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博士，赣南客家人的骄傲[宁都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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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轶博士，赣南客家人的骄傲

李国生　　廖　毅

5月26日，中新社消息：粤港两地专家合作研制的预防非典疫苗有望于6月问世。参与这项疫苗研制的带头人有两位，一个是被称为中国抗击非典最前沿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另一个就是在最早成功分离SARS病毒和在非典病毒溯源上有突出贡献的病毒专家、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副教授、医学哲学双博士管轶。这位最早揭开SARS病毒黑色面纱，将非典病魔狰狞面目公诸于众的管轶博士，就是来自早期客家摇篮――江西省宁都县。

非典时期的管轶

非典病魔突如其来，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SARS病源不找出，人类就永远处于被动。机遇和挑战，压力和动力，已经在世界流感病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管轶被似火的疫情推到决战的最前沿。

美丽的香港大学有个微生物系，系里有个科研攻关组，今年春节期间，广东疫情一出现，当时正在宁都县老家过年的管轶以高度的职业敏感，立即于正月初三起程前往取样。因为标本数量有限，加上较长距离运输，标本质量受到影响，虽然经过多次的实验，但并不知道这种疫情是什么病毒所致。紧接着，SARS降临香港，管轶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样、分离、鉴定，3月20日，终于在全世界首先分离出人类SARS病毒，因为是新病毒，又花10天时间再鉴定，最后确定这是一种冠状病毒――且与人类已经发现的冠状病毒都不同。

那么，这种叫做SARS的病毒的病源从何而来？管轶进入到追根溯源的自由王国。早期在广州周围的地区病人传播性并不是很强，只有少数可以传播，大多数不能传播。从广州早期分析的病毒看，非常有意思的是，全世界的所有分离的SARS病毒里面，只有广州的病毒具有动物的基因片断，其余的就没有。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呢？病毒首先在动物里发生点的突变，到达一个临界点以后，慢慢地可以传染人了；那么刚刚到人的体内并不是很严重，或者说它的传播性并不强，特别是在珠三角刚开始的时候，人并不知道，经过病毒变化以后，这病毒就历害了，就具备了人之间传染的能力。这个大胆的假设，无疑是科学探索中现出的亮光。

管轶从人类亲子鉴定的同源性得到启发，再次把目光瞄向动物。他研究发现，有关动物身上所含的SARS病毒与人类身上的SARS病毒前基因的排序分析，相近性超过了99％以上，而人类的亲子鉴定在99％以上就会证明他们同源，这也就是认为它们是一种病毒的依据――同源性在99％以上。它的意义在于将进一步的追根溯源，找出整个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找出流行病学整个传染链中的一环。这一环找出来，会给开展防治工作起很大的指导作用，拉掉了这一环，病毒就不可能再传染给人。比如刚开始的SARS病人，大多是直接传染给医护人员，是近距离传播、近亲的传播。以后广东的病人85％以上却不是直接传染、不是接触传染，但其中心然有一个接触点吧，这个接触点是什么？从研究结果来看，可能就是和接触动物有关。

管轶与深圳疾病防治中心携手组成课题组，初步将SARS病毒“元凶”锁定动物。于是，深圳东门市场成了他们首次取样的“试验场”：

5月7日，首次取样。取样的动物大部分来自广州等地，标本以野生动物为主。因为SARS病毒与以往已经知道的在人体中的冠状病毒类型并不相同，以前发现的冠状病毒分1、2、3组，SARS病毒也是冠状病毒但不属于以前任何一组，所以他们把SARS病毒划为第4组，这就说明SARS病毒以前并不存在于人类，也在不存在于平常和人类关系较近的动物中，平时不在人类生活圈中存在，所以他们的研究把家畜排在后面，而首先锁定野生动物――以前不常跟人接触的动物。

5月7日和8日二次取样分离到SARS样病毒。这两天，他们从果子狸、猪獾等8种动物里取样25个标本，即25头动物，后来主要从两种动物里分离到SARS样病毒，其中一株病毒来源于貉，另几株病毒来源于果子狸，他们用PCR方法检测，在第一次实验中就发现了呈SARS样的病毒，他们当时就很吃惊，证明这种动物所带的病毒量很大，很容易就通过实验查找到。

5月13日第三次取样，找到明显冠状病毒。5月13日取样，14日又有一个标本经PCR诊断呈阳性，后来陆续出现几个病毒阳性标本，当日他就与港大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开始对病毒形态进行研究，看到病毒呈冠状，像太阳一样。根据进化原则，他们可以确定这些取自野生动物体的SARS样病毒，是人类SARS病毒共同的祖先，他们叫它前期病毒，它的前面可能还有前前期病毒，这个病毒可能存在于豢养的野生动物里相当长的时间，它从很远处慢慢地走向人类。管轶认为，SARS病毒溯源研究还需要更艰巨、更大量的工作。

人类的SARS病毒从何而来？从动物来，从一些驯养的野生动物来。“果子狸等哺乳动物是SARS病毒的祖宗。”管轶和课题组用科学之手掀开了非典病魔的狰狞面目。

记者印象中的管轶

5月28日，记者获悉，最近国内外许多新闻媒体频频报道的管轶，可能是宁都县人，作为来自宁都县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十分兴奋，晚上9点多，我们叩开了管轶母亲的家门，恰巧管轶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在。初步了解情况后，我们向他家人提出能否电话采访管轶博士本人。他姐姐说，今天晚上可能不行，因为她弟弟有个习惯，一般晚上9点至11点休息，然后起来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没有想到，9点50分左右，管博士来了电话。他说：听到家乡人民对他这么关注，并到了他母亲家，十分高兴和感激，无论如何也要回个电话表示感激之意。电话中，他的宁都乡音未改，他的宁都方言依然纯正。

考虑到不过多地影响他休息，我们试着与管轶博士预约，第二天再电话采访。管博士非常愉快地答应了，但他说，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很紧：上午要做实验，下午1点30分至3点，已约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4点16分又将乘飞机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想了想说：那就3点到3点半去飞机场的路上用手机打电话回来。

5月29日下午2点30分，我们又一次来到管轶博士母亲家，但到了3点20分依然没有听到电话铃响，我们有些着急，怕管轶博士有什么事情耽误了，还是母亲了解儿子，她妈妈说，他答应了的事，一定会做到。果然3点23分电话铃响了。

电话中，管轶博士耐心的给我们介绍了他最早分离非典病毒，以及他和同行们确认人类非典病毒的前体来自果子狸等动物和研究预防非典疫苗的情况。不知不觉一下子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机场在通知验票登机了……”管博士抱歉地结束了采访。

家人眼里的管轶

宁都县梅江镇下莲塘巷，这里是宁都县城老城改造后，目前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小巷之一。3号门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小院。1962年，管轶就出生在这个小院。因为是秋天，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大众化的名字“秋平”。

管轶有两兄三姐，家中排行老六。哥哥姐姐都说：弟弟从小就不服输，凡事总要争一流。读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秋平在班上考了第二名，回家后他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饭都不肯出来吃。看到弟弟年纪这么小，却有如此志气，当时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姐做主，把他的姓名改为“管轶”，希望小弟弟超凡脱俗，不同一般。

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好，全家九口人吃饭，只靠父亲一个几十元的工资难以维持生活，母亲只好到处做临时工，经常带些活回家做，小秋平和和哥哥姐姐上学之前和放学之后都要一起帮忙，读书只有晚上挤时间。

小时候他和两个哥哥同住一个房间，他二哥带我们走进那间小屋，看到墙角那张红漆斑驳的木椅，他哥哥说，那就是管轶看书做作业坐的椅子。在这张椅子，他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实在太困了，就把书扣在胸前，靠在椅子上打个盹。一天，父亲早上起来发现儿子靠在椅子上睡，便把他抱上床睡说：“床上睡舒服。”管轶却回答：椅子上睡得不舒服，就不会睡过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应届毕业年仅16岁的管轶就在宁都中学以全县理科第五名的成绩被江西医学院录取，1983年，毕业分配时，他又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留校工作，两年后，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汕头大学任教。1993年考取了香港大学流感研究所攻读博士，还未毕业就被世界流感研究中心看中，一直工作到1999年。

2000年1月，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8名学者专家同台竞争，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香港大学选中，担任微生物系副教授。多年来，在禽流感、流行病学等方面，管轶一直处在学术前沿。

管轶有着一种惜时如金分秒必争的钻劲。1984年冬天，一个当年宁都中学的同学带孩子到南昌看病，去江西医学院找管轶，当时是午休时间，同寝室的同事说，找管轶呀，这时候肯定在宿舍楼顶层的楼梯过道间。果然，他一个人裹着件军用大衣正埋头读书，南昌的寒冬气温在零下几度，楼梯口更是寒风刺骨，他却说，这样的地方才安静，没有人来打扰。他告诉同学，下班之后找他，要不在这里，要不就在图书馆。

身在异国他乡，管轶更是不甘人后。他在美国期间给二哥的信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一年暑假，他回国到曾经任教的大学处理私人事务，虽然事先请了假，但回到美国，他的上司却指责他不该享受寒暑假期。管轶在信中写道：“我要以百倍的努力，依靠自己过硬的实力，争得中国人的尊严！”

2000年春节期间的一次中学同学聚会时，有同学问起他的成功秘诀，他说了两个字：勤奋。他把别人看电视、唱茶休闲时间，都用在读书，搞科研。现在，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晚上9点至11点先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再起床继续工作，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回老家过春节也不例外，除了大年初一到几个亲戚、老师和老邻居家拜年，他几乎是足不出户，连一些老同学他都只是电话问候，这些年来只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他说，在通往科学的前进道路上，慢走不行，小跑也不行，只有冲刺！

“满仔（宁都方言，最小的儿子）从小就懂事。”管妈妈回忆说，管轶三岁那年，她因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医院病房，小管轶还依偎在母亲怀里，却安慰妈妈：“妈妈，您不要做事了，我会捡猪屎（那个时候猪屎可以卖钱）挣钱养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包50公斤月饼，只挣一角五分钱，他一个星期天包过300公斤；那时，从河里挑一担沙到路边，只有一分钱，他一个暑假挑了1990担，为的是挣够自己和姐姐的学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还在建筑工地挑砖块；上了大学回家后，他照样和姐姐一起到河里洗棉被……

“满仔是个孝顺的孩子。”管妈妈说，2000年从美国回香港后，管轶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宁都过。父亲去世得早，他再忙也会回来陪陪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老母亲。就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只要有机会，他都要想方设法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年纪大了更恋家，一直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屋，管轶回来时，不论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带着妻儿，都要和老母亲一起住在那个老屋。直到2002年6月，宁都县城涨水，老屋进水一尺多，管轶下定决心，一再敦促哥哥姐姐，由他每月支付280元房租，在老屋不远处，为母亲和大哥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楼房。

母亲年轻时劳累过离，年纪大了体弱多病。但知子莫如母，母亲知道儿子工作太忙，为了不让儿子分心，有时虽然身体少适，也给儿子报平安。但儿子是医学博士呀，一次，他在电话里，从母亲声音中听出异样的感觉，一再追问，才知道母亲已病了一个多月。这次，根据电话中叙述的母亲病情，他自己开具药方，母亲康复之后，他隔几天就要来个电话，听听母亲的声音才放心。

幸福是相似的，而苦难却有千万种，正因为这种磨砺，成就了奋争者的可贵精神和品质。在香港大学，许多同事都请了保姆，但管轶却没有。对于生活，他知足。儿时的艰苦经历已镌刻心间。2000年1月，他们一家从美国搬家回到香港，当时，行李箱一共18个，他和妻子儿子自己搬进新居。最后儿子提议到外面餐馆嘬一顿，管轶没有答应，他带儿子到超市边买菜边算账：“我们少在外面的餐馆吃一顿饭，省下的钱就够奶奶和大伯们吃几天甚至十几天。”

对家里人这样，对其他人也不例外。同学的亲人有病来了，管轶不但安排吃住，还贴上医药费；老邻居郭大爷身体不好，他每次拜年都特意包红包；每年回家过春节，同学之间相互拜年的礼节，他用电话代替了，但老师和老邻居们，大年初一，他都要一一登门拜年……

成功之后的管轶

采访期间，宁都县有关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向管轶博士表示祝贺，祝贺他为家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人类作出了贡献。

电话中，听得出管轶博士十分动情，他说：“感谢家乡人民，我为自己是江西人，是宁都人感到自豪，今后一定要倍加努力，以更大的成就报答家乡人民的厚爱。”他告诉我们，从美国开完学术会后，他将赴海南采样，之后，还将应母校（江西医学院）校长之约，回赣开展防非典方面的合作，不久将到赣州进行科研活动。

在全世界的病毒专家都把眼光盯在研制预防非典疫苗上时，谁先拔得头筹，无疑就是找到了防控非典之门的钥匙。管轶博士电话中告诉我们他的最新研究动向――

“我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教授、广州医学院院长钟南山院士、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闻玉梅教授等四人，在4月底向国家卫生部打了个报告。我们在禽流感研究中发现了一套主要采用灭活疫苗原理，即通过收集大量经过抗生素等药物绞杀的病毒，制成疫苗，注入人体，使人体最终产生非典的抗体，最终达到不感染非典的作用。这个疫苗的原理相信在防治非典上也同样会有效。经过我们一个多月的努力，这个灭活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目前，我国的发病趋势已经在下降，医务人员的感染率也在下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踩了一个刹车。因为这种疫苗虽然安全性可靠了，而且抗药性也可靠，而它的有效性怎么样，需要作进一步实验，努力使它成为可以广泛推广的疫苗。”

在电话中，管轶再次表示：疫苗研制一旦成功，我会将疫苗专利无偿捐给祖国，由国家统一生产，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到！

    转自：《赣南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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