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大埔“湖寮田山”事件的环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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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湖寮田山”事件的环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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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寮田山”事件，是明末清初发生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一起环境事件。大埔位于粤东北山区，向有“山中山”之称。明代中叶以来，大埔县人口大增。为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压力，大埔县农民对当地山林进行了大规模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明代嘉靖三十六年编的《大埔县志》中，登载了一篇名为《湖寮田山记》的文章，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1、“湖寮田山”事件与大埔县山林开发
    大埔县北与福建的上杭、永定接壤，东界福建之平和，西接梅县，南邻饶平、丰顺，全部为丘陵山地。山林聚水，在大埔山岭之间，形成众多的大小河流。这些河流在山间长期冲刷淤积，逐渐在较宽阔的山间冲积成为众多的大小盆地。湖寮盆地，由清远河流到湖寮东南端的黎家坪后，便折而西北流，经岭下到杨梅田以后又接受湖寮北面来自岩上经莒村长窖的溪水，转向西南流，直向下沥、河头，再接受双坑水，曲水纡回，从而形成湖寮盆地。相传该地原为湖泊，汉晋时，有人于湖边搭棚寮以居，后由于河流冲积及人工围湖，遂成盆地，居民点发展成为村落，遂名为湖寮村。
   湖寮盆地有“田畴百有余顷”，其“水利本自三山：一曰高道庵，一曰双髻山，一曰山丰。源泉泻为沟圳之流，竹木蓄作车陂之具，”为湖寮各姓田地的主要灌溉水源。“而材、薪、藤、笋亦就仰给。农之耕耔于是乎赖，国之租调于是乎供，民之用度于是乎藉。自有此乡、此民、此田，须有此山。六社共之，罔或竞也。”嘉靖壬午（1522）以来，双坑何氏等“潜入山林，伐木抄纸”，后来又“招商伐木，煽炉专利”。“至于己酉（1549），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严重影响了湖寮各姓人的生活。于是“士民黄裳、廖钦事、蓝田学、丘万古、廖见一、蓝继芬、罗宗铉、梁国器、蓝绪、张仕龙、蓝裳、罗文黼、梁国巽、罗子鹏、罗尚清等凡百余人”，赴县控告。官府遂“按法治罪，”“斥罢五炉，申严界域。”“追征赃银三百二十余两，而山仍归六社。”并立石碑于山上，以示明确。“经年锢疾，赖以克瘳，而六社生灵得以永奠厥丽矣。”这就是后来困扰湖寮各姓与双坑何姓之间数百年之久的“湖寮田山”事件。
     实际上，“湖寮田山”事件仅仅是大埔山林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的一个缩影。大埔地处万山之中，山多田少，“其间耕桑之地，不过山阻水涯总计之得十一耳。故民生生计甚难，其不沾寸土则十室而九也。”因当地很多人靠采伐山林为生。由于明末以来人口增加，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木材、薪炭均取之于山林。且居民过于集中于盆地，盆地开垦完了，就向周边的山林进军。烧山开垦者日多，树木被砍伐太多，致使山林迅速惨遭破坏，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是“山就童而泽缘涸”。山地因缺少植被，自然降水直接成为地表径流，山陵不能涵养水源，从而使田地缺乏较稳定的灌溉水源，出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现象，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如湖寮附近的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因何姓等人的过度采伐，至嘉靖“己酉（1549），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
   其次是泥沙淤塞沟渠，破坏水利设施。人们在开垦田地时，为了引水灌溉，在山间流水的出口处修筑了许多水陂、水渠。如百侯的蔡仙圳，“相传宋开禧元年由蔡仙人捐资开凿，经七八里，灌田三千余亩。”嘉靖年间湖寮一带筑有车陂、黎家坪陂、双坑陂、黄坑陂、葵坑陂、高圳、陈衙陂、跳河陂、小滞陂等。小滞陂在湖寮黄坑圳之上流，灌溉湖寮山子下、古城、龙岗等村千余亩。但因附近各姓砍伐山林过甚，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小滞崩颓，殆无宁岁。”
   再次是河水“涨溢为患，堤易荡决，田被淹浸”，造成严重灾难，甚至改变自然环境，恶化自然条件。如茶阳盆地，县治设于此处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上百顷的平原可以耕种。但“自万历间，小靖溪徙，蹋岗水啮，遂举昔年沃壤，尽为河伯所有。”
尤为严重的是，大的水旱灾难变得更加频繁。如嘉靖三十五年以前有纪录的仅2次，而以后至明末共记载了10次。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如嘉靖三十五年的大水，“其水一月再至，城不浸者盈尺，古昔之所无也。神泉铺店漂流殆尽。城中公署、民居，十倾八九，米谷货物皆湮没糜烂，数十年蓄聚，坏于一朝。灾害之惨，莫此为甚。”
2、当地百姓保护山林的补救措施
  面对因山林过度采伐而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地方官员和士绅们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
种树封山。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间任大埔县令的吴立思认为，“濯濯岂山之性哉？山川弗正性命，欲民物康阜，得乎？”认为山的本性应该是林木丛生，郁郁葱葱，百姓才能从中获取生活之资，才能丰衣足食。因此大力提倡百姓在被砍光的濯濯童山上栽种树木。并亲自在天印山上“载封载植，时亲省焉。邑之父老，咸往从之。”雍正年间任普宁、潮阳知县而特负经济才的蓝鼎元也认为要改变大埔的经济状况，必须“谷涧冈阜，皆种竹木，槎蘖伐夭，并为严禁。”
保护水源林。水源林为田地灌溉用水发源之处，如采伐过度，将导致水源枯竭，田地颗粒无收，不仅影响百姓的生活，还使百姓无法向官府交粮纳赋，从而影响国家收入。因此官府多把水源林作为官山，严加保护，不能私占垦伐。
严禁盗斫焚山。盗砍山林，焚山开荒，对山林植被的破坏严重，官府多予以严禁。如乾隆年间，双坑何、丘、陈、罗、谢等各姓所种之树，“惨遭一般贼党假做屋料、水桶为名，买人十株，盗斫他人百株；买人百株，盗斫他人千株。以致盗贼生心，连年偷盗不休。大树已完，小树又偷，童山濯濯，萌檗无存。甚而乘三冬朔风猛烈，夤夜放火焚烧，借口煨烬，肆行党抢。皇仁变为故纸，民业化作灰尘。至今民惧于盗，又悚于火，不敢种田。山为遇天旱，山无树木遮荫，泉源涸渴；遇天雨，山无树叶阻滞，沙石交颓。旱涝受害，粮田荒芜，国课无供，民生莫保。”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各姓百姓的生活。因此官府应当地生员何其煌、何殷勤、何经国、何经光、何弼良、何光华，贡生何廷扬，子民肖玉盛、何乃敬、丘士纶、陈东升、罗上拔，保长谢宗玉之请，竖立石碑，严禁盗斫焚山。并明确表示，如有人“借影盗斫，放火焚烧，一经巡山公人拿获，许即指名禀赴本县，以凭差拘严究。”
3、大埔山林种植与经营
  过度采伐山林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但山区居民又不能不以山林为生，因此人们在官府的提倡下，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山林，采伐对象出现了由自然林向人工林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成功的栽种之法与管理之道。
自明末以来，大埔人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杉树、松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如双坑何氏，嘉靖年间就想“封植”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到清初以后，这种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如康熙三十二年双坑何与蓝、罗等打山林官司时，海阳县丞高某在查堪杉树种植情况时看到，“山丰山系蓝、罗、黄、丘等姓栽种”，“高道庵之前地名粪箕窝，何姓杉木繁多。”“何姓通族坟木共十八处”，“外有他姓共三十三家。” 并认为“此乡居民，山多田少，艺木营生，历代无异。不独何氏一姓，合邑皆然。”可见人工林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主要经营方式。
双坑何姓村落四周之山，因长期樵采，山上连一个“遮障之所”也找不到。康熙初年，“至十八世通族始议，照鼎成、道隆、鸿业三户丁口派银购物，鸠工栽种，修蓄松、杉等木。”经过族人数十年的精心管理后，至乾隆十七年时，“吾族一抔之土，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一望无际。”
  为了保证所植之树能够成林，各姓在种树后都议立规矩，并指派专人管理。如何氏在栽种村落四周之山后，规定“三年一划拨”，平时不准上山樵采。如发生山火，子孙必须前往救护。为管理好山林，“举次房十八世瞿行、而安二公为董理”。设立巡夫，每天巡视山林。“二公既往，时异势殊，守规者固多，犯禁者亦不少。则有善长公者，而安公之胞侄，毅然独任，族人目为破面虎。勤劳三十余年，而树木益长大，劂功诚伟。”
  为了显示所立山林规矩的严肃性，让附近居民知晓，管理者以宗族的名义把规矩刻于石碑，竖碑于山林之旁，并鸣锣示禁。甚至为了树立权威，往往在请示官府后，以官府的名义竖碑。如双坑何氏，所栽之松、杉、桐、茶、竹、木，经精心管理，“数十年树木畅茂。运潮发卖，上帮国课，下赡民生”，赚了少钱。但到乾隆中期，人们为利所诱，不再那么守规矩了。不断出现盗斫焚山之事，严重危害了何姓及附近肖、丘、陈、罗、谢等姓的利益，因此以“盗斫焚山，误课害民”为名，要求当时的温县令“给示严禁”，并刻碑示众。
  大埔人在采伐自然林、造成环境危害后，又在官府的倡导下开始有意识地大量栽种人工林，并形成了一套成功的栽种之法与管理之道，提高了山林的生产能力，不仅使农田能够得到足够的水源灌溉，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使当地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嘉靖三十六年《大埔县志》。
2、康熙二十五年《埔阳志》。
3、乾隆九年《大埔县志》。
4、1919年《崧里何氏族史》。
5、1943年《大埔县志》。

老孫

请问楼主，本文是否原创？您的参考文献中那么多《大埔县志》，都是在哪儿找到的？谢谢。

yanxiuhong

是他的原创，他在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所工作

老孫

原帖由 yanxiuhong 于 2006-7-21 14:10 发表
是他的原创，他在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所工作

多谢回复告知。看来，还是在家乡做客家研究方便呀。

青笠泽兰

词语上多少有不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