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岭南新诗的客家诗人

天狼吼

李金发（1900—1976年），又名遇安、淑良。梅县人。现代著名诗人。1919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开始新诗的写作。创作活动开始于1920年，一生出版诗集4部。加上未结集出版的，共写诗460余首。1925年出版的《微雨》是他的代表作。《弃妇》是发表于《语丝》上的名作，描写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披着乱发，走在荒野，内心孤独悲苦：“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其诗多哀叹人生的艰辛，往往显得抑郁凄凉、消沉颓废。他所崇尚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讲究暗示，追求意境的契合，重视刹那间的幻觉，用笔多省略跳跃，语言晦涩、欧化，颇为费解。《有感》写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函是/死神唇边/的笑。半死的月下/载钦载歌，裂喉的音/随北风飘散。吁！抚慰你所爱的去。开你户牖/使其羞怯/征尘蒙其/可爱之眼了。此是生命/之羞怯/与愤怒么？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函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派手法介绍到中国，并将其融进中国诗坛的第一人，成为中国象征诗派的代表。

冯宪章（1908—1931年），兴宁人，太阳社的重要诗人，“左联”成员。早期的诗作热情奔放，表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后来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在《赠友》（之三）中他充满鼓动性地呼吁：“年青的朋友，前去！去把红旗高举，去，去把一般的人民唤起，置一切恶魔于死地！”这种革命豪情，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更显得难难可贵。

    三十年代初，现代派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时之风尚”（孙作云：《论“现代派”诗》），他们执著地追求艺术美。岭南诗坛中，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柳木下等，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林英强，梅县人。他认为“新诗的创作”应注重“雕琢”和“奥秘”两方面，并在写作中进行了尝试。他的诗在追求意境上颇见功夫，但也有不少诗作艰深晦涩，影响了诗意的发挥。

侯汝华，梅县人。“诗风独特，才力浑厚”，诗作注重意境的渲染，创造一种回荡的旋律，如《雨巷》、《天和海》等等。
陈江帆，梅县人。诗作重视意象的表现，善于通过一些微妙的、瞬间的感受去描画事物的面貌或图景。1935年出版的诗集《南国风》描画南国风物，富有岭南文化的独特内涵。

    抗日战争爆发后，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抗敌斗争使诗人们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现实上来，诗坛也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主张“捉住现实”，要有“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用“俗言俚语”入诗，让诗歌“成为大众的歌调”。岭南诗人蒲风、黄药眠、等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

蒲风（1911—1942年），原名黄日华，梅县人。第一部诗集《茫茫夜》出版于1934年。长诗《六月流火》共24章，1800行，是“在中国它尚未有足供前车的姐妹”情况下写成的，因此也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可算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抒情叙事长诗。郭沫若在谈到这首诗时说它“虽无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调做焦点”，准确地指出这首长诗直接描写革命斗争、表现坚定的革命热情这一主题。蒲风的后期作品，有不少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如诗集《钢铁的歌唱》喊出了心声：“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我要问热血中国男儿还有多少？”呼吁同胞“迎着敌人的炮弹，光速般地，我们杀上前！”蒲风的诗，刚健质朴，热情粗犷，气势磅礴。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对当时诗坛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黄药眠（1903—1987年），梅县人。早年受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等作品影响，开始新诗创作，在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不同时期，均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问世。《潮城之夜》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早期作品较注重反映社会生活，《黄花岗和秋风暮雨》抒写黄花岗英烈们的反清革命斗争，是当时岭南最长的一首抒情诗。长诗《桂林的撤退》是一部史诗性长诗，全面描写“桂林溃退”的黑暗、动荡和悲惨画面。全诗29章，共2500多行，采取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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