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客家民系的四個特徵（作者：林開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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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客家民系的四個特徵

林開欽

當前在客家研究問題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本文針對出現的新情況，著重在什麼是客家民系的問題上作些闡述。
客家是漢族的一個民系叫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四條特徵缺一不可，即：

1.有脈絡清楚的客家先民；
2.有特定的地域條件；
3.在特殊的歷史年代；
4.有獨特的客家文化；
現在就客家民系形成的四個特徵分述如下：

一、有脈絡清楚的客家先民

研究清楚客家先民的構成極為重要,是界定客家民系首要問題。
客家先民，是以中原南遷漢人為主體，與閩西（含今三明市屬寧化、清流、明溪三縣）贛南、粵東的土著和少數民族相結合，成為閩、粵、贛邊形成客家民系的客家先民。經過漫長的融合發展，由於南遷漢人人數上、經濟上、文化上佔優勢，同化了當地的土著和少數民族，成為客家民系。這個民系溶進了土著、少數民族的血統和文化，但漢族血統和文化是主流，不影響這個民系是漢族的一個支系。這成了客家研究者大多數人的共識。
唐天寶十四年（755年）冬，一場根本動搖唐政局，影響深遠的“安史之亂”爆發了。安祿山、史思明率領叛軍橫掃華北，直指長安，唐明皇君臣倉皇逃出長安，向南抵馬嵬坡。八年激戰，給全國人口最密集的中原地區帶來的嚴重破壞。河北一帶首當其衝，“農桑井邑，靡獲安居，
骨肉室家，不能相保。”東都洛陽以東至徐州更為慘烈，“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遭荒廢，曾無尺椽。”“汴河沿岸也是百姓凋廢，地闊人稀。關中地區則是閭井蕭然，百不存一。”
中原漢人在戰亂的驅迫下，紛紛向南方相對平和安寧的地域奔逃，有一部分已到達閩粵贛邊。黃巢大起義爆發于唐乾符元年（874年）。此前，唐王朝已十分腐敗，社會局勢動盪不安。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正是唐末各種社會矛盾總爆發，故其規模之大，回應者之眾，都遠遠超過任何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因沒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被史家稱為“流寇式”的起義，前後經歷10年，遍佈河南、湖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山西、山東等11個省區。並兩度轉戰江南攻佔福州，廣東、桂州、潭州、漕州、江陵等地。但其中活動時間最長的，往返最為頻繁的是黃准流域，故河南安徽一帶遭受戰禍最為嚴重。?
?唐王朝鎮壓這次起義調集了大量軍隊沿途追、堵
、截
、燒、殺、搶，無所不用其極。“黃巢起義軍（884年），被官兵剿滅後，人民卻未能安居樂業。”“有的起義軍甚至收編戰敗義軍以自強，有的義軍首領背叛黃巢後也擁兵而稱霸一方。”“朝廷對勢力強大的藩鎮豪強也失去了控制力。於是各藩鎮豪強展開了一場搶奪地盤稱王為目的的混戰。”“混戰最為慘烈的是黃淮流域，尤其是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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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板蕩，狼煙四起，百姓流離，黃淮流域的難民，唯一選擇是重返永嘉之亂後中原漢民的南逃之路，於是蜂擁南下的流民和敗兵，找到生存空間相對廣闊的贛東南為突破口，一些厭倦了中原戰亂，無意北歸的難民，則大部分直抵閩粵贛邊，有的一次有的經過幾次才到達，終於找到了相對和平安寧的可以安居樂業的比較理想的好地方。地處閩贛交界的寧化石壁，成了重要的中轉站，和客家早期休養生息，重要聚散地之一。
??? 上述唐末宋初時期是漢人南遷的最高潮的年代，在這之前包括秦漢時期已有一部分漢人南遷至閩、粵、贛邊。此後直至宋末幾次漢人南遷高潮，像金兵入侵宋王朝南渡，元兵進犯宋朝滅亡時期都引發了漢人南移高潮。南遷漢人還包括從政、從商或尋求更有利的發展環境的中原漢人。漢人進入閩粵贛邊地區和當地的土著與少數民族結合在一起，成為客家先民。
這些足以說明客家先民的形成，客家先民的形成是在閩粵贛邊三地區開創客家民系的先決條件，孕育客家民系的關鍵是人。

二、有特定的地域條件

南遷漢人為什麼在別的地區不能形成客家民系，卻在閩粵贛
邊這樣的地區形成？大致有以下兩方面：
1.從當年周邊政治環境動盪，閩粵贛邊是較安定之地。
唐後期以來，中原事多，而江南相對安定，中國的經濟重心向南移動，主要由於外患或由於饑荒，或由於兵災等天災人禍，人口分佈也向東南地區轉移，關中、中原地區漢人為了救死逃生，被迫南移。
唐亡之後，中原五代更替，形勢仍然動盪不安，周邊十國崛起。就以閩粵贛邊周邊的環境看，“客家民系的形成，雖與五代時候各個割據政權無涉，然以其當時所處的地域為南唐以南，王閩以西，馬楚以東，南漢以北的地帶，即閩粵贛三省交接的地帶。各個割據政權的融合勢力既不能支配他們，而適以環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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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閩西地區從唐開元年間，汀州府開始，就由中原王朝管轄，而不像西北、西南少數地區那樣立藩王管轄。其間是在五代時屬王閩政治治理，但王潮、王審知小朝庭官員大多是由河南來的中原漢人.
因此，中原漢人在這一地區已深深紮根，當地土著、‘三都木客’們已有一定的漢化。當地經濟文化面貌有改觀，對漢人的抵觸情緒也大大減弱，‘黃連峒蠻二萬圍汀州’的情況未再發生，當地土著甚至敞開胸懷接納避難而來的漢族同胞。

上述是有利於客家民系能形成發展，周邊的政治環境。
2.閩、粵、贛邊的自然環境，易於安居樂業，有利於客家民系的形成。
閩西粵東贛南境域相聯，又同屬於典型的丘陵山地。境內崇山峻嶺，山谷河流交錯，大小盆地星羅棋佈，氣候溫暖，雨量充沛。三個地區情況很多相似處，這些地區發展經濟有一定優勢，使南移漢人能夠在這裡安居樂業。這是客家民系能在這裡形成的自然的地域環境。
一是適宜發展糧食生產和經濟作物，當時由於可開墾的土地
相對說是比較多，且宜糧宜經濟作物，氣候溫暖，無霜期長。特別是水源比較充足，這些客家居地，高山大嶺，區內部的水系山
脈、盆地錯落有序，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河流都在其地發源，是贛江、九龍江上游，是汀江、閩江、梅江發源地。
汀江、梅江合成韓江流入大海，這些江河流域孕育著客家人。閩粵贛邊三地區，河流比較狹小，便於興修小型水利，用於農業和加工業，在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時期，大、中型水利一般無力興建。還生產木材、竹料等的收入以補充生活所需。南移漢人到這些地方，解決生活問題是比較容易的。
閩粵贛邊三地區礦產資源還是比較豐富的，但是在當時生產力水準所限，只是小量簡單開發利用，這也增加了一部分收入，解決生活所需。區內有鐵、煤、鎢、金、銅、銀、錫、鉛、石灰
石等資源特別是閩西石灰石資源十分豐富，都有一些開發利用，一般也只是賣原料或初級產品。
上杭紫金山的金礦品質好，氧化程度高，儲量豐富。“金山始產金，至皇祐時（1053年）經中書備對貢金167兩。”而在宋崇寧中（1102—1106年）“發現金山有上、中、下三處水池，用其浸生鐵可煉為銅。?
但是，宋代以降，上杭便結束了產金歷史。挖了金為什麼會停？肯定是技術不行，礦脈搞不清楚，沒有什麼效益而放棄，如今全國著名大型金、銅礦開採冶煉的紫金集團公司，就是靠紫金山上金礦開採而發家的。
交通，贛南較好，河流是贛江水系，水上航運可輾轉與長江相通，陸路，贛南是中原通往嶺南的必經之地。閩西的交通條件較差，在福建西南一角。所以古代福建與中原，江淮聯繫的幾條重要交通線它都不沾邊，且有崇山峻嶺所隔。粵東客家住地，同樣山地丘陵為主，交通不方便，既不處在中原通嶺南交通線上，又不靠海，加上距嶺南政治、經濟中心遙遠，比閩西顯得更荒僻。這樣的交通條件，外部勢力不易進來，進來了也不想持久下去，這對客家民系的形成來說，外來干擾少也是一個特殊的地域條件。

三、在特殊的歷史年代

閩粵贛邊形成客家民系，研究者一般認定為五代至宋末或說至宋元。
??? 羅香林利用正史、民間譜牒、所在地戶口變化情況和民間調查結合論述客家源流和組成。論述了漢人南遷的年代，是特殊的歷史年代。
唐末宋初和兩宋、宋元時期，中原和黃淮流域天災人禍，漢人難民蜂擁南遷，大批進入閩粵贛邊。從閩粵贛邊人口猛增和增設州、縣的情況也印證漢人南遷成為客家先民政治震盪的年代情況。“至宋末，閩贛粵地域人口大量增加。據明《嘉靖贛州府志》載唐武德年間（西元618—626年）贛南僅有8994戶，39900口。至唐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贛南也只有26260戶（見元郡縣圖志）。而到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據《宋書．地理志》載，則猛增至310153戶，人口逾越百萬。
自晚唐元和年間到北宋末期這280年時間裡，戶口增加了約11倍，這決非自然增殖造成的，說明這期間贛南接受了大量漢人南遷。又如唐天寶元年（742年），臨汀郡（原稱汀州，轄長汀、龍岩、甯化）計有4682戶，15720人。元和年間（806—820年）3縣合計為3000多戶。到了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長汀、寧化、上杭、武平、龍岩合計戶數達106573戶，僅200多年間，戶數增加了22倍。
慶元年間（1195—1200年）至南宋寶祐年間（1253—1258年）汀州6縣共有223432戶，計534890人（見新編《三明志·人口卷》）。廣東梅州于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至雍熙四年（987年）間有1568戶到了宋熙寧八年（1075年）至元豐三年（1080年）為12372戶。人口增長7倍。這些都說明唐末至宋末期間閩粵贛地域接受大量外來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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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當地人融合同化形成客家民系，並以其獨特的方言習俗稱為客家人。
由於人口猛增，經濟發展，州縣機構隨之增加。贛南在晚唐以前是有縣級政權7個，在五代宋初增加了6個，達13個之多。閩西的汀州，南唐滅亡後，歸入宋
版圖只長汀、寧化兩縣，但至淳化五年（994年），原長汀縣境內的上杭、武平二場升為縣。粵東五代南漢時劃出程鄉縣設立敬州。宋代改為梅州，原來循州南部的河源、歸善、博羅、海豐四縣又並為一州。

四、有獨特的客家文化

閩粵贛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本來社會發展落後，又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遷入了經濟文化水準較高的漢族移民，漢族移民在遷徙過程中，又吸收了當時途中的一些文化。這些漢族移民到達閩、粵、贛邊後憑其人數和經濟、文化的優勢，在與雜居的土著和少數民族鬥爭和融合中占了主導地位，同化了他們。
當然在同化過程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經濟文化特點，形成客家文化。“佘民是‘刀耕火種’，最勤操作的一種南蠻裡的民系，客家昔時，與之相處，一方吸受了他們一部分血統，一方感受了他們活動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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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絕大多數被同化為新民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在既矛盾鬥爭，又互相融合的過程，客家文化就誕生了。所以客家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漢族的傳統文化風格，又兼具濃郁的閩粵贛邊客家鄉土情調。這種客家文化既不是該地區原住民的舊文化，又不完全雷同于漢族移民前的固有文化。
閩粵贛邊地區汀江流域，閩江上游地區是未燃戰火，中原難民躲避戰禍的最好去處，也是可供漢族移民休養生息的好地方。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外來移民要墾荒造田，又要修渠灌溉，建房棲身，還要開闢交通，是經過艱苦探索的。至此他們感到終於找到了“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好去處。於是下定決心建成了“屋舍儼然”的村落，和“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這些都是客家文化發展成熟的基礎，以及形成和鞏固獨特的客家文化的重要因素。
閩粵贛邊在遠古時代就有先民活動的蹤跡，也有諸如蛇崇拜之類的自己的獨特文化。而當中原大地進入高度文明發達的封建社會，北方人開始進入，並置縣置州管轄之後，閩粵贛邊的百越土著卻因其地“山重複而險阻，舟車不通，商族罕至，天遠地荒”，離皇帝太遠而仍然處於生產力水準極其低下，半漁獵農耕社會。儘管這些地方被稱為“苗”、“蠻”、“僚”、“峒”或“山都木客”的原住民，不一定都是後來佘族，卻因他們相同的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而統稱為“佘民”或“佘客”。
隨著北方中原長期戰火頻繁，災害橫行引發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南遷浪潮，閩粵贛邊終於來了愈來愈多的漢民族兄弟，帶來了燦爛輝煌的華夏文明。在閩粵贛邊的基本住地，在客土融合和同化問題上無論經濟生活和風俗習慣，還是社會意識、宗教信仰、語言、藝術方面，漢族移民來自中原和江淮，在經濟和文化上都比原住民先進。
土著民與移民雜處，向漢人學習築屋造田技術，永遠結束了刀耕火種，徙居輪耕的“猱升鼠伏”般的生活，同時南遷漢人也向當地少數民族學習生產生活的特點，吸收融入生產生活和文化中去。在這個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便成了漢族人和當地原住民的共同家園。與華夏大地一起實現“書同文”、“制同度”、“車同軌”的局面，共同搭乘華夏文明的時代列車前進。於是形成了獨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話是客家民系的一大象徵，是唯一不用地方命名的民系語言，形成之後，一直傳播到後來(海內外)客家聚居地，真可謂“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客家人走遍天南海角不忘中國是根。在舉辦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討論或大會發言，講客家話，唱客家山歌，一般不用翻譯，可以聽懂，相聚一起，倍感親情。
綜上所述四點，是客家民系的特徵。缺一不可，少了哪一個客家民系都形不成，缺了那一個，別的也無法代替。
客家民系在閩粵贛邊形成後，經過漫長的繁衍發展階段又逐步向國內外遷徙。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內部人口已逐步膨脹，另一方面滿洲部族入主中國，在抵抗清的入駐無力之後，客家人再次分頭遷徙，被迫散居許多省市。之後，一部分人遷入四川等遭兵禍毀滅之地重新開闢墾殖。因客家人口日多，山區條件差，不足養口。於是，客家人分遷往南至雷州、欽州、潮汕等地，渡海則出至香港、澳門、臺灣和南洋群島，甚至遠至歐美等地。出現了世界範圍內的大遷徙。所以全國各地、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
在福建省的龍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和南平市客家地區到處保留著記載閩台客家血緣關係的族譜，保留著先祖留下來的“祖屋”、“祖祠”、“祖墓”，反映著兩岸客家人同根同源同血脈的歷史印記。由於政治的原因，半個世紀來，人為的海峽兩岸藩籬阻隔了兩岸客家鄉親的交流。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旅台客家裔孫，紛紛回閩尋根認祖，產生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回大陸尋根認祖的同時，積極投資置業，對祖國的經濟發展，推動民族大團結起到了獨特的重要作用。
關於客家人在閩粵贛邊形成了客家民系，這既是對客家民系而言，也是對客家人而言。上述四點，已經說明了，至於後來出現新的情況，客家聚居地的客家人有往外遷移的，也有新遷進去的，在客家聚居地遷出來後，有的保持了客家語言、習俗，有的被新居住地的原住民同化了，不會講客家話和改變了客家習俗，這些情況如何界定？1997年12月13—15日廣東梅州市舉行“客家淵源與客家界定”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及港、澳、台的124位專家學者，對客家人的界定達成共識：“凡具有客家血統，客家文化素質和客家認同意識三項要求中有任何兩項的人，都是
客家人。‘客家血統’是指祖宗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素質’最主要的是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活習慣等，‘客家認同意識’
即承認自己是客家人。”我們認為這個界定是比較符合實際，比較合情合理。

（林開欽，福建省客家研究聯誼會會長）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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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佑周著·《客家祖地閩西》第39頁，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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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香林著·《客家源流考》第37頁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
?? 上杭縣誌宋康定元年（1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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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明著·《客家文化研究論文彙編》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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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導論》第76頁，199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