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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21 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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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与“SAN-HAK”──客家称谓的由来及本义考
作者：蔡驎
来源：“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5-4-20
一、客家称谓由来诸说
在客家研究领域，“客家”这一称谓的由来以及本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与客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直接相关。若干年前，王东博士曾将既有的主要观点归纳四类，逐一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关于客家称谓由来的见解。王氏认为，客家称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客家”这一称谓，最初是明代中后期生活在广东潮汕一带的闽南人对不时由大本营地区迁至广东东南沿海一带的那部分客家人的总称，“后来逐步演变为大本营周边其它民系对客家人的一种通称”，再后来，“因为‘客家’这个称谓在原始的意义上没有任何贬义”，并且由于“这一称谓本身涵盖了客家民系那钟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最终“为客家民系这个居民共同体所接受”，使它成为一个“自律性的称谓”(1)。王氏的归纳和分析是十分中肯的，他的“客家称谓形成三阶段说”也颇有见地。不过，据《长宁县志》记载，早在长宁建县时，长宁一带的方言就已经有“水源音”和“客家音”的区分，福建移民及其后代的母语被称为“客家音”，江西移民及其后代的母语被称为“水源音”(2)。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以下三点，其一，在长宁建县的明代隆庆三年(1569年)之前，“客家”这一名称就已经存在；其二，“客家音”的使用主体之所以被称谓为“客家”，似并非仅因为是“外来者”之故；其三，闽粤赣边区的江西一侧的居民曾经被区别于“客家”。而用王氏的观点很难解释上述史实。另外，王氏也没有对“大本营”的居民何以被称为“客家”作出新的解释。
外国学者关于客家称谓的由来及本义的观点大多也可以分别归类为王东博士所总结的四类。不过，日本学者横山广子的下述观点特别富有启示意义。横山氏指出，“客家”这一名称，最初也许还能够包括被冠以“土”字的非汉民族的人群，所以它或许是由与皇朝互相联结的汉民族方面提出来的(3)。
本文试图从超越“汉族与少数民族”或“土著(本地人)与外来者”这种传统的二分法框架的视角，对客家称谓的由来及本义作一考察。
二、三类以客家话为母语的族群
所谓客家，是汉族中的一个继承了古代汉族文化的正统、并且持有强烈的汉族意识的民系。这种“客家像”已经被一般化、普及化了。不过，如果去掉任何观念的东西，以更贴近实象的角度来定义客家族群的话，可以得到另一种“客家像”，即“客家是一个以客家话为母语的语缘共同体”。而以客家话为母语的语缘共同体，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族群。
第一类，即汉族客家民系。
第二类，是一批1950年代民族鉴别时自报汉族、并被认定为汉族，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更改为畲族的蓝、雷、钟三姓氏居民。目前，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民族成份已经改为畲族。这类族群曾经属于汉族客家民系，现在他们在自称问题上往往陷于困惑。只要“客家是汉族”被认定为是绝对真理，作为畲族人或要求成为畲族人的他们，从逻辑上来说，就不能再自称客家。但是，除了“客家”,他们又没有其它自称。不过，笔者在闽西调查时曾遇到很多依然抱有鲜明的客家认同、依然自称“客家”的畲族人，他们明确表示，“我们是畲族，但也是客家。”有的说的更富有哲理性，“我们是汉族还是畲族，这是可变的；我们是客家，这是不变的。”
第三类，是以客家话为母语的畲族人。99%的畲族人以客家话为母语(4)，只有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约一千余人的畲族，使用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族的瑶族“布努”炯奈话的语言。以客家话为母语的畲族人都自称“SAN-HAK”。“SAN-HAK”意为“住在山里的客人”或“从山里来的客人”，其汉字表现1950年代多为“山客”，1980年代以来有统一为“山哈”的倾向(5)。为为什么要对“SAN-HAK”的汉字表现作这种更改呢?畲族问题专家施联朱曾对此做如是解释：“‘SAN-HAK’的‘SAN’意为‘山’，‘HAK’意为‘客’，写成汉字‘山客’，明确地反映了‘SAN-HAK’的涵义。而取汉字‘山哈’，则在发音上更接近‘SAN-HAK’”(6)。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自称“SAN-HAK”的畲族人与客家称谓的关系。
先看一下浙南一带的SAN-HAK。在写于1953年的一份报告里，可以看到有关浙南一带的“SAN-HAK”自称“客家”,周围的汉族人也好意地称他们为“客家”的记述(7)。还有一份写于1980年代的报告纪录了这一带的畲族人要求更改民族名称的愿望及其理由，“过去汉族人曾经一直称我们是‘客’或‘客家人’，那并不是侮辱性的称呼，因此作为我民族的名称，‘客族’比‘畲族’更好(8)。另外，1912年时到过这一带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留下的一份文稿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浙南一带的“SAN-HAK”确实是一个被称呼为“客家”的非汉族的族群。
“此地居民中有一族群为‘畲客’。(略)他们的衣服黑红相间，襟宽袖大，恰似僧侣的法衣。此种衣服只在祭祖时穿，日常服装与周围的汉人相去无几。唯妇女，其脚相当大，脸型和服饰与周围的汉人相比,也颇有异样感。(略)妇女与男子共同耕种。畲客善歌，时放声高歌，当地人称之为‘番客歌’。其男子被称为‘番客’或‘客家’，其女子被称为‘番客’或‘番婆’”(9)。
再看闽东一带的SAN-HAK。据一位对那一带的民情相当熟悉的干部说，宁德等地区的畲族曾经强调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客家”。闽东一带的畲族民与浙南一带的畲族一样，也在1980年代强烈要求把民族名称改为“客族”(10)。
对广东凤凰山地区的畲族，则须稍加说明。住在这个地区的畲族人很少，1953年民族鉴别时，只有188户910人(11)。有关调查报告说他们没有自称，但又说他们把自己的母语称为“客话”。笔者以为，根据他们把自己的母语称为“客话”，可以把“客”理解为是他们的自称。“客话”的词汇有70-80%是客家话，15%是潮州话，还有5%既不是客家方言也不是潮州话(12)。据许宝华和宫田一郎共同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解释，在潮阳、饶平、丰顺一带的潮汕方言和客家话中，“輋”都是指“山地”(13)。因此，可以说“輋客”也就是“山客”。而且，在他们的发音中，“輋客”的“客”的发音也为“HAK”。
把上述三类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的族群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目的现象。首先，在第一、第二类以及第三类中的广东凤凰山地区畲族居民之间存在下述共同点：(a)居住在闽粤边区；(b)大多指认宁化为祖先的故乡；(c)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族鉴别时，自己申报的民族成份是汉族。其次，除去凤凰山地区的畲族居民，第三类族群大多具有以下共同点：(a)居住在闽粤边区以外的地区；(b)大多指认广东凤凰山为祖先的故乡，但传说祖先曾在闽西汀江流域一带生活过；(c)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族鉴别时，自己申报的民族成份是“苗”或“瑶”，持有非汉族的民族认同。再次，从上述诸点中，还可以捕捉到二个更值得注意的信息，即(a)上述三类族群之间存在母语同一(同为客家话)、族群意识同一(都有“客家”意识)、祖先都曾在闽西汀江流域一带生活过等共同点；(b)第一、第二类族群以及广东凤凰山地区的畲族人与第三类族群的大多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自我申报的民族成份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而这一区别又与他们的祖先在明代中后期以后依然住在闽粤边区还是在那之前已经离开这一地区相关。总之，上述三类以客家话为母语、并持有“客家”认同的族群的存在、尤其是其中持有非汉族的民族认同的“SAN-HAK”的存在，为探究客家称谓的由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HAK-KA”源于“SAN-HAK”的假设
如上所述，“SAN-HAK”的“HAK”意为“客”。而“客家”的发音，普通话为“KE-JIA”，客家话为“HAK-KA”，即“客家”的“客”在客家话中的发音与“SAN-HAK”的“HAK”是一致的。而“家”这个汉字，加在表示某个群体的特征的名词之后，具有特指那个群体的功能。譬如，“农家”、“商家”等。在闽粤赣边区，明朝派去的驻守军人及其后裔就被称为“军家”。从形式上看，如果从“SAN-HAK”中取“HAK”，再加上“家”(“KA”)，即为“HAK-KA”。再考虑到SAN-HAK的母语与HAK-KA的母语属于同一类、以及SAN-HAK与HAK-KA一样持有“客家”认同，因此，不无理由假设“HAK-KA”源于“SAN-HAK”，是对“SAN-HAK”群体的称呼。下面，我们以这一假设为基点考证客家称谓的由来以及本义，而考证作业本身也是这一假设的验证。
首先，假如“HAK-KA”源于“SAN-HAK”，那么，“HAK-KA(客家)”首先应该指“山人”。事实是否如此呢?
日本学者濑川昌久曾经到广东惠州和河源两县做田野调查。众所周知，那里的居民几乎都被认为属于汉族客家民系。濑川曾如此描述在那里得到的客家印象：
“住在惠州县城和河源县城的居民告诉我，‘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那么，客家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说，‘在周围的山区’。于是，我去了县城周围的山村。与县城居民已经相当本土化、融合化的程度相比，村民们的方言以及生活习惯确实给人更富有‘客家特性’的印象。但是，他们的客家意识也不明确。他们对我说，‘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客家’。就这样，在这个被认为是客家地区的地域社会内部，‘客家’犹如一种‘海市蜃楼’，真正的‘客家’的存在被不断向外面(的山村)推移”(14)。
笔者在闽西做田野调查时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后来，一位二十多岁的乡镇干部对我说，“其实在1980年代以前，外界的人称我们闽西人为客家，但我们闽西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究竟谁是客家呢?从外人看来，闽西人是客家。但在闽西人内部，住在平地的人认为住在周围山区的人是客家，住在离平地较近的山村的人认为住在更偏远的山区的人是客家，而到了偏远山区，住在山谷的人又认为住在山上的人才是客家。总之，‘客家’是‘山里人’。但是，由于平地和山地是相对的，所以在“客家热”之前，谁也不认为自己是客家。”
另外，在被称为“客家祖地”的闽西地区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狗图腾崇拜”痕迹的存在(15)，但同时存在吃狗肉的食文化。恩师中川学先生曾经指出，对客家人爱吃狗肉这一食文化事像的根源可以有两种解释：客家祖先为了掩饰自己曾经有“狗图腾崇拜”而吃狗肉，或者客家祖先为了战胜对手、证明自己的胜利而吃对方的图腾崇拜物。不过，从“狗图腾崇拜”痕迹的大量存在来看，至少可以说，闽西客家祖先中有相当部分曾经有过“狗图腾崇拜”。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大林太良认为，“狗图腾崇拜”是“山人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旧石器时代，狩猎就是山区经济活动的最重要部分”，而“狗是狩猎者的伴侣”(16)。还有资料表明，海南岛的居民在古代就把闽南话称谓为“海话”，把客家话称谓“山话”。这些都证明“客家”本是“山人”。
其次，“山人”何以有“山客”的称谓?这个“客”的本义是什么?解开这个问题，是究明客家称谓的由来以及本义的一个关键。唐朝诗人柳宗元(773-819年)的诗《柳州峒氓》中有“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的诗句。在闽粤边区，“峒”与“嶂”、“峰”、“岗”等同义，都指山(17)。“峒氓”即“山人”，“峒客”即“山客”。柳诗称拿着山里的土特产到集市去换食盐的“峒氓”为“峒客”，表明唐时华南一带有把以物易物或做小买卖的人称为“客”的习惯。下述资料表明，这样的习惯在唐代以后依然存在于闽粤赣边区。
宋人祝穆的《方舆胜览》“赣州”条目里记载，兴国上洛山里聚居着很多“木客”，他们以杉木与平地人交换刀斧。明清时期，闽西本地的木材商仍然被称为“木客”或“山客”。
宋人胡太初《临汀志》“丛录”收录了福建安抚赵汝愚《乞行盐札子》等当时要人的建言。在那些文献中，从事盐买卖的被分为“富商”和“客人”，“客人”是几乎没有资本，近于挑夫的行脚商。
把做零星小买卖的人称为“客”，这种习惯在一些方言中至今依然存在(18)。历史上，山人和平地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19)，而在这种共生关系中，山人方面的交易行为被认为为是一种“‘客民’的适应”(20)。
再次，为什么闽粤赣边区的“山客”会形成为“客家”这样一个群体?解开这个问题，是究明客家称谓由来的另一个关键。笔者认为，从“山客”到“客家”，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居住在那个山区地域的各族群必须统合为一个地域文化集团，拥有共通的语言。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可能具备内部凝聚力和外部识别标志。其二，这个统合起来并具有共通语言的地域文化集团与周围平地人的交易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恒常的行动。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客”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群体，从而才可能被缀上“家”。中国大陆有不少山区地域，但在历史上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似乎只有闽粤赣边区。唐宋时期，官营矿业的发展推进了该地区各族群的文化同一化和共通语言──客家话的形成，同时扩大了山民与周围平地居民的交易关系，尤其是矿产品和盐等国家控制物资的流通强化了山民集团和平地居民集团的联系；及至明清时期，以木材、土纸、烟叶为主项的商品经济以及处于潮汕沿海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干道的特殊地理位置，更进一步扩大这个地区山民与平地居民的联系。正是这种特有的社会经济史的背景和地理环境，使闽粤赣边区的居民与一般的山人、山客区别开来，成为“客家”(2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闽粤赣边区的居民有原住民或先住民，也有外来移民，外来移民中有汉族，也有异民族，他们先是统合为“客家”这样一个地域文化集团；进入明朝以后，闽粤赣边区社会经济与科举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居民及其文化的汉化，于是，明朝中后期之前离开闽粤赣边区迁移到闽浙赣边区的人们依然保留着苗、瑶等非汉族的民族认同，而留在闽粤赣边区的则渐次形成汉族认同。特别是闽粤边区的汀、梅两江流域的居民，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较其它山区居民更多地受到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汉族认同也在抵御“客家非汉种”的种族歧视中得到了强化(22)。
注释：
(1)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2)道光《广东通志》卷九三，光绪《嘉应州志》卷八。
(3)[日]横山广子、濑川昌久著《客家──华南汉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日本民族学会《民族学研究》61-1、1996年。
(4)近年也有语言学者认为畲族人的母语只是“近似于客家话”，提出“畲语”是不同于汉语客家方言的少数民族语言。但是，笔者在普通的客家人(其中也有民族成份已经改为畲族的)中则听到另一种意见：“该如何理解‘近似于客家话’?大多数畲族人的母语和汉族客家人的母语，各自都存在内部差异，一个县、一座城里的话都可能互相听不懂。大多数畲族人的母语与汉族客家人的母语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各自内部差异一样，是客家话内部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语言的差异!”
(5)请参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黄集良《上杭县畬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
(6)施联朱先生给笔者的信(1999年12月1日)。
(7)上述《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页。
(8)同上，第270页。
(9)东亚同文书院九期生：《孤帆双蹄》，东京：东亚同文会，1912年。
(10)上述《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1页。
(11)同上。
(12)同上，第23页、第259页。
(13)许宝华、[日]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4839页。
(14)[日]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东京：风向社，1993年，第92页。
(15)请参看杨彦杰著《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
(16)[日]大林太良：《山人の生业》，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10页。
(17)嘉靖《程乡县志》卷一。
(18)上述《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第4443页。
(19)上述《山人の生业》，第272页。
(20)[日]桥本万太郎：《汉民族と中国社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347页。
(21)请参看拙文《客家は闭锁的环境の产物か》(国际アジア文化学会《アジア文化研究》第６号，1997年6月)、《客家语と鉱业》(《一桥论丛》2001年第8期)、《关于闽西客家社会形成背景的考察》(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等。
(22)同上。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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