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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是珠三角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詹伯慧、陈晓锦《东莞方言词典》（1997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引论部分指出，1990年东莞人口131万，其中客家人占百分之十六，达到21万，分布于境内东南部与惠阳、深圳交界的丘陵地带，面积占全市的百分之十八；全市12个镇有客方言分布，其中樟木头是纯客家镇，清溪镇基本通行客方言，凤岗镇多数地方说客方言，大岭山、塘厦、黄江、谢岗小部分地区说客家话，莞城、附城、虎门、篁村、厚街有少量说客家话的人群，莞城的罗沙上岭村300多人全部说方言。十几年过去了，具体数字肯定有所变化，但用以上统计描述客家人在东莞域内存在和分布的基本态势，仍然是准确的。
笔者到东莞工作几年，曾做过不少调查访问，发现东莞的客家文化沉淀还是有相当厚度的，东莞客家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文拟就进一步深化东莞客家研究提几点看法。
先谈谈东莞客家研究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客家研究如果以迁徙为线索作分点式考察，可以有源地研究，中转地研究，族群孕生地研究，文化发展、成熟地研究，以及文化扩散地研究。这可能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术方向。事实上，近年河南等地客家文化热的兴起，就是源地研究的开始。闽西、赣南一带的客家研究如果着重于族群形成条件、形成过程和形成具体时间等的深入探索，会更引人注目。历史上客家先民由中原步步南来，一路上是留下了痕迹的，包括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痕迹，这就是中转地研究的课题。笔者因为教学的关系，近时重读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从中发现了很多今天仍然活在客家人口头上的地道常用语，如《喻世明言》第一卷的“掇”（“将椅子掇近”），第二卷的“执性”，第十卷的“笔立直”、“斗”（“斗出公份”），第二十卷的“思忆”，第三十八卷的“丢撇”，第三十九卷的“没挞煞”，等等。《警世通言》里的《计押番金鳗产祸》一篇，客方言更为丰富。看下面这些句子：“却说宅里有个小官人，叫做佛郎，年六七岁，真是得人惜。”“一夏衣赏着汗，到秋来多破了。”“碌乱了半夜，周三背了包裹，倒拽上门，迤逦出北关门。”“得人惜”、“着汗”、“碌乱”这些词语，客家人听来何其亲切。《水浒传》中也有极典型的客方言出现，像“漏”（诱骗）、“做家”（节俭）、“老郎”（做事老成可靠）、“使牛”（驱牛耕地）等等，都是例证。第六十五回：“你这厮漏我下船，缚住双手，撺下江心。”《三言》的作者冯梦龙是苏州人，《二拍》的作者凌蒙初是浙江湖州人。《计押番金鳗产祸》故事的时间背景为北宋徽宗年间，地域背景为当时的京城河南开封。至于《水浒传》，我们知道，它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所以，客家研究的视野如果更多地转向北方，转向源地和中转地，会有新的重大收获。
源地、中转地、孕生地、成熟地、扩散地，东莞客家处在什么位置上？很明显，在扩散地位置。东莞客家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地方迁入本地的。明中叶起已有客家人陆续来居，有清一代迁来者不絶如缕，建国后因水电工程移民，也有一些河源、惠州的客家人被安置于东莞。但东莞客家人的迁入又高度地集中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期，属于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洪潮的一股。从迁出地来看，东莞客家人主要来自粤东的古嘉应州、潮州和惠州，又大量来自现在梅州市的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大埔诸县，来自五华（长乐）者尤其多。仅以凤岗为例，从五华迁入的就有官井头村的邹氏、曾氏，油甘埔村的张氏、江氏、李氏、黄氏、魏氏，塘沥村的魏氏、黄氏、杨氏、谢氏，黄洞村的张氏，竹塘村的张氏，竹尾田村的赖氏，三联村的郑氏、钟氏，五联村的钟氏。可见，东莞客家人是文化成熟地域向外进行人口分流的产物，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决定了一种关系。东莞客家人和粤东客家核心地域的关系是母体和子体的关系，对二者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不完全一样，后者可以揭示一些独特的东西：一种成熟文化离开母体之后发展得怎么样？它是怎样去适应新的环境的？它在新环境中坚守了什么，丢失或舍弃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新质？如此等等。而这些现象能揭示更深一层的文化和学术问题。我发现，当东莞客家人离开了母体乳汁的源源不断的滋养之后，主要靠原有的积累支撑，说营养很足就不是实话。从清中期起是嘉应州(梅州)一带文化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此后一百多年可谓硕果累累，东莞客家与之相较有明显的距离。当然，这情有可原。顺便指出，粤东、东莞客家人的南方之根在福建宁化石壁村，不在广东南雄珠玑巷。
第二，东莞客家人与粤语民系长期处于近距离接触状态，甚至与之错杂相邻而居，这为研究客家民系和粤语民系的互动关系以及客家研究由孤立研究向比较研究方向转变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梅州地区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说，自从客家人来到东莞，客粤两个汉民系之间就开始了既冲突又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又为各自带来了什么变化，都值得好好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东莞这个地域，客家人是后来者，是客，是弱势群体，他们要生存，要融入大环境，就要学会自我调整，就要采取相应的生存策略，甚至要对粤语文化有所认同。这种事情很多。例如我发现，东莞客家人的饮食习俗和节俗中鹅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梅州客家异而与当地粤语民同。而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东莞客家人都同时会讲粤语，而讲粤语的人群一般不会同时使用客家话，是不必，也许还带有不屑的意味。应该说，就相互学习和相互适应而言，客家人显得更加积极和主动，更有胸怀。另外，梅州等地的客家研究历来有个误区，即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从来不做比较，从来不关注其他地域文化，结果路子越走越狭，也从来没能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只属于自己的，把很普遍的东西当作特质来大肆渲染。因为东莞客家与粤语民系关系过于密切，有研究就必然有比较，可以纠正过去客家学术活动的上述偏颇。
第三，东莞经济发达，市场化、现代化程度高，从而为客家研究提供了一些格外有意思的新方向。譬如，客家人传统的群体性格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积极的多还是消极的多？又譬如，市场经济和现代物质本位主义文化是怎样冲击客家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的程度如何，是否不堪一击，全面瓦解？当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向何处去，它的消亡是否也是无法摆脱的宿命？我在东莞各地进行民俗调查，碰到一些老先生，他们对新一代客家人有许多不满，认为客家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已经完全失落。是这样吗？我自己倒不特别留恋什么，而对自然趋势之类更感兴趣。
再谈谈深化东莞客家研究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深入开展东莞客家研究的前提，是对东莞客家文化藴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瞭解。东莞客家除了山歌、麒麟舞龢民居建筑（包括碉楼）之外，还有丰富的其他文化资源。例如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据我所听到的，有些传说反映了客家先民开拓东莞一隅的艰难历程，有的与迁徙相关、有的与抗日斗争相关，等等，不少情节非常生动，包含着超越审美层面的多种价值。民间故事、传说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文化研究的宝贵材料。我看东莞客家人的族谱，大都写得很粗线条，缺少生活内容和有血有内的人物，讲白了，无非就是世系表。要获取一个家族某些更具体更富诠释潜质的信息，可能还要从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入手。故事对历史的反映是婉曲的，可有时非常准确。有一则在粤东广泛流传的故事，就是对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集体记忆。故事讲一个乞丐屡遭冷遇，那日行至一村，却受到热情的招待，给吃给喝。他酒足饭饱之后，翻过食具，以筷轻轻叩之，边叩边吟曰：“碟打筷，筷打碟，筷筷打碟过四川。”乞丐去后，人们从其话中悟出真意，赶忙打叠行李远走四川。不久，广东即天塌地陷，死人过半。在东莞，麒麟舞之外的民间艺术，重要的还有五句板说唱，过去与东莞粤语地区的木鱼一样流行。此外，丰富多彩民间习俗、民间工艺、民间谚语等，也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东莞一些客家地区的传统丧俗，直接来自粤东客家，有相当讲究的香花佛事活动，这已经很少人知道了。方言和华侨文化在东莞客家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研究也有待更多的发现。
东莞客家研究就要从上述这些方面入手，深入细致地做下去。要有特别敏鋭的文化嗅觉，善于从普通文化事象中发现有开掘价值的大课题。还要善于从一个点联系开去，勾连文化后面的文化。凤岗的纂香书屋联系着清中叶号称“广东第一才子”的嘉应州诗人宋湘，樟木头官仓村的蔡氏宗祠让我们看到南宋末年梅州松源抗元英雄蔡蒙吉的身影，太平天国瑛王洪全福在天国败亡后来居凤岗黄洞村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与太平天国运动与客家人的特殊因缘有关。其实，这也是客家研究的一个极有意思的课题。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可谓典型客家人，讲着一口客家话，如谓团结为“和挪”，谓人傻为“卧朵”，谓臭虫为“干蜱”、谓瞪着眼看为“目针针”，诸如此类。毋庸置疑，他的造反合天道，顺人心。他曾经是那样像一个大英雄，心包天地，豪情万长。看他这首七律《斩邪留正》：“手握干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但义旗方举，小有斩获，他就立朝称孤，迫不及待，所以定都天京以后足不出宫，耽于享乐，便顺理成章了。他造了个什么皇上帝，又以上帝之子自居，将自己神化，以便于推行极权统治。最可笑者，他也搞公有制，其实是搞一人独有制，这与自己妻妾无数却禁止部下夫妻同房一样，是某种极端鄙吝心态的反映。想当年满清已经腐败透顶，太平军初出如摧枯拉朽，不到两年就打下半壁锦绣江山，彻底改天换地何难！但就难。洪秀全的天父天兄等等那一套学说脱胎于封建文化，又在封建文化之下，久后露出马脚，人皆弃之。洪仁轩的民主思想来不及也无条件推行，不过留在纸上而已。洪秀全的行为选择说到底是性格选择。有人已经指出，也许可以从洪秀全身上概括出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无论长短，都可成为客家人的一面镜子。
东莞客家研究要更好地与文化开发和现代客家文化的建构结合起来。近几年，东莞在客家文化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非常显着。如传统的麒麟舞经过改造，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极为活跃地出现在节日和各类喜庆活动的场合，作为东莞客家文化的一面重要旗帜，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东莞客家独有的排屋及其所附属的高高碉楼，也被成片成片地保护起来并开发为文化标志物或旅游景点，凤岗黄洞村的新围场排屋群以及樟木头的丰门上围村排屋群、官仓社区三家巷排屋群，就是其中的姣姣者。碉楼在凤岗镇最为集中，是该镇客家文化的一大亮点，宣传和开发的力度更大。东莞客家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不多，唯其如此，所以更被倍加珍惜。从凤岗镇走出去的象棋大师杨官璘，从青溪镇走出去的艺术家张松鹤，都被作为人文典范树立起来。凤岗镇的杨官璘象棋广场设计精巧，毫无媚俗气息，品位相当高。在这一波文化开发的大合唱中，客家山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山歌的搜集整理，新山歌的创作，山歌擂台的定期举行，都做得有声有色。
但比较起来，文化研究方面却显得滞后，到目前为止，研究工作仍然主要停留在现象介绍和描述阶段，同时老在那几件事上面打转。研究和开发是相辅相成的，要进一步做好开发工作，开发得更高水平，必须尽快将学术研究跟上去。例如对麒麒舞的研究就很零散，也比较肤浅。传统麒麟舞所折射的浓浓的道教文化气息还没有被人们深入全面地阐释过。过去，麒麟制成后要择黄道吉日在山中点睛开光，然后到社稷伯公前参拜采青；开光仪式一般选在午夜举行，以避人目。据说麒麟开光时，陌生人不得与之对面相视，否则将会罹杀身之祸，被麒麟采过青的树也会枯萎而死。麒麟舞的功用絶不仅仅限于娱乐，驱邪出煞之类才是其日常活计。认识了这一点，就使传统麒麟舞与客家人群以“原始”宗教和道教为主的信仰习惯联系起来。我并不是说要复活传统的麒麟舞，是说作为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的深度。
有人概括东莞客家人的排屋，指出其具有下面几个显着特点：一是明显的防御性。二是高度的观赏性。说排屋布局严整，雕梁画栋，雕刻壁绘流光溢彩，诗书楹联琳琅满目，体现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和高情雅趣，是客家人对自己来自中原衣冠士族、秉承书香门第人文传统的图解。三是体现了深厚的风水文化。这当然也对。但如果将它与粤东原乡的围龙屋对照起来考察不是更有启发吗？这种兵营味很浓的整齐排列为矩阵的民居建筑，怎样由围龙屋的圆造型变成了方造型，由围龙屋的官衙气度回归为平民风格，由围龙屋的全封闭式变成半封闭式？至于附属于民居建筑的高高碉楼，我觉得应该充分地从审美角度去探寻建造者的动机和碉楼本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从实用的眼光看，那种高度是必要的吗？
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应该是一条原则。以钱做文化而不是以文化做钱也应该是一条原则，这条也许只有东莞人做得到。另外，应该将现代客家文化的建构作为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最终归宿，这也只有东莞人做得到。建构现代客家文化的意义在于，让优秀的人文精神得以传承，同时使地域文化得以保存，维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遏制全面趋同的文化悲剧蔓延。
（谢友祥：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教授）
转自：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7521&secid=3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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