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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客家研究的现状与今后方向
【原文出处】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89～96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研究
【复印期号】199512
【 作 者】王洪友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大陆180多年来客家研究的概况，总结了经验与教训，并就建立客家学学科体系问题提出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中国大陆 客家 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客家人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迁徒、侨居、再迁徒、再侨居的岁月中，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传，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素质，从而成为汉民族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影响深远的特殊民系。
在客家精神薰陶下，客家儿女英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中华民族增光，为世人瞩目。在近现代史上，他们为祖国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业绩辉煌，彪炳史册；他们对长江、珠江流域和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开发，对华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抹；他们在海外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垦荒拓殖，建树非凡，对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功勋卓著，世人首肯。所以，无论在以往的历史岁月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对伟大祖国，还是对整个人类，客家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不容低估。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客家乡梓多数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贫困落后。这种畸型状况，使今日的客家步履维艰，难与现代化大趋势同步前进。因此，无论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研究客家问题，振奋客家精神，促进客家地区经济发展，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社会文化学重大课题。
一研究现状与主要成果
中国大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始非今日，从已发现的第一篇研究客家问题的文献问世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客家研究时起时伏，时冷时热，大体上经历了发韧、鼎盛、沉寂和振兴4个时期。
（一）发韧期
发韧期发端于土客械斗。客家先民南下，经过长期的艰辛拓殖，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原有的山多地少的社区，已不足以繁衍生息，遂有向外扩张之势；另外，当时的统治集团对客家人实行歧视政策，更加剧了土客矛盾，致使闽粤地区土客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时有较见地学者，恐其交恶不休，致伤民族和气，便有一些有关客家源流及其语言习俗的讲述。
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先生，便以土客械斗事件向门生讲述客家与汉族其他民系不同之缘由，后成文收入《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文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随处都可相通“。“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政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1]该文虽短，仅一千余言，但论及客家源流、语言和风俗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客家研究之先河。
其后，大约在1810─1820年间，镇平（今蕉岭）人黄钊著《石窟一徽》，特辟二卷《方言》，详细叙录客家方言。此书被客家方言学者视为客家方言研究之前驱。温仲和后来著《嘉应州志》卷七《方言》，据认为以此为蓝本。[2]
这一时期为客家研究之开端，故称为发韧期
（二）鼎盛期
明末清初，客家人竞向海外谋生，经营工商，实力速增，业绩斐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1850年，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载，纵横18省，震惊中外。其主要将领和基本力量，均为客家子弟，客家方言成为太平天国的“国语”。中外人士为之瞩目，引起了对客家研究的浓厚兴趣。
1856年，广东西路发生六邑（高要、高明、鹤山、恩平、开平、新宁）土客大械斗。械斗逐步升级，急剧蔓延，历时12载，双方死伤散亡者，达五六十万之众。对于这场惨剧，有人不以人民团结为重，反而诬称客家人为“客贼”，《新会县志》和《四会县志》更书之为带“犭”旁的“客”。这一事件引起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客家源流问题研究，便犹如春潮般一浪高过一浪。
其后，公然贬斥或歧视客家人的事件又屡有发生，如1905年顺德人黄节的《广东乡土历史》称客家人“非粤种，亦非汉种”，1920年上海出版的乌耳葛德的英文版《世界地理》称客家为“野蛮的部落”，1930年广东《建设周刊》载文侮辱客家人人格，等等。这类事件引起客家人更大的不满，也再度引起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哗然，在此期间，“客家源流研究会”、“客家源流调查会”之类的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大批学者如顾颉刚、洪煨莲、罗常培、章太炎、钟用和、黄遵宪等都热心倡导并努力进行客家研究；一些正式的研究机构，如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更是热心倡导、精心组织，并委派罗香林先生编辑《客家史料丛刊》及实地考察客家历史和文化；旅居海外的客家人亦纷纷成立社团，连络情谊，编纂专书，阐扬客家源流和文化风俗，与大陆客家研究遥相呼应；当时的粤地军政要人如陈铭枢等，亲自面调停、处理事件，无形中对客家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切，把客家研究推上了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几乎触及客家的所有问题，而且成果丰硕。据现有资料统计，这一时期大陆出版的客家研究著作有50余部，实属空前。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香林先生1933年出版的专著《客家研究导论》。该书是罗氏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并在自己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它对客家的源流、迁徒之原因与路线、人口分布和语言特点等作了详尽的考证和阐释。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某些论述欠全面，某些观点尚需商榷，但它不失为当时研究客家最具权威的著作，“如欲从事客家研究，应以该书为常识性的入门手册”。[3]
此期间研究成果，大体上勾勒出客家的源流、系统、分布、语言特点及迁徙的原因与迁徙路线，不仅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消除历史误会、缓和土客矛盾、制止土客械斗、振奋客家精神、弘扬中华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三）沉寂期
1940年后的40年间，大陆客家研究滑入低谷，可称之为“沉寂期”。在此期间，过去对客家研究起过重要作用的团社已不复存在；官方的研究机构没有着力组织过客家研究；只有极少数学者从自己的爱好出发，作些零打碎敲的探索，发表过数量有限的论文，如何炯的《以梅县为代表的客家话与北京语的对应规律》、李映川的《梅县方言的一些词汇》、何耿丰的《广东东北部客家方言词汇点滴》等，真可谓凤毛麟角。至于专著，更无一部问世。
由于缺乏研究，人们在思想上对客家问题普遍缺乏认识，因而经常发生一些误会。例如，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把《粤西北部客家方言》、《述客家方言之研究者》等论文编排在“少数民族语言”类中，把《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等14篇专门研究客家的论文排在“少数民族史”类；朝鲜战争时，《人民日报》在报导天安门举行的“抗美援朝群众集会”消息中，就有“客家族代表×××讲了话”的提法。[4]
历史总呈螺旋发展。从历史角度看，客家研究从鼎盛期进入沉寂期乃属正常现状。究其原因，大体有二：第一，1949年前大陆实行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矛盾尖锐，这是造成土客械斗的原因之一。1949年后，中国政府规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都受到批判，不允许歧视少数民族，客家人不再因“非粤种”、“非汉种”而受歧视，与当地人和睦相处，过去那种土客尖锐对立的矛盾不复存在。第二，忽视了汉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汉族在中国作为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94%，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记载，作为民族研究的对象，理居首位。原苏联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俄罗斯人研究的人员最多，研究范围也最广。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把民簇研究片面局限在少数民族，而忽视了对汉族的研究，作为汉族一个民系的客家，就更排不上应有的位置。
（四）振兴期
进入80年代后，大陆实行开放改革政策，经济发展迅速。面对现代化大趋势，客家的历史命运，又面临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严竣的历史关头。因此，客家问题再度引起大陆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客家研究有了新的转机。深圳中国客家研究会筹备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室、北京客家联谊会、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客家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民间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客家民俗》、《客家人》、《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即今《客家学研究》）等刊物相继问世；举行了多次客家研究学术研讨会和客家联谊会，特别是1989年举行的“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成立庆典暨世界客属联谊大会”，有海内外27个团（组）参加，与会人数之多，盛况之空前，对客家研究具有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赣南地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客家人的重要社区，应是客家研究的主要地域之一。罗香林先生当年未能入赣实地调查，后来也无人补上这一空白。所以那里可以说基本上是客家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而赣南却是客家发展链条上的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实力雄厚、目标明确的江西师大客家研究所，将可大显身手，在客家研究的理论与资料方面，展现了突破性前景，海内外客家研究者，不可不注意他们的进展。
这一切表明，大陆客家研究已走出低谷，进入振兴期。
在此期间，一批大陆学者致力于客家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还出版了詹伯慧的《现代汉语方言》，张卫东、王洪友的《客家研究》（第一集）和刘佐泉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等多部著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佐泉副教授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它是近50年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客家问题的专著。正如丘南贤副编审为该书作序所评述的，该书“搜罗广泛，言必有据”；“立论公允，立已立人”；“结构严谨，论述有序”；“传统文化，介绍详尽”。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旁征博引，俨然有序，先一一介绍古今中外诸说，然后才阐述自己的观点，既不屈从于前人旧说，又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是继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之后的又一部海内外客家研究集大成之作。
深入研究，创建客家学
如前文所述，客家研究已有180多年历史。在此期间，虽有低谷期，但总的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且成果颇丰，在民系鉴别、源流探索，以及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还远未涵盖客家民系形成前后千百年来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无论从其广度，还是从其深度来看，目前的研究水平尚未达到系统性和理论的阶段。为了推动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学者提出创建“客家学”的主张，这是颇有见地的建言。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扩大与拓展，但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就难以深入，难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客家学”，亦不能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创立“客家学”，还必须对客家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此，就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提出一孔之见，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
（一）今后的研究方向
1.以客家民系形成为主干开展研究
无论是民族还是民系，都有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其特有的语言、文化和心理素质。因此，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征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四个“共同”，就是民族学关于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诚然，民系和民族有一定差别，但它和民族一样，亦以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本要素。只是民系作为民族的分支，除具有本民族共同要素外，它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有它区别于其他民系的基本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大要素既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也是一个民系形成的标志。因此，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来研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应是客家研究的基本准则。
主干弄清楚，其枝蔓问题就较易解决。就以客家由来或界定而言，海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聚讼甚多。陈修先生在《谈谈客家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列出有代表性的就有8种之多。[5]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客家形成这一主干尚不十分清楚，因而不能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系的个性特征相结合的视角去把握对象，给客家下个科学而又准确的定义。
再如客家源流问题，以往对客家迁徙有“二次说”、“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6]。由于缺乏历史概念，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要将客家的源流、客家的内涵无限扩大，把秦朝调来岭南戍边的50万大军说成客家人的第一批，把解放战争期间南下转业到客家地区的几十万大军说成又一批客家人。依这种观点，无论何时南下定居的北方汉族人，都是客家人。过去有学者说，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北方汉族人南迁的结果。有些人以为这一笼统说法的“逆定理”也成立，即“凡是南迁的北方汉族人就都是客家人”。其实，南迁的汉族人，除了形成客家人之外，还形成了福佬人、广府人、潮汕人和海南人等诸多民系，把客家民系的形成简单地归结为汉族人南迁，是不准确的；同样，把中国历史上汉族人的每次南迁都纳入客家的迁徙史，亦不科学。若能从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去分析客家系的形成，在这些问题上，不仅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纷争，而且可以使研究水平普遍提高。
2.加强当代客家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调查研究
以往的客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客家源流、传统方面，面对当代客家人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论及甚少。这是一大缺陷，因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现实服务，客家研究当然亦不应例外。
当代的客家人口达4500余万（估计数），分布在中国大陆10多个省区和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谱写了动人心魄的篇章；在近半个世纪中，又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巨大贡献。随着开放改革政策的深入实施，客家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地分析客家地区所取得的进步，科学地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找出症结，探索客家地区全面振兴发展的途径，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而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这是历史赋予客家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客家人和非客籍人的共同愿望。
3.把客家问题放在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的人种、语言和文化传统，都源于汉族这个母体。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汉族不断成长和和壮大的表现。一部客家史，必然包融在汉族的发展史之中。因此，客家研究必须在汉族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从汉族的共性中去领悟、把握客家民系的个性，这不但能使其源流分明，而且能从客家民系的个性中丰富和加深对汉族共同性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同时，客家民系既是一个现实存在，又是一个历史范畴中的客体。它是在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密不可分。因此，把客家研究放在中华民族历史这广袤的时空背景下来考察其先民南迁的社会原因、迁徙途径、人口分布，来分析其政治生活、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等等，自然要比就客家论客家来得真实、深刻和准确。如果不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时空上分析客家民系的固有特性，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和内在规律，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表象的，不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时下有些学者仍未注意到这一点，在论及客家某些问题如客家精神时，就往往把它孤立起来，结果越论越玄，越走越远，这种“要小我不要大我”的研究要不得，因为其方法不科学，会把客家研究引入歧途。
4.加强客家资料搜集和分析整理工作
从客家先民到客家民系，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可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甚至歧视，历代正史关于客家民系的记载均语焉不详。近百年来客家研究虽然时起时伏，多多少少总有些论述和资料问世，但由于各次论争的焦点总不外乎“客家是否汉族”，目标过于狭隘，故未有学者或机构做过资料的系统搜集和分析整理工作，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罗香林先生曾有过此类计划，然终未克果。这就使当今客家研究不得不面对“资料奇缺且零星分散”的困境。故而在创建“客家学”这样的大目标下，加强客家资料的搜集、整理，并系统规划、及时出版，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资料丰富、系统的坚实基础上，客家研究才能不断深入。笔者认为，近期应主要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搜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并设法及时介绍海外近期研究成果。在大陆，前人研究成果大多刊发于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时日久远，其间又诸多战乱，现已多不可见。因此，一些较有价值的论著，应有计划地重印再版，当然，对这些旧著特别是外国学者的著述，要有分析。首先应当肯定，外国学者对客家问题研究得较早，且取得一定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或由于动机不同，或由于见闻所限，或由于时代局限，他们的成果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日本学者中川学在《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中论及外国人最初研究客家的实质时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侵略者们实在担心的是他们（土著人和客家一引者注）会结成一伙来反抗外国侵略，在战争的后半阶段，看到土客对立有利可图，便把已经遭受挫折的客家称赞为‘血统纯正的汉民族’，借此激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从而削弱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整体从事抵抗的力量，并进而使之四分五裂。”[7]当然，多数外国学者不属此列，但对其成果还应采取去无存精、为我所用的态度，采用节录或加编者按的方式来处理，以示明我们的态度。
另外，近半个世纪来，海外学者对客家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我们应尽快介绍（翻译、转载等），以促进大陆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二，通过实地调查访问，搜集第一手资料，如人口分布、经济状况、历史文物、客家族族谱等。过去人们对族谱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族谱带有封建宗族色彩，因而谈虎色变，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客家族谱，客家人寻宗问祖意识强烈，故特别注重族谱的延续，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族谱固然带有一些封建宗族色彩，但人们可以从中窥测到客家民系的源流、文化、民情风俗等，是研究客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到当今陈运栋先生的《客家人》和刘佐泉先生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等客家研究专著无不大量引用客家族谱资料，这便是明证。因此，对于客家族谱，不能因噎废食，更不必谈虎色变。
前人披荆斩棘，后人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途径。因此，客家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整理，仍然是今后客家研究的最基础性研究工作。
（二）研究方法
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事象中探索社会规律，特别要讲究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有利于研究者智慧和才能的发挥。正如前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所说：初期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方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便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远景。因此，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科学的研究方法
为了促进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尽早创建“客家学”，客家研究应有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方法应为今后客家研究多予采用。
1.实地调查法
这是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客家研究虽有18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客家所作的实地调查甚少，所作的实地调查报告更少，即如罗香林先生，虽曾制订过庞大的调查计划，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实现其十之一二。[8]这是造成当前客家研究资料奇缺的重要原因。唯一的对策，就是制定计划，争取赞助，尽快不失时机地补上系统的实地调查这一课。张卫东和刘丽川的论文《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受到海内外各界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提出并论述了这样一个系统调查的构想。[9]这一实地调查计划的实施，可以参考《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方式和成功经验。[10]
2、文献法
这也是科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即在占有一定文献资料的前提下使用的。使用文献法，一则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研究几十年甚至几百、几千年前的历史现象，可以研究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状况；二则省时省力。文献资料一般集中存放在档案馆、图书馆、研究中心等地方，可随时查阅和摘录；三则没有个人局限性。个人获得第一手资料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文献则是许多人研究的成果，涉及范围广，故而使用文献法可克服研究者亲自实地调查的局限性，能使研究者扩大视野，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概括。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在40年中查阅研究过1500多种书刊。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了400多种文献资料。[11]综观现有的客家研究论著，基本上都是采用文献法。不过使用文献法，要求研究者首先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作甄别分析，避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3、比较法
人们常说，只有比较才有鉴别。黑格尔在论述比较法时说：“假如我们依照所谓同一律来说：海是海、风是风、月是月等等，那么这些对象在我们看来，只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同一，而是差别。但我们并不停留在这里，只把这些事物认作各不相同就完事了。
反之，我们还把它们彼此加以比较，于是我们便得到相等和不相等的范畴。有限科学的任务，大部分就在于应用这些范畴来研究事物。我们今日常说的科学研究，往往主要是指考察的对象加相互比较的方法而言。”[12]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民系，除具有本民族的四大要素外，还具有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一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阐释，进而从中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比较法仍是客家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客家问题涉及社会人文科学的多个学科，且其研究目的既是振兴客家，又更是弘扬中华文化，故需海内外学者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今日的客家研究，应有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历史钩沉与现状调研的结合，要有全国客家各住地语言、文化分门别类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系统的综合研究，要有大陆客家与海外客家的比较研究，要有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积极探讨。倘能如此，则今日的客家研究升华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科学体系的“客家学”，必将指日可待
注：
[1][6]转引自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8─100页；第32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25页
[3][4][9]张卫东、王洪友主编：《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0页；第199─200页；第96─102页
[5]《客家文化研究》第一集
[7]转引自周达生《客家文化背景考》，见[3]第209页
[8]张卫东、刘丽川：《论客家研究几个基本问题》，《深圳大学学报》1988年活页文选之一，见[3]第94─95页
[10]《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1987）。编绘工作得到中国、澳大利亚、香港许多单位在各方面的支持，澳中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澳大利亚埃索公司(ESSOAustralia)、梅耶基金会(Myer Foundation)给予了经济资助。为完成这一项目，中、澳两国各成立一个“筹划指导委员会”。编制设想，由双方筹划指导委员会的学者经过直接接触和讨论而确定。双方学者通力合作五年，获得成功。双方的分工是，中方主要负责中国国外事务，承担大部分工作，如调查研究等；澳方负责中国国处事务，如编辑汉语方言中国境外分布地图、提供海外有关学术资料、安排制图、翻译文稿、联系出版发行和争取资助等。
[11]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第3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黑格尔：《小逻辑》，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本文1995年5月4日收到。
来源：
http://10.10.20.202:8080/cgrs/sh ... rchNo=1&seqNo=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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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29 23:50:16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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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3 23:41:05