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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钟永丰在台湾美浓的“山歌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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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7 11:54: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1年4月23日晚,早川彻、林生祥、大竹研、钟永丰(左起)在广州Tu凸空间演出。
  四人正一起在唱“水库修得,屎也吃得”。摄影:曾忆城


  林生祥。大大树音乐图像提供图片。


  钟理和纪念馆里,钟理和太太钟台妹的纪念布板。



  名词解释

  美浓黄蝶祭:美浓水库预定地所在的双溪谷地,以“黄蝶翠谷”万蝶飞舞的景观闻名,水库一旦建成将对当地生态构成毁灭性的影响,美浓黄蝶祭是用客家祭典实现生态保育的行动之一。

  “一山来连一片山/美浓山下好山光。/田坵一坵过一坵/美浓山下好所在”4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林生祥“大地书房”2011年大陆巡演第一站。开场的《美浓山下》将人们带入了风景旖旎的南台湾小镇美浓。音乐人林生祥格子衬衣、黑色的麻料裤子,脚上一双球鞋,挎一支月琴,朴素而恳挚。

  三年前,同样的暮春时节,同样是在这个舞台,林生祥首次大陆巡演最后一站,人们记忆中的林生祥,颈上搭一块毛巾,水杯放在脚边,宛如一位田间的劳动者。就是在这里,不少人第一次听到这位来自美浓农家的音乐人,用这样的方式歌唱着自己土地上的故事,那些有失落、有激越、有悲伤、也有希望的故事。

1山歌唱到“立法院”

  林生祥这次带来的新专辑《大地书房》,是向美浓客家籍作家钟理和致敬的作品。关于同乡、前辈钟理和,林生祥的记忆中,是“童年,妈妈用一台野马125机车载我们四兄妹五人,进入美浓美都戏院看《原乡人》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导演李行根据钟理和的生平改编的传记电影《原乡人》摄于1980年,由秦汉饰演钟理和,林凤娇出演钟理和的妻子钟台妹。钟永丰记得,当一个中长距离镜头定在烟楼前,一群农民挑着烟担走向观众时,种烟逾三十年的父亲激动地啜泣。而另一幕中——被生活所迫、上山盗采柚木的钟台妹扛着木材在窄窄的山径上被巡查警哨声急追,钟永丰仿佛看见了自己母亲的身影。

  林生祥的家与钟理和的后人在美浓住同一个庄头,“钟理和的小说里面也曾经谈到我们那个庄头,所以他在小说里写到的很多场景,都是我们现在还在生活的场景。”林生祥说,两家私交很好,有的时候会一起聚会喝酒。两年前以97岁高寿去世的钟台妹在林生祥还没结婚时,每次见到都问:“生祥,什么时候吃到你的猪肉(美浓当地婚宴吃猪肉)。”

  而就像美浓的每一个乡邻一样,钟理和的家人也是“反水库运动”的参与者。上世纪九十年代美浓的“反水库运动”,用林生祥的话说,是把美浓各个阶层的社会关系重新翻动了一次。1991年,台湾决定斥资1100亿新台币在美浓修建坝高147米、距离最近村庄只有1.5公里的大水库,抗议水库修建的运动持续时间历九年之久,一直到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政党轮换后宣布停建才终止。

  这场影响美浓日后面貌的反水库运动,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山歌。《大地书房》专辑最后一首歌《水库系筑得屎嘛食得》是当时的战歌。钟理和的两个儿子,包括已逝的钟台妹,都参与了这首歌的录制。钟台妹有一句话被记录下来:“若真的会挡不住喂话,大家就要死命跟他们拼。”

  第一次唱山歌是在1993年4月16日,由两百多位美浓乡亲组成的反水库队伍分乘四部巴士前往台北抗议。在队伍集合时,运动组织者钟秀梅发现,乡亲们望着街上车流与高楼发愣。钟秀梅拿出扩音器向大家喊话:“各位乡亲,大家一定很不习惯,这里看不到美浓山,看不见青溜溜的田坵。但是,若我们这样没有精神去到‘立法院’,人家一定会看不起我们,这样反水库就很难成功。来,我们就来唱山歌,好不好?”

  于是一首首山歌唱到了“立法院”,该年抗议成功,水库预算删除。

2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歌?

  也是这一年,就读于淡江大学的美浓青年林生祥找到反水库组织,他说他没什么好贡献,只能写歌、唱歌。他与朋友组了一个乐团叫“观子音乐坑”。乐团要在校内办场演唱会,他决定把门票收入捐给反水库运动。紧接着,美浓爱乡协进会正式成立,几位返乡的年轻人决定作为反水库运动的骨干,让反水库运动社区化。反水库的同时,开办“客家八音研习班”、外籍新娘识字班,编纂美浓镇志,1995年举行至今的美浓黄蝶祭等等立足当地文化生态的行动也在陆续展开。

  林生祥、钟永丰组成“交工乐队”时期,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里》里《秀仔归来》一曲直接面对的就是年轻人归乡的问题。《秀仔归来》副标题为,“记一群归乡的年轻人”。“但系秀仔决定归来/归到爱恨交杂/感情落根介所在……佢毋想再像上一代人/认做认命认份”。

  写下了这些歌词的钟永丰说,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样的歌?因为在农村里面,在整个反水库运动里面,我们看到,农村只有年轻人回去才有希望,农村有年轻人反水库才有希望。而“回乡不会是,也不应该是,浪漫的过程。而如果有任何真实的浪漫,那是因为回乡者不逃避所有的残酷,以此能找到更真实的存在”。

  回乡的年轻人中,钟永丰是一个,林生祥也是一个。

  钟永丰回到美浓,和父亲因农药残留过量去世有关。“其实农药中毒在农村非常普遍。农民经常撒农药,自我防护又很薄弱。政府也不重视,用量也没有严格控制。你知道,农村的父母就是希望孩子好好念书,念了书离开农村,当我父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开始对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质疑,上一辈付出那么大的苦心,结果是让你离开,让这个地方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所以1990年的时候,我决定,我不去爬那个梯子了,我要倒着走。”

  美浓被誉为客家人的原乡。农村凋敝之前,这个成长之地的记忆分外美好。钟永丰成长的1960年到1970年是美浓最富裕的年代。钟永丰记得,那个时候美浓种烟叶,三甲的烟草,一年纯收益可以达到60万台币,在1970年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因此整个美浓,从大我11岁的叔叔那一辈开始,就可以得到家庭的资助去城里念大学。”

  钟永丰的摇滚乐启蒙是在从叔叔那里听到当时翻版的摇滚乐唱片。而大姐从城里带回来的台湾第一代民谣、古典音乐和翻译文学是另一批资源。“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农村非常重要呢?正好就是因为农村当时有足够的资源,只要有差不多的资源,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创造力。”

3做社会学研究的“牵猪哥”

  创造力来自同根同源的乡邻们。

  钟永丰告诉南都记者,美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过一个轰动全台湾的表演艺术家李铭盛。“他的那些东西,应该说是开了一扇窗。比如说那时候每家都在看电视,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大电视,但是电视没有那么大,所以会有一个凸透镜,把小电视给放大了。这个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时候人的一种浮夸的精神。”李铭盛拿着凸透镜站在十字路口一角的一个椅子上,一站一天,“你可以想像一下,一个男人站在街口,让大家看你自己,然后看到你是一个矮子,整个形象却膨那么大。我说真精彩。他的东西不仅是讽刺时代,我觉得他有一种很深刻的社会诗意。”

  这些本乡本土的人物故事很多转化成了林生祥和钟永丰歌里的主角。从《菊花夜行军》中在都市务工遭遇经济泡沫,骑着“风神125”返乡务农的阿成,到《野生》中一生“眼泪拌饭,汗水当茶”的姑婆,“我和永丰合作写的词,99%有真实故事在里面。”林生祥说,《古锥仔》的原型是永丰几个朋友的性格共同研磨在一起得出来的,里面有一个黑道人、一个心情漂泊的朋友、一个台南市狂欢的飙车党,《有机》是一个在台大毕业回乡种有机作物的女孩子,还有《我的伙伴》,其实是林生祥养虾的叔叔。

  钟永丰坦承,“基本上我其实不是把它当作歌词在写,而是把它当作社会学研究的实践,或是把它当作社会运动的一个既呼应又批判又诠释的东西。”如2004年的专辑《临暗》,是《菊花夜行军》中返乡之前的“阿成”们在城市里打工劳作的境况,歌词前后花了一年时间,读了大量1980年代后台湾社会经济与劳动市场的转变的资料,做了许多劳工访谈。在钟永丰看来,与个体体验咬合紧密,与时代直接对话的东西,才是通往民谣方法论核心的途径。这个传统,台湾的一个杰出代表是陈达。

  “陈达唱的是从恒春到台东到花莲的汉遗民开垦的历史。因为你知道,台湾在早期开垦的时候,恒春那个地方是没有地的人、或者流离失所的人最后在西部聚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陈达不是唱民谣,他是做历史新闻的分析,他唱的是当下的社会,这就有点像北非的一种音乐精神‘griot’,他是一个部落的史官,那个史官没有文字,所以他是用音乐、用唱的方法,把历史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才是民谣核心的东西。”

  美浓的传统音乐有两种形式,传统的山歌和客家八音,山歌是人声唱的,八音是以唢呐为主演奏的器乐剧。林生祥介绍,客家八音在美浓的日常生活中还在使用,当地尊奉的山神爷生日,以及婚丧嫁娶,都一定要有八音乐团。“你听到八音的音乐就知道有事情发生。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就找了客家八音去现场吹,这是真的。”美浓有一些山歌班,林生祥他们庄头,晚上喜欢唱山歌的人会聚在一起唱山歌。还有的人早上去爬山,有时候爬到某一个地方也会唱起来,“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奇特的艺人会吹树叶,他在美浓水库的绿地那边吹着树叶,我女儿很喜欢跟他玩,吹树叶和吹山歌的那个曲调很好。”林生祥住在淡水的时候叫外卖,人家称呼他是“那个唱山歌的”,林生祥觉得这个称谓很好。林生祥自己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山歌和八音的元素,但会有各种的改良。林生祥用养猪的经验戏称自己的工作是“牵猪哥”的工作。

  林生祥说,“牵猪哥”在客家人那里,很久以前是一个很低等的职业,“牵猪哥”拥有种猪,他的职业就是谁家的母猪发情了之后,把他的公猪拉过去配种。“非跳舞民族节奏偏弱,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根源一样也有强壮的旋律,所以我就学习怎么建立强壮的节奏,然后做新的文化,其实我就是做‘音乐配种’的人。”

  这个音乐配种的工作直接与家乡的文化根源相关。若论创作,林生祥觉得美浓没有淡水好,因为在淡水的时候,住的地方很安静,很偏僻,晚上12点以后写歌也吵不到别人。“到《种树》以后,大概都是在美浓写,那个写作环境反而比较不好,我家外面是马路,到晚上我写歌,就要把窗户关起来。”林生祥家的斜对面,就有一个非正式的赌场,每天赌到晚上12点才会收工。“规定说,两桌以上才称为聚赌,他那边就只有两桌,所以不算聚赌,我在想我的创作过程,大概那些赌徒他们都可以听得到。”但是林生祥说,美浓有一个气氛,你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气氛,音乐也好,仪式也好,那是自己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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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4-27 11:55:2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知识分子农民到农民知识分子

本帖最后由 linqifeng 于 2011-4-27 11:59 编辑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26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钟永丰。 摄影:曾忆城   

  钟永丰:农业跟工业和商业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它是有一个哲学上的不同,所以他已经可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农业社会里面自我圆满。他把农业看作一个生命,可以平衡、可以对话的一种工作和生产,所以,他会把农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生活、生态、文化以及人的关系,这五种关系有可以平衡交织起来的可能。

  用实践而不是想象去揣摩世界

  南都:你回到家乡参与撰写《美浓镇志》,是不是做了很多关于客家人的访谈?

  钟永丰:对,那个时候我们都一样,国中毕业之后,(就)很难留在美浓了,因为你只要多认识几个字,你一定得去外面念高中。所以我们国中毕业之后,就很难看到自己家乡完整的一年的过程,其实都已经不太熟悉了。大学毕业以后就发愿,一定要回去,回去经历完整的一年。然后开始有很多反省。你会发现,在以前你当孩子的时候,你对美浓社会的了解,其实就是你爸爸的亲戚,你妈妈的亲戚,还有你的邻居,你不知道整个大美浓是怎么一回事。大学毕业之后,就有一种很深的渴望,我想了解整个的家乡,也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家乡不够了解。然后就开始做访谈。当时是一种知识上的需要,可到了后来是一种语言上的乐趣,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很会讲话。比如说妇女有妇女讲话的方式,还有种稻子的、种烟草的,以及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讲话方式都有趣,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领会到这种地方语言的魅力。

  后来跟生祥的合作,也受惠于那个阶段的访谈。所以我比较能够揣摩不同人分析某种事情是通过什么样的结构和语气去陈述,比如说《种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涯个卡肖》,北京话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死党的意思。那个其实就是在讲美浓年轻农民每天晚上就有七八个人在那里聚会,语言很鲜活,而且语言密度很高。

  南都:这个调查做了有多久?

  钟永丰:好多年。我1990年就回去开始跟我妹妹还有几个朋友做这个访谈了,一直到我自己后来回美浓组织反水库的工作,其实我一直都维持着那个习惯。每一阵子都会找一些各式各样的题目,然后去访问一些人,问问他们的看法。

  对我来讲,就是知道整个大的局势里面,个体的处境和反应是怎么样,还有更重要的,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语言和形象去承受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社会的理解、社会的实践还有创作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用自己的想象去揣摩这个世界。

农业社会不能缺乏农民知识分子

  南都:我们身边的体验是,农村的年轻人到外面读书,回去之后会发现你的老家虽然可能是空心化的,但是被一个很大的系统所吸附了,也挺压抑的,但是我听你们的歌,看你们的实践,会感觉美浓这个地方不一样,年轻人回去以后,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在生长。在这方面美浓能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呢?

  钟永丰:简单地说,年轻人回到农村其实不只是(发生在)美浓,尤其是从1990年之后,知识青年回农村的情况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说我在1990年的时候回去,是想搞运动,搞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的运动,我们关心农民,但是我们不太会去种田。可是这十年内回去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们当然也是很关心农民,就是在认识上,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是农民,而且他们重新建立了一套属于新的农民的生命跟生活的哲学,他们已经不像传统的农民,会有一种发展主义式的焦虑——发展主义式的焦虑还是我现在种田,那我的孩子以后让他去都市里念书;我是小学毕业的,我的孩子要大学毕业,就是一代比一代好。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好,我们就地圆满,我们通过农事的耕作,让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跟地、跟作物、跟人能够有一个很平衡的关系和对话。

  从20世纪初台湾开始有农村运动以来,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年轻人从外面回到农村,可是这些回去的过程和原因,还有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理想,其实一直都在变化着。因为美浓这个地方内聚力比较强,所以你会觉得回去美浓的年轻人好像特别多。其实也是多,他们也产生了很多很好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全台湾各地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着,从西部到东部,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像花莲和台东,除了知识青年回去之外,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回去。我觉得这是台湾这十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之后,从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农民,回去两三年之后,他们慢慢变成农民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转变的过程正在台湾发生。

  南都:知识分子农民和农民知识分子,这个定语的转变,当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

  钟永丰:刚开始的时候是知识分子回去,学习农作,想要进入到农村的社会里面去,可是他们在一般农民的标准里面是,哦,你会种地,其实你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回去之后,很多这方面的年轻人,慢慢地参与地方的事务。像回去美浓这些年轻人,他们开始关心地方的政治,他们也弄地方的NGO,甚至是筹办了社区大学——台湾第一个农村社区大学。他们甚至参与整个美浓还有大高雄地区的公共事务,所以他们已经变成农民知识分子,已经变成是农村里面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里面公共论坛的媒介和组织者。所以从知识分子农民到农民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是这些年来台湾的知识分子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

  这个转变过程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回去农村,你还是有点边陲,你还是有点不被承认,你还是有点不被接纳为小地区的一个主流阶级,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变成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生者、代表者,还有组织者,这就变成是一个农民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一个农业社会的健康和成长,一定不能够缺乏这种农民知识分子。

  整个台湾社会在1970到1990年的农村问题,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知识分子大量被抽离农村,所以农村里面有头脑的人都通通不见了,所以产生一种人才的反淘汰。台湾1970年到1990年,整个地方的行政权完全是黑道在掌握。

发展主义的神话已经破灭了

  南都:你刚才说大环境的转变,这个大环境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钟永丰:1990年之后,台湾原本还有的一点点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体制,慢慢地所谓自由化,到了1990年之后加入了WTO,所以整个台湾快速地自由化和私有化。那么导致了什么后果呢?都市里面的资源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都市里面的无产者越来越多,都市里面的年轻人越来越难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房子越来越买不起。1990年之后,有非常多的农村知识青年在都市里面看破,因为现实上是不可能嘛,所以产生了很多对个人生命和生活的怀疑。这些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1990年后,越来越多有自觉的知识青年开始重回农村。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面已经识破那种——就是一个新的阶段的那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为人的生命造成一个圆满的系统——那个神话已经破灭掉了,发展主义的神话已经破灭了。所以90年代之后回去的年轻人会比之前回去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哲学上的思辨,我觉得是这个大环境的因素。

  南都:大陆这些年也有一些关于都市化生存的反思,譬如也产生了“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呼声。但是究竟离开北上广以后,你往什么地方去?

  钟永丰:对,我觉得这个要加上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就是越来越多人对都市质疑甚至是破灭,但是你对都市工商以外的生活,或者说你对农民作为一个生命的身份、你对农业作为主体、你对农村作为居住的地方,你还是有很多非常主流式的想法,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好像被放逐回去一样。台湾其实也发生过这些东西,台湾是90年代以后,通过很多运动,包括三农运动,所以年轻人对于都市以外地区的生活,其实有了越来越多的诠释性的理解。他越来越认识到农业跟工业和商业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它是有一个哲学上的不同,所以他已经可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农业社会里面自我圆满。他把农业看作一个生命,可以平衡、可以对话的一种工作和生产,所以,他会把农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生活、生态、文化以及人的关系,这五种关系有可以平衡交织起来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大陆慢慢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东西在台湾是通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农业有了一个重新的理解,对传统的重新理解,能够使年轻人非常自在地离开都市回到农村当中。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钟永丰 1964年1月出生于台湾高雄美浓。先后在成功大学和淡江大学读土木工程、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社会学硕士。“交工乐队”词作者,2000年以音乐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与林生祥、陈冠宇同得第11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2005年、2007年获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作词人奖及演唱类最佳作词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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