
在客家社團方面，除了香港崇正總會以外，也有其他不同的客屬社團，性質各不相同，例如香港的惠州社團，是屬於客家地域中次地域的組織，19而香港安慶堂，則是屬於慈善團體，20此外，也有工商團體，如嘉屬商會等。整體來說，隨著香港社會快速的社會變遷，這些以聯繫族群為主旨的社團都不免式微。然而與其他同類性質的社團相比，這些社團除了崇正總會之外，能見度都很低。例如潮州商會與上海商會則仍是在香港的重要社團，很明顯地，客屬團體無法相提並論。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香港客屬社團與新界客家社區之間的互動很少，除了少數研究者與兩方同時有接觸以外，兩者似乎缺乏共同的議題，至今還找不到太多具有社會意義的互動關係。其原因為何，尚待進一步探索。但是香港客屬社團是屬於都會生活型態，而與新界客家社區的農村型態似乎不易同調。影響所及，香港並沒有出現具有群眾基礎的客家社會運動。另一個觀察點是，由於香港政治特色，客屬社團對於政治保持距離，以崇正總會而言，雖然不怕去接觸或支持某派政黨人物，但表明不結黨，「成功迴避政治忌諱的巧妙」，由長處來看，「正是其強大政治適應能力的表現」，21但是由反方向來看，也難以扮演改變香港認同基本結構的角色。
在香港的客家學研究領域中，也可以看出其特色。首先，香港固然是個客家研究的網絡中心、策劃中心與財政中心，但是其所支持鼓勵的研究對香港本地的關注很有限，主要仍是全球各地的客家研究，相對而言，香港地區的客家研究就很少。同時比較有研究成果累積者，多半是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香港本地華裔學者的關注相較之下少很多，特別是建立在實地調查基礎上的研究。22其次，如果我們不侷限在香港地區，以各種客家研究為範圍，可以看出來，客家研究在香港多為個別學者的努力，一方面很少見到傳承，另一方面也缺乏學術機構的長期支持。例如羅香林之後，香港本地客家研究專家中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直到最近才急起直追，學術傳承並沒有接續。而香港也缺乏持續關注客家研究的學術機構，政隨人亡的情況最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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