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深圳客家南岭村的“人口政策”新观念[转帖]

啊原

试论深圳客家南岭村的“人口政策”新观念
深圳大学 刘丽川

[提要]“聚族而居”是客民村落结构的一大特色，而在改革开放中的深圳南岭村，为适应新形势，一改一般客家村落以血缘、地缘、语缘为居住纽带的传统，树立起“大南岭人”的概念。本文在对南岭村的调查基础上，拟对该村的新人口政策进行讨论、分析，进而论证南岭村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知机识变，打开山门，对外来人员实行“村民同等待遇”等，又“引凤落巢”、有选择地吸收高素质外来人员，这一系列政策性举措都强有力地促进了南岭村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高速发展，对后进客家地区及其他社区如何更新观念以求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１、南岭村历史概况

南岭村，是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治下的一个客家自然村。该村东起惠（州）深（圳）公路，西至布吉木棉湾，北起李朗火车站，南至深圳水库，面积 5.5平方公里。村内现有专线中巴直达罗湖火车站。 南岭村民由张、李、林、袁、谭五姓组成。张姓是村中大姓，约占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三，这从位于村口保留至今的颇为气派的“绍玉张公祠”可见一斑。因族谱久逸，只能从村中老人口头讲述中得知南岭村大约三百年的历史概况： 康熙年间，福建长汀因地少人多，加之饥荒，不少人纷纷外迁。张氏绍玉公携妻儿进入广东。当他们走到梧桐山下，见这里山青水秀，林木葱郁，便在山南向阳通风的一片坡地落脚，恳荒拓地，创建新家园。张姓便在此生息繁衍。其他几个姓氏的客民也是先后迁徙而至，在梧桐山南麓逐渐形成了以张氏为主的多姓客家社区──南岭村。 深圳，也是客家社区，其东部龙岗区的龙岗、坪山、龙华、布吉等十镇，属纯客家地区。据罗香林先生考证，这一客家地区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客家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中的“迁海复界”。我们手头的部分族谱也证实了这一论断。依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张氏等南岭村客民当是在“迁海”之后的“复界”之时，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之间，来到深圳的。他们很可能是这次移民运动中的捷足先登者。

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生产方式一直是落后的农业耕作，是个穷得出了名的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全村134户、576人，每年都要吃掉国家5、6万斤返销粮。春节一过，队长还要到东莞、沙井一带去买7、8万斤蕃薯，以救青黄不接。当时的队长便因此得了“蕃薯队长”的雅号。在一个劳动日只值6角钱的年代，为了生存，青壮年劳力绝大部分都投入“逃港”队伍，剩下来的尽是妇孺老弱。南岭村不仅穷，而且脏。破旧不堪的村舍，坑洼不平的村路，更加上遍地鸭屎，满目垃圾，污水横流，恶臭难耐，因此南岭村又是远近闻名的“鸭屎村围”。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被遗忘于世界角落的客家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从1980年开始，村长张伟基带领村民，利用紧连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与和平县搞联营，创办了南岭村有史以来第一间工厂──南和电子厂；1982年再引进港商办起了第一间来料加工厂──松果丝花厂（加工丝花出口）。以此为起点，南岭村又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摆脱了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束缚，确立了集体股份所有制，走上了以外引内联为主、农工商并举的道路，一跃而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人民日报》1997年3月30日还在记者李济国撰写的《南岭村的新闻》报道前加《编者按》，向全国介绍南岭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南岭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现有村民176户、756人，已兴办外资企业28间，内联和自营企业5间。工业的飞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南岭村用以工补农的方式，先后投入1500万元发展“三高”农业。这几年，他们种植了龙眼、荔枝、香蕉、柿子以及泰国番石榴、红江甜橙、潮州蜜柑等优良鲜果作物1225亩。1996年仅鲜果与“三鸟”（鸡鸭鹅）生产两项收入就是100多万元。他们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000万元，纯收入1900万元，人均收入20000多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400倍、370倍、230倍。村集体固定资产达6.4亿元，平均每个村民民占集体固定资产80多万元……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数字，却是南岭人告别贫穷落后、完成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真实记录。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进程中，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的近万名外来人员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将对南岭人在经济变革时期接纳与自己没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外来人员的“人口政策”及其所体现的全新观念作一专题考察，作出分析说明，并试图揭示南岭经验对其他社区（客家、非客家）有没有意义，有怎样的意义。

２、南岭村的“外来人口政策”
外来人口的进入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南岭村办起了各类“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二十几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完成了向城市化的转型。这种经济转型，单靠社区内部原有人口是绝对做不到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外来人口涌进了南岭，打破了单纯客民聚居的传统，使南岭村的群体关系有史以来第一次呈现出多元化的势头。外来人员成为南岭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员在南岭主要是进厂打工和经商。近几年，他们的人口都维持在一万人左右。从他们的省籍分布看，真是天南地北：北起黑龙江、吉林，南至海南岛，东自江苏、安徽，西届陕西、新疆，还有西南边陲的广西、云南、贵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区。一个小小的百多户山村，竟能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提供这样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确是南岭人为国家作出的一大贡献。

对外来人口的接纳方式

南岭人清醒地认识到：南岭的进步与发达，离不开外来工。他们对外来人员的接纳，从八十年代初期就是：“敞开村门请进来，热情礼遇，视如亲人”。其具体措施大致如下：第一，“村民待遇”。村内文体设施与社会福利设施，全部向外来人员开放，并一视同仁。富起来的南岭村，近几年逐步建起了日益完善的文化设施，如藏书达四万多册的图书馆，多功能的文化娱乐场和电影院、运动场、游泳池等；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公园、占地三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医院，还有设备先进、师资不错的幼儿园和中小学等。村里为每个外来工办理了医疗卡，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外来人员的孩子可以免费入幼儿园，中小学也向外来人员的子女提供就读学位。在享受上述各文化福利设施方面，外来人员得到了与村民同等的待遇。

用规章制度保障外来员工的合法权益

外来员工的权益遭到侵害，这在许多开放地区都时有所闻，但在南岭村却从未发生。他们通过各种条例来保障外来员工的权益，并使之制度化。例如，明文规定在本村开办的工厂企业不得拖欠员工工资，外来员工平均工资不低于450元，这个标准已高于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

为提高外来工的业务水平，培养有用人才，村里不定期地开办劳动技能培训班、科技专项培训班，举办文化、艺术等系列讲座。每年年终，村里都要隆重奖励优秀外来工，如1997年春节前，拨出40万元买回94台29寸大彩电，奖给了流水线上的外来工人。村里还拨出巨款兴建了一批职工宿舍，1997年5月还为一些旧宿舍进行了装修，为每个房间配置了彩电，尽力丰富外来员工的业余生活。

“引凤落巢”

南岭村在“人口政策”上最具特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则是“落籍”之举。 在九千多名外来工中，南岭人有选择地对其中素质好、表现好又愿意留在南岭的人员实行“分房落户”政策。实施的具体标准是：凡入村工作三年以上、工作有突出表现和成绩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不论婚否，可以极优惠的价格购得村里提供的二房一厅住房（使用面积140平方米）并落户；来村工作五年以上优秀技术、管理骨干，会得到村里送给的一块宅基地，以便建房落户。

到目前为止，外来人员中已有200多名优秀者获得了这种政策优待，其中22人得到了100平方米的宅基地。这些幸运儿不仅分了房、落了户，而且同时开始享受“村民待遇”，即与原村民一样享受本村的各种福利待遇。当初，他们想也没敢想过能在这么富的地方落户；如今，这批新南岭人仍是村里特别积极、特别卖力的生产骨干。

南岭村跟驻扎在附近的武警边防七支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征得部队同意后，从1987年起，南岭村每年在服役期满的士兵中，招收几名农村籍的、在部队立过功、受过奖的优秀尖子。几年来，先后已有32名有技术特长的复员退伍军人在南岭落籍，有力地充实了保卫与管理队伍，提高了治安水平，优化了投资环境。

任人维贤

南岭村对外来人员的认同，还在于“用人不疑”，敢于将管理权力交到他们。这方面有许多生动事例。

例一：吴燕，一位湖北籍高中毕业生，1987年来到南岭，是进村较早的流水线女工。这是个富有进取心的姑娘，她抓紧工余时间努力学习，提高文化，后来考上了“书记工”，负责分发物料；在新的岗位上，她仍然勤奋努力，虚心好学，业务能力迅速提高；现在，她已被提升为南岭华升电子厂财务主任。

例二：来自江西的姑娘肖新霞，幼儿师范毕业生，1994年初被聘到南岭村幼儿园工作。小肖工作积极肯干，对孩子充满爱心，获得群众的肯定与赞许，1995年暑假，村里就安排她去香港参观，后来又安排她去泰国、韩国旅游，以资鼓励。村里还鼓励她进修大专课程，并负担全部学费。现在，她已是南岭村幼儿园的园长。

例三：家在广东东莞樟木头的张仕国，1991年到深圳打工，因有高中文化，又在部队当过兵，南岭村玩具城聘他为保安员。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迷上了读书和练习书法。1993年他哥哥请他去惠州自己开的公司帮忙，每月工资上千元。几个月后，小张觉得还是在南岭干得舒心，又再次回到南岭。这一次，他凭着练就的一手好字和在部队干过文书的经历，当上了华行玩具厂的厂务文书。他因有二进南岭的体会，从而激发起高昂的工作热情。加上他乐于助人的品质，很快得到工厂上下的一致肯定，1995年他被选为厂工会主席。又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同年被评为南岭村优秀工会干部，1996年评为南岭村模范职工，并又被推选为代表，光荣出席了龙岗区布吉镇工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上述三例，仅是外来人员在南岭村受到“礼遇”之一斑。现在，已有1300多名外来人员（含已落户者）担任了企业的技术员、班组长、车间主任、财务主任、厂长助理直至厂长等要职。甚至村委办公室主任，也是由一位湛江籍的武警七支队退役军人担任。换言之，南岭村的各级管理干部，90%用的是外来人员。

新移民省籍分布情况分析

200多名打工层移民的省籍为湖北、江西和广东，其中得到宅基地的22人，除湖北X人之外，其余都是广东本省（广州、阳江、河源、博罗、兴宁、梅县）的，还是本省人为大多数。32名复退军人，籍贯分布为：湖南之衡阳、长沙、南县、桃江，广东之湛江、兴宁和梅县。来自湖北的，说北方方言；来自湖南的，说湘方言；来自江西南昌、九江的说赣方言。广东省内的，有说粤方言的，也有说客家话的。说客家话的还占有不小的比例，让人能体会到南岭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亲情”──不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联系，而是基于语缘上的关系。这样一个移民群体在南岭村落籍，打破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传统模式。这样一个边际群体的出现，使得南岭人口构成实现了由单一成分向多元化的转变。这一群体在南岭社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使南岭村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无论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都值得关注并跟踪研究。

实施“新人口政策”的意义

特区建立前，深圳地区大小村镇在生产、经济、文化、人口诸方面的状况差别不太大，共同面对都是贫穷落后。七十年代末以来，深圳出现了一批富裕发达起来的村镇，南岭村是其中一颗特别耀眼的明星。为什么彼此地理位置差不多、起步水平差不多，改革开放政策是同一个，十几年后，差距就拉开了呢？追究起来，可能原因多多，但其中，如何对待外来工族群，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我们认为，研究讨论南岭村的“新人口政策”，可以起到借鉴作用。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善待打工族群

一般说来，人口的流动量是标志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准。深圳上百万外来流动人口，正是特区发达的一个标志。因此，深圳市各区各村镇都要面对数以万计的打工、经商族群。如何用好和引导好这支流动大军，就要看当地“行政长官”和管理能力和水平了。此中确有一个良莠之分，高下之分。

“打工者受雇于老板，一个干活，一个给钱，两不相欠”。这个公式是人们对雇佣关系最通常的理解。而南岭人却跳出了这种雇佣模式，别具卓识地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善待外来人员的政策。正如前文所说，这套政策，对南岭村近万名外来人员不仅有极大的稳定作用，而且极大地调动了他们主动奉献、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在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最令当地行政部门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庞大的流动人口。管得好，他们就是一支生力军；管不好，就可能演变为一股破坏力量，直接影响当地治安与社会风气。而南岭村实施的“村民同等待遇”、“任人唯贤”等措施，情深意笃，清楚地体现出一种“大南岭”的气概，让远离故乡的游子有了归依感，增强了凝聚力和拼搏的动力。所以，1995年，由部分外来工发起“南岭是我家”的讲演比赛，就是极其自然的了。

正是有了这种归依感和凝聚力，才使得打工族群相对稳定，也才谈得上对他们的引导和管理。十多年来，南岭社区的风气和治安状况良好，不仅没有赌博、盗窃、吸毒、走私等不良现象，而且还有一千多名打工青年、团员先后评为龙岗区的镇村“最佳青年”或“模范团员”。这一切，在创造南岭村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也功不可没。1995年前后，由于某些原因，深圳的外资企业有的外迁或内撤。南岭村的一家外资厂也要搬往内地，但工厂数十名技术骨干舍不得离开南岭，全部留了下来。工厂不能没有这批干部，只好又搬了回来。

上述种种，不能不说是小客村创造了大奇迹。

引凤落巢

生产要转型，事业要发展，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而南岭村的七百多口原住民，因历史的原因，文化普遍偏低，很难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到现在，村里人一谈到没文化的苦处时，就会说起“螺丝事件”：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村里一台发电机忽然停转。全村的用电都依赖它。这可怎么办？村里无人会修，几个村民只有连夜冒雨将电机抬到20多里外的深圳市区找人修理。师傅一检查，才发现只是一颗螺丝钉掉了下来。仅此而已。“螺丝事件”在村民中引起很大震撼──没有文化，要吃多少苦！村里要办工厂，可谁能当厂长、会计？曾经办了一个绣花厂，前后任命了三位厂长，都因识字不多而干不下去。还有一家每年可创汇上百万港元的风筒厂，就是因为派去的厂长没文化，不懂生产管理，无法合作，气得港商最后被迫撤厂，一走了之。

惨痛的教训迫使南岭人清醒起来。不能再抱残守缺。要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村民的文化结构。然而无论怎样“制定培养本村文化人的计划”，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不了燃眉之急。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选择优秀外来人员落籍南岭的“新人口政策”应运而生。我们可以看到，分到宅基地的22人，大多是早期进村打工族群中的佼佼者。

这一举措，是南岭人对狭隘的小农意识及客民封闭式“聚族而居”的传统建村原则的革命。深圳地界内的客家村落并非都具有这种知机识变的智勇。

南岭村，现今这棵梧桐引得200多只“金凤凰”到此“栖息”，为南岭带来了活力，为南岭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一“新南岭人”群体，抛弃雇佣观点，工作兢兢业业，以南岭村为家，把村里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将自身利益与南岭全村利益有机地融为一体。“引凤落巢”，是获取高素质、高文化、高技术人才的一条捷径，也使南岭村民的文化素质获得了整体提升。这一经验弥足珍贵。南岭人实施的“新人口政策”，挣脱了历史的羁绊，表现出了既讲求实际、又不乏创新开拓的精神。

南岭村对外来打工族群所实行的“村民同等待遇”及“引凤落巢”的入户诸措施，使得“南岭人”的概念大大有了拓展，从广义上来说，既包括了原村民和已落户的新村民，同时又包括了近万名的外来打工者，这三者之间已自然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倚、互相推动的互补关系。“南岭人”概念的向外延伸，就发生在南岭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

最后，还要为南岭村委会以村长张伟基为代表的一班领导者说几句话。

众所周知，在历史的进程中，群众会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历史的进步也离不开有见识、有才干的领袖人物的指挥与组织。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深圳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商品经济的旋风必然会迅猛地震撼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在这种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谁能洞察发展趋势，及时抓住转机，迅速调整价值取向并准确定位，能动地组织人马赶上步点，谁就能在时代潮流中脱颖而出。张伟基等就是这样的成功者。南岭社区的社会生活内涵所发生的种种深刻变化，都与他们的领导与决策休戚相关。他们是深圳历史大转折时期造就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们治理下的南岭村，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的一个原本极其普通的客家村，其脱贫致富的经验，包括他们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的经验，也将为已经富裕和尚未富裕起来的农村提供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

daphne

客家人在深圳不太容易发现。深圳基本上以普通话为准，如果不聊起，不会知道的。

yanxiuhong

深圳东部的乡镇基本上说客家话.

啊原

客家山区再怎么发展，比起沿海地区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建议山区分出一半的人向外发展，其中要以惠阳和深圳东部的乡镇的为主要目的地。客家谚语说的好“在山‘阿婆古’（呆板），出水一条龙。”山区没有多少机会，只有走出去才能发展。客家中心早就该从梅江流域转到东江流域了！！

yanxiuhong

到达沿海一直是客家人的梦想.......
现在有几个沿海的客家群落:
惠阳深圳一带.
台山的赤溪镇.
廉江的西部.
广西的合浦县.
台湾,南洋............

城市懒汉

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我们不能等、靠、要，自己要寻求思变。特别是在内陆一带（广东梅州、河源、韶关、江西、福建等）客家人更要如此，当地居民及官员，更要转变思维，努力发展自己的家乡经济，并打击一切贪污腐败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