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客家流行音樂來時路 文/李一凡

huangchunbin

走進任何一家唱片行，都可發現國內唱片市場裡的多元性。從唱片行外邊一張張各國歌手海報廣告，到店內一排排陳列架上的國台語歌曲CD和英、日、韓、粵語流行類音樂產品，可說是應有盡有、分類細膩。

大量國際與本土的音樂產品讓每家唱片行看起來，就像是小型音樂商品聯合國。但是，如果你真以為國內唱片市場已經多元化到連客家新音樂也能鋪貨上架，而心血來潮想問店員是否有賣時，店員若非以困惑的眼神告訴你沒賣，就是會帶你到店內最不起眼的角落去翻找；就算找到了，也許看到的是從來就不曾「上榜」的「客家流行歌曲」。這種現象不只在非客家地區才有，像中壢或苗栗等地的客家庄類似情形也是差不多。

其實客家音樂除了先民傳下來的傳統音樂外，也有現代的創作歌謠，這些新音樂大多使用現代樂器配樂。與傳統客家音樂的區分，則是在歌詞及主旋律曲調上的創新。但是一般人對客家音樂不是很模糊，就是以為客家只有傳統的山歌，即使是能操流利客語的中年族群也不一定能把客家創作音樂說出個所以然來，但是若反問到誰是張惠妹，卻又大概能說出個一、二。

那麼，客家創作音樂到底在哪裡呢？

物流商品的市場機制，簡單講就是供需面的因果。客家新歌謠在國內音樂產品市場上不容易被看到、聽到，是否就意謂聽眾太少或是沒人才編唱，不足以支撐客語歌曲的創作？時常聽說客家人是台灣第二大族群、人口超過四百萬，但總令人不解客家創作歌謠始終無法在台灣流行起來的確實原因。

其實，客家創作音樂打進台灣主流音樂市場的情形也並非不曾有過。二十年前來自苗栗的歌手池秋美，曾出過一張由吳盛智所編寫的「我是中國人」客語唱片，以當年的政治氣氛與三家電視台的習性而言，加上數十年「語言政策」的限制，客家話與客家歌除非是具有高度政治教化作用，或是選舉、國家慶典的點綴功能，不然根本就不太可能在電視裡頭看到。

由於「我是中國人」的歌詞表達了客家族群對國家的熱愛與認同，於是歌手池秋美便在電視裡唱起「我是中國人」，順利進行唱片宣傳。經過電視傳播的推波助瀾，許多客家庄的國中小學音樂課，便把這首歌列為教學曲之一；不但一般客家人會唱，甚至連許多非客籍人士都能哼唱出一兩句。

根據統計，「我是中國人」共有六萬多張的銷售量，雖然和一般「賣很好」的國語唱片無法相比，但這個銷售紀錄也從未被其他同類客語專輯打破過。由此可見，只要歌謠的製作水準足夠、歌手素質夠好，在電視上被民眾「看見」後，便可以擁有與國、台語唱片行銷方式相同的機制與規格，就能夠出現一定水準的銷售量。

當年這首歌似乎把客家音樂能夠創新的機會與希望拉抬到了最高點，但是「我是中國人」原唱兼作曲吳盛智先生的驟然過世，也把二十年前引燃的一絲新希望給中斷了。客家創作歌謠市場自此空白了二十餘年，沒有再出現過如當年般的盛世。

近十餘年來，一些具有創作能力又有心的客家音樂工作者，在不看好的狀況下，仍持續的寫、唱自己的客家創作歌曲。只是這些沒有後援的音樂工作者，推銷自己的音樂作品時都必須費盡心思，不是靠客家鄉親組織的支援，就是找一些地區性的傳播公司來出版自己的唱片，如此下來，其銷售成果就可想而知；而會買這些音樂出版品的，永遠都是那些客家小眾裡的小小眾。幾十年累積下來，客家音樂也被主流音樂市場認為是賠錢貨或冷門產品，連碰也不想碰，要想在一般主流媒體中聽到或看到客家音樂，就越來越困難了。

一些懷抱理想而創作客家新歌的音樂工作者們，也可能在得不到奧援下無以為繼，或是必須為現實著想另謀出路，而停下音樂創作的腳步。

創新和年輕有關。不可否認的，年輕的創作者與消費者也是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之一，即使年輕人所產生的某些特定現象被泛指為「次文化」，但也有它的存在意義。試問每一個客家年輕後生，當他們聽到「客家」兩字時，想到的是什麼？如果大多反映出事不關己的一致性答案，或是認為那是阿公、阿婆的事情，則客家文化已經失根且難以發芽了。

當一個民族（或語族）的歌謠失去了創作的動能、看不見未來性，甚至是現代感時，該族群的文化也許也只剩下被紀念或研究的歷史價值部分，這個族群的有機性發展不久將消逝。這些問題雖然不影響社會民生或國家安全，但是關心客家文化或關心客家新音樂的有心人士，都應該正視，並嘗試面對，一起盡快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李一凡小檔案

業餘客家新歌謠創作歌手。苗栗三義人，學生時代曾學小提琴、玩吉他、鍵盤；曾擔任八十七年度台北市市歌客語版詞曲作者，2000年八大電視台音樂地球村網路詞曲創作比賽第一名；曾編製、採訪公視「客家新聞雜誌」節目「硬頸客家搖滾樂團」、「客家新歌謠」等專題單元，曾任寶島客家電台客語節目主持人；目前任職於公共電視台新聞部「客家新聞雜誌」執行製作、文字記者、客語新聞配音員。


来自哈客网http://www.ihakk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