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老板的管理与发展风格--理想、稳健还是保守？(二)

天地人999

然而，真正彻底毁坏了潮汕声誉的，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系列骗税案。

　　2000年8月7日，在极度震怒的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下，人称“807工作组”的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此后，一个巨大的黑洞逐渐清晰：在过去几年里，仅潮阳、普宁1000多户出口企业，98%以上都存在违法犯罪。工作组撤离后，经受无数次大小地震的潮汕地区其真实面目开始浮出水面。经工作组检查认定，汕头、普宁两地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在潮阳、普宁两地骗取出口退税案中，共有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其中19人被处极刑。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潮阳市铜盂镇一家宾馆，每间房门前都挂着一块铜牌，写着一个企业的名称，37间房37个公司，全部干着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勾当。有一个干部管了16户企业，其中15户是虚假企业。一些不法分子连88岁的老太婆、16岁的小女孩的身份证，都租来开假公司骗税。

　　诚信缺失的恶果在2000年开始显现出来。这年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一条令潮汕企业难受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加强对广东省潮汕地区出口货物的退(免)税管理。通知称“对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凡供货地或任何一环节的供货方涉及广东省汕头市……必须在申报退税单证真实、齐全、有关电子信息核对无误且排除一切疑点的基础上方可办理退税，绝不能以单证齐全、真实为由而不顾及其他”。这条通知的实质，是将以汕头为首的粤东四市列入了骗税“黑名单”。

　　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作为金字招牌的“潮商”两字，由于这场诚信危机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全国18个省宣称，不与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无潮货”。

　　汕头市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痛心地说，外面人已经把潮汕货和假冒伪劣产品划等号，不仅当地产品没有信誉，就连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准也受到怀疑，潮汕人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身为潮汕人的他，每当看到或听到这些时，总不由得感到脸发烧、心发闷。

　　“潮商”名声一落千丈，终于使许多企业为避嫌疑，不敢与“潮汕两字”沾边。位于潮阳的拉芳公司将厂址印为“广汕公路旁”，更有许多企业纷纷外迁，或者将总部迁到广州等地。据统计，近年来汕头迁走的企业多达1200家，仅2000年就搬迁了450多家。

　　更多在外地经商的潮商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国美电器的幕后老板、北京鹏润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光裕就一直深受其发家资金来自黑钱传闻的困扰。实际上，当年黄光裕北上创业时，年仅18岁。

　　陨落

　　“807工作组”的入驻，使一批潮汕本土的“潮商”纷纷落马，而令潮汕地区最为震动的，莫过于中国桂光集团董事长张桂溪的东窗事发。

　　张桂溪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按一位前潮阳市领导的说法，“在潮阳市，甚至在汕头市，张桂溪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的桂光集团被称为潮阳市经济“四大台柱”之一，张本人也被誉为汕头市的“纳税之星”。

　　1998年，张桂溪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一时名声大噪，被奉为当地的“金字招牌”。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前全国人大代表竟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7.9亿元。2001年4月，张桂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张桂溪及其父早先做木材生，1988年与港商合资创办了谷饶上堡桂光制衣厂，以生产“桂光一族”系列牛仔服装而闻名。产品曾出口到港澳、东南亚、西欧。1994年6月，张桂溪组建潮阳市桂光集团公司，并于次年出任总裁。1995年，张桂溪及其兄弟更是一次性投资四五千万元，从国外购进电脑绣花机12台，形成先进的电脑绣花生产线，为生产高档服装、文胸等提供半成品。据目前主管绣花车间的陈厂长介绍，仅这12台绣花机，每天生产出来的半成品价值便达24万元。很快，桂光集团的产值便名列潮阳市乡镇企业的第2位，每年上缴的利税达一两千万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桂光集团曾连续多年被潮阳市、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评为“先进乡镇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广东省模范纳税户”。

　　早在1998年，张桂溪就因偷税曾被国家税务总局直接查处，要其补税1亿多元。由于张桂溪的“特殊身份”，此事在当地没有张扬，后来也只补了几千万了事。但张并没有就此罢手，暗地里加紧虚开增值税发票，直到锒铛入狱。

　　2002年4月，记者来到位于潮阳市谷饶镇桂光集团的厂房，只见大门紧闭，没有开工，生产陷于瘫痪。

　　排外

　　几乎所有对于潮汕地区诚信缺失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些曾为人津津乐道的潮商文化基因。

　　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使潮州商帮身上有着亦盗亦商的双重性。虽然大部分潮州商人还是本分经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对经商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轻易能估计出来的。

　　在潮汕走私的重灾区潮阳市，人们的观念可用当地的一条民谚来形容：“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显然，这种价值观已经将法律理直气壮地置于一边。

　　在广州街头到处可见平价超市里悬挂着“岛内价”的字样。“岛内”两字源于20世纪30年代汕头市区小公园一带的金融黑市活动，相对于对外经济交易活跃的汕头，小公园一带被称为“斗内”，渐而成为有利可图的外汇地下交易的一个代名词，后来，“斗内”因谐音演变成为“岛内”。80年代初，走私商品泛滥市面，在汕头的镇邦路形成一个既批发也零售的市场，从家电到糖烟酒一应俱全，且价格低，成为各路商家及市民光顾之地，这里又被称为“岛内”。广州平价超市作为合法经营者却借用“岛内”的名称，可见这种法理观念的淡化。将一个有违法律精神的名字堂而皇之地用于店名，无论如何也是价值观的模糊，令人可悲。

　　与当年潮商亦盗亦商是由于受到官府的压制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末期的汕头曾是政策的宠儿。80年代初期，汕头是全国首批4个经济特区之一。在这种天大的政策馅饼面前，潮商精明的特性发挥出来了，他们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但这些商品没有被用来发展实业，而是更多地被倒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差价。不少个人和机构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助长了暴富的氛围。据粗略估算，整个潮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倒批文”超过3000亿元。

　　潮商的精明与贸易有关，但是忽视实业，注重短期利益，凭借倒买倒卖赚取利润，使本土潮商陷入了一种浮躁。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这种浮躁导致的后遗症是触目惊心的。直到2001年，新上台的领导班子终于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实业兴市”。这在21世纪看似多余的方针，对于潮汕而言，却有深刻的含义。

　　在潮商的传统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抱团的精神。过去，人情关系曾是潮商发展的助推器，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人情关系虽然还是通过潮语与功夫茶来沟通，但却已经在变质。一杯功夫茶喝下，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于是在“帮自己人”的幌子下，法律被抛到了一边。许多潮商相信，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而他们在这种人情观念的帮助下，确实也一度达到通天的地步。

　　这种人情关系渗透到潮汕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在严厉监管与惩罚的机制下，做“杀头生意”虽然可能会赚得大把高额利润，可一旦因为违法而被惩处，很可能会落得个坐牢与没收家财的下场，这就是“杀头生意”的高昂成本。这个成本实际上把所得到的高额利润冲走了。在法治严厉的环境下，从事“杀头生意”，平均利润率并不高，做这种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但如果监管者缺位，则“杀头生意”就成了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潮汕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对自己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其伴随而生的腐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政府部门对于那些没有人情关系的企业，尤其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卡、拿、要”现象严重，杀鸡取卵，致使不少企业不堪重负，纷纷搬迁。对与自己有人情关系的企业，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则是拼命保护，任其弄虚作假，严重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正当的私欲，导致骗税、造假横行。

　　从事过多年理论研究的原汕头市委副秘书长谢名家认为，重商的潮汕文化本来是开放的文化，侨居海外的潮汕人把这种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但在潮汕本土上反而从开放走向了封闭。改革开放以来，仅汕头一地留学出去的就达7万人。当地虽然也引进了一些外地人才，但由于本地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无形的排外意识，外来人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呆不了两三年就都走了。

　　人是文化的载体，先进的人才少了，潮汕文化的发展步伐自然就慢了，当地固有的商旅文化逐渐变味，其结果就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和当地人常说的“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滋长蔓延。

　　一些潮汕人成功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纷纷变质，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是用法律来调节商业关系，在法律的准绳下，如果潮商这些曾经优秀的文化基因不能进行适应性的创新，必然会导致从价值观到现实的混乱。

　　重来

　　潮汕的信用混乱，使潮商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潮汕本土如果再不重建诚信，潮商数百年积攒的商誉可能被彻底玷污。对此，海外的潮商群体也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香港潮商陈有庆对于潮汕本土的情形非常不满意，他指出，港人在大陆投资，也因为自己是潮商的身份而使自己取信于人难度加大。

　　痛定思痛，潮汕上下决心重建潮汕地区的信用。

　　2001年3月，在一番深思熟虑过后，汕头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决定专程到香港与潮汕老乡李嘉诚见面。其时，潮汕上上下下对此事极为重视，视之为汕头重建城市信用十分关键的一着棋。

　　潮汕人都知道李嘉诚在潮汕败走麦城的一些事。走在汕头海滨，朋友们都会指着两座大桥说，东边的这座跨海大桥叫海湾大桥，是李嘉诚出资建设的，西边这座大桥叫宕石大桥。当年在建海湾大桥时，汕头市政府承诺在若干年内将不会建第二座大桥，而实际上，就在海湾大桥竣工后的第二年，汕头市就建起了宕石大桥。

　　李嘉诚的失算还远不在此。1994年前后，李嘉诚的长江基建集团在汕头共投资9222.18万美元，兴建了长浦、长海、长湖三家装机容量均在10万千瓦左右的中型电厂。作为回报，汕头市政府保证长江基建在十年内每年回收10%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最低经营回报率保持在14%左右。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

　　巨大的失望让李嘉诚不再考虑在汕头投资。很显然，不取得李嘉诚的谅解，汕头招商引资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会见李嘉诚，是想用李在商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重新唤回人们对于潮商这一群体的信任。

　　这只是信用重建的一小步。信用网的建设，官吏的整治与法规的完善等，都是一项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在汕头市政府信用建设小组办公室里，市委副秘书长刘锦庭指着墙上的信用建设工程进度表说：信用建设有如一场战争。

　　实际上，战争的双方都是潮汕人自己。把自己当作敌人，消灭或改造自我，潮汕的出路莫过如此。惟有如此，曾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潮商才能笔直地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