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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客家围堡源流及其文化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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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4-18 00:3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9深圳龙岗客家文化节
学术研讨会论文
深圳龙岗·1999.10.27.
一、前言

  龙岗区是深圳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他们富有传统色彩的民居建筑群落集中分布在该区的龙岗、坑梓、坪地、坪山、横岗等镇,其他乡镇则零散少见。

  人们可以很清楚看出龙岗客家民居在建筑用料、建筑形制上与闽西、赣南有所区别,而与粤东北“围龙屋”之间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但这之中,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它的三合土夯筑技术、中轴对称、祠堂居中、聚族而居、前有水塘、后有高墙的模式,让人不容置疑地感到与粤东北的一脉相承。但是,它注重防御,表现出的全封闭性又展示着只属于自己的地域风格。那巍然而立的围壁,壁上排列规整的枪眼、炮窗,环绕女儿墙内侧可供兵员调动的屋顶“走马廊”,耸立在围墙四角的多层高大碉楼(坑梓“新乔世居”、“青排世居”等有6个,龙岗“鹤湖新居”建有8个)拉开一副戒备森严的架势。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并不是建筑上的“惯性”所致,而是深圳客民社会生活的需要1。

  如套用时下一般使用的“土楼”(闽西)、“围(龙)屋”(粤东北)、“土围子”(赣南)等词汇来称呼龙岗客家民居的话,总感到分量不足以体现它们的神韵。笔者不止一次伫立在坑梓“龙田世居”、“长隆世居”、“青排世居”……的禾坪上,仰视这一座座仿佛随时都能投入自卫战斗的城池、堡垒,“围堡”一词蓦然闪现脑际。笔者暂且就用“围堡”来指称龙岗客家民居的代表性建筑,以待同行高人为其赐以“佳名”。

  客民的围堡群,是龙岗,也是深圳弥足珍贵的人文财富。它们凭借着一身的历史风尘及其恢弘的气派,当之无愧地应成为龙岗土地上的标志性建筑。

二、龙岗客家围堡的历史源流与规模

2.1 龙岗客民的移入

  龙岗境内的原住民大部分为操“土白话”的粤人2,东北界域(如坑梓)还有操土话称作“半江话”或“粘米话”的闽南人3。

  清初的“迁海复界”之举,引发了客民向广东沿海的播迁,使得深圳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相当大的改变。为方便读者,兹将“迁海复界”的史实略述如下:

  清世祖顺治初年统一全国后,为摧垮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力量,巩固东南一方政权,于顺治十三年(1656)6月颁布《禁海令》,又于顺治十八年(1661)8月正式颁布《迁海令》(亦称“迁界令”),其主要内容是:一、迁海范围为江南4、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二、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福建为三十里,广东为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军民人等私出境外”,违者处斩5。

  但迁海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郑成功等人的势力仍活跃在东南沿海。康熙三年(1664)3月,第二次实施迁海6。两次迁海,给沿海诸省居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迁海区的原住民不得不携妻将子远走他乡。

  直至康熙七至八年,在朝廷多位官员上疏,力陈迁海种种弊端,提出部分展界,恢复部分村庄耕地、渔场后,清廷才降旨局部展界(迁海区的全部展界要到郑克爽投降之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从复界起,特别是雍正四年(1726),政府又公开招募民人开垦额外荒地后,受清廷垦殖政策鼓励的一些客民就由江西、福建或本省的惠州、潮州、嘉应州等处,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继踵而集深圳(即当日之新安县)7。龙岗当年虽然并不在“迁界”之列,因处于界边,同样深受迁界之累,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客民的移民潮也就跟着卷进了龙岗,乃至深圳、香港。他们在新居地繁衍生息,人口日盛。这些后来者渐渐“反客为主”,先前的原住民迁走的迁走,同化的同化8,少数留居当地的原住民对外全部使用客话交际,所以现在的龙岗,基本上可以视为“纯客住区”了。

2.2 龙岗围堡的历史源流

  客民移入龙岗后,一般要经二代人,约50几年的艰苦创业,才能有力量修造城堡式的供族人聚居的宅所。从笔者目前得到的龙岗围堡资料看,最早的围堡建于乾隆年间。坑梓镇秀新村黄氏族人的“新乔世居”(当地也称“新乔围”),就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营造的,属于龙岗“复界”后客家人的第一批围堡。到今年,它已历经246年的岁月风霜,可能是深圳地面上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客家大型民居中最为古老者。

  一些国家一百年左右的建筑物 ,就会有人自豪地告诉你:“这是古代建筑!”有关单位会郑重其事地在其墙壁钉上历史文物的标志牌,以示它的身份和表示受到保护。在我国,也许是因我们的历史太漫长悠久,不少四五百年的建筑都在听凭风雨的侵蚀,就别说一二百年的东西了。令人欣喜的是,深圳市规划设计院龙岗分院于1999年6月举办的“龙岗区客家民居保护规划公众咨询展”(以下简称“咨询展”)中,已将“新乔世居”列入“重点客家民居保护规划方案”的11所建筑之中。但愿这个“保护规划方案”能得到地方各有关部门的重视,能有具体的保护手段出台。

  龙岗围堡群的建筑年代上自隆乾,下至光绪,其中以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为修建兴盛期。光绪以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就不再见围堡的踪迹。其中坑梓镇金沙村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荣田世居”,就属于龙岗围堡群的尾声遗响。它在建筑形制上承袭了田段心村“龙田世居”(道光十七年)的风格,规模稍小,但都是那样精妙绝伦。遗憾的是,“荣田世居”似乎还不太为外界知晓。

  首次探寻“荣田世居”时,有一场景令笔者始终不能忘怀。我们一行人踏入美仑美奂的“荣田世居”时,围堡内一片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阿婆坚持住在其中。见到来人,阿婆神情激动,拄着拐杖过来,颤颤巍巍,反反复复地跟我们说:“他们犯了路线错误。”此话一下子让人摸不着边际。做向导的新横村长说,阿婆神经有点不正常,她说的“他们”,是指从“荣田世居”搬走的族人。阿婆虽说有病,但她对宗族传下的百年古宅的挚爱之心却是明明白白的。

2.3 龙岗围堡的规模

  龙岗围堡的建筑规模不等,首屈一指的当属坪山镇曾氏“大万世居”和龙岗镇罗瑞合村“鹤湖新居”。

  “大万世居”由曾姓客民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面积为24866平方米9,它的石刻、木雕、彩绘艺术实属精湛,是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与其同日而语的“鹤湖新居”,年代稍晚,是罗姓客民建成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占地面积为24816平方米,共有179个居住单元,可住1000余人10,素有“九天十八井,十阁走马廊”之称。在龙岗区、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已将“鹤湖新居”辟为客家民俗博物馆加以保护起来。“大万”、“鹤湖”两座规模宏大的围堡,在客家建筑史上实属罕见,是典型的龙岗客家建筑艺术瑰宝。

  另外值得一提的大型围堡,是位于坑梓镇政府附近的“秀山世居”,族谱载为“秀山楼”,当地人口称“城肚”,即“城墙内”之意。我们用“城肚黄氏族谱”推算,它的建筑年代当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前后。“秀山世居”后人,87岁的退休干部黄汉英先生也说“城肚有200多年了”。非常可惜的是,“秀山世居”除大部分外围城墙完好外,可算得上是座废墟。但这个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的雄伟城堡,也足以令今人魂牵魄动。

  “秀山世居”在龙岗的围堡中别具一格:围堡横向呈椭圆形,前低后高,依山势而筑,前后落差达4米左右(黄汉英先生说山是因风水需求,从大牯岭下的旱地取土垒成,可以想见当年的工程量何其大),墙体下半部用大石块砌成、上半部由三合土夯筑而成、高约7米、厚约1米,内筑登墙阶梯。“秀山世居”后墙中部是座高约10米的二层钟楼,风貌依旧。它是山体的制高点,也是整座围堡中轴线上的视线终点。以钟楼为界,左右围墙随山势修成五级折状,每级折墙上均有10几处用石条砌成或用花岗石凿成的枪眼,有方、圆和葫芦形。右侧城墙尚好,左侧只有第四、五折较为完整,其余已成残垣。

  围堡后部“化胎”部分,种有古荔枝林。林子前面,现在一片杂乱无序状态:中路,大部分是倒塌的老屋断墙遗迹,只有祠堂后人还在维修。右路,留有老横屋两排。左路,为族人近几年盖起来的小楼。“秀山世居”正面还留有左、右侧门及右侧角的三层碉楼,左侧角碉楼的屋顶损坏,两碉楼相距约150米11。围堡前,禾坪开敞,月池宽阔(97年还见水面清澈,98年已有垃圾漂浮)。

  面对现状,我们不能指责什么,有的只是遗憾、惋惜和心痛。就是这样一座已遭毁圯的围城,仍透出昔日的英豪之气,使人驻足,遥想当年。虽说它是逝去的昨天,但对遗址的保护却十分有意义,因为它是深圳历史上存在过的,是当年客民经济实力、建筑技术和艺术成就的记录。有了它的存在,就能有说服力地、动态地反映出深圳客民建筑的发展源流。

  坑梓镇金沙村还有两座相距二里多地的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围堡: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长隆世居”和建于嘉庆、道光年间的“青排世居”。可能是它们远离交通要道,外界对其知之甚少。

  “青排世居”因家族矛盾所致,不设正大门,浩大的月池紧紧贴墙挖掘(在龙岗客家民居月池布局中,仅此一例),池塘两旁才各开一扇门。“青排世居”内部建筑一反客家民居的“中轴线”制,而是以中轴线一分为二,“两个中心”,平分秋色。它的建筑格局特色,与它所反映的宗族人文状况很值得深入研究。

  两座围堡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部分已坍塌。据老人说,它们从六十年代起,因族人无钱维修开始损坏。近十几年来,族人大部分搬出“祖屋”,就坏得更快了。但目前还有人居住。

  以上讲的是大型围堡。龙岗中型围堡较多,坑梓田段心村保存完好的“龙田世居”当为魁首。 它建成于道光十七年(1837),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围绕上、中、下三堂的是33套自成生活系统的私人起居单元房。三堂前后是横向展开的称作“下天街”、“上天街”的露天公共活动空间。“龙田世居”比起“围龙屋”、“土楼”来,合理地解决了大家族公共活动与小家庭私人生活服务的两套生活系统的矛盾,过度自然,公私兼顾12。“龙田”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其经过精心设计的防卫设施:传统月池被演化成半环抱“龙田”的“护城河”;高9米的坚实围城上密布由花岗岩石块凿就的各式枪眼;四角碉楼与后楼交织成枪炮火力网;厚重的大门外包铁皮,上方留有狭缝,是为防纵火破门时可向下射击和注水等等,构成一个“固若金汤”的防卫体系,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

  这类保存完好或较为完好的中型围堡在坑梓还有若干座,如秀新村“新乔世居”、盘古石村“盘龙世居”、松子坑村“松子坑”、锦堂村“吉龙世居”、大水湾村“龙湾世居”、下田村“龙敦世居”、草堆岭村“秀岭世居”、新横村“回龙世居”、金沙村“荣田世居”等等。

  龙岗各乡镇现存的围堡究竟有多少座,恐怕至今也无人能说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咨询展”说有100多座,“龙岗客家民居分布及分级一览表”中,提供有一定保护价值的民居数为64座,其中坑梓有10座。

  笔者与张卫东利用1997、1998年的寒假,踏勘了坑梓镇各自然村的民居,询访了数十位老人13。据我们的统计,面积仅为60平方公里的坑梓镇,大小围堡就有46座之多14,其中保存完好或较为完好而且尚有人居住的有13座。这13座围堡各有特色,各有故事。

  我们想,如果对龙岗的几个镇都能做一番深入考察的话,龙岗现存客家民居数目会有所扩大,具有保护价值的民居也定能有所增加。

三、龙岗客家围堡的文化价值

3.1是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凝固诗史

  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对大量族谱、史料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客家迁移运动的五个时期”。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从“五胡乱华,永嘉沦复,晋祚播迁,衣冠南徙”,客家先民由中原向江南举行第一次迁移运动始,至清乾嘉之后,因粤地广(州)、肇(庆)诸属爆发“土客械斗”,引发客民向赤溪、海南、广西进行的第五次迁移运动止。此后的学人虽说有诸多研究,但对罗氏提出的“五个时期”论都不能作出实质性的超越,因此,它获得了国内外客家学界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同。

  客民迁徙史上起于清顺治末年,止于乾嘉之际的第四次移动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湖广填四川”,二“迁海复界”,三“赴台湾”,四“下南洋”。而深港地区,是与“迁海复界”联系在一起的。诚如本文2.1“龙岗客民的移入”一节所述,深圳、香港一带在“迁海复界”的历史背景下,成了闽、赣、粤北客民迁徙运动的落点之一。从首批客民进入深圳之日起,三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原是广府人、福老人杂居的地盘上历尽艰辛,垦殖开拓,逐渐使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成为地方上的社会主导力量。

  客民在深圳的创业史与发展史,本应是客民第四次迁移史上极其生动辉煌而富有价值的篇章。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深圳地方上的官方历史典籍、文人笔记十分贫乏,作为地方“野史”的族谱也消失严重,这就造成该时段人文资料的空白,可说是深圳地方历史的惨痛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深圳乡镇特别是龙岗、坪山、坑梓、坪地诸镇,还存留着一批围堡群落或围堡遗址。这批建筑的历史遗物就是客民第四次大迁移的凝固史诗,它们无言地为子孙后人述说着一个个古老的传说。

3.2 是深圳地方传统文化的明珠

  自从1979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随着深圳经济的起飞,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昔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小农村盖起排排洋房,荒凉的土地出现了四通八达的宽阔街衢和让人目不暇接的幢幢摩天大厦……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在短短的十年里 完成。面对这一切,不知是谁使用了“一 夜城”这个词,之后,此名不径而走。从此,“一夜城”便时髦地不断出现在深圳各种报章杂志、大小会议和报告上,并引以为傲。殊不知这样宣传的结果,就无形地将深圳的发展定位到“一夜城”上,这就极易误导世人,以为深圳过去无历史,只是一夜而巨富,难听点的说法就是“暴发户”。因为“一夜城”,意即此夜之前,此地无历史。此夜之后,此地才出现了此座城市,从此才有了城市文明。对深圳如此定位,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符合深圳真实的地方发展史。

  远的不说,就是“迁海复界”以来的三百年间,深圳因“迁海”,田园荒芜,万业凋敝;深圳也因“复界”移入的客家人创造的文化而辉煌棗极具个性的围堡建筑群就折射出她曾经拥有过的那份辉煌,它们是深圳地方传统文化的颗颗明珠。当然,以后她又随同国运的衰退而殒落。

  还是将话题回到围堡的文化价值上来。

3.2.1围堡外部建筑布局传达出的建筑意象

  深圳客家人创建的带有月池、围城、角楼的围堡,除具有居住、防御的实用功能以外,还表现出他们的传统建筑意象。这里所说的“意象”,是包括景观意象和文化意象两个方面:景观意象,是指建筑物以其外形的特征,让人具体可见,有着明显的“可识别性”。而文化意象,则要借助环境传递出的氛围来体现,具有“可印象性”。这种建筑意象既表现在景观方面,更多的则是表现在文化方面15。

  在龙岗,坚固的围堡墙体和碉楼构成了村落的意象标志:围城平整的水平线或女儿墙所展开的波浪型曲线,与碉楼顶上突兀而出的风火墙(俗称“茶壶耳”)的元宝式曲线,形成古村落里抢眼的轮廓线。这些交替规律重复出现的轮廓线很有韵律感和动感,是村落富有文化含义的标志,它们在兰色天幕的映衬下,成为人们视觉的焦点,突现了村落的“可识别性”特点。

  围城和碉楼以其形象上的威慑力,又营造出了明显的“防御意象”。突出围堡的防御性,是深圳客民长期生活在动荡社会的心理意识反映,它可以为族人制造出依赖感和安全感,而且可以增强族人“同心同德,一致对外”的凝聚力。这种文化意象使我们体味到客民的坚韧与睿智,这即是它的“可印象性”了。深圳客家学会过往几年的五月间,均要接待香港人类学会和香港客家学会的会员来龙岗考察参观。这些香港的、外籍的学者,每次一到“鹤湖新居”、“大万世居”和“龙田世居”的禾坪上,人群中立即会响起一阵惊奇和喜悦之声,这就是围堡的建筑意象在人们的视觉和心理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我们对龙岗围堡群落定要好生保护、维修,这些深具文化含义的古建筑是开展旅游业的宝贵人文资源。此话题下文还要有讨论。

  围堡前的半圆形月池,并非客民首创,它是中原文化的一种传承。中国古代的学宫前面毫无例外都筑有月池,名曰“泮池”,预示“主科甲,延绵万亿子孙千家”。在文人荟翠的安徽、浙江村镇,明、清时代的民居或宗祠前,均能见到这种半圆形池塘。客家人是个重耕读的民系 ,建筑上继承修月池的传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但闽、粤、赣客民聚居的中心地区,只有粤北,月池成为围龙屋建制中的必备要素,深圳围堡前的月池是这一传统的又一延续。

  月池对围堡居民来说,既是生活排水之处,又是族人养鱼、洗涮之处,塘内淤泥还是上好的田肥。从围堡的构景来说,波光倒影的开阔水面透出宁静、平和,也是颇具“标志”含义的景观。从文化意象上讲,月池的设置有其丰富的内涵,它既有传统“兴文运”的意象,又是客家“风水”意象的体现。风水认为:“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16;客民风水还认为“水主财”。所以,月池就负载了“养人蓄财”的寓意。

  围堡外部景观构件中,还有不容忽视的大榕树与丛竹。广东乡间常见村头宅旁榕树棵棵,河沿塘边翠竹丛丛,它们也成为村落的“可识别”标志。加之四周蕉林婆娑,一幅色彩浓绿的亚热带村落景观在人们眼前展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片土地被征作工业用地、道路用地和家庭房建用地,完整的岭南乡村景观已很难见到,这不能不说是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人们付出的代价。

  龙岗的客家民居 ,在进入围堡的通道前,往往也植有大榕。粗壮的百年古榕,表明着围堡的年代久远。有的在月池边也栽种榕树,如“鹤湖新居”。“新乔世居”的化胎上,也曾种有两棵大榕(大炼钢铁时被砍)。围堡后的风水山则常见竹林。

  榕、竹对于村民,前者绿荫可供纳凉闲坐,后者可供编造日用器物之外,在客民思想意识中,它们还是一种精神形象异常丰富的植物(这与岭南的其他民系相一致)。大榕树以其枝叶、根系的繁盛,被客民视为是“多子多富”的神树、风水树。树下常年都能见到香炉,那是妇人们为供奉“榕树公”、“榕树婆”,以祈求家族兴旺发达而摆放的。丛丛翠竹,则表达出客民对“竹报喜讯”、“竹报平安”的期盼。这也就是环绕围堡而生的榕、竹,所传递出的文化意象信息。

  客家人修建祠堂、居所时,从选址到建筑布局都很强调“风水”,要在风水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规划。为满足安全、防御的要求,须刻意寻找或制造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护卫严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模式。深圳客家围堡的建筑布局也照例如此,一般都设计为后高前低、后山(或高墙)前水,遵循了古人对“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和谐地安排了人与居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在围堡建筑上的实现。

3.2.2 围堡内部建筑传达出的建筑意象

  客家民居内部建筑布局,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突出封建礼制为前提的建筑意象,那就是以祠堂为轴心,私人居所和其他辅助性建筑围绕而展开。有关客家民居 的这一建筑特点,许多客家学人、建筑学人都做过很多详尽、精彩的论述,就不再多叙。

  深圳客民围堡在核心建筑上承袭了客地“三堂制”(上、中、下三堂)的轴线系列,但由于围堡全封闭,内部呈方形,所以在三堂前后又发展出两个横向铺开的露天内院,名曰“下天街”、“上天街”。上、下天街既是公共晒衣、晾物、交际的公共活动空间,又是连接作为围堡精神生活中心的三堂与私人日常生活单元的枢纽,在天街 、天井的串连、渐次推进下,将一个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宗族意象表达得完美无缺17。

  还需要提及的,是围堡内的楹联、堂联,它们对围堡起着装饰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支独特的文学形式,如将其刻于楹柱,则为“楹联”;贴于堂壁,则为堂联。现在可见到的明、清古民居,大凡上点档次和规模的,楹联、堂联都是建筑物不可或缺的部分。屋主或借此显示风雅,或借此缘物抒怀,让居所散发出浓浓的文化韵味。重视诗书礼仪的客家人,民居建筑也沿袭此俗,只是他们的楹联、堂联给人“可印象性”的是其强烈的“宗族意象”。

  客民的堂联可视为是他们的“微型族谱”,内容主要讲述姓氏的发迹源流,颂扬祖上的功德,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价值。坑梓黄氏的围堡(如“盘龙世居”、“长隆世居”、“青排世居”等)贴于正大门的堂联:“颍川世泽,江夏家声”,上联颂扬的是西汉黄霸(《前汉书·循吏传》中有载),下联讲述的则是黄氏中兴的发祥地。“龙田世居”祖堂有一对木刻长楹联“湘水绍家声,肯构肯堂,位叶乾坤钟地脉;颍川世泽,善继善述,序分昭穆振人文”。笔者因有专文讨论坑梓黄氏的楹联、堂联18,这里就不再详析。要说的只是,该长联蕴涵并昭示了传统客家精神文化意识:重血脉、重谱系、重人伦、重孝悌、重礼教、重风水的丰富内涵。坑梓黄氏的围堡群至今仍保留下不少传统堂联,其中一些堪称佳作。

  顺带说一下,这些木刻楹联和只在春节才贴在围堡大门、堂屋两侧的传统堂联,构成古村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景观。它们是开展客家民俗旅游的极好人文资源,当向游客讲解一副副堂联时,也就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定会激发起游客极高的兴致,因为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对客家文化的了解 ,还提高了旅游的品质。

  深圳围堡在处理大家族与小家庭的关系上,也有自己创新的设计。闽西土楼、粤北围龙屋和赣南土围子中,小家庭的生活空间由若干个独立的房间组成,深圳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朱继毅说:“就象个大集体宿舍”,此话生动形象地道出了这种房间布置的本质。因为在这些建筑中为了家族空间的完整统一 ,为了防卫的需要,“小家服从大家”是最基本的原则。而且,为分配房间的“合理”,同一家庭的房间甚至分布在不相邻的位置,只能通过公共走廊或巷道相联系19。而深圳围堡内在上、下天街及左右纵向天井的内外侧布置的都是自成系统的生活单元,单元内有独立的天井、堂屋、卧室、厨房、水房,有的还有门廊、照壁。比起“集体宿舍”这种设计理念来,表达的是更便于家庭生活和照顾到小家庭私密的“家庭意象”。

  粤东南客家民居的这种建筑理念,贯穿在整个有清一代,早在乾隆十八年建造的“新乔世居”内部已是如此,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清政权在南方确立后,广东农村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海洋通路因“复界”而又开放,促使了族中人口大规模地流动起来,作为过去支持宗族生存的经济支柱就逐渐减弱,宗族组织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由于小家庭经济实力的加强和“宗族意象”的弱化,体现小家庭的价值和地位的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粤东南客家民居建筑中出现的“家庭意象”,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有清一代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色彩。赣南定南县有名的关西镇徐家新围设计也同此,但它是嘉庆并道光年间的建筑,时间已近清末。

  围堡群是客民世代物质、文化积累而成的乡土聚落,三百年来的深圳历史被定格在它们身上。先人赐与我们的这笔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丰厚的资本和财富,应倍加珍惜和爱护,否则毁掉了,也就永久消失了,历史是不可能重新来过的。我们在对“大万”、“龙田”、“长隆”、“青排”等等围堡实地考察时,看到围堡及四周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对这批文物的抢救已迫在眉睫。

四、围堡在龙岗村镇规划与旅游开发中的地位

4.1 村镇规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4.1.1防止“千村一色”的趋势,注意历史的延续性

  近十几年,我们随处都能见到富裕起来的城乡一片拆房建房忙,在追赶潮流的心态驱动下,各种与当地传统风格大相违背的建筑,有如雨后春笋拔地而出。其结果,一片一片具有乡土特色的景观消失了,代之而起的都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玻璃幕墙;都是土不土,洋不洋的小楼房,建筑上的乡土风貌消失殆尽。“千村一色,百城一面”似乎成为时下的一股趋势。若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1999年,深圳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并开始着手对深圳的总体城市形象做出规划,以求将深圳建成园林式、花园式的文明城市。宝安、龙岗两个次区域规划也被纳入了深圳的总体规划之列。

  那么,龙岗区的乡镇规划中,乡镇的整体形象应如何设计、它的建筑标志应如何选择、如何将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发扬自己的区域文化优势,从而展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特色,这其实是规划中的一个指导思想问题。

  龙岗区的客家文化底蕴应是手中的“王牌”,在村镇整体形象规划上,如果紧紧把握住“客家风采”这个“文脉”特征去作文章,定能创造出富有地区个性和精神气度的一批杰作,它们是不会随同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区中的围堡群落早已为龙岗的“客家风采”作了历史底色的铺垫,需要高明的画师巧妙地利用这块底色,来画就与历史保持着延续性与和谐性的“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相信,这样塑造出来的村镇形象才真正具有了灵魂,也才会让人“找到了感觉”。

4.1.2 领导干部的决策导向

  在村镇形象规划中,领导干部的决策导向,往往决定了改造后的新村镇面貌。因此,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文化意识、文化品味,在现今村镇建设决策中就至关重要。佛山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佛山市领导在城市规划中,根据城市的原有布局与人文特点,让佛山的“古城风貌区”(即旧城区)担负起保护老城区旧有形态结构的任务,他们将从民国以来就形成的“品”字形街区加以保护,恢复了祖庙大街,修复福贤路两侧民国时期的建筑,将祖庙、东华里、兆祥黄公祠、简氏别墅和嫁娶屋等古民居、古建筑勾连起来,形成一条历史文化步行街区。又针对佛山的陶瓷生产传统,对南风古灶进行保护开发,建成了陶瓷博览区。现代新兴城区则在旧城区以外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佛山的市政建设已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佛山市领导在尽力保护地方历史文化延续性方面,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令市民与外来游客交相称赞。

  佛山城建的成功,从领导决策者方面看,主要有两个原因可寻。其一,决策层具有明确的文化意识和保护意识;其二,决策层制定、采取的措施得力、到位。

  现在,深圳市领导已明确提出“要加快村镇规划,让规划覆盖到每寸土地。规划要因地制宜,建筑设计要款式多样化,要保持岭南特色20”,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保持岭南特色”的思想变成区、镇、村一级的领导意图。龙岗区级领导是具备“客家意识”的一班人,这是得以召开“99年龙岗客家文化节”的主要动因。村镇一级的决策层,在这方面也应有相应的考虑和行动,因为村镇的未来面貌是将直接经由他们之手来规划。不管规划作得是好是坏,“一锤定音”,以后则将很难改变。

  其实,龙岗村镇的客民们在民居建筑“保持历史延续性”上,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过。我们只要仔细察看一下各村镇建于民国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批民居,它们在用料的选择,屋顶、山墙的设计,建筑的方式乃至墙壁的抹灰上,无一不是承继了修筑围堡的传统。而开大的前后窗扇,突现的窗框刻花,增设的露天阳台等等,又尽显出“今天的需求”,它们与围堡的风格和谐统一是不言而喻的。80年代中期以后,刮起的“洋楼风”,将这种发展势头拦腰割断了。那些品不出是什么“味道”的水泥、瓷片楼,除供居住外,已没有多少文化含量,显得千篇一律,单调无奇。

  综上所述,各级决策层、建筑设计师等都应具有文化意识,对当地的人文特点应有所考察,才能创建出与周围历史气氛协调的、注重综合性气质的优秀建筑。

4.2 围堡在旅游中的地位

4.2.1 围堡是龙岗开展旅游的资源基础

  深圳在全面推进城市整体规划时,也参与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创建活动,城市建设与旅游开发都是城市整体发展的需要。由于旅游业是无污染,投资少,见效快的一项“无烟工业”,龙岗在进行规划时,对条件许可的村镇应连同发展旅游一起来构想。

  有学人说:“遗产往往是永远的旅游吸引”21。龙岗的围堡群,作为典型的文化遗产自然是发展旅游的资源基础。决策者在进行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时还要有“旅游意识” ,对本村镇古建筑的保护也要从旅游角度加以考量。上文4.1“村镇规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节讨论的内容,正与此有关。

  龙岗的“旅游吸引”在于她的围堡群,在于她拥有的客家风情。如仅凭一两座古建筑,很难全方位体现自己的地域 特点。它要成聚落,成片区,才可能出气氛,出效果,这就是国外许多历史名城都有新老城区之分的原因。游人步入老城区,它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即会迎面扑来,将人团团包围。龙岗如能选择几个历史人文资源保存尚好的村镇进行整片规划,使之成为以围堡为“龙头”的富有传统客家民居“文脉”延续的建筑群落,就会对旅游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它就能成为旅游者的直接目的地。坑梓是目前还具备条件的乡镇之一,这样的规划如不及早实施,不用几年,再想回到这条路上来时,村镇的历史人文条件也许已不复存在,破坏的速度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想。

4.2.2 开发围堡旅游,是保护围堡的主要出路

  近几年,我国安徽黟县的西递村、宏村等成为了旅游者瞩目的焦点。这些古村落的最大特点是它从村外自然环境到村内的水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布置都完整地保存了明、清的时代形态,因此被人们誉为“时代无意之中遗落下的一幅历史画卷”。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旅游收入大幅上升,使得政府可以有更多资金投入古屋的修缮。

  龙岗虽然已不具备西递村等的完整风貌,但一些村镇清代的围堡与民国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民居建筑群形成的环境形象所散发出的历史幽香,仍有很大的可观赏性。区政府将“鹤湖新居”辟为民俗博物馆的举措,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区内其他有价值的围堡,可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进行开发,让有观赏价值的围堡数量增加,造成声势,这是很有可操作性的事情。

  目前深圳市推出了东部旅游路线,景点有大、小梅沙、大鹏金沙湾、大鹏所城、大亚湾核电站、观音寺、南澳咸鱼街、东山珍珠养殖场等,这些景点中地方乡土文化含量较大的就只是大鹏所城。而上述景点大部分都在龙岗区,放在嘴边的“肥肉”棗龙岗围堡群落则被搁置一旁,这是对龙岗区人文景观资源的极大浪费。

  据我们所知,深圳各旅行社对龙岗围堡的历史及其旅游价值所知极少,甚至一无所知。张卫东与深大“中华大典”同仁,今年5月曾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深圳东部二日游,景点基本如上所述。第二日下午,已无多少活动内容,张卫东就向导游建议,临时更改路线,由他当向导,把队伍拉到“鹤湖新居”。这一路他取代了导游的位置,对团员介绍“鹤湖”和龙岗客家文化。参观的结果:团员个个满心欢喜,导游也连声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导游说,他们旅行社根本不知道“鹤湖”等围堡群的情况,并表示回去后一定向领导汇报,希望能开辟围堡游。后来,旅行社几次打电话联系,终因双方时间不对而未有进展。

  我们的亲身感受是,旅行社一方有积极性,但他们不太了解龙岗的人文历史情况;而龙岗方面也未能积极出击,主动上门推销自己。龙岗各级决策层在眼睛盯住本地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国内一些地区,如江苏吴县的周庄、云南的丽江等等,这几年就是靠发展乡土文化旅游来增加就业,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只有与旅行社联手,才能带来固定的客源,游客量才能上规模。这种“联手”是个细致的“系统工程”,必须由政府介入,方可奏效。龙岗方面要作好围堡群的修葺与旅游前期接待准备,使之更加具备进入东部民俗旅游景点的能力。这样做后,龙岗围堡群落成为深圳旅游一大热点就指日可待了。 可以预计出,因旅游业的拉动,会为围堡的维护提供一个机会和保证:观光业的发展、游客的接踵而至,能有效地调动起村民自觉维护围堡的意识;另一面,旅游收入又为围堡的修护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围堡群落是龙岗的一个“拳头产品”和“招牌菜”,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将充分发挥其宏扬客家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就看龙岗的决策层在旅游规划中,能否打好手中的这张“客家牌”。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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