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到田野： 曾祥委的田野视角与客家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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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斋到田野： 曾祥委的田野视角与客家文化研究□

2006-2-13     宝安日报


曾祥委，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汉语史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现供职于中国共产党宝安区委党校，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广东民俗文化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会、国际客家学会、广东民族学会会员，多年从事南方族群文化及现代化研究。著作《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论文80余篇。
本报记者唐冬眉
   
当今，“田野作业”一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应用，包括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我国，自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文艺学即有结盟之缘，当时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后期，现代方法论崛起，两者在某些部分上也时有并轨之势。
    今天，我们采访了居住在宝安并服务于宝安区委党校的学者曾祥委教授，他从田野作业开始学术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最近，他的专著《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曾教授从田野收获的硕果。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意义：这是打开学问的一扇大门！古人的文献哪里来，不就是调查吗？记者：田野作业通俗地说是利用“眼睛的搜集”、“耳朵的搜集”、“心的搜集”积累丰富资料。只有量的占有，才有倾向的分析和质的认定。所以说田野作业是艰苦的。您选择这一条艰苦之路来做您的学问，是什么契机使您选择这条研究之路？
    曾祥委：从文字资料研究走向田野是我治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是1994年。大约是秋末，学校里来了一个外国人，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开了一次座谈会，想在粤北开展客家研究。当时我陪同他到始兴等地走了一圈，作了些简单的调查。开头还不太在意，劳先生在屋里调查乡民的神明崇拜习俗，我却跑到门外去了解农民的负担情况，各干各的活。也许是冥冥中有定数，两天前刚读过闻一多的《伏羲考》。这天下午，走到始兴隘子深山中一个叫坪峰輋的村子，看见水口庙神橱正中端坐着的三头六臂、手举日、月、斧、凿的盘古，好像触了电！这东西跟闻先生文中所引的那个“巨人怀抱伏羲、女娲”的神像不就是一回事吗？一下子顿时来了精神，开始认真地询问、调查，后来写成了《始兴客家大庙及崇拜习俗调查》和《从隘子客家的神明崇拜看民族文化交融》两文。尝到了甜头，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民俗是一种“活态”文化事项，其内涵、功能、性质、意义尽隐含于民众生活之中，要想全面把握民俗运动的一般规律，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深入田野吗？
    曾祥委：写作那两篇论文期间，开始大量搜集和阅读有关瑶畲和客家的著作文献，也开始思考研究方法的问题。从多次与劳先生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意义：这是打开了学问的一扇大门！古人的文献哪里来，不就是调查吗？司马迁写《史记》，壮游万里，实地考察，这就是知识的来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面对文字资料，左右端详，前后思索，上下品相，然后就发议论。在长期刻板的思想框制、理论模压下，所发的议论，有多少是新颖、独到的？只会品相前人的文字，能做什么学问？研究第一流的学问家，做第二流的学问，这样的学术，有多大出息？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开始走向人类学，走向田野！
    记者：田野作业，是中国民俗学走出危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像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者的看家本领一样，以民俗志搜集工作为代表的田野作业，也是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您如何评价田野作业这种研究方式呢？
    曾祥委：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在与劳先生合作，作神明崇拜的田野作业，与许多人一样，关注的是客家的历史问题！劳格文先生曾说过，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关注县以上的单位，基本不关注乡以下的生活。当时，我粗略地了解一下法国新史学的理论，深以为然，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从村落文化的描写开始，来研究客家。田野作业既是民俗研究的基础，也是民俗研究的前提。一篇篇田野作业报告，作为村落文化的描写，首先就具有史料价值，而在这种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具有原创意义。
    在大师身边，耳濡目染，在思考学术方法的同时，也在思考立身问题
    记者：在这个走向田野作业的过程里，是否有“高人”指点？
    曾祥委：在这方面我似乎比较幸运，90年代除了上面提到的著名汉学家劳格文以外，还遇上了名师。1995年，我遇上了第二个契机。刚接触人类学，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在直觉中，隘子的盘古与汉墓的“巨人”是一回事，但那时的我，还不懂“从无字句处读书”，不懂怎么去证明二者的联系，不知道怎样来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读到一个报道，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的学生杨利慧完成了“女娲神话”研究的博士论文，怦然心动。碰巧，我的一位邻居到北师大作访问学者，帮我联系到陈子艾教授，又碰巧钟先生所带的一位访问学者遭遇家庭变故不能成行，空出一个名额，这样电话往来之间，把事情定了下来。等写完、交出《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书稿，飞到北京，已是11月初。这样就开始了一年的学习，也因此有机会接近钟敬文等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
    记者：这一期间的学习，对您今后的研究方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吗？
    曾祥委：从1995年到1996年秋天，我在北师大，学的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平常与博士生一起听课、讨论，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大肆”搜刮资料。这一年多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巨大，除了钟先生的悉心指点外，刘魁立、宋兆麟等老师也给我很多启迪。还有那一届的博士生，访问学者，经常在一起讨论、闲聊，让经常说“外行话”的我，开始摸到一点边，懂得怎样读民间这本“无字句”的书，怎样研究口传的资料、民间的文化，从治学方法到理论视野来了一个更新。（下转15版）
（上接16版）特别是1996年10月参加“民间文化高级培训班”，聆听一批大师级人物的学术报告，使我眼界大开，得益匪浅！这一年，在大师身边，耳濡目染，在思考学术方法的同时，也在思考立身问题。记者：说到立身，这倒是一个很稀罕的话题，但又是当前学术界应该重提的话题。您师从钟先生那样的品德高尚、学问深厚的大家，他对您的启发一定非常大吧？
    曾祥委：是这样的。95岁的钟老，仍然孜孜不倦地治学、育人。一次座谈间，先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为人类文化作点贡献！”让我明白这位慈祥的老人那博大的胸怀！他的一生都在关注民间，他的心都在人民中间，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启功先生给这位老友题的最后一幅字是“人民学者钟敬文”，作为钟老一生的定评，得其宜矣！有时我会比较钟先生与劳格文的学问。劳格文先生的学问，没有什么历史抱负，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倾向，不受任何干扰，冷静竣拔！让人羡慕外国学者的地位！相比之下，钟先生的学问，里面总贯注着对民间的眷恋、欣赏和关怀，使人感到温馨。我想，这就是人文精神罢！1840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带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一种赤忱，学问中都带着某种情感，先生用他独特的方式，在表达着他的情怀！到了几年之后，我才慢慢感到这种情怀对自己的影响。
    客家研究不仅要注重族群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在和未来
    记者：在采访您之前，我浏览了一下网上关于您的资料，有上千条。可见您在客家文化研究领域是国内重量级的学者了。请问对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哪一年？
    曾祥委：那是1996年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级别的学术会议，以往只在文字上景仰的大家都来了，各种各样的风格，观点互相观照，更受启发。会上一位学者的发言，提到近代以来客家人在政治上很成功，但在经济上不如周边族群，其原因在儒家的价值观。这个发言，对我触动颇大。这个学术报告给我的启发是：客家研究不仅要注重族群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在和未来，应当对族群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神明崇拜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性的研究才是归宿；族群研究在比较中才能清晰和定位！此后，我的客家研究大致上就按照这个思路行进。记者：近年来，客家学盛况空前，闽粤赣三边地区不断召开高层次的客家研讨会，出版了大量著作、论文。请问如何界定客家族群以及渊源？
    曾祥委：客家是在移民运动中形成的。晋永嘉之乱后，移民在江淮地区形成“南朝通语群”，历唐末五代之乱，又南迁闽、粤、赣，在三省边区形成“客方言群”。元、明两代闽西大量向遭受宋元之交战乱而人口耗减的粤东、粤北移民，这部分人最先被称为“客家”，在“土客之争”和环境的压迫下具备了族群意识。随后，由于客籍人士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瞩目成就，开放改革的需要和客家研究的鼓吹，“客家”才被整个“客方言群”认同并成为其标志。
    记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始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呢？
    曾祥委：客家在明初以后由闽西、赣南向广东的移民中初次被识别出来，清代“土客之争”是族群意识形成的重大契机，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府人对客家人的文化歧视和客家精英的激烈反应催生了客家学，八十年代华侨的文化归属和内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双重需要，使客家学走向高潮，学者的研究和客家精英的推动，使客家在粤、闽、赣以及客家方言群的其他衍流地得到广泛认同。
    试图寻求一个突围的办法，解决当今客家人贫穷的问题
    记者：您的研究还有许多实用的价值。比如对客家的经济、文化与民性的关系。是想解决客家族群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出路吗？
    曾祥委：这是困扰多年的问题，我试图寻求一个突围的办法。我认为当今客家人穷的原因有一是区位劣势，住山区；二是业缘劣势，做农业；三是身份劣势，是农民；四是文化劣势，还停留于农业文明。“耕读传家”的传统框制着客家人的价值观、业缘、角色选择和行为规范，在25年来的市场导向改革中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应当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工副业、工商业和其它第三产业，争取更多的政治参与和国民待遇，并且在文化上主动转型，具备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追求财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公民的人格转换。
    记者：在《田野视角客家文化与民性》一书中，您试图对客家研究作一点反思。您认为当前客家文化有误区吗？或者说需要避免什么误区？
    曾祥委：在本书中我对此写了三部分内容：一是岭南人种与族群有关研究成果的介绍，意在破除血统论的误区，使客家学从想象的异邦中回到现实；其二是客家运动的历史，指出客家运动的传统及其存在、发展的意义，以消除从中央大一统眼光看来似乎异端的地方族群运动疑虑，同时也指出当下台湾客家研究意识形态化可能带给客家学本身的伤害。其三是客家运动的学术意义，作为边缘地区曾被边缘化的一个族群，通过地缘、血缘和文化的认同以及精英的鼓吹而逐渐变成“纯种中原人”的过程，具有典型意义。此外，与其他岭南族群比较，客家族群仍然相当程度上停留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中，这一点与内地广大的农村和民性是一致的，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一个理想的、比较典型的观察标本。此点，也是我研究客家的主要兴趣！
    记者：民俗学自被提倡起，我们的研究就常止步于调查结果的发表。如果把调查结果本身当成了目的，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想从田野中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清楚，推动事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是事物的内在要求，那么，作为学术研究的民俗学者，您到底对田野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请问您如何定位自己的研究？
    曾祥委：我将自己的总课题定位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上，设计的方法是“抓住族群看文化”和“抓住文化看族群”。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困扰着思想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虽说也有了一个主流的路向，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是前路漫漫。社会的前进，唯一的办法是“试错”，但学者的设计和建构是少不了的，这样就有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文化有个着落点：人群。人是文化的载体，一个特定人群就有一个特定的文化版本。选取合适的族群，来观察研究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可以落到实处。客家族群，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族群，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标本！

   
田野视角的人文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俗文化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一个路径，就是将民间文化、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无视具体时空坐落中的语言与制度体系、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制度和行为的看法，更不考虑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民间文化的成果建构的是泛民族的“民俗”景观。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则成了民间文化研究者用来粗略地概括民俗不同景观的最好遁词。
    曾祥委教授撰写的《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恰恰弥补了民俗学的这一缺憾。
    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曾祥委先生的田野作业，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历史与现实的流程中理解民间文化。由此，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民间文化的研究对象所蕴涵的学术与人文的巨大意义。
    由于进化论所关注的是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不关心某一个社会—文化的内部运作，认为文化的发展沿着单一的路线进行，不考虑人类进化中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基本上将民间文化视为研究“传统的”、“过去的”、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文化现象。即便能够进行田野调查，也是采取一种类似于地方志传统的写作方式，堆积脱离了具体时空与民众的文化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取向，使民间文化只是由文献资料来重构其历史过程，将丰富复杂的生活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文献材料，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人群在具体的时空坐落中对民间文化的创造与享用。
    曾祥委先生对客家文化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客家研究不仅要注重族群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在和未来，应当对族群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神明崇拜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性的研究才是归宿；族群研究在比较中才能定位！”
    他的研究成果表明，民众以自己的逻辑———地方性的知识———整合了他们关于现代化以及世界体系的经验。曾祥委先生文从客家研究的历史梳理出发，反思客家研究的普同性倾向与地方性文化差异之间的困境，以及客家民系的现状———仍然处于不断地发明之中———所产生的复杂问题，据此提出以“地方性”视野出发，强调地方性文化对于客家民系的普遍性、历史性、现代性的整合经验，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变迁。
    《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的出版，对于人们系统了解客家这一中国最独特的族群，他们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等，对重新审视中国民俗学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研究之路，都会有相当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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