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http://blog.163.com/xiaoguoxiang ... 812007522113739694/
内容摘要：筠门岭镇是清末民国年间赣南四大商贸名镇之一。它形成于南宋，在清中叶以后，由于筠门岭商道的开辟等原因，它开始繁荣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鼎盛，并孕育了近代化气息。这体现在商会的出现以及银行、商业学校、电报局等近代化机构的建立等方面。但它只是闽粤赣边区货物流通的一个中转站,它过分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刺激，缺乏内生性，没有形成扎根于本土的产业；再加之贸易结构是以输出农产品,输入食盐、洋货等手工业品为主；此外，它受制于当时的生态与生计现实。上述因素影响了筠门岭镇商业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筠门岭 商业 社会 变迁
Abstract: Jun Men Ling town was one of the four biggest Gannan market.Its development started at Nansong Dynasty,flourished after the second half of Qing Dynasty for the inaugration of the merchant road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anti—Japan,it reached its climax and began to breed the style of modernization.It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institutions.Such as,the emergence of trade organization,the bank,business school and telegram station .But it was just a small place for goods’transfermation,and it relied too mush on the stimulation of outer market,so it hadn’t formed its suitable industry.What’s more ,its trade was mainly on the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import of salt and other handicrafts ,ecology and sustenance.These factors which were mentioned greatly influence the Jun Men Ling town’s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commerce and society.
Key words:Jun Men Ling commerc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一、 引言
墟市称集市、圩场、圩市，或简称圩、市、墟，是中国传统市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初级市场。对墟市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其规律，从而能够为当代的小城镇建设和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近年来赣南墟市的研究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①]但赣南的个案研究还比较欠缺。本文拟采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材料，[②]通过考察清至民国年间赣南四大墟镇之一的筠门岭镇的发展，以期了解赣南近代商业与社会的变迁及其原因。
二、 筠门岭镇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筠门岭，位于会昌县南部，距县城56公里，为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处赣江的重要支流湘江的上游。湘江自南婉延而来，绕镇而过，舟筏便利，湘江往北即贡江，经于都、赣州而入赣江，使地僻群山之中的筠门岭与下游的广阔腹地产生了密切联系。同时，筠门岭成了沟通福建武平、广东嘉应、梅州二府的中介地和重要埠岸。
图一：闽粤赣边区示意图
其地清顺治以前称“军门岭”。[③]“筠门岭在盘山之西，横距二十里，西山对峙如垒。旧志载：晋时屯军于此，或又云：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王温舒征东粤，兵经宁都、梅岭由此屯军从作声援。此旧志似属可据。又云：两峰均起如门，因此得名。今入粤者舍舟登陆道必由焉。”[④]旧时屯军于此，又两峰均起如门，军门岭因而得名。会昌的位置自古以来都被看重，而筠门岭作为赣东南之门户，又为兵家所必争。会昌县志有云：“虔处全豫上游，会又为郡咽喉之地，接八闽控百粤，昔入以为命耀兵可当东南一面，良不诬已……。”又云：“管在会昌之南，长河之口，南通惠之龙川，潮之程乡、饶平，东连汀之武平、永定及数邑之交冲而赣之门户也。”[⑤]
明宣德八年（1434年），朱氏从福建武平的何坑中村迁入筠门岭，成为这里最早的居民。随着朱氏子孙的繁衍，人口的增多，朱氏的支脉开始迁往筠门岭附近的芙蓉村、枧背、水东坑、倒水湾、鸭公寨等地。朱氏对筠门岭一带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这也为日后成圩提供了现实基础。
图二：筠门岭示意图
清顺治年间，军门岭因盛长筠竹而更名为“筠门岭”。筠门岭最早开圩于明万历年间，据传：“明万历中期（约1600年左右）梁国标从福建迁此搭棚卖烟、茶，尔后渐成圩。”[⑥]这就是所谓的“先有梁国标，后有筠门圩”。但是，此时，由贡江上溯筠门岭然后入粤的商道还没有得到开辟，当时的商道，“只是经过会昌而不过筠门岭，因此明代的筠门岭仅仅是会昌县众多普通圩市中的一个，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⑦]
同治九年，曾主修过《会昌县志》的知县刘长景“按察地势”，认为羊角水营都司“虽近三省边隅，究属僻壤，不若筠门岭镇地当孔道，实闽粤达江西门户，牍请移调羊角营都司率兵往驻。”筠门岭的军事地位被强调。而且，此时筠门岭第一次被称为“筠门岭镇”，可见此时筠门岭已有相当规模了。
三、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1748—1937年)
（一）筠门岭商道的开辟与商镇的发展
清代赣南与闽粤交往频繁。清人认为闽粤交往有三条大的通道：“由惠州南雄者，则以南安大庾岭为出入；由潮州者，则以会昌筠门岭为出入；由福建汀州者，则以瑞金隘口为出入”。[⑧]
入清以后，尤其是雍正以降，广东人口大量增长。人地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广东米价急剧上涨，尤以嘉应、梅州为甚，广东人口大量往外迁流，赣南山区自然成了人口迁流的一个重要处所。另一方面，此时赣南山区的大规模开发为缓解粤东粮食紧张局面起到一定的作用。[⑨]雍正时期，开始有大量的广东饥民来此谋生或搬运米粮。《会昌志》载：“雍正五年丁末，潮州米贵，每日千余人在筠门岭及周田圩搬运，本邑米复大贵”。[⑩]
本地往闽粤运粮也大有其人“南赣二府……向有潮州及附近汀赣各府民人挑负米谷豆菽赴平远易盐过岭，在各乡分卖。”[11]
自宋代始，朝廷为了垄断盐利，根据盐的产地、产量，划分了盐的供应和运销范围，虔州限供应淮盐。虔州诸县邻近闽粤产盐区，且淮盐质差价高，因而虔州的食盐走私非常活跃，“制置盗贼司言：三州壤界岭外，民喜贩盐，且为盗，非土人不能制”。[12]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赣南诸县从广东梅县、兴宁等地引入粤盐。此后粤盐通过筠门岭而销往赣南及至赣江下游合法化，食盐贸易大兴。[13]可见，此时沿贡江——会昌——筠门岭——广东、福建的商道已经形成，商道的持续繁荣促进了商镇的发展。
（二）促进筠门岭市镇化的朱氏宗族
朱氏宗族是筠门岭镇势力最大的士族，自始至终与筠门岭商镇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社区中承担了大量的基层社会责任，履行了基层国家政府的大部分职能，朱氏在筠门岭的市镇化过程起了积极作用。[14]
朱氏族人对商镇事务的具体支持内容极为广泛，从修桥铺路到赈济贫穷，乃至兴宗教办学堂等都可见朱氏族人慷慨解囊，这种习俗对筠门岭商镇的市镇化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清中期以降，筠门岭朱氏有几大义举一直被世人传颂。其一人是人称美四公的监生朱明化，《会昌县志》说其：“独立捐金数百，建造石桥一座，又于筠门岭圩捐建房屋一所；名曰保恤，凡远近商贾有贫病不能自给者，今移入此中，病则施药调治，死则施棺掩埋，历久不怠。”[15]另一善士为监生朱兴彰，“倡修筠门岭上渡桥，亲董其事。”[16]桥渡对于地处交通要冲并频临湘江的筠门岭商镇来说尤其重要，可以说没有桥渡就没有筠门岭商镇的繁荣。筠门岭商道的热水塘（地名）人烟稀少，行旅视作畏途，然筠门岭贡生朱鸣谐，亲董其事，在此，修建召憩亭，并捐地雇人巡守，“盛夏则于亭中施茶。”[17]从此商旅往来有持无恐矣。
民国初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各地纷纷置办保卫团，以维护地方秩序。朱氏族人朱守初被会昌县知事委任为筠门岭保卫团团总，朱氏的势力，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认同。而后，朱氏一直维持着筠门岭的地方秩序，为商贸活动提供了较稳定的环境。
朱氏的义举为筠门岭商镇营造了比较理想的商业环境，同时也获得了客籍商人及其他人的过往行商的好感和信任，直到今天，朱氏在客籍商家都有很好的口碑。[18]
（三）成为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的中转站
如前所述，筠门岭商道开辟的直接原因是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的兴盛。筠门岭商道是以米盐贸易为主。赣南明代即成为粮食重要产区，[19]据《上杭县志》载：“查末行禁以前，每日江（西）贩米八、九百担……江贩之米近日运至下坝、罗塘、新铺一带河道直达嘉应大埔（即广东），每日千余担或数百担不等”[20]由此可知，当时的米粮贩运路线是：去下坝（属福建武平）的是从筠门岭直接肩挑过去；去罗塘（在筠门岭上游，现属江西寻乌）的是在筠门岭换小船往罗塘，然后挑运至新辅一带改水运运往嘉应州等地。如果以平均每日千担计，一年之内便有三十多万担米粮必须经过筠门岭转口。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赣南诸县引粤盐后，赣南的“兴国、雩都、长宁、会昌系盐运分司潮桥引盐”而“潮运由筠门岭来，”[21]又宁都直隶州官方也规定食潮盐，也“然果有便道，司以省运费而省商力，……总须由筠门岭过会昌县，”[22]“此时，一年经筠门岭销往赣南的食盐达750万斤之多”。[23]筠门岭镇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这一商道上盐粮流通的中转站。
（四）以农产品为主的商品多样化
筠门岭镇如前所述是以米盐贸易为主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商品的交流，如“向有潮州及其附近汀赣各府人挑负米谷豆菽赴平远易盐过岭，在各乡分卖”。[24]以及还有木油、粮、纸等商品流通。民国年间，“（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从石城、瑞金来的，以米和豆子为大宗；从兴国来的，茶油为大宗；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肥皂）、海味、盐。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25]
此时，筠门岭镇商界的商人大部分是外地人，主要是广东人、福建人，还有贡水流域的于都人、瑞金人、赣县人、兴国人以及赣江中下游的吉安、樟树等地的商人。其经营行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筠门岭镇商业经营情况表
商人籍贯
经营行业
商人籍贯
经营行业
广东人
布匹、海货
瑞金人
无特色
福建人
没有特色，势力较小
吉安人
油盐米豆
兴国人
油盐米豆
樟树人
药材
于都人
打铁、补锅、补缸、弹棉花
资料来源：据朱桂林：《解放前的筠门岭商会》、《民国时期的会昌县商会与同业公会》，《会昌文史资料》第2、3辑1985年；以及实地调查材料整理而成。
可见，清末民国年间，筠门岭镇以输出米、大豆、竹、木油、菽等农产品为主，而以输入食盐、洋货等手工业品为主，这样的贸易结构反映出筠门岭镇自然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基本上是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区交换经济。[26]
（五）被排挤在商界之外的朱氏宗族的发展
筠门岭镇的工商业人口主要是追随筠门岭商道而来的外地人，朱氏统统把他们称为“客籍人”。广东人在这里占有大多数，其实力也最为雄厚。“门岭的商界几乎由客籍商人所垄断。”[27]所有这些在筠门岭商会成立后历届商会会长名单可以看得更清楚。
表2：筠门岭商会历届会长情况表
时间
会长
籍贯
字号
行业
副会长或常务理事
籍贯
字号
行业
1911-1928
谢延光
兴国
油盐
米豆
1928-1931
游质君
广东兴宁
布
王月秋
吉安
宁祥号
油盐米豆
1934-1936
王绍厢
兴国
同昌
油盐
米豆
1936-1938
黄任三
樟树
药
朱克诚
筠门岭
1938-1946
朱科陶
瑞金
油盐
米豆
常务理事七人
1946-1948
廖干生
广东梅县
海胜
布
南杂货
1948-1949
刘功坚
兴国
油盐
米豆
资料来源：据朱桂林：《解放前的筠门岭商会》、《民国时期的会昌县商会与同业公会》，《会昌文史资料》第2、3辑1985年；以及实地调查材料整理而成。
很显然，朱氏在筠门岭商界无所作为，主要原因是朱氏很少有人经商，朱氏对此亦不讳言。朱氏虽然被排在筠门岭的商界之外，但是朱氏凭着其地理位置和人口上的优势，独霸了房屋租赁、赌博、司牙、搬运等行业。朱氏对这四个行业的控制仅仅是朱氏受市场影响而择利入市的一种方式，朱氏主要还是以种田为业，但事实上大量的朱氏族人卷入商镇，进一步增强了朱氏的乡族势力。
到了清末民国，一直被排挤在商界之外的朱氏家族，由于受筠门岭这一市场的熏染，开始出现了少数几个有影响的商人，并不断发展。朱氏宗族并不与商品社会相冲突，而是参与其中，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商品社会的发展为宗族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宗族对市场的积极参与乃至形成对诸行业的控制无疑可以壮大宗族实力，增强宗族的凝聚力。”[28]
四、传统与变迁：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1938—1949年)
（一）公路修筑给筠门岭镇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动力
会昌公路的修筑始于民国2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济棠为了运输军用物资，首先凿通了吉潭至筠门岭一段，1938年广东到筠门岭公路贯通。“交通的展拓则意味着墟市外部条件的改善，它同样可以促进墟市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变墟市的兴衰命运，公路的修筑也对会昌筠门岭墟市的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29]1941年《新赣南旬刊》记载的当时寻乌县长刘菁如在第四行政区扩大会议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修筑罗吉公路的提案，可资印证。提案说道：
……
自民国二十五年，筠门岭到坝头（广东平运属）公路完成通车后，两省间的货运，从此很少经过罗塘，善吉了。筠门岭，坝头繁荣起来了，而罗塘、善吉，一落千丈，萧条不堪，今昔全非矣，
……[30]
尽管公路状况较差，汽车费用也昂贵，但它却集拢了大量的肩挑马运；车运的转运站也落脚于筠门岭，使之成为腹地出境的唯一集散中心。因此，公路的修通使筠门岭镇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
（二）抗战时期成为东南半壁的“太平福地”
抗战爆发后，随着广东潮汕地区、福建金夏地区、江西赣北赣中等各大中城市的沦陷，大量的难民、商人、各类机构，涌入筠门岭。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通要冲的筠门岭幸运地远离战火，虽然不时有日本飞机飞临上空，但未被轰炸过，在当时被称为东南半壁的“太平福地”。在筠门岭，日渐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机构，大量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并转运到抗战前线，“门岭由此成为闽粤赣抗战战线的大后方和三省边际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31]
抗日战争时期，筠门岭的商业迎来空前的发展，此时为筠门岭的鼎盛时期。全国有十多个省市的巨商大享涌入筠门岭，“私营商业有十多个行业，商号达440多号，从业人员2100多人，圩口交易额达15000银元，闲时也有5000银元以上。”[32]商业的繁荣促使金融业、运输业空前兴旺。
动荡的岁月，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筠门岭的畸形繁荣，其知名度远至海外，外埠及海外来信只写“中国均门岭”即可投寄。其时，筠门岭已跃为“虔南第一镇”。
（三）近代化气息的孕育
1、商店数量激增、资本雄厚。抗战期间，由于南北领土相继沦陷，大批商贾纷纷迁到筠门岭，使筠门岭的商贸一度畸形发展，这时期也是筠门岭镇商业发展最为鼎盛时期。
墟镇的常住人口由原来的三千多人猛增到近六千人，私营商业有十多个行业，镇内商号达四百四十余户，从业人员二千一百多人，其中“油、盐、米豆、南杂货、旅栈、熟食等行业发展最甚，商号成倍增长。”[33]其中，经营油盐米豆的“东兴行”，拥有载货汽车四辆， 资本额达一万多银元，从业人员有二十八人。同时，资本雄厚的广东兴宁股份大商号“德华龙”，在此地设分支“德华庄”，经营洋货布匹等大宗商品。此外，旅栈业的“大众宿舍”，一宿可住客三百余人。其时，“筠门岭的公路、湘江河上，每日来往的车辆、船只、人员、货物异常频繁。陆路上，每日来往的挑夫通常有四五百人，多时达近千人；南来北往的货车有三四十辆；此外还有骡子四五十匹，驮货往来。水上，每日来往的船只有四五百艘，停泊的最多时达300余艘，湘江江面上往往形成船头栉比，桅杆如林的状观场景。”[34]圩日时营业额达一万五千银元之多，闲日也有五千元以上，超过会昌县城的两倍以上。
2、筠门岭商会的出现。商会是近代比较活跃，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团体，作为各业商人的中枢组织，对沟通官商之情，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筠门岭商会正式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年，它成立略早于县城商会（成立于1912年），[35]并在级别上与会昌县商会平行，直属于省商联会。民国十六年，商会开始组建商民自卫队，首任队长是卢中杰（广东兴宁人），当时有武装人员三十人，主要任务是巡逻交通要道和市场内外，以及保护商旅安全。民国二十四年，会昌县长温凤翔首先把商民自卫队改为筠门岭“义勇警察中队”，而后自卫队人数大幅扩充，从此筠门岭商会和地方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商会成立初，主要宗旨是“作为一个能执行政府指令又熟悉商务活动和内部情况的组织，以加强对商业的监督指导，图谋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协助政府征收课税；解决商贾之间的纠纷，以减轻地方官署的压力。”[36]这些宗旨本身就与行政事务有着某种关联，且筠门岭处交通要冲，过往、驻扎的军队甚多，再者筠门岭商会是一块不小的肥肉，这使得筠门岭商会处在宗族势力、地方政府、过往军队等各层势力的争夺之中。“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筠门岭商会自然要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这无形中提高了商会的公共权威，同时也为筠门岭商会登上社区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并一度超过朱氏乡族势力，成为‘更有权威’的社区权力中心。”[37]
3、建立银行、商业学校、电报局等近代化机构。抗战期间，筠门岭镇商业异常繁荣，建立了许多近代化机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江西省战时贸易部，在此设“江西省战时食盐接运处筠门岭办事处”。它拥有十几座盐仓，职员四十余人，并设有盐稽队，以负责管理盐的采办、护卫及运输。此外，筠门岭还设有国民党区分部、特别区公署、镇公所、警察所、盐务局、税务所、汽辖运站、交通稽查站、邮局、电报局、直接税税务分局等机关。
先后有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广东银行、裕民银行、岭南钱庄等八家金融机构在此设办事处。1943年为培养商业人才，在当地商界和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创办了私立新华商职学校。所有这些，使得筠门岭镇的商贸充满了近代化的气息。
（四）近代转型的困惑
抗战期间，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孕育了近代化的气息，但是抗战胜利结束后，筠门岭镇却随着外部市场的消失以及闽粤赣边区商贸交通运输路线的改变，而日趋衰落，最终没能顺利实现近代转型。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笔者分析如下：
1、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缺乏内生性。筠门岭镇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品集散和转运的埠岸，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手工业或产品投放市场，就是筠门岭转运量最大的油、米、豆也是从贡水下游的几个主要农作区运来，会昌的情况向来都是“土地瘠薄，农利甚稀。”[38]
它的崛起依靠的是筠门岭商道开辟后赣南闽粤商贸的兴盛和抗战爆发等外部条件，它过于依赖外部市场。
作为筠门岭镇腹地的赣南，明代中期开始，有大量的流民进入其中。明清鼎革，赣南社会全面动荡，导致更多的流民藉着动乱和国家垦殖的法律进入赣南，清初成为流民进入赣南的高峰，也成为赣南山区开发的高峰。至清中期，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基本停歇，山区开发也接近完成。闽粤流民开发山区，带动了赣南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赣南自明中期起，山区商品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但由于“清代赣南商品生产都是受外部市场刺激下发生的，而不是内生性的，因而，其兴衰发展和外部市场同步，……赣南只是成了简单的资源输出地和商品的初级加工地。”[39]所以，从清中晚期直至近代，赣南商品经济日趋衰弱。
筠门岭镇由于自身的特点，深受赣南商品经济日趋衰弱的处境的冲击。
2、受制于当时的生态与生计现实。清代赣南人口增长很快，“乾隆年间赣南人口已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40]人口的增长使后来地旷人稀的赣南山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据黄志繁先生考证，道光年间宁都直隶州人均耕地为1.81亩，这使得清代赣南的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会昌尤甚。会昌县，“野无旷土矣，所收三倍于昔而米贵独甚于今，以生齿日蕃而食之者众也。”[41]粮食的不足，还使各地乡族势力纷纷在粮食供应紧张之时，采取“遏籴”的办法禁止粮食运输出境，如《会昌县志》载“载米舟楫衔尾而至，倘遇歉岁，下流垂风遏籴，……”[42]这种境况无疑会影响筠门岭商道的粮食贸易，直接影响筠门岭镇的进一步发展。
民食的紧张，土地的缺乏，多山的会昌被迫过度开垦山地。会昌“无水之田尽种豆麦种粟种翻薯，”[43]，这估计就是在山地上开垦，播种杂粮。垦山对于普遍小农来说，更多的是为了维持生计，同治《会昌县志》描述了垦山者辛苦劳作的情况：
会邑田山黍半，山居谷汲之民，以山为业。松杉竹箭，其产无多。无事勤勤为。木梓则重岗复岭，弥漫无际。当六七月农务稍闲，锄去草莱，名曰铲岭。迨至青女司寒，樟桃成熟，蚁附猿攀，往还采摘，日曝壳裂，篝灯拣仁，虽妇女夜阑为变，不得少休。山业多者延至腊月，尚徹日连宵，撞槽炸油，其作苦如此。[44]
这是一幅典型的为了谋生向山地过度索取资源的谋生图景，其背后则是生态的日渐恶化。《会昌县志》的记载可资凭证“会邑……，中间山居十之六，田居十之四，而山之童然齐生草木，又居六之二”，[45]又载：“在昔杉木之利甚大，客货之者众，大木伐尽而小木未长，每岁所入盖少矣。近惟木油广行于江浙闽粤间，价高于往时三倍。乃屡年来山中之结实甚稀。”[46]植被破坏不仅带来水土流失，引起河床升高，而且使“山土松动”，无法保持水分，其直接后果便是加剧水灾的危害。
自然灾害的加重，水利淤塞，土地沙化和山林资源的日渐匮乏，导致原本严重的生计问题更加艰难，而要解决生计又必须不断开发山区，两者在会昌社会已呈恶性循环之势。赣南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生态与生计的矛盾使赣南无法轻松地发展商品经济，而是顾虑重重，举步维艰。无法超越的生态和生计现实，使得赣南山区商品经济无法进一步发展。[47]这直接影响了筠门岭镇商业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五）“水打筠门岭”
由于清代会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清中期以后，赣南又进入一个洪涝期[48]，这造成筠门岭镇水灾频发。
民国三十一年（1942）6月9日至17日，由于连降暴雨，山洪暴发，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筠门岭镇，整个墟场几乎被洪水扫荡一空，百余人丧生，近两百号商店破产，湘江两岸大片稻田成了沙洲。洪水过后，整个筠门岭镇成了一片废墟。商贾们痛惜之余，纷纷卷起铺盖迁往外地。筠门岭镇从此元气大伤。
筠门岭镇是一种典型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区交换经济；其自身及腹地——赣南的商品经济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缺乏内生性；并且受制于生态与生计的现实。“水打筠门岭”后，筠门岭镇由于上述根本原因，随着外部市场的消失以及闽粤赣边区商贸交通运输路线的改变，而日趋衰落，未能实现复兴。
五、结语
通过对1748—1949年间筠门岭镇商业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作为赣南墟市的一部分，筠门岭镇，在筠门岭商道的开辟，抗战爆发等因素带来的外部市场刺激下，崛起以及不断发展，甚至后来孕育了近代化的气息。但自始至终，筠门岭镇只是这一商道上货物流通的中转站。它以输出米、大豆、竹、木油、菽等农产品，输入食盐、洋货等手工业品为主，是一种典型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山区交换经济；其自身及腹地——赣南的商品经济缺乏内生性；并且受制于生态与生计的现实；这些因素限制了筠门岭镇成功地向近代转型。使得筠门岭镇缺乏持续繁荣的动力，必然随着外部市场的改变而失去昔日的繁荣。筠门岭镇的商业的社会变迁，是近代中国山区商品经济兴衰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2]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3] 黄志坚、黄志繁：《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 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5] （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6] 会昌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会昌地名志》，新华出版社1985年。
[7] （民国）筠门岭《紫阳朱氏族谱》。
[8] 同治《赣州府志》。
[9] 《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七年（1729）九月初七日。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250。
[11] 政协会昌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
[12] 刘菁如：《兴筑罗吉公路》，《新赣南旬刊》1941年。
[13] 黄志繁、廖声丰：《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14]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15]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乾隆《会昌县志》。
[17] 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8] 广东兴宁县政府文史委编：《兴宁文史》1990年6月。
[19] 政协会昌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会昌文史资料》第二、
三、五辑。
[20]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 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
[①] 关于赣南墟市的研究主要可参见：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黄志坚、黄志繁：《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②] 笔者系会昌县人，曾于2006年11月6日，2007年2月26日，2007年3月28日三次前往筠门岭镇进行实地调查，本文部分材料系调查所得资料。
[③] 会昌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会昌地名志》，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④] （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形势》，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⑤] （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形势》，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⑥] 会昌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会昌地名志》，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47页。
[⑦]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⑧] 同治《赣州府志》卷70，《艺文.上署江西巡抚包公书》。
[⑨]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⑩] （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卷27，《祥异》，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11] 《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七年（1729）九月初七日。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250。
[13] 政协会昌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第6页。
[14]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15]（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续辑善士》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16]（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续辑善士》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17]（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卷4《亭》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18] 笔者系会昌县人，曾于2006年11月6日，2007年2月26日，2007年3月28日三次前往筠门岭镇进行实地调查，对象：朱来林，男，58岁，筠门岭小学教师，芙蓉村人；周永春，男，70岁，筠门岭小学教师，羊角村人；周茂盛，男，60岁，羊角村前任支部书记，羊角村人；汪显生，男，58岁，筠门岭镇中学教师，筠门岭镇上人。
[19] 黄志繁、廖声丰：《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20] 《上杭县志》卷三十六，《杂录》。
[21] 同治《赣州府志》卷29，《盐课》。
[22] 道光《宁都直隶川志》卷17，《驿盐》。
[23] 广东兴宁县政府文史委编：《兴宁文史》1990年6月。
[24]《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七年九月初七日。
[25]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 吴承明：《什么是自然经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7]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28]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29] 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30] 刘菁如：《兴筑罗吉公路》，《新赣南旬刊》1941年。
[31] 政协会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5月第1版第90页。
[32] 政协会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5月第1版第91页。
[33] 政协会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5月第1版第10页。
[34] 政协会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客家古镇筠门岭》2006年5月第1版第91页。
[35] 朱桂林：《解放前的筠门岭商会》，《会昌文史资料》第二辑。
[36] 民国十七年《江西省商会联合会特刊》第一期第6页。
[37] 丁晓春：《家族与商镇：筠门岭商镇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
[38]（清）刘长景修：同治《会昌县志》，《农本》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影印本。
[39] 黄志繁、廖声丰：《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40] 黄志繁、廖声丰：《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41] 乾隆《会昌县志》卷16，《土物》。
[42] 乾隆《会昌县志》卷16，《土物》。
[43] 乾隆《会昌县志》卷16，《土物》。
[44] 同治《会昌县志》卷11，《风俗》。
[45] 乾隆《会昌县志》卷16，《土物》。
[46] 乾隆《会昌县志》卷16，《土物》。
[47] 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 黄志繁、廖声丰：《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目录
内容摘要………………………………………………………………… 1
关键词 ……………………………………………………………………………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2
二、筠门岭镇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2
三、 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1748—1937年)………………………………4
(一) 筠门岭商道的开辟与商镇的发展………………………………………4
(二) 促进筠门岭市镇化的朱氏宗族………………………………………5
(三) 成为闽粤赣边区盐粮流通的中转站…………………………………6
(四) 以农产品为主的商品多样化………………………………………………6
(五) 被排挤在商界之外的朱氏宗族的发展…………………………………7
四、传统与变迁：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1938—1949年) …………8
(一) 公路修筑给筠门岭镇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动力……………………8
(二) 抗战时期成为东南半壁的“太平福地”…………………………8
(三) 近代化气息的孕育…………………………………………………9
(四) 近代化转型的困惑…………………………………………………10
(五) “水打筠门岭”………………………… …………………………12
五、结语…………………………………………………………………13
参考文献…………………………………………………………………14
存档编号___________
赣南师范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传统与变迁：
筠门岭镇的商业与社会（1748—1949年）
教学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届 别 2007 届
专 业 历 史 学
学 号 03111018
姓 名 肖 国 祥
指导教师 谢 庐 明
完成日期 2007年5月31日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2-12 20:17:33
变色卡
抢沙发
发表于 2009-2-13 09: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