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人与客家人（作者：汤漳平 许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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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与客家人
                                           汤漳平 许 晶
一
　　
　　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在谈到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之前,先要讲到闽南人和客家人。
　　狭义的闽南人,指的是居住于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泉州三地这一闽南地域的民众。这一地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而广义的闽南人,则包括广大使用闽南方言,认同闽南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从原闽南地域播迁至我国其他地区乃至海外的闽南人。
　　客家的概念,《辞海》中“客家”这个词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客家人的情况,包括它的形成经过、现聚居地、语言及风俗习惯等。
　　闽南和客家这两个民系都是在闽地形成的,虽然他们在追述(溯)其祖先时,都将西晋“八王之乱”作为南迁的源头,但其实这一次的南迁,对于闽南人和客家人的形成并无多大影响。因为从历史记载的情况和考古发掘资料看,西晋末年到东晋时期,虽然确有中原人南迁,但主要迁居地是在江浙一带,江西应也有一部分,入闽者则数量有限,也很难说就是什么“衣冠士族”。直到隋代大业年间,闽地也才只有区区12420户,人口应也只有五六万左右,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福建的“蛮荒时代”(徐晓望主编:《闽南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可以说,当时并无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产生的条件。
　　闽南民系的形成是与唐代对闽南的开发密切相关的。
　　和其余南方各省相比,福建开发最晚。尤其是闽南,又是晚中之晚。只是由于历史的突发事件,使闽南史发生突变,并进而产生了闽南文化。
　　唐初,由湖南地区南下的武陵蛮经由湖广而进入泉、潮地区,并与当地民众发生矛盾,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蛮獠啸乱”,造成闽、广震动的严重后果。唐王朝便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派遣左郎将陈政以岭南行军总管事的身份,率领中原府兵3600人及将领123员入闽平乱。之后,又由陈政之母魏妈及陈政之兄陈敷、陈敏率固始援兵58姓入闽救援,总数应有万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前后历时四五十年之久,作战数百次之多,总算基本平定了这次“啸乱”。这两批入闽中原民众,据统计共有87姓。
　　经陈元光上奏朝廷,唐于垂拱二年(686年)于泉潮间增设一州,即漳州,“以控岭表”,在唐东南沿海的薄弱环节上加上有力的一环。陈元光在这里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创办学校,实行教化,并在州郡的四境设立4个行台和36个堡所。这些行台和堡所,有的在泉州境内,有的在潮州境内,大大越出漳州范围,他还亲自时时巡视,从而使“东距泉建,西逾湖广,南接岛屿,北抵虔抚”的方圆数千里的广阔范围内,几十年间无桴鼓之警。而这一片地区,正是今日闽南文化的核心区。陈元光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漳州刺史,更重要的是他是泉、潮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在上奏朝廷的《请建州县表》中即自称“泉潮守戍”,这应是他继承其父陈政的“岭南行军总管”的职责所管辖的范围,而漳州刺史不过是兼任的一个地方职守。此后,陈元光之子陈垧、孙陈酆,曾孙陈谟又相继出任漳州刺史,这样,陈氏一家五代人连续治漳长达150年之久,这在唐代地方官中实属罕见。
　　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陈政、陈元光父子平定“蛮獠啸乱”,且子孙五代治理闽南的一百多年间,奠定了闽南文化的基础。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中原文化的教化与推广,大大改变了闽南地区的面貌,今日所使用的保存有大量中原古音的闽南方言开始形成,北来的民众也将他们在原居住地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化(如艺术形式)乃至信仰等都带到了新的移居地来。这些,都构成今日闽南文化特质的最重要的方面。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有唐一代,闽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到天宝年间(742~756年),仅泉州、漳州两地,已有29652户,178235人,仅这二州户数已是隋代全闽户数的将近2.5倍。到南、北宋之交,中原民众又再次大规模南迁,宋王朝统治中心南移,是闽南发展的第三阶段。因而就闽南民系而言,它应当是形成于中晚唐,发展于五代及宋。至于它的播迁,我们且留待后面再说。
　　闽南人与客家人既然都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那应当都是“客”。然而,闽南人把“客家”称为“客”,客家人称闽南人为“福佬”,而闽南人自称为“河洛郎”(河洛人)。这几个称呼中,“福佬”即是与“客”相对的,“福佬”,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就是“福建佬”,当然也就是指原福建人,而“客家”,那就是从外地迁移进来的人。至于闽南人自称“河洛郎”,是一种自豪的称呼,即是说,我来自中原地区的河洛,是从京城那边来的。这种称呼的不同,应当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客家的形成,应当和闽南人有先后的区分。
　　关于客家这一民系的形成期,有不同的说法,早的追溯至西晋的“八王之乱”,晚的则认为至明清时期才形成。经过多次讨论,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有两说,“一是南宋说。此说论者认为,唐末两批中原移民入闽,到达闽赣结合部的福建宁化石壁,因移民数量超过当地民众,形成人口的优势,再加上封闭式的地理、经济文化,客家先民以其优势的力量,在此既稳定而又杂处,相互掺和,相互影响的环境里,经过数百年的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客家特征,便宣告客家民系的成立。当然,在北宋,客家民系的各种特征不是很丰满、完全的,但到了南宋,公认的客家民系已形成了”(刘善群:《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探讨》,载《石壁之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种看法认为客家形成于元末明初,其依据是此时客家人已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客家的大本营已在粤东、粤北形成;客家方言已形成;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乃至民间信仰等趋于一致。从而客家人把自己与非客家人加以区别(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种看法均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比较可靠的应为后者。

客家民系的形成应当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北方的中原移民在多次迁徙过程中自然融合而成。当然,这一民系在形成过程中,也兼容了当地原住民(如原山越及早期居住于该地的其他民众),否则便难以解释目前闽、粤、赣交界的大片地域民众均自称为客家的现象。
　　从上述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
　　一,他们都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尤其以中原移民为主体)南迁后形成的民系,因而如果溯其渊源,确实本为一家。
　　二,他们到新居住地以后,都较多地保存了原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词汇)、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
　　三,不管闽南民系还是客家民系,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均融入了原居住民的成分,例如客家民系融入了山越畲民等少数民族,而闽南民系则融入了善 于在水中生活的百越、疍民等的成分。
　　
　　二
　　
　　让我们详细地比较一下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的相异之处。
　　一是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长短不同。如前所述,闽南民系是在唐代,用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的;而客家民系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应在五百年以上(从唐末算起到明初)。这是因为初唐中原移民进入闽南,是秉承着唐王朝的旨令,有着坚强的政治后盾,而且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以陈氏家族为核心的中原移民一直是闽南区域的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原文化的这种强势进入,使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客家人虽也是南迁的中原移民,但多系战乱或灾荒年代从北方来到客居地的,他们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迁居时间或先或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兼之许多人地位较低,离开故乡后不得不到新客居地为人耕作或佣工,原是一批弱势群体,这应当也是客家民系迟迟未能形成的原因。
　　二是这两个民系的播迁过程与聚居区的差别。
　　闽南民系的大本营在唐代已经形成,其区域除了今日的厦、漳、泉三地外,其北部应包括今日的莆田、仙游地区,这个地区原属泉州管辖。闽南人向海南省播迁是在元朝之后,历经明清两代而人数剧增,目前海南人中多使用闽南话,人数达400余万。
　　明末清初,闽南人开始大批向台湾移民,至乾嘉时期达到高潮,目前台湾人口中,大多数为闽南人的后裔,总人口约有1800万之多。自宋以来,闽南的泉州港、漳州月港先后成为中国与海外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因而闽南人随着贸易的商船,一批批地前往南洋乃至世界各地,目前仅东南亚各国,闽南籍华人便有1200万以上。
　　此外,还有部分闽南人外迁福建省的其他地区及省外的浙江、江西、四川、江苏、广西、河南等地。目前,全世界的闽南民系总人口应在8000万左右(参见郭锦桴:《闽南人外迁及其方言文化的传播》,《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
　　客家民系的聚居地集中在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即闽西、赣南与粤东北的三江流域(闽西的汀江,赣南的赣江与粤东北的梅江)。
　　客家的迁徙过程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闽西的宁化石壁是客家人自中原南迁的中转站,被称为“客家祖地”,据说有150多个姓氏的客家人是从这里播迁到海内外的。如同明清时期自山西南迁的人都认为洪洞县的大槐树为其中转站一般。当避乱的人群越过武夷山到达宁化石壁时,他们感觉到了安全地带,可以歇歇脚,喘口气了。于是,他们或留居此地,或过一段时间再继续迁徙,或走向赣南,或奔往粤东北,从而形成了客家人的中心聚居区。
　　和闽南人相比,客家人居住区不仅地域不同,自然条件也大异。闽南人居住区从莆仙往南泉州、漳州、潮州均濒临海洋。闽地又西高而东低,西部多山,土地高低不平且较贫瘠;而东部濒海,各条江河出海口均有或宽或狭的冲积平原,土地也较肥沃。由于闽人是先期到达的中原移民,所以他们优先选择居住于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沿海地区;客家人是后期到达的北方移民,只能在人少地广的山区立足,其中的道理,自是显而易见的。
　　但客家人也并不甘于长期僻居山区,他们也在不断寻找更适宜自己生存并发展的空间,因而这一民系也不断在拓展中,不仅在闽粤赣的三江地区形成了范围广阔的聚居区,而且不断向外移民,目前传统的闽南人居住区中,大多是闽客杂处的。同时,客家人也像闽南人一样,向内地省份(如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向台湾以及海外移民。客家人移居台湾的人数虽不及闽南人,但也占了今台湾汉人人口的16%。而东南亚各国,也处处可以见到客家人的身影,出现了众多有重要影响的成功人士。关于客家民系的人数,有两个数字,一说为5000万,一说为1亿,不知何者更为准确。
　　
　　三
　　
　　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如这两个民系中都极为重视忠君爱国的观念,每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都可以看到这两个民系的民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在闽南一带所进行的抗元、抗清斗争可谓风起云涌,可歌可泣,即使失败后也显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气节,诸如郑成功、黄道周、刘永福、丘逢甲等,无不如此。
　　其次,在文化上以传承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为荣。这两个民系原本就认同于中原儒家的伦理观念,至宋,随着理学的兴起,特别是朱熹长期在闽,继承洛(理)学创立闽学,使儒学的观念更加深入民心,莆田、泉州、漳州、潮州等朱熹所到之处,均自称受朱子过化之区,而成为“海滨邹鲁”。至于客家,每到一处,都能看到他们在祖庙前矗起的一根根高耸的旗杆,来表彰那些“学而优则仕”从而光宗耀祖的达官显贵、进士举人等。
　　再次,闽南人与客家人由于都是南迁的移民,且大多是聚族迁徙,整个聚落定居于某处,故而都有强烈的宗族观念甚至同乡观念、族群意识。这是由于新聚居区的环境更需要他们发挥群体的力量,共同来战胜陌生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生活条件所带来的明显的不适应,共同对付不同族群乃至不同民族可能带来的威胁,因而他们特别注重团体的力量。闽南人尤甚。他们在自己的族谱里都要载人是哪一批入闽的,还要把同期入闽的数十个姓氏同时记入谱中。
　　但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闽南人与客家人在诸多方面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方言的差异。闽南人讲的是闽南方言,客家人讲的是客家方言。这两种方言虽都是以古代的中原音韵为基础,融合当地土著居民与早期汉族移民的语言而形成的,但因形成时间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彼此间不能通话。据方言学家研究,闽南方言形成于唐代中期并在唐末五代基本固定下来,此后并无多大变化,因而闽南方言中,保存了比较多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闽南方言中有文读音与白读音,其文读音,据认为接近中古《切韵》系统,实际上是中古时期在中国广大地区使用的“通话”,即河洛话。
　　客家方言形成的年代较晚,据方言研究学者的看法,其形成年代当不会早干元代,由于中原地区在唐宋以来,语言发生了变化,因而晚迁徙的客家所带来的中原音与唐初迁徙的闽南人的中原音之间便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其语音词汇与普通话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客家方言比闽南方言更接近于普通话。而闽方言,不论闽东、闽南、闽北均属于十五音系统,显然其形成期也均早于客家。由于客家所居住的山区原为山越的居住地,因而客家民系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山越土著民众,客家方言中也就保留了数量更多的畲族方言、词汇。
　　不同的生活环境,使闽南人和客家 人在族群性格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原居内地的中原民众来到闽南后,其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善农耕的汉民与原熟悉海洋环境的越人的融合,使他们有了征服海洋的技能和智慧,而自唐五代以后的对外贸易,在闽地沿海港口持续地进行(虽其中有高潮期与低潮期之区分,但民间贸易从未中断),使闽南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融黄色农耕文明与蓝色海洋文明于一体,从而凸显了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马车夫”、“如同犹太人一样的商业劲敌”、“东亚海洋文化的代表者”(徐晓望:《闽南史研究•前言》,海风出版社,2004年版)。闽南人大量移至新居住地后,也将他们的这种特性带到其播迁的地区。在闽南族群身上,那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正是其族群性格的体现,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犯难,使他们具有开拓新局面的勇气,而且一旦到达新的播迁地,他们便把故乡的生活习惯、民间信仰、思维方式与语言一并带去,在新播迁地克隆一个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作长期定居的打算。
　　客家人晚于闽南人南迁,因而较之闽南人只能居住在偏僻荒远的山区,长时间内地位又比较低下,这种环境,养成客家人辛勤耕耘、勤俭持家、纯朴务实的族群性格。相对闽南人而言,客家人在观念上比较保守一些,但是,希望能够通过奋斗、拼搏改变自己地位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比闽南人更强。因此,客家这个民系在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均产生了许多著名人物,这是和他们的这种族群文化、族群性格有着密切关系的。客家人和闽南人一样也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但是他们都具有开拓的精神(虽然是因为生活所迫),客家民系是继闽南民系之后走出家门的,在台湾,在东南亚,到处都能见到客家人的身影,其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在民间信仰方面,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也因其处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客家人长期在山区生活,因而他们崇拜山神“三山国王”,凡有客家居住区,皆能找到供奉“三山国王”的庙宇。闽南人长期出海,或经商,或捕鱼讨海,因而尤其信仰海神“妈祖”,全国沿海港口所有妈祖庙,几乎都是闽南商人所建,澳门著名的建筑“妈祖阁”,便是16世纪时漳州商人所建的.
闽南民系和客家民系都有多神崇拜的习俗,他们在从中原南迁时,便将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也一并带过来,除传统的一些节日祭祀外,还有一些其他信仰,例如闽南地区有祭祀谢安的庙宇,据说就是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时从中原带过来的。但闽南人和客家人到了新的居住地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崇拜的偶像,如闽南民系中的开漳圣王崇拜是因为其为境内的保护神和原闽南民系的核心的奠基者;而妈祖信仰和保生大帝信仰则是到宋代以后根据生存的需要重新创造出来的神祇。客家人比闽南人的多神崇拜更加突出,其崇拜的神祇,有的是原住民的神祇,如蛇王崇拜,应是闽越族土著居民所祭拜的神祇;有的是境内的保护神,如三山国王是山神。闽南人所创造的神祇,客家人也加以崇拜,如妈祖,但已不仅仅是作为水神,而是被客家人作为万能的神祇加以崇拜的(谢重光:《多彩多姿的客家神明世界》,见福建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编《海峡客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均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支系文化,它们在各自的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各自形成了适宜本民系生存发展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闽南民系与客家民系各自有其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域,但在相当大的区域和范围内,它们又往往是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是相当自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这种杂居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可喜的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尽管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彼此却相处得十分和睦。龙岩的学者说,居住龙岩的闽南人和客家人其内部都有械斗,但闽南人与客家人这两个族群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械斗的状况,这两个族群在广大地域是杂居在一起的,杂居时间久了,也出现客家人认同于福佬文化,而忘了自己是客家,反之亦然。在台湾亦是如此。有些学者因此而提出文化认同是区别不同族群的最重要依据的观点(谢重光:《台湾的汀州客、漳州客与福佬客问题》,见福建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编《海峡客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这种状况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也是经常混合的,因而有“居夷为夷,居夏为夏”的说法。我们当然对这种族群间的和睦相处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毕竟就根底而言,这两个族群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
　　2008年10月,笔者之一参加在河南固始举办的“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在会上听到有位学者以《闽客是一家》为题发表的演讲,其中谈到客家民系中,就有“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支派子孙因居于客家地区而成为“客家人”。我们以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居住在今闽西大片区域的民众中,其实原来就有许多汉族的先民,当然,还有一些原越人的后裔。这一地区原来也在陈元光的军事管制范围内,他所设置的行台和堡所,有的就在这一地区,他并派有重兵把守,因此严格说来,他们是早期的闽南人,这部分人中应有大量融入了客家族群中。至于从族源考察,则“闽客一家”自然更无疑义,闽南人、客家人中的同姓,往往堂号也是一致的。同时,闽客的杂居,也有益于相互吸取对方的长处,提高彼此的素质。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分支,闽南人与客家人曾经以自己的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增添了光彩的篇章,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在中华文化的重构和发展中,这两个民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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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要点：

一：

就闽南民系而言,它应当是形成于中晚唐,发展于五代及宋。...第二种看法认为客家形成于元末明初,其依据是此时客家人已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客家的大本营已在粤东、粤北形成;客家方言已形成;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乃至民间信仰等趋于一致。从而客家人把自己与非客家人加以区别(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种看法均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比较可靠的应为后者。客家民系的形成应当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北方的中原移民在多次迁徙过程中自然融合而成。当然,这一民系在形成过程中,也兼容了当地原住民(如原山越及早期居住于该地的其他民众),否则便难以解释目前闽、粤、赣交界的大片地域民众均自称为客家的现象。


二：

闽南民系是在唐代,用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的;而客家民系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应在五百年以上(从唐末算起到明初)。这是因为初唐中原移民进入闽南,是秉承着唐王朝的旨令,有着坚强的政治后盾,而且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以陈氏家族为核心的中原移民一直是闽南区域的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原文化的这种强势进入,使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客家人虽也是南迁的中原移民,但多系战乱或灾荒年代从北方来到客居地的,他们不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其迁居时间或先或后,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兼之许多人地位较低,离开故乡后不得不到新客居地为人耕作或佣工,原是一批弱势群体,这应当也是客家民系迟迟未能形成的原因。

三：

据方言学家研究,闽南方言形成于唐代中期并在唐末五代基本固定下来,此后并无多大变化,因而闽南方言中,保存了比较多的上古音和中古音。闽南方言中有文读音与白读音,其文读音,据认为接近中古《切韵》系统,实际上是中古时期在中国广大地区使用的“通话”,即河洛话。客家方言形成的年代较晚,据方言研究学者的看法,其形成年代当不会早干元代,由于中原地区在唐宋以来,语言发生了变化,因而晚迁徙的客家所带来的中原音与唐初迁徙的闽南人的中原音之间便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其语音词汇与普通话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客家方言比闽南方言更接近于普通话。由于客家所居住的山区原为山越的居住地,因而客家民系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山越土著民众,客家方言中也就保留了数量更多的畲族方言、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