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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客家古邑论
谭元亨
一
2222年之前，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挥师南下，超过南岭山脉，一路设置城池、关隘，平定南越，任命年仅23岁的赵佗为首任的龙川县令。打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只见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的作用。①
2200年后，中国贯穿南北的大 动脉------大京九铁路建成通车，龙川，则是这一大动脉中广东最北的一个枢纽大站。尽管在这之前，龙川在现代交通上，一度相当落后，失去了古代曾有的优势。而现在, 除开大京九外，梅河高速、205国道，也都自龙川经过，还有早已建成通车的广梅汕铁路------粤东通往各地的交通线，都不曾绕过龙川。
不少古城，因古代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变换，失去了历史上作为交通枢纽作用，并随即丧失了作为文化节点的意义，这可以找出很多的范例，如商朝的故都朝歌，又如作为客家首府的汀州……然而，任凭历史风雨的剥蚀，也任凭古今交通方式的更迭，古邑龙川，直到今日，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以今日发达的现代方式，历2000年不衰，傲然地屹立在新世纪的阳光下！
对于我，出生在可以说是同时诞生的岭南古邑四会，自小对龙川便有一种神秘的向往。龙川是客家人属地，我母亲祖籍兴宁，当年就是从龙川分出去的，而四会，则是广府人、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各自有一半左右。
老人常说，不知道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过去。
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说，不了解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今天与未来。
是怎样的一部历史，是怎样的一种机遇，使龙川始终凸显在南方的辉煌之中？！
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去破解龙川这么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之谜。
二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勾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了到南海郡治所番禺, 因为任嚣得器重,后来, 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 建立南越国了。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岭南的泥？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 说的，“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亦为令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为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为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联结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勾连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 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代，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 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 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更多，这说明，龙川的文明开发，早于广信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又把龙川当作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三
其实，今日的河源，包括已有“世界客都”之誉的梅州的地面，当年也都是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粤东最后立县是秦代，即龙川，而在汉代，才析出兴宁（今梅州市所辖），直到南北朝，方又析出程乡------也就是今日的梅县、平远、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据考证，程乡始建制年代，是在肖道成建元元年，即公元479年间，而被推崇的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程乡正是因为他的德行而得名。
如以古龙川境为界，他自然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如著名的越佗，晚了近700年。当然，程旼也只能是客家先民，因为，作为一个民系的客家，当又在500年之后才形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日抵达龙川的中县人（即中原南下的移民）没有随赵佗后来上番禺而留下的，也同样是客家先民的一部分，虽然在人数上不是那么多。从史志上我们可以看到，至明洪武年间，龙川户口只有850户，人口只有1692人，几经战乱，已所剩无几。
但是，在这之前，客家民系业已形成有几百年了。
人们一般把明清年间，尤其是明嘉靖之后，大批的汀江（梅江）流域的客家人进入东江流域，他们在人数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大都是从闽西及梅县等地西迁而来的，是更东的一条线路，即汀州、上杭、梅县、兴宁，这样一条公认的客家迁徙的传统线路。但这条线路，当是宋代以降才形成的。
有人把这视为唯一的客家线路，并排斥其它线路，毕竟，被誉为“客家祖地”的石壁，葛藤坑是在这一条线路的起点。
但是，这却把另一条更久远的客家迁徙线路掩盖了。
如果纸上谈兵，汀梅线路自是唯一的，但只要实考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秦代大军南下的东线上。
这条东线，我们已在前边详细勾划了出来，自秦以来，尤其是唐宋年间，由于东江航运发达，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而这大动脉的节点，便是在龙川。不难看到，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作为湘、赣、闽、粤四省或“四州门户”，龙川的航运业、商业是何等发达，人丁是何等地兴旺。这条线路，先于汀梅，且长久得多。
四
其实，从龙川、长宁（含当今紫金、五华等多部分地方）这样的纯客县的方言中，也可以看出客家南迁的又一条线路。
《长宁县志》卷八有云：“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为水源音。”
经语言学家考证，所谓“水源音”，也是客家话的一种，这一条，是几经争论并被确认了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毕竟，江西赣州，一直被视为“客家摇篮”，也就是客家民系孕育并诞生的地方，这也凸显了赣南在客家民系发生中的重要地位。而在赣南，客家人则有“老客”、“新客”之分。老客，是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族群，而新客，则是南下继续迁徙到粤东梅县、兴宁的族群，他们在明中叶至清代，一枝分五叶，其中一部分人又返流回到了赣南，“新客”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操的，自是相对成熟的梅县、兴宁的客家话。
没有走闽西线至粤东的老客，却有不少人走贡水、桃江水一线，到了龙川、河源、惠州一带，他们的语言，也就不曾有经过闽西一线发生的变化，而他们又是沿东江上游支流而下，所以说的话也就顾名思义，被称之为“水源音”，而后到的绕道福建来的，则被视为“客家音”。二者同大于异，只是有些发音不一样。水源音又被叫作“蛇话”，这与其它地方把客家话叫作“蛇话”是一致的。《长宁县志》也称水源音与客家话只“大同小异耳”。这种大同小异，正类似于赣南的“老客”与“新客”。
方言固然是一大证明，这一条，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是讲过的，“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徙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
这就是说，贡水、桃江、定南水至东江的迁徙线路，亦可印证“水源音”为老客语音。
水源音，其方言是从水的源头而来的，那么东江的源头在江西，寻乌水、定南水等，如前说述，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的东线，使粤赣之间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历史上的中原人、江西人（含赣南人）也就是沿东江及其支流进入龙川，早期则是秦汉、中期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来则为唐宋，所以它比明代才进入的客家音要早很多，从江西过来的方言，又被称为“蛇音”光绪《惠州府志》（河源市是新从惠州划出后立市的）称和平县（龙州近邻）“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所以，水源音因为比客家话到得早，才被视为本地话。
这里有两条值得研究：
一是水源音与赣州的“老客”的客家音的关系，语言学家如今已公认水源音是客家话的一种，当然是从发音上予以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么，水源音与老客的基本一致，当是很好的证明。
二是水源音作为惠州的本地话，如何解释与广府方言的关系，所谓“惠河片”是否仅仅作为客家话与广府话过渡、混合、交叉地带？众所周知，广府方言形成于汉代，这与秦汉之际赵佗治龙川 时间大改相近，广府方言自广信沿西江东行进入珠三角地区, 而水源音则是沿东江西行进入珠三角边缘，因此，其源头都应是先秦的雅言，所以是必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因此，两种方言，应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水源音作为广府方言与客家方言交叉混合而形成的“过渡性方言”。确认这一点，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地位也就无可动摇了。由于各自进入、形成的路线不同, 也就形成不同的方言，即便是客家方言内部也一样，所以，水源音作为客家方言的一种，当是较早形成的，且形成的路线也不一样。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说水源音的客家人，比讲梅县话的客家人占有比较优势的地理环境，即河源到惠州，大都与东江的方向相关，故形成“惠河片”方言区，而惠州的文明开发显然也早很多，并在梅州之前一度成为客家文化的中心。(注3)希望做方言研究的学者们，更深入的做好调查与考察。
五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明，例如饮食习俗，又如商贸变迁等等。
这里不妨引用许名桥在《揭开2000年岁月佗城的面纱》中一段话：
赣南、闽西、粤东、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接粤东、闽西、赣西的运输干线。龙川之路，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客家商业，自盐业开始。自古以来，盐政关系国计民生，古时国用所出，盐利居十之八九，故历代政府都将盐业统管。两宋以前，赣南食淮盐，溯长江贩运，质差而价高，有渔盐之利； 宋时潮州盐业已相当发达，潮盐质高而价廉。于是“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虞、汀、赣、漳、潮、梅、循、广八州之地”（《宋史.食货志》），以贩卖私盐为目的，去时往往将潮州沿海需要的土产运出，返程时贩盐并捎带海货。古龙川以河流或古道与赣南各地沟通，客家大三角原始的商业通道逐渐打通。
据现有资料看，早期的私盐大多经过山间小道、河流溪圳，水陆联运以避开官府缉拿。南宋以后，政府必食潮盐，逐步开通一些驿道。明初大力发展水陆交通，一些河流得到疏通，驿道拓宽，古道修复，于是客家大三角地带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明中叶以后，农产品商品程度提高，赣南、闽西等客家山区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粮食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茶叶、烟草、蓝靛、土纸、茶油、桐油、夏布、粮豆、竹木等可以流向龙川中转的货物逐渐增多。同时粤东沿海潮汕等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贸易日益扩大，除了盐运以外，需要经龙川一带中转销往同地的手工业产品、日用百货也日益增多。至清五口通商后，梅州洋货、兴宁布匹、潮汕日用百货亦有相当部分经过龙川中转运输各地。自贝岭至安远鹤子墟，昔日航运非常发达，终年可通五吨之民船，使东江沿线与赣南各属县连成一片。以佗城为中转站前往东江沿线至广州，赣南、闽西山货及土特产贸易也日益扩大。(注4)
如前所说, 唐宋元明时，东江更成为粤东水运交通大动脉，佗城亦为水陆驿站。闽、赣、潮、梅的山货，广州、惠州的海货，都必需经佗城转运。清代中叶，佗城占槽运、盐运、河务三大政要之利，经济形势达于鼎盛。
六
再补上笔, 直到民国, 老隆(龙川城关)也仍是交通枢纽,东江纵队当年从香港救出的文化人,也大多数是在老隆转移到内地的。
在文化上，赵佗开基则毋须重复了，虽说几经战乱，龙川一地，也一直作为“客家古邑”显示出深厚的古文化底蕴。嘉庆年间的县志序一中有云“访越王之踪，而井瓮石枯，徒切白露苍霞之戚；吊苏公之泽，而驼迁鹿毁，空怀侠云媚月之思”，乃是哀叹古迹“更不知凡几也”，后来民国县志，更有“自汉迄今，朝代递嬗 ，名号未变。地灵人杰 彪炳于志者，犹斑斑可考。”的确，早在唐代，韩愈南下潮州赴任，过龙川蓝关，后人在此建有韩祠以纪念，韩诗名句“雪拥蓝关马不前”亦有人考证为此蓝关，因后一句为“好收吾骨瘴江边”以作佐证。及至南汉，龙川（佗城）亦成为 循州的治所。宋代，不仅有著名文学家苏辙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龙川，其兄苏轼亦来此探望，筑鏊湖堤灌田，此堤后来亦得名为苏堤，还有著名思想家王阳明， 析出一县为和平县，亦一度 称 阳明县，凸显了这位思想家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建树。
由于东江的优势，民国初年，小 电船便始航考隆了，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再度显现了出来，后来，在土地革命期间，更成了东江特委确定的五（华）兴（宁）龙（川）革命中心根据地，并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著名革命家古柏亦牺牲于此。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抢救文化人这一轰动世界的历史文件，与龙川密切相关。其中，第一批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在春节前后，乘自己人开的船到了老隆，以老隆为中转站，由连贯负责，各自转送到韶关、桂林、重庆等地。
这第一批文化人中，就有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宋之明的夫妇、胡风夫妇、还有戈宝权、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周钢鸣等，他们是由东江的短枪队护送到茶园，再由淡水区委护送，经永湖三栋到的惠州，这才乘上自己的船来到龙川的。
后来到达老隆的文化名人还更多，这就不一一考证了。不难想象，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失去这么一批文化名人，一部现代文化史都无以为继了。他们当中，除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界外，还有法律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的，均是黄钟大吕 式的人物，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均是无可替代的。
龙川，当为这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受到庇护而增色。
以上讲的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语言之路，这已不用证明了。
正由于龙川如此之深厚的历史底气，今日，大京九以它为粤东的交通枢纽，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历史文化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它甚至可以分享石壁的“客家祖地”的一份荣誉，因为，操“水源音”的客家人，并未经过闽西进入广东，而龙川实际上承载了石壁同样的历史文化功能。同样，从“水源”出发，联系到广东把客家菜系称为“东江菜”，那么，对于广东而言，东江当更纯粹为客家的母亲河了。因为汀江接梅江，而梅江下游则为韩江，已是另一个民系潮汕人的所在地了。
龙川，当之无愧地作为客家大迁徙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当之无愧地承担起“客家古邑”美誉！
我们有理由期盼，在客家文化今日的再度振兴中，龙川将发挥更为独特、更为重大的历史作用！
①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 第11—12页
②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北京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99页
③ 吴永章<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503页
④ 《客家风情》 2006年第3期 第13页
[专家简介]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IRSCL会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出书逾100种，近3000万字, 其中有哲学、文学、史学以及影视等，获全国奖8项、省市奖30余项。作品有的被译为英、法、日等多种文字，曾赴欧美、亚非诸国讲学，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史观》、《客家魂》三部曲、《客家新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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